主题:【讨论】看完《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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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柴静自费百万元拍了一部揭露雾霾真相的纪录片,以尽量直白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雾霾是什么?雾霾从哪里来?我们该怎么办?

  为了将这些问题解释清楚,柴静采用了大量环境仪器检测数据,经小编盘点,纪录片中涉及的仪器有:PM2.5采样仪、PM2.5源解析系统、电子显微镜烟气自动监控系统汽车尾气检测仪、油气回收检测装置。
    当然数据还需要标准来对比,其中涉及到了多项国家的相关标准,如《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28664-2012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07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352.5—2013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阶段)》、《GB17930-2011 车用汽油》和各类柴油标准等。
  在当前,我国究竟应该如何治理包括雾霾在内的众多污染?
      作为行业检测的专业人员,相关标准、检测技术、治理手段还有哪些缺失?你在检测工作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献策献计,坦诚分享,根据大家回复内容会有积分奖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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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为柴静接受人民网专访
简介:柴静,著名传媒人,前央视主持人,记者。北京大学艺术硕士,曾长期制作污染治理报道如《山西:断臂治污》《事故的背后》《尘肺病人维权调查》等,获选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2014年初从央视辞职,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
人民网记者:你告别央视之后,为什么选了雾霾这么一个题材?
柴静:
这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作品,当时因为孩子生病,我辞职后打算用相当的一段时间陪伴她,照顾她,所以谢绝了一切工作邀请。照顾她过程中,对雾霾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强烈,整个生活都被它影响了,加上全社会对空气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关心,职业训练和母亲本能都让我觉得应该回答这些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所以就做了这个调查。
人民网记者:你怎么想到公之于众的?
柴静:
一开始没有想要公开,只是自己找资料,找专家问,想解开一些迷惑。我调取了十年来华北上空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空气污染早已存在。我就在北京生活,怎么没意识到?我找了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提供给我2004某个月的PM2.5数据曲线,相当于今天的严重污染,首都机场也关闭了,只是当天新闻报道是雾。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空气污染缺乏认识。
我深感作为传媒人的一员,也有责任,因为当时我在北京,但我浑然不觉。我做过不少污染报道,总觉得好象看到烟筒,看到厂矿才会有污染,所以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无知无觉。
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但既然认识到了,又是一个传媒人,就有责任向大家说清楚。不耸动,也不回避,就是尽量说明白。因为如果大家低估了治理的艰巨和复杂,容易急,产生无望的情绪。如果太轻慢,不当回事,听之任之,更不行。所以尽可能公开地去说明白,也许可以有很多人象我一样有改变,为治理大气污染做一点事。
人民网记者:这一年你都去了哪里?
柴静:
我拜访了国内外多家研究大气污染的学术机构,去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现场调研,调查了背后的执法困境。接触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能源所、工信部产业司、环保部等职能机构,也去了伦敦、洛杉矶这些曾经污染严重的城市,想找到一些空气污染治理的教训与经验。
人民网记者:发现了什么?
柴静: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以PM2.5之微小,人眼无法看到,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所以这次我携带仪器,做雾霾健康测试,作为志愿者参与人体实验,分析呼吸成份,拍摄肺部深处碳素沉淀的后果,想向大家解释“雾霾是什么”,性质、危害、构成。
通过科学家向我展示的源解析结果,可以回答“雾霾从哪儿来”。我国的空气污染60%以上来自煤和油的燃烧,雾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能源问题。中国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就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用煤量的总和。车的增速也是历史罕见。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数量和质量要求这两大挑战。通过调研,我发现我国燃煤和燃油大概存在“消耗量大”、“相对低质”、“前端缺少清洁”、“末端排放缺乏控制”四大问题。我也尝试揭示这几大问题背后的管理与执法困境。
“我们怎么办”是有路可寻的。从英美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到,发生过“大烟雾事件”的伦敦当时的污染比当下中国更严重,但在治理污染的前20年,污染物下降了80%。发生过严重“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洛杉矶,车辆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排放低了75%。就象解振华主任所说,人类的教训和经验放在那里,证明污染可以解决,而且不必那么久,中国已经承诺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碳排放与雾霾同源,有协同减排效应,这个峰值的倒逼,意味着未来只能向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方向去,不走唯GDP道路,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能源战略、产业结构都会随之改变,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未来的创造者是抓住先机的人。
人民网记者:你以前也做过很多污染报道,并且被评为环保部2007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次与你以往报道有何不同?
柴静:
这些年我做过的一些污染报道,但都是就事论事,停留在监督某些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GDP冲动上,我自己也停留在一种“要发展还是要环保?”的简单思维方式上。
这次拉开时空,对过去的问题再回访,再思考这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产业现状,看到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感觉环保与经济发展并无冲突。大气污染并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恰恰需要更充分的市场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环保不是负担,而是创新的来源,可以促进竞争,产生就业,拉动经济。国际治理污染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政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第二,政府不可或缺,必须通过制订政策,严格执法,来保证市场竞争的公正公平,优胜劣汰。这两点都与我国当前改革的方向一致。
人民网记者:那你觉得普通人应该怎么做?
柴静:
我自己并不想鼓动号召他人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那有一种强迫性。小时候有一次,我把肥皂水倒在了树根上,我奶奶没说什么,只是拿小铲子把肥皂水铲起来,埋在了别处—人去做什么,是因为心底有爱惜。
我自己曾经对雾霾无知无觉,现在我对空气有我的爱惜,所以我去找适合我的方式,比如尽量不开车,比如参与公众参与立法研讨会,与扬尘的工地交涉,打环保举报电话12369,要求餐馆安装上法规要求安装的设备,要求加油站维修油气回收装置。我把这些也呈现出来,这些只是能做的一小部分事情。我相信,别人心底有自己的爱惜,有适合自己的实践。
人民网记者:是什么让你觉得大气污染治理有希望?
柴静:
这一年我都是以个人身份去拜访他人,包括职能部门。没人拒绝提问,在回答时都毫无保留,直面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希望能公开地讨论问题,因为问题呈现就是解决的希望,而且认识的深度决定解决问题的速度。
一年中我建立了十几个微信群,是与体制内外专家共建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毫无回报地提供支持,其中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的处长李昆生给我印象很深。我跟朋友说过,这个人让我很惭愧,有时候我都觉得某件事做不下去,不太可能,他还在继续发表文章,不断往前推进。深夜有时会收到他的两三篇文章,文中的急切之情和为公之心对我是一个感染。即使他批评的人也很尊重他,因为这个人出自诚意。
去拜访石化行业的有关专家时,我说问题如果您觉得尖锐,请不要介意。他说没关系,你问的都是媒体和大众关心的,应该向大家公开,他也很坦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环保与经济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公开讨论是前提,在这次我深切感受到了这点。
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改善,在为此努力。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希望空气清新。什么是社会共识?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这是我的信心。
人民网记者:除了这次演讲,你还做了什么?
柴静:
当前《大气防治法》正在修订,我将采访的资料和稿件都发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希望能为法律修订带来一点参照。他们逐字看完,附上建议,返还给我,并打电话表示感谢,说会在修订时考虑相关问题。
我将稿件也发给了正在制订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得到的反馈也让我很意外。他们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如果篇幅不限,可以谈得更多。
我想立法者和政策制订者的态度是因为,改革在中国适逢其时,需要让大众更多地知情参与,更多地讨论,形成共识。公众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没人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身边的污染源,也没人比我们更爱护自己的家园。
人民网记者:一个母亲这个身份切入,我是觉得特别亲切,但是你有顾虑吗?
柴静:
我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说我有没有权力说到她?因为那是她的生命和她的生活,我必须要考虑说出来之后她将来可能会承受什么,这种压力最大。后来我先生说,你还是说吧,我最深刻地感觉到你在有孩子,尤其她生病后,才会对空气污染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这是你回避不了的一个基本动机。 他说,如果你回避了她生病,这种态度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生病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是羞耻的。不用太顾虑和紧张,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基本善意。这句话对我有说服力。
人民网记者:我不仅是理解,而且能够强烈地带着情感感受到。
柴静: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确实有了她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驱动,我确实很难去用这么长时间做完这件事。
人民网记者: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柴静:
应该是自己认识的局限吧。大气污染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刚做的时候,有人说这个问题跨领域太多,不容易弄清楚。我深深感觉到了这点,担心如果说得不准确,对现实会有妨害,找了很多专家审校,但也无法保证精准,只能尽力而为。错了的地方,修正就好。不足的地方,会有更多人做得更好。
人民网记者:这次的拍摄费用大概多少?是谁投资的?
柴静:
差不多一百万吧,因为有国内外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费用。钱是我自己投的,国内一些基金会联系过我,愿意资助,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做成什么样子,又要照顾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就没接受,非常感谢他们。我两年前出过书,用稿费负担的。
人民网记者:你是成立了个人公司制作节目吗?
柴静:
没有,这次只是个人调研,播出也是公益的。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是我的几位朋友,老范、番茄、蚂蚁、三三、席大、晨超、五号、子雄、家贤、念念、小米,十人左右,甘苦与共。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件事,我非常幸运。如果将来有机会,希望仍能与他们一起,为转型中的社会做一点纪录和分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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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实施整治和规划,不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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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治理雾霾同治理贪污差不多,禁止官员移民就可以了,不然这帮孙子拿钱就走,怎么肯能为环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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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这个污染不是一天造成的,而且还在继续,即便这事出来,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还是要看大佬怎么看这事
ep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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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污染是公众每一个人的事,但是现状就是,人多数都更注重眼前和个人经济利益,而非长远的、更公众的利益。大家所想的都是别人该做什么,而不是自己该做什么,多数人都在拷问别人的良心而不顾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对买到假货深恶痛觉,但是自己却时时为了单位或个人的小利而造假,比如偷排并伪造监测数据,遇到超标的情况,很多单位的第一反应不是改造环保设施或调整工艺,因为这样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而是怎么造假修改监测数据。这应该还是一个管理制度问题,不应仅靠良心去约束,国家应该鼓励举报,加大监察和处罚力度,当造假的成本高于正当作为成本时,当事人应该就不会选择造假而是正面面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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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她,中国得癌的人数近年来大增,和环境污染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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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些年,我们已经出台了无数的环保法律法规,《新环保法》是集大成者。相信所有看完雾霾调查的人都同意:环保问题的本质是体制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为啥会有体制问题?因为环保问题的背后是利益。有法必依将环保执法进行到底,意味着你要得罪很多很多人,挡多很多企业的财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谁也没有魄力和动力去做此事。
深层次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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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究就是社会无用成本太高,为什么不装环保设备或者为什么装了不用,因为成本太高,搞了都亏死了,谁还高?社会无用成本为什么高?其实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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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由 老兵(wangliqian) 发表:
过去这些年,我们已经出台了无数的环保法律法规,《新环保法》是集大成者。相信所有看完雾霾调查的人都同意:环保问题的本质是体制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为啥会有体制问题?因为环保问题的背后是利益。有法必依将环保执法进行到底,意味着你要得罪很多很多人,挡多很多企业的财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谁也没有魄力和动力去做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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