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跟昔日一样,僧侣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僧很少,赴日的明清僧却很多。除僧侣外,还有不少亡命日本的明朝遗臣,据统计达62人。[注2]
当初中国僧大多到长崎,住在“唐三寺”里。唐三寺是指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寺院是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所建,所以寺院住持必须是中国僧,由南京、潭州、福州三地名刹派僧担任。当初兴福寺开山为真圆,福济寺开山为觉海,祟福寺开山为超然。他们将明清文化带到日本。在亡命日本的明遗臣中,有何倩、林上珍、顾卿、张斐、朱舜水、陈元斌等,朱、陈二人给日本文化的影响更大。
朱舜水(公元1600年—公元1682年),明末清初爱国进步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楚屿。明末与舟山守将王翅等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58年参加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北伐,攻长江下游诸城。公元1659年郑成功败后,亡命日本。公元1659至公元1665年在长崎讲学,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公元1665年移居江户,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朱舜水治学重实际效用,反对宋儒脱离实践“辨析
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日本有一定影响。公元1682年病逝江户,葬于常陆(今茨城县),日本学者私说文恭先生。其著作由门人辑集、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注3]
陈元(上斌下贝)(公元1587年—公元1671年),浙江余抗人,元和7年(公元1621年)随商船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的幕宾。他在日本与诸名士结交,在日本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宽文11年(公元1671不)卒于名古屋。陈元(上斌下贝)长于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瓷器,后人称“元(上斌下贝)烧”[注4]。
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盲文学,广收门徒,形成“长崎派”。获生狙株就是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长崎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日本人向到长崎的国人索诗文书画,或托便船赠诗给中国人,有的专程赴长崎,以同中国客商笔谈为乐,甚至认为到长崎便靠近中国而引为快事。[注5]
日本人民对待清商很友好,据传至今在长崎的中岛河畔还留下当年修建的一座“常明灯船”,上面刻着“唐船航海安全”字样,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商船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