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第3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2)


　　巴拉还发现，在1987~1998年，收入调查显示的平均收入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之比在东亚各国从56%下降到46%，在南亚各国从75%下降到62%，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9%下降到63%。在消费调查方面，两个数据来源得到的平均比值在东亚各国从82%下降到81%，在南亚各国从73%下降到56%，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125%下降到115%。类似的，米拉诺维奇也发现，在非洲，他使用的平均家庭收入/开支的调查数据在1988年相当于国民账户的数据的79%，而到了1993年只剩下70%。而亚洲国家的下降幅度不大，从61%降到59%。总之，在米拉诺维奇的研究中，从1988年到1993年，有着最多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低于国民账户（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反映的数据：亚洲国家分别是49%和5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分别是19%和33%。从这里，我们一定可以部分解释他的研究与使用国民账户的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出现差异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释调查反映的增长率和国民账户反映的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呢？在理论上存在如下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算消费和收入水平时是正确的，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远远低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国民账户并非可信的估计，而是有宣传成分。第二种可能是，国民账户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对于它们所覆盖的指标来说都是正确的。如果所有被家庭调查低估的开支和收入数据都是来自富人，如果富人在收入和开支方面的真实比例都在快速增长，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并且意味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和开支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变化速度比关于不平等的标准估计更快。第三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计真实收入和开支方面成了越来越不可靠的办法，虽然在我们需要计算收入和开支分配的时间变化的时候，它们还是主要的手段。

　　第一种可能并不现实。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有关经济增长的国民账户数据，那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就相当于一无所知。还有，尽管人们对于国民账户的准确性，特别是中国的数据，存在某些疑虑，但是对任何国家而言，国民账户都是收集最仔细、最详细的全国性数据。于是，留下了后两种可能性。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还不能进行辨别。或者说，这些国家变得不平等的速度有可能超出所有数据的显示（由于富人的收入和开支的快速增长没有在调查中充分显示出来），也有可能是家庭调查本身不够可靠。

　　这还不是唯一的困难。把收入水平换算成购买力平价的时候，也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因为可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的消费，和不可贸易的服务消费在不同家庭之间比例差别很大。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例更大，而富人消费的服务的比例更大。从西方来到发展中国家的旅行者都会惊讶地看到，当地的富人能够雇佣成群的仆人（这种景象在西方国家早已尘封在历史中），却未必买得起最先进的机器。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分配将会比按国内相对价格计算的结果更加不公平。相反的情况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服务的价格相对于产品会上涨。如果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重超过富人，他们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就比富人要多。主要的推论是，尽管初始的收入分配可能比按照国内相对价格计算的实际效果更不公平，但其通向公平的速度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快。这又强化了如下的观点，穷人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第3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3)


　　最终的结论是，过去20年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很可能有所缩小，因为主要亚洲大国的相对快速的增长。这同时可能伴随着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最富裕的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困的国家的相对比例拉大，高收入国家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也有扩大。但后者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残酷现实，在1980年的时候，国家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绝对差距不可能马上缩小，只有当相对收入的差距足够缩小后才有可能。

　　不过这样的描述没有考虑到，许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快速增长，其中大多数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的增长速度也不行，此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转轨时期的中东欧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各国。例如在90年代，根据世界银行的人类发展报告，占世界人口总数12%的54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占世界人口总数26%的另外71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只有0～3%。３３类似的，根据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的研究，总计拥有11亿人口的许多国家在1980~1997年的真实收入水平陷入停滞。虽然有许多国家的糟糕表现，但世界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仍然可以继续（随着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改善就很可能发生），不过，世界贫困状况的规模和地区分布却会受到显著影响。这个话题与收入分配一样令人烦恼，下面我们就转入相关的讨论。

　　增长和贫困

　　从所有指标来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世界的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自那之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主要是因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迅速成长。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推动导致世界不平等状况在过去两个世纪长期扩大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从英国开始、极不平衡地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其影响波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大幅度的改善，而极少有人的情况恶化。但这样富有活力的增长必然是不均衡的，因为气候、资源或政策方面的优势，世界上某些地区更能利用增长带来的新机遇。同样，在某些国家内部，例如中国或印度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某些地区可能比别的地区更容易抓住发展机遇。要怨恨这样的不平等的增长，就等于是在怨恨增长本身。它相当于说，与其让某些人先富起来，即使到最后会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也不如让大家继续保持同等的贫穷。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关心贫困的变化要比关心不平等更有意义。虽然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也存在某些争议，但我们仍可以得出部分有说服力的结论。

第3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4)


　　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对于绝对贫困水平的定义是，按照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布吉翁和莫里森也使用这个标准对于1820年

　　以来的绝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与他们考察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同期。３４他们从中得到了三个有趣的结论：第一，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从1820年的9亿人增加到了1960～1980年时期的峰值13～14亿人，然后逐渐下降到1992年的不足13亿人。第二，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820年的超过80%，下降到20世纪初期的2/3，1950年的近50%，1980年的32%，以及1992年的24%。人数的增加和比例的下降反映了产出的增长和人口的繁衍之间的竞赛，特别是在贫困国家。1820年，世界的总人口只有10亿多一点，到1910年达到17亿，1992年则已经增加到55亿。

　　在这个领域，布吉翁和莫里森的研究又给我们提供了保持乐观的理由。总体来说，绝对贫困现象虽然还不少，但相对于数量大大增长的总人口来说已下降到不足1/4。当然，我们还必须仔细分析自1980年以来的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变化。这里的权威研究同样来自世界银行，该机构的目标也是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第一，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11.8亿下降到了1999年的11.7亿，不过在1990年时曾经跃升到12.9亿，这也反映出米拉诺维奇选择的1988～1993年的考察阶段非常特殊。

　　第二，绝对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发生在充满活力的东亚国家，从1990年的4.86亿减少到1999年的2.79亿（包括中国在内）。如果不包括中国的数字，则是从1.14亿减少到0.57亿。中国自身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间从3.76亿减少到了2.22亿。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减少了贫困。这在今天与过去两个世纪的总体情形一样，仍然是真理。

　　第三，南亚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出现了轻微下降，而在东欧和中亚（前苏联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却快速增加，从1987年的2.17亿增加到1990年的2.41亿，到1999年又增加到3.15亿，非洲的情况尤为严重。

　　第四，贫困的发生率在东亚各国大幅度减少，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30.5%减少到1999年的15.6%，如果不包括中国，则是从24.2%降低到10.6%。中国自己的贫困率在9年时间内从33%下降到不足18%的水平，这无疑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大规模减贫运动。

　　第五，在20世纪90年代，南亚各国（主要是印度）的贫困发生率也显著减少，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45.0%下降到1999年的36.6%。但是贫困率在东欧和中亚国家显著上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从47.4%提高到49.0%。

第3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5)


　　与不平等方面的统计数据类似，在有关贫困的数据上也存在争议。秉持乐观主义的一方仍然是巴拉和萨拉-伊-马丁，图9.4显示了他们的研究结论和世界银行的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对比（双方对于贫困的定义差异非常小）。三方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在1990年到20世纪末的10年之间，贫困人口有显著减少。但世界银行认为贫困率在9年时间里减少了9.5个百分点，萨拉-伊-马丁认为在8年时间里减少了13.1个百分点，而巴拉认为在10年时间里减少了25.6个百分点。

　　从这些分歧中能得到什么结论吗？正如萨拉-伊-马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研究与世界银行的相比，在经过某些校正后大致相当。３７与他们分歧较大是巴拉的结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巴拉采用了国民账户的数据来计算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用家庭调查的数据来计算收入和开支的分配，而世界银行在两方面采用的都是家庭调查的数据。

　　这样的方法差异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案例上有所反映：印度。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高了大约一半，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处于极端贫困状况的人口的总数却只有很少的下降。在整个南亚（以印度的数据为主），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间只是从5.06亿下降到4.88亿。巴拉认为，这似乎不太可能。由于4.88亿极端贫困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总数的42%，因此，任何重大的计算错误都可能导致整体结论出现明显偏差。

　　我们已知的一个事实是，在1987～1998年期间，对于南亚国家而言，从居民调查得到的消费数据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的比例从73%下降到了56%。看起来，家庭调查似乎没有充分反映南亚国家的消费支出的增长。还有，如巴拉指出的那样，在印度进行的工资和失业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工资水平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消费增长幅度更为接近，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则有较大偏差。此外，印度官方估计的贫困率在1999年是26%，或者说2.6亿人口（其标准是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1.25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的1.08亿美元，这样得到的数字应该更为保守）。可是，世界银行根据较低的生活费标准计算得到的数字却是接近3.6亿人。世界银行还根据印度政府的1.25美元的标准进行了计算，得到的贫困人口的总数达到了4.7亿，比印度政府自己估计的数据高出了2.1亿。印度政府认为，自己的数据有所高估，而其他人的研究--例如著名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也都认为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比世界银行的估计要少得多，在1999年约为1.5亿。

第3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6)


　　简短地说，有充分理由认为世界银行高估了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同时低估了减贫的幅度。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必然意味着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平等状况有严重恶化。这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有许多穷人居住在非常落后的邦里，如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但印度政府自己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猜测。我们可能不会像巴拉那样过于乐观，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1993年购买力平价）的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44%下降到2000年的13%。但印度乃至整个世界的贫困状况的减少幅度，很可能要比世界银行估计的大得多。

　　不消说，这样的看法很多人并不接受。与萨拉-伊-马丁同样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波吉（Thomas Pogge）和桑贾·瑞迪（Sanjay Reddy）认为，如果说世界银行的数字不够准确的话，那也是因为估计过于乐观了。他们特别指出，用这样一个测量标准（按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费低于1.08美元）比较世界各地的贫困，犯了三个方面的原则性错误：第一，世界银行采用的国际贫困线"并不能满足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贫困线对贫困的估计毫无意义"；第二，"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没有考虑人类需要的基本资源的估值"；第三，"现有的对于贫困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们对于许多基本参数的数量变化非常敏感，其依靠的数据又非常有限甚至完全缺乏"。

　　我们先承认大部分批评的合理性。很显然，在把各个国家的数据转换成购买力平价时，购买力价格本身就是反映经济体平均水平的数据，并且每年都在变动。所以客气点说，这是个比较粗略的简化做法。同样，每天1美元的标准本身是基于主观判断，对于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的确如波吉和瑞迪所言，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会涉及许多非贸易的服务的价格，将导致对穷人的真实收入水平的估计出现较大并不断扩大的误差，因为后者消费的产品的比重一般高于富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应该设置更高的贫困线。同时，这可能还意味着贫困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银行的估计。因为在高速增长的国家里，商品的价格通常会相对下降。

　　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对研究数据改进是否容易做到？波吉和瑞迪认为，这样的测算不应该采用主观决断的收入水平，而是针对必要的生活能力--卡路里和基本营养。他们提出，"人们需要获得一定的收入来避免贫困，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使用当地最合算的商品组合，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相关保证"。这个建议看来是符合人们的直觉的，实际上，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在不同国家就贫困水平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没有可能。

第3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7)


　　波吉和瑞迪提醒我们，所有关于贫困的估计都是主观的。当然，没有充分理由让我们相信某个人对于某个时期的贫困水平的估计，但能否看清趋势则是另外一回事。很显然，极端贫困（按绝对标准而不是相对标准）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在过去两个世纪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趋势自1980年以来还在持续。另外我们几乎也可以断定，东亚国家的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最近20年里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是否也发生在印度不是那么确切。但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和印度都显示，按照它们各自的指标计算，极端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大量下降（印度在1980～2000年减少了1亿人，中国在1978~1999年减少了2.2亿人，同时两个国家的总人口在此期间还有大量增加）。由于东亚和南亚的这些进步，因此尽管不能完全确定，但整个世界的绝对贫困的人口还是有很大的可能下降了。更有可能出现的事情是，极端贫困现象减少的国家主要应归功于经济增长加速。这对于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也是适用的（尤其像中国这样对人口流动有所控制的国家）。

　　贫困与人类福利

　　由于缺乏波吉和瑞迪建议的国际之间的对比办法，我们必须寻求其他方面的支持证据。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确凿无疑的好消息：很显然，在最近几十年里，整个人类的福利状况都大有改善。独立分析人士英杜尔·郭克拉尼（Indur Goklany）令人信服地指出，人们如今可以用比以前更低的收入水平来享受更好的健康、更长的寿命。这主要应该感谢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组织革新的成果。在1913年出生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52岁，美国那时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国在2000年的水平要高50%，比印度的高150%，然而中国人在2000年的预期寿命为70岁，印度人则为63岁。1900年，瑞典人的预期寿命是世界上最长的，但也只有56岁，而在2000年，只有少数非常贫困的国家（多数在非洲），人们的预期寿命才低于这个数字。正如郭克拉尼所述，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的相关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上移。类似的情况是，婴儿死亡率与收入的关联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下移。从许多显示人类福利指标和收入水平的关系中，也能看到相似的表现。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自1970年之后，人们的预期寿命每年约提高4个月，从1970年的55岁增加到2000年的64岁。在南亚是从1970年的49岁提高到62岁，在东亚是从59岁提高到69岁。然而不幸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32个国家出现了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艾滋病的扩散，或者政府的无能（如东北亚和南部非洲的个别国家）４４。下降还来自于西方人对于DDT杀虫剂的恐惧，这导致有的国家丧失了唯一能控制致命的疟疾病蔓延的办法。预期寿命的提高也意味着世界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在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只有高收入国家的2/3左右（分别为44岁和66岁），到2000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82%（64岁和78岁）。

第3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8)


　　同时，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婴儿死亡率从1970年的107‰下降到1980年的87‰，2000年的58‰。在东亚这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则从1980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5‰。在南亚，婴儿死亡率从1980年的119‰下降到2000年的73‰。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又是最慢的，但也从1980年的116‰下降到了2000年的91‰。

　　失去自己的孩子是人生可能遭受的最痛苦的打击之一，因此，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本身就是极大的福音，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不例外。此外这些改进还意味着对教育的投资会变得更有价值。全世界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小，对儿童的教育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平均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已经从1970年的53%提高到了1998年的74%。到2000年，成年男性的文盲率在东亚国家下降到了8%，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还有30%，在南亚为34%（这实在令人汗颜）。成年女性的文盲率比男性更为普遍，但也在改善。从1990年到2000年，东亚国家的女性文盲率从29%下降到了21%，在南亚国家则从66%下降到57%（这更加令人尴尬），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0%下降到47%。年轻人中的文盲比率大大下降，这就保证了随着时代的进步该比率还将下降。

　　生育率的下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平均女性生育率从1980年的4.1下降到2000年的2.8，东亚国家从3.0降至2.1，已接近基本替代率，拉美国家从4.1下降到2.6，甚至南亚国家也从5.3下降到了3.3。在这个指标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幅度又是最小的，但也从6.6下降到了2000年的5.2。总体来说，生育率的下降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育有了更大的控制，孩子数量减少意味着每个孩子得到的来自父母的投资有所增加，并且对孩子生存、成熟的信心有所提高。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令人鼓舞，这既是人们的福利得到改善的标志，又是促进改善的动力。

　　我们再看看饥饿问题。食品产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自1961年至1999年，全球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24%，其中发展中国家增长了39%，达到2 684卡路里。到1999年，中国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82%，达到3 044卡路里，而在1961年仅能保证基本生存，为1 636卡路里。印度在1950～1951年的水平为1635卡路里，到1999年增长了48%，达到2 417。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每个成年人每天大约需要2 000～2 310卡路里的食物供应，从这个标准看，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供应水平已经从缺乏达到了充足。饥饿现象依然存在，但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长期营养不良的总人数已经从1969～1971年的约9.2亿下降到1997～1999年的7.9亿，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比例也从35%降至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饥饿的情况也要糟糕得多，从1979～1981年到1997～1999年，营养不良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38%下降到34%，但绝对数量却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从1.68亿上升到1.94亿。

第3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9)


　　我们再看看最有争议的指标之一：童工。从理论上应该认为，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儿童数量的减少，预期寿命的延长，儿童应该更多地得到教育机会，而不是被过早送去参加劳动。令人高兴的是，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0～14岁的儿童参加工作的比例，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的23%下降到了2000年的12%。东亚各国的成绩同样是最可喜的，从26%下降到8%，南亚国家是从23%下降到1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降幅最有限，从35%下降到29%。中国的变化令人惊讶，从1980年的30%下降到2000年的8%。印度落在后面，从21%下降到12%。因此，正如我们可能预期的那样，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那里的父母就越是不愿意让孩子过早参加劳动。这些人之前让孩子过早从事工作并不是出于无情或恶毒，而是迫不得已。

　　最后，我们还应该记住过去20年以来在其他方面的一些重要进展：世界范围的民主潮流，尽管还不甚完美；世界广大地区为个人提供的经济机遇，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随处可见的妇女地位的改善，虽然还不是发生在所有国家。

　　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新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经济高速成长的国家的人民，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他们的教育和营养条件得到了提高，他们对子女的哺育更好。所有这些好事的发生并不都是因为收入的提高，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也至关重要。与历史上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取得更高的社会成就。但我们也可以想象，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社会进步的幅度往往也最大，依然是那句话："是增长，傻瓜"。

　　各国内部的不平等

　　如果说马祖尔关于全球不平等状况恶化的论断有误，那么对于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变化他至少说对了，是吗？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全球化在改善整体的分配状况时，会加剧各国内部的差距，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为了更精确地加以描述，我们需要知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发生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在世界银行所谓的"新全球化参与国"中，不平等的情况的确有所加剧。这组国家总共是24个，总人口接近30亿，但不平等的扩大只是因为中国的影响。４６而中国在过去20年里的不平等情况恶化，几乎完全是因为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背后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收入分配过分均等；第二，在最初期的废除公社体制、刺激农村经济增长之后，后来的增长主要来自融入世界经济的影响，而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是沿海地区；第三，就像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一样，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任何增长过程都肯定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这在印度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第四，中国在政策上阻止从内地农村到沿海发达地区的自由移民。因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正在比较小的层次上复制整个世界在过去20年里发生的故事。造成国内的不平等状况加剧的原因，与世界层面一样，是由于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地区或国家与没有融入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的差异正在扩大。最贫困的地区或国家并没有受到全球化的伤害，它们反而是因为没有加入全球化而受到伤害。中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挑战都在于，如何提高落后地区参与全球化的能力，而不是听任某些批评者的意见，反而把它们同世界隔绝起来（这当然也是很难做到的）。

第3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0)


　　如果我们审视其他的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则会发现它们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方向不一。杜大伟（David Dollar）和阿特·克拉埃（Aart Kraay）在一篇知名的文章中指出，对外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穷人从收入提升中获得的好处与富人的比例相当。这项研究的基础是137个国家，结果发现最底层的20%的人平均来说从增长中获得了同比的收益。很有趣的是，这与人们之前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传统的看法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兹最早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不平等会随着增长过程首先恶化，然后再逐渐改善。巴拉在后续的分析中认为，实际上库兹涅兹是对的，杜大伟和克拉埃的计算出了差错。后来的证据显示，增长中的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有轻微扩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库兹涅兹的假说的确成立，经济增长对于穷人来说也比停滞不前要有利得多。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穷人也会从增长中受益，越南就是个有意思的案例。调查发现，在1992～1993年位居贫困程度最底层的5%的家庭，其中的98%的收入在6年后有所提高。同样的贫困减少的现象也在20世纪90年代的乌干达发生了。然而，这方面还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首先，即使如杜大伟和克拉埃说的那样，穷人能够从收入增长中获得同比例的好处，但绝对收入的提高幅度还取决于他们最开始的收入份额，这对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其次，穷人能否从通过外贸来刺激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好处，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对于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在采纳外向型发展策略时的不同经历，比较优势的理论能够提供解释。

　　标准的理论和经验认为，自由化政策对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的收入提高有利。在东亚各国，初始的比较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于提高穷人的相对收入特别有利--总体而言事实也的确如此。而在拉丁美洲，那里的土地资源更为丰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历史上奉行的保护政策的目标是把收入从农业部门转向产业工人阶级。在此情况下，从理论上可以预期，自由化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状况扩大。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进入世界经济分工之后，拉丁美洲的非熟练劳动力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还将继续扩大。

　　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这里的实际情况更加清楚：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了。在差距没有拉大的地方，则容易出现较高的失业率。另外，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的恶化更多是因为相对工资的变化所致。这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工薪阶层往往属于地位较高的阶层，特别是在现代产业部门就业的人。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入的比例在扩大，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英国和美国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美国，"差距扩大非常严重，低技能群体非但没有获益，甚至可能受损。在1973~1998年中，尽管劳动力总体上获得的真实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但低技能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水平却没有显著改善"。

第4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1)


　　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收入的扩大，在其他高收入的大国中（例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并不那么明显，至少对全职员工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考察工作时间和失业率的情况，就会发现它们也具有类似的特征。非熟练劳动力更容易失业或者被迫从事兼职工作。结果，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因为劳动收入内部的不平等情况加剧。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原因何在？理论上存在几方面的可能，有的来自劳动力的需求因素，有的关系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其中包括：外贸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增加，部分是因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外包所致；竞争的普遍加剧，削弱了某些产业内部（如钢铁和汽车制造业）的垄断局面，而这些产业在历史上曾经给那些依赖工会组织进行谈判的非熟练劳动力创造了很大的工资溢价；法律和其他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削弱了工会的谈判筹码；技术、特别是需要人的技能的技术变革，这些创新增加了社会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教育体系的失误，没有尽快增加熟练劳动力的供应；以及非熟练劳动力的移民等。

　　对外贸易和移民对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可能的解释之一，或者更精确地说，它们导致高收入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地位下跌。有的人或许会进一步指出，对外贸易的增加导致发达国家的技术变革有更多技能化倾向，其目的是节约从世界标准来说相对昂贵的非熟练劳动力的花费，它使得企业倾向于开发能节约简单劳动的技术。然而即使不是这样，一条著名的经济学定律--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也认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劳动力的工资，将在贸易中趋同。如果这个定理成立，那么由于世界上的非熟练劳动力人数太多，同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劳动力的比例大大提高（包括潜在的和实际的影响），高收入国家的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就注定会下跌，至少是相对下跌。从更加残酷的角度来说，高收入国家的工人们在历史上因为自己国家对于制造业的垄断而获得了过多好处，如今他们则要面临来自全世界的非熟练劳动力的自由竞争，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

　　我将在下一章更具体地考察对外贸易的影响，并继续上述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适用需要一些强有力的假设，其中，生产效率在所有的国家中必须相同，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还有，在应用这个定理的时候，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会出现改善（劳动力密集型的进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出口价格下跌），然后这会带来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密集地利用多余的非熟练劳动力。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等人指出，上述景象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并未出现。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每个产业都更多使用熟练劳动力，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示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还是倾向于技术密集型的技术变革。林德特和威廉姆森教授总结了经济学家们关于美国的不平等扩大的看法（因为美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尤其突出），发现大家普遍认为，差距扩大中大约15%到1/3的因素是由于外贸的影响。５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