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研制核工业润滑油
航煤刚刚投产,侯祥麟和他麾下将士立刻承担起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为我国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上天研制所必需的各种特殊润滑材料。
其实,颇具战略眼光的侯祥麟早在1958年就开始下这盘棋了。在他参加的国家科委的一次会议上,主管军工科研的聂荣臻副总理和宋任穷、张劲夫等讲了我国即将进行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和试验,同以往一样,苏联将给以援助。会上虽然没有给石油科学研究院下达具体任务,但侯祥麟已经意识到发展这些尖端武器所需的特殊油品的任务必然要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他在机构设置和人力安排上已有所准备。
让侯祥麟没想到的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老大哥”突然撤走专家,不再提供任何技术资料。要想研制特殊油品,只能白手起家了。
1959年,国家科委和石油工业部向石油科学院正式下达研制用于核工业的3种特殊润滑油任务,只说明能耐元素氟的腐蚀,没有任何技术指标及有关性能方面的具体要求,当然也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技术资料。只有一点样品,却不清楚它所含元素和分子结构。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王铁人的话同样也是侯祥麟和他麾下将士的誓言。侯祥麟调集8个研究室的人马,集中诸家智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留美归国博士陆婉珍,在石油科学研究院建立了各种先进的化学和物理分析测试方法,这回恰好派上了用场。于是从解剖样品入手,终于搞清了耐氟润滑油的成分和结构。接着侯祥麟与总工程师林风及青年科技人员卢成锹、高清岚等一起探讨,确定了研制这些油品的技术路线、产品配方、添加剂和试验方案。之后,研究试制的攻关战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那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职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减至10公斤。从事中型装置操作的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定量也不足20公斤。由于氟毒性大,腐蚀性强,又极易爆炸,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研制的。许多同志白血球大幅度减少,有人被烧伤,有人牙齿脱落,有人脚趾被烧断……为了掌握反应规律,寻找设备故障,大家不顾中毒和爆炸的危险,几十次拆卸电解槽和反应器。这段时间,侯祥麟几乎每一天都亲临现场,指导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1962年底,全氟碳油及其他品种润滑油、润滑脂终于研制成功。
在接下来的组织工业生产的设计、工程建设试生产阶段,按照侯祥麟的建议,石油科学研究院组建了专门研制军用特种润滑材料的六二一厂(即今驰名海内外的长城润滑油公司)和一坪化工厂,试制出合格产品,并投入批量生产,使我国跻身少数几个能生产全氟碳油的国家并进而成为加入国际“核俱乐部”的国家之一。
之后,侯祥麟和他的团队又承担起国防科委研制和生产新型导弹润滑油的任务。这些工作也都是在一无参考资料,二无技术指标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们的努力保证了我国第一次导弹发射成功和随后的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
生于忧患,投身炼油救国强国之路
1912年4月4日,侯祥麟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父亲是位中学教师。12岁时侯祥麟奉父命只身乘海轮漂泊数日,来到上海投奔二哥读中学。有一次,他走到黄浦江边的外滩公园,想进去看看,但门口却挂着一块牌子,赫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情景深深刺痛了少年侯祥麟的心。
1928年侯祥麟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高中,化学老师倪怀祖的课讲得非常好,总是把侯祥麟引入奇妙迷人的微观世界。1931年,侯祥麟考取燕京大学化学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侯祥麟参加了北平大学生组成的请愿团,截乘火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又前往山海关前线去慰问抗日将士。
大学期间,侯祥麟大量阅读了马列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都曾让他彻夜不眠,他说:“我完全被吸引住了。我信仰马列主义首先是从理论上接受的,我经过多年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真理。”
1937年8月13日,日寇把战火烧到黄浦江边。已经大学毕业正在上海中央研究院读研究生的侯祥麟愤然而起,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上海沦陷后,侯祥麟到长沙参加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并主持一个难民收容所的工作。1938年4月,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侯祥麟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根据抗日工作需要,受党的派遣,侯祥麟到国民党化学兵部队干部训练班当教官,为抗日前线训练化学战指挥官。
抗战初期,日军对我国沿海进行封锁,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汽油、柴油等运不进来,形势非常紧急。侯祥麟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和军队去搞油,于是他转而投入炼油的研究和试验。当时并无石油可炼,他就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从植物油中提炼柴油;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再从中炼制汽油和柴油;为了增加可用燃料,他还自己设计建造设备,生产酒精,掺入汽油中使用。
1944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指示,为了抗战胜利后成立联合政府和建设国家的需要,派遣党的一些技术干部自费到国外深造。侯祥麟通过考试,经过官方的考察和培训,自筹经费于1945年初到达美国匹兹堡,在卡耐基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学,到1948年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49年初,他来到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副研究员,进行涡流床煤炭气化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联合留美的几位中共党员和许多进步学者,发起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利用留美科协的活动,积极宣传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介绍中共建国方略和新中国的情况,动员了一大批留美学者,包括留美科协的科学家和学者300多名,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国。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们绝大多数成为我国各个领域和学科的带头人,近百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在半个世纪后能够傲立于世界科技之林,他们功不可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美国留学的侯祥麟将留美科协的工作交代给其他同志后,带上他特为回国而购置的化工类技术书籍和资料,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途。1950年6月,他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当他踏上新中国的土地时,看到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再也没有了昔日那种战乱状况,兴奋和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
得知侯祥麟回国,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曹本熹诚邀侯祥麟到他那里工作。此时,燃料工业部所属石油管理总局与清华大学化工系合作创办燃料研究室,侯祥麟便到燃料研究室任研究员,又兼做化工系教授。
当时的中国,原油产量很低,而大量进口在经济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的方针是,在勘探石油资源的同时,还要发展人造石油(页岩油和煤炼油)工业。所以,石油管理总局一方面在锦州等地建设合成油厂,另一方面安排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工业化学所开展天然石油和煤炼油的科技研究。
侯祥麟与曹本熹、朱亚杰、武迟等教授为新设立的燃料研究室做了大量组织和建设工作,他们开展了煤的低温干馏、水煤气合成碳化物催化剂、页岩油精制、降凝剂的合成等课题研究。他还与武迟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开设了炼油工程课,这为两年后北京石油学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52年7月,清华大学燃料研究室撤消,侯祥麟带领原属石油管理总局的科研人员前往中国科学院大连石油工业研究所,与石油管理总局先期安排在那里的科研人员汇合一起进行炼油科技研究。在那里,侯祥麟组织萧光琰、张存浩、郭燮贤、杨廉平等百余名科技人员开展了悬浮催化裂化、铂重整、尿素脱蜡等研究工作。
1953年,燃料工业部根据发展需要,决定把原抚顺矿务局所属研究所的煤炭、石油两部分分开,侯祥麟奉命前往办理了“分家”事宜。经过协商,把炼油的百十来号人分出来,成立了东北石油管理局抚顺石油研究所,从此,中国石油工业有了第一个专业科研机构。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侯祥麟被选为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他是石油部门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1956年1月,国务院决定编制《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督战,聂荣臻元帅总负责。其中第十八项是炼油,宗旨是:扩大液体燃料和润滑剂来源。侯祥麟受命与张大煜、傅鹰、朱葆琳、彭少逸等执笔。主要规划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发展人造石油技术;提高原油加工技术,以充分利用原油资源;生产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所需的产品。
长远规划制定后,1956年石油工业部成立,侯祥麟被任命为技术司副司长(没有正职)。他认为只有抚顺页岩油研究所,科研力量显然不够。于是根据他的提议,在规划的第十七、十八项里列出计划成立北京石油地质研究所和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同时,石油部也上报国务院,拟将该部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所分设为石油地质勘探和石油炼制两个研究所。1956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当年7月1日,北京石油地质研究所筹建处和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筹建处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