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原始记录写上去铅的数据是121ug/L,领导让人去厂里采一瓶水重做一遍,他再做一遍还是125ug/L,领导然后再让人去工厂,再采一瓶水回来,再让他做一遍,最后外业室的工作人员求他,“就做低一点不行吗?求你了!”,他被迫在水样里拼点蒸馏水,做出来结果是98ug/L,往上一交,算是符合了领导的心意。他再也没有找过化验人员,要求再做一遍。
这些法津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在基层要实现。仿佛是高射机枪打蚊子。从目前基层官员的做法来看,他们不搞造假,他们只是让实验室技术人员再做一遍,再做一遍,你不能说他有问题,他也是为了考虑检测质量,多做一遍,确保质量。但是你思虑一下,为什么每天这么多样品,为什么就在这一个样品上要反复采样,反复测试?
国内出台各种严厉的措施,最后只会让造假者,更加狡猾,更加隐蔽的造假。
长安监测站站长造假,是西安环保局的领导暗示的,但在法庭上,法官问他,他对你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你们长安区pm2.5怎么这么高?”
在环保部前部长陈吉宁还在清华大学做副校长时,很多省份已经在搞环保“一票否决”制,别的再行,环保不行,也不行。山西在2006年就提出,率先推出环境污染末位淘汰制;率先出台《党政领导干部环境保护工作实绩考核办法》,授予环保在创优评先、干部任用中的一票否决权。可以说,环保部门的造假原因与此有关。
对于这种体制内的环保压力,你很难评价它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说好,这显然会“逼迫”一些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主动造假,环保部动不动约谈市长,市长回去怒火全撒给环保局长,环保局长又把怒火发给监测站站长,层层传递下去,站长顶不住了,半夜跑去塞棉纱;你说他不好,污染治理的责任谁来背?这背后涉及很微妙的政策平衡:我们愿意给治理污染多少时间?
为了坐稳位子而造假,这属于“防卫性”动机,还有主动出击型。环保数据造假,并不一定都是调低数据,还可能调高数据,比如东莞市长安镇生活污水处理厂,长期在污水处理量上造假,通过调整数据骗取了2000多万污水处理费。
“考核谁谁监测”,纯粹是与虎谋皮
环境监测长期存在“考核谁谁监测”的规矩,如果环保是A官员的政绩,那么环保监测就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责任到人”,但在一票否决的制度下,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改变环保监测数据造假严重之风,环保部在一些省市上收了国家监测事权,将空气、水、土壤的监测事权上收到中央本级。但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对于过去的塞棉纱事件,西安市长安区监测站就是环保部直管,为何依然没能避免造假?这是因为,虽然具体的监测事项由环保部督察,但日常行政上,西安长安区环保局长依然管得了长安监测站。这也就不难理解局长和站长为什么会沆瀣一气了。
新环保法以及两高关于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已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做出了规定,重则可入刑。但目前看来,威慑力似乎不大。更多时候,监测单位一把手不会直接参与造假,但可能是授意、默许、纵容他人造假,对于这类情况,只要发现一次造假事件,监测单位涉嫌参与造假的领导和员工都要参加社区劳动服务半年,如果发现造假三次以上,直接下岗,并终身禁止参加环境监测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狠刹弄虚造假的歪风。
另一方面,与其让环保部上收监测事权,不如把这项业务交给市场,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或公益组织负责。这样做,可以挤掉水分,山东省环保厅自己就曾揭露过家丑:过去,空
气质量良好率由各市自行上报,全省达到了95%。在实行购买社会第三方服务之后,该数据降低为66%,挤掉了29个百分点的水分。
但是,交给第三方机构负责,不代表不要设立准入门槛。根据最新的消息,西安环保局对外称,涉嫌造假的监测站虽然是环保部直管,但平时由第三方运营。这就是典型的伪市场化,当地环保局可以插手的第三方叫什么第三方?
《中国环境报》曾曝光了环境监测市场乱象,有的公司连最基本的实验室也没有,仅有一些快速的测试仪器就敢接任务。这是一个将近1000亿市场的大蛋糕,没有准入门槛和监管机制,它必然也会混乱不堪,比如,它会不会和其他行业的伪市场化一样,成了一个红顶中介横行的利益勾结场?
环保数据造假,比经济数据造假更具破坏性,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而且对环境监测的预警效应消失了。明明是重度雾霾天,你造假,孩子的课外活动如往常一样进行,这不是谋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