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环境监测站长犯的着给自己下套吗？

原文由 老兵(wangliqian) 发表:
最后在各地方官的压力下，也许会变成县与县监测站的博弈。

不，你看具体事实。 这是我收集的新闻。 原因是什么？ 大伙明白。

新闻一：（来源于新闻）
6月5日省人大常委会来我市执法检查饮用水水源保护
昨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率执法检查组，来我市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执法检查。省人大代表、嘉兴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武亮靓参加检查。嘉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群，我市领导戴锋、徐辉、孙浩彬、王建坤陪同。检查组从海宁第二水厂乘船，实地检查了盐官下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检查组来到水源地保护区岸边的一处皮革废弃料堆放点，该点位于桐乡崇福镇境内。在这里检查组发现了成堆的皮革制品边角料和制革污泥，其中一些边角料已经腐烂，黑水流淌一地，并散发着恶臭。一旦下雨，这些污水和废弃料极有可能从毫无防护隔离设施的岸边流进盐官下河。检查组又来到了同样位于盐官下河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的桐乡市新光明印染有限公司。该公司印染污水原直排盐官下河，经整改后建起了污水池和排污管道。但检查组在现场发现公司的污水仍存在渗漏现象。随后，检查组来到海宁第三水厂水源地保护区，对允文桥四周的屠甸镇产业园区进行执法检查。该产业园区位于我市长山河水源地的准保护区内。据四周村民反映，园区内有五六家印染企业污水经允文桥排进长山河，对我市的饮用水水质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后，检查组实地检查了长山河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企业关停搬迁情况，并视察了长水塘生态湿地中试项目。检查组表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关系重大，各地政府和职能部分需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保护好水资源。今年5月以来，我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关于 浙江地区招标信息 饮用水水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执法检查，重点对饮用水水源地规划、建设及运行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及综合整治等情况进行了检查。我市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水源保护和水质安全，将水环境综合治理列为“一号工程”，采取饮用水源地企业(养殖场)关停搬迁等举措开展污染专项治理；推进应急配用水源和生态湿地工程提升保障能力；全面推行河长制治理建立健全治水工作体系，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结果：局里决定关闭新光明印染厂，新光明印染厂老板，带刀，到我们环保局，局长办公室，当着大伙面，插自己大腿两刀，威胁局长。 之后，局里讨论不关了。
新闻二：（来源于新闻）
跨界污染 难题凸显
跨界流域污染是个老大难问题，从这次执法检查看，跨界河流治污情况仍不容乐观。上下游建立跨地区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协调合作机制，建立区域应急监测网络和应急方案势在必行。
跨界流域污染成为突出问题
“这里是我们二水厂准保护区，这些皮革下脚料和制革污泥是5月22日我们组织重点检查时发现的……”2013年6月4日下午，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带队的执法检查组实地检查海宁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情况，在盐官下河建设桥处检查组下船登岸，一眼就看到了岸边两大堆已经腐烂的皮革下脚料，在雨后潮湿的空气中散发着阵阵恶臭令人作呕，腐烂物混合着雨水黏黏稠稠地滴落染黑了脚下的泥土。海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辉、副主任孙浩彬一边走一边向检查组汇报着。
此时，检查组所在位置是海宁市与桐乡市在盐官下河的交界断面，这里是海宁两个饮用水水源取水地之一的二水厂所在地。同样的问题在海宁三水厂取水地——长山河桐乡允文桥处两地交界断面也存在，这里主要供应海宁东中片约80万老百姓的日常饮用水。
海宁市地处太湖流域水网地带，两个饮用水水源所在河道为主要航道，水源均属过境水，上游来水质量的好坏对海宁饮用水水源的质量至关重要。而太湖流域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水质恶化未得到根本好转的现状，使上游逐级来水污染的叠加效应在水系末端显现得淋漓尽致，于是有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不见君，用君污染水”这样的现实写照。虽然海宁市的水厂具备了目前国内领先的设备和工艺处理技术，出厂水达到或超过“新国标”，但两个取水口水源连年Ⅴ类、劣Ⅴ类为主的水质监测结果，让海宁人依然戏称自己的两个水厂为“污水处理厂”。
像海宁与桐乡跨界断面的环保问题只是一个例子，却在流域管理中普遍存在。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影响大，由于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体制，一直以来是环境监管的盲点和难点。因此，跨界水源地保护是本次执法检查的重点之一。
结果：海宁环保叫海宁公安花一年多，派出便衣警察暗中调查取证，终于被他们抓住了。海宁市市委书记林毅升官，到义乌市当市长去了。

涉及到政绩考核和生态考核的跨界断面环境监测很复杂，下游有的地方领导就明示要测高，而上游的地方领导啧明示要测低，即便是同步取样监测，一年下来有是一个月数据不可比。

原文由 老兵(wangliqian) 发表:
涉及到政绩考核和生态考核的跨界断面环境监测很复杂，下游有的地方领导就明示要测高，而上游的地方领导啧明示要测低，即便是同步取样监测，一年下来有是一个月数据不可比。

至于你所说的情况，“下游有的地方领导就明示要测高，而上游的地方领导啧明示要测低”我相信可能不是正常状态，这是在使坏，这是在互相对抗较劲。事实上，我经常看到负责统计地表水监测结果的同志，每个月和江苏吴江区、湖州、德清、余杭等监测站的同志打电话，在监测站交界断面数据上报国家或省里之前进行截住验证，如果数据差异非常大，他们就会把数据改成差不多。如果数据差得不多，就算了。
但我不关心上游和下游的数据，但关心的是，如果地方官员包庇污染企业，监测站的站长被暗示地表水数据结果太高，这意味着VI、V类水太多，导致年终考核堪忧。所以监测站站长把监测站的地表水监测点位，移动到其他支流相对干净的河段，导致（工厂外包固体废物的承包商）为了省成本赚大钱，直接往运河或鄱阳湖里面倒固体废物（电视新闻里面这些商人是在主干河道上运输污泥，晚上偷偷用抓兜往河里或湖里倒污泥，），时间长达二三年当地环保没有发现(主干河道上的地表水监测点位被移走了)。这是疏忽还是故意放纵 ？如果不是下游环保发现，当然下游环保也为了维护自已的饮用水安全。我的意思是，上、下游两县如果能够互相维护自己的利益，有利于发现这些复杂而混乱的环境犯罪行为。否则其他人都被矇在鼓里，谁知道他们在往河里湖里乱扔污泥？还不是1吨，而是30万吨。。
上、下游领导要玩游戏自已玩去，别害了当地百姓。

原文由 txtb001(txtb001)发表:

原文由  老兵(wangliqian) 发表:
涉及到政绩考核和生态考核的跨界断面环境监测很复杂，下游有的地方领导就明示要测高，而上游的地方领导啧明示要测低，即便是同步取样监测，一年下来有是一个月数据不可比。

至于你所说的情况，“下游有的地方领导就明示要测高，而上游的地方领导啧明示要测低”我相信可能不是正常状态，这是在使坏，这是在互相对抗较劲。事实上，我经常看到负责统计地表水监测结果的同志，每个月和江苏吴江区、湖州、德清、余杭等监测站的同志打电话，在监测站交界断面数据上报国家或省里之前进行截住验证，如果数据差异非常大，他们就会把数据改成差不多。如果数据差得不多，就算了。
但我不关心上游和下游的数据，但关心的是，如果地方官员包庇污染企业，监测站的站长被暗示地表水数据结果太高，这意味着VI、V类水太多，导致年终考核堪忧。所以监测站站长把监测站的地表水监测点位，移动到其他支流相对干净的河段，导致（工厂外包固体废物的承包商）为了省成本赚大钱，直接往运河或鄱阳湖里面倒固体废物（电视新闻里面这些商人是在主干河道上运输污泥，晚上偷偷用抓兜往河里或湖里倒污泥，），时间长达二三年当地环保没有发现(主干河道上的地表水监测点位被移走了)。这是疏忽还是故意放纵 ？如果不是下游环保发现，当然下游环保也为了维护自已的饮用水安全。我的意思是，上、下游两县如果能够互相维护自己的利益，有利于发现这些复杂而混乱的环境犯罪行为。否则其他人都被矇在鼓里，谁知道他们在往河里湖里乱扔污泥？还不是1吨，而是30万吨。。
上、下游领导要玩游戏自已玩去，别害了当地百姓。

监测人员更关心的是同步比对的数据要可比，否则还得重测。

原文由 老兵(wangliqian) 发表:
监测人员更关心的是同步比对的数据要可比，否则还得重测。

这是监测站同事的心态，可以少做一点就少做一点，这是他们多年来的感受，上升无门，籍贯是外地的同事基本上升职无门。你们环保局的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
昨天我们开了一个远程视频会议。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污染源部的领导给我们开讲座 — 关于《浙江省污染监督性监测和信息公开解读》，他介绍到第三章 监测结果报送时，讲到：“全省的重点监控企业242家（气），下面报上来达标率100%，可是国家环境监测中心来我省抽检50家企业，结果达标率只有50%不到”，后面他又讲到“监测数据不需要环保局主管部门的审核”，他的意思大家都明白。
确实我们这里凡是每个季度的重点源监督性监测数据结果，监测站站长必定向环保局领导汇报，他们基本不同意向省里报送真实数据，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要到重点源企业那里跟老板磨破嘴皮子，收罚款。首先，这些企业都是本地的大中型企业，有些甚至是上市公司，背后关系网盘根错结，万一有老板后台很大，他乌纱帽不保；第二，2017年浙江省第一批环境违法“黑名单”公布，里面都是些小虾米，据我所知，本地的大企业，根本不敢碰，都是些小企业，或都农村里的作坊。
凡正这些环保局领导全部想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欺弱怕硬，逼迫监测站专家造假，不造就在监测站待着，妥妥地丛林法则。
西安区长安阎良分局的塞棉纱事件的客观评论：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此举，但西安环保局绝非“一个人在战斗”。

“估计全国这么干的不止这一家检测站。”网友“王云强”的担忧绝非多余。网友“黒头马”爆料说：“西安北郊空气监测站设在运动公园的湖边。在绿化带中间，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环境状况，测量的数据也算一种造假？”网友“老马的空间”还认为，给采集器“戴口罩”总比24小时围着检测仪封路洒水扰民好。

似乎以上的做法早已成了某些环保部门的常态。《新京报》就揭露：“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取得良好的环境数据，会在监测站附近大量喷洒水雾以降尘，或者在监测站周围大搞绿化，提升特定地区的环境水平，或者将监测站修建在空气质量本来就很好的地方。”

拿网友“严Xiao白”的说法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仅是地方政府这么爱折腾，企业作假的手段更加“简单粗暴”。今年4月，环保部通报，在对福建馥华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中发现，企业总排污排口的自动监测设备的采样管路已被人为断开，本该连接在污水处理池中的监测探头，却被放入了一瓶装着清水的矿泉水瓶中。

个例也许不能说明什么，环保部的数据更显得形势严峻。自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生效算起，在一年时间内，全国共发生2658起环保监测数据造假案例，涉及到空气、水、土壤等多种监测。

“看到西安环保局用棉花堵塞感应器入风口，人为制造假数据，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为了政绩，真是无所不能。”网友“飞象网项立刚”感慨，数据造假不过是自欺欺人，“其实空气数据最重要不是室外，而是你身边的数据。”
地方政府部门环保数据作假的动机，值得警惕。

“乌纱帽”当然是第一位的原因。微信公众号“书生香评”表示：“之所以要造假，当然是因为空气质量好坏关乎政绩，尤其是很多地方一把手都对改善空气质量有过明确的承诺，有些对上面还签了‘提头来见’的军令状。但是老天爷不配合，雾霾如期而至，不好交差，于是造假。”

相关压力，也值得考量。有不少舆论为被抓的5个环保局官员“喊冤”，其中观点也值得玩味。网友“雷小煌”表示：“没有相关领导授意，小小的环保局官员哪里敢，与其说是环保局官员的政绩，不如说是相关领导的政绩受影响吧。”

腾讯“今日话题”认为，对于这种体制内的环保压力，很难评价它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说好，这显然会逼迫一些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主动造假，环保部动不动约谈市长，市长回去怒火全撒给环保局长，环保局长半夜跑去塞棉纱；如果说不好，污染治理的责任谁来负？这背后涉及很微妙的政策平衡。”

此外，此前环境改善目标定得过高过快，也会成为倒逼造假的力量。也就是网友所说的“自己挖的坑，含泪也得往里跳”。

也有一部分舆论认为，环保局实在难做，缺少实权，只能在数据上动手脚。网友“时光路人ZQA”说：“国企污染只能眼睁睁看着，民企可以去罚点款。除了塞住检测器好像没啥好办法了。”网友“名字太多被占用该叫什么呢”也认为：“市里领导要发展经济也要做业绩，经济发展又不可避免环境污染，环保局能怎么样？很多环保局敢使劲儿治理吗？”

不仅如此，网友“二哥的二生活”还揣测了西安环保局的另一番动机：“你们有没有想过，指标上去了会更容易争取到保护环境的项目资金，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资金肯定先用于项目实施后更有效果的城市。

事发之后，西安环保局所谓“第三方运营”的回应也引起质疑——“出事的长安区子站平时由环保部授权的一家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营，西安市及长安区环保部门并不直接参与运营维护。”

长安区监管站作为第三方运营独立于地方环保局，本是破解“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弊端的良方。该监测站由环保部直管，正是为了改变环保监测数据造假严重之风，再加上第三方运营，更是为了确保独立性。

如此良方，为什么西安却逃不了造假的命运？

腾讯“今日话题”认为：“虽然具体的监测事项由环保部督察，但日常行政管理上，西安长安区环保局长依然管得了长安监测站。这也就不难理解局长和站长为什么会沆瀣一气了。所谓的第三方运营，就是典型的伪市场化。”

网友“WeiYu_-”披露：“我干过第三方运维，我们只负责处理故障，超标不关我们事，故障引起的超标我们会打报告，没有环保局的直接要求根本不会造假。”

看来，无论是自检自查、还是上级直管，或是第三方介入，数据造假似乎成了一颗难以解开的死结。

好在，这一切都在进步。环保部虽然出台了《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及其配套的《技术判定细则》，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但似乎效果不佳。

原文由 txtb001(txtb001)发表:

原文由  老兵(wangliqian) 发表:
监测人员更关心的是同步比对的数据要可比，否则还得重测。

这是监测站同事的心态，可以少做一点就少做一点，这是他们多年来的感受，上升无门，籍贯是外地的同事基本上升职无门。你们环保局的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
昨天我们开了一个远程视频会议。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污染源部的领导给我们开讲座 — 关于《浙江省污染监督性监测和信息公开解读》，他介绍到第三章 监测结果报送时，讲到：“全省的重点监控企业242家（气），下面报上来达标率100%，可是国家环境监测中心来我省抽检50家企业，结果达标率只有50%不到”，后面他又讲到“监测数据不需要环保局主管部门的审核”，他的意思大家都明白。
确实我们这里凡是每个季度的重点源监督性监测数据结果，监测站站长必定向环保局领导汇报，他们基本不同意向省里报送真实数据，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要到重点源企业那里跟老板磨破嘴皮子，收罚款。首先，这些企业都是本地的大中型企业，有些甚至是上市公司，背后关系网盘根错结，万一有老板后台很大，他乌纱帽不保；第二，2017年浙江省第一批环境违法“黑名单”公布，里面都是些小虾米，据我所知，本地的大企业，根本不敢碰，都是些小企业，或都农村里的作坊。
凡正这些环保局领导全部想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欺弱怕硬，逼迫监测站专家造假，不造就在监测站待着，妥妥地丛林法则。
西安区长安阎良分局的塞棉纱事件的客观评论：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此举，但西安环保局绝非“一个人在战斗”。

“估计全国这么干的不止这一家检测站。”网友“王云强”的担忧绝非多余。网友“黒头马”爆料说：“西安北郊空气监测站设在运动公园的湖边。在绿化带中间，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环境状况，测量的数据也算一种造假？”网友“老马的空间”还认为，给采集器“戴口罩”总比24小时围着检测仪封路洒水扰民好。

似乎以上的做法早已成了某些环保部门的常态。《新京报》就揭露：“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取得良好的环境数据，会在监测站附近大量喷洒水雾以降尘，或者在监测站周围大搞绿化，提升特定地区的环境水平，或者将监测站修建在空气质量本来就很好的地方。”

拿网友“严Xiao白”的说法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仅是地方政府这么爱折腾，企业作假的手段更加“简单粗暴”。今年4月，环保部通报，在对福建馥华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中发现，企业总排污排口的自动监测设备的采样管路已被人为断开，本该连接在污水处理池中的监测探头，却被放入了一瓶装着清水的矿泉水瓶中。

个例也许不能说明什么，环保部的数据更显得形势严峻。自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生效算起，在一年时间内，全国共发生2658起环保监测数据造假案例，涉及到空气、水、土壤等多种监测。

“看到西安环保局用棉花堵塞感应器入风口，人为制造假数据，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为了政绩，真是无所不能。”网友“飞象网项立刚”感慨，数据造假不过是自欺欺人，“其实空气数据最重要不是室外，而是你身边的数据。”
地方政府部门环保数据作假的动机，值得警惕。

“乌纱帽”当然是第一位的原因。微信公众号“书生香评”表示：“之所以要造假，当然是因为空气质量好坏关乎政绩，尤其是很多地方一把手都对改善空气质量有过明确的承诺，有些对上面还签了‘提头来见’的军令状。但是老天爷不配合，雾霾如期而至，不好交差，于是造假。”

相关压力，也值得考量。有不少舆论为被抓的5个环保局官员“喊冤”，其中观点也值得玩味。网友“雷小煌”表示：“没有相关领导授意，小小的环保局官员哪里敢，与其说是环保局官员的政绩，不如说是相关领导的政绩受影响吧。”

腾讯“今日话题”认为，对于这种体制内的环保压力，很难评价它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说好，这显然会逼迫一些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主动造假，环保部动不动约谈市长，市长回去怒火全撒给环保局长，环保局长半夜跑去塞棉纱；如果说不好，污染治理的责任谁来负？这背后涉及很微妙的政策平衡。”

此外，此前环境改善目标定得过高过快，也会成为倒逼造假的力量。也就是网友所说的“自己挖的坑，含泪也得往里跳”。

也有一部分舆论认为，环保局实在难做，缺少实权，只能在数据上动手脚。网友“时光路人ZQA”说：“国企污染只能眼睁睁看着，民企可以去罚点款。除了塞住检测器好像没啥好办法了。”网友“名字太多被占用该叫什么呢”也认为：“市里领导要发展经济也要做业绩，经济发展又不可避免环境污染，环保局能怎么样？很多环保局敢使劲儿治理吗？”

不仅如此，网友“二哥的二生活”还揣测了西安环保局的另一番动机：“你们有没有想过，指标上去了会更容易争取到保护环境的项目资金，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资金肯定先用于项目实施后更有效果的城市。

事发之后，西安环保局所谓“第三方运营”的回应也引起质疑——“出事的长安区子站平时由环保部授权的一家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营，西安市及长安区环保部门并不直接参与运营维护。”

长安区监管站作为第三方运营独立于地方环保局，本是破解“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弊端的良方。该监测站由环保部直管，正是为了改变环保监测数据造假严重之风，再加上第三方运营，更是为了确保独立性。

如此良方，为什么西安却逃不了造假的命运？

腾讯“今日话题”认为：“虽然具体的监测事项由环保部督察，但日常行政管理上，西安长安区环保局长依然管得了长安监测站。这也就不难理解局长和站长为什么会沆瀣一气了。所谓的第三方运营，就是典型的伪市场化。”

网友“WeiYu_-”披露：“我干过第三方运维，我们只负责处理故障，超标不关我们事，故障引起的超标我们会打报告，没有环保局的直接要求根本不会造假。”

看来，无论是自检自查、还是上级直管，或是第三方介入，数据造假似乎成了一颗难以解开的死结。

好在，这一切都在进步。环保部虽然出台了《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及其配套的《技术判定细则》，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但似乎效果不佳。

这些问题的确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如果不能有效遏制，那下一步的改革就不会有多大成效，比如县级监测站的监督性监测尚有50%实际是不达标的，以后全部交由属地管理那不是更容易造假？
    造假的根源有的是来自政绩考核，有的是必须听领导或老板的，有的则是来自于不切合实际的考核指标。

原文由 老兵(wangliqian) 发表:
这些问题的确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如果不能有效遏制，那下一步的改革就不会有多大成效，比如县级监测站的监督性监测尚有50%实际是不达标的，以后全部交由属地管理那不是更容易造假？
    造假的根源有的是来自政绩考核，有的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有的是必须听领导或老板的，有的则是来自于不切合实际的考核指标。

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是有各种欲望的普通人。中国人在管理人员选聘上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首先强调一点，官吏特别需要正直的品质。
正直是每一个组织成员都应具备的基本品质。管理人员有尤其如此。由于担任管理职务具有相当大的职权，而组织对权力的运用往往难以进行严密、细致、及时有效的监督，所以中国的权力运作能否正确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取决于管理人员的良知。管理人员必须是道德高尚，值得依赖，天长日久也不变质。正直，意味着对上不曲意逢迎，不拍马屁，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指出上级的错误；正直，意味着诚实地总结和汇报工作，不虚报成绩，不陷瞒缺点；正直，意味着对部属一视同仁，不拉帮结派，不分亲疏，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评价下属工作时，有一套客观公正的标准，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正直，意味着脚踏实地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哔众取宠，搭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总之，正直意味着很多内涵，是管理人员的基本品质。如果管理人员缺乏正直，整个管理机构就可能人心涣散，各打小算盘。当然如果只有正直，而无实际能力也不能成为合格的管理者，相反，有强大的能力而无正直的品质的管理人员，则可能对组织造成巨大的破坏。
然而，在中国，现实里很少有正直的管理者，历史上都很少有非常正直的管理者。大多都是被各种关系网，各种阵营势力、各种人情世故和各种现实取舍所左右的普通管理人员。所以在中国，迅哥就曾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我在等待这一根鞭子，一根外来的鞭子。

中国要有效遏制造假，鞭子应抽到所有当事人身上才会长记性，本案的根源其实是考核排名靠后，局长授意不惜一切办法“降数据”，并默认了棉纱堵塞采样器的事情，因此台前台后者均应同罪。

      这下套餐惨了。6月16号,由西安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西安市长安、阎良区环保人员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案,经审理,西安市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分别判处原任7名工作人员1年零3个月至1年零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环境监测站站长的李森、副站长的张锋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和有期徒刑1年零7个月,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原局长何利民、西安市环保局阎良分局原局长唐世兴分别获刑1年零7个月、1年零5个月,两名临聘人员张楠、张肖被判有期徒刑1年零3个月。
　　刑期虽然不长，但出来后得重找工作，其中判得最重的还是监测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