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第9节：人才：不是成本是资源(3)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第三个要点是如何对待原来的仇人和来自对方营垒中的人。这个问题能充分展现创业集团及其领导核心的胸怀。那些心胸狭隘的创业团队及其领袖一般不会宽容对待自己原来的仇人，而胸襟旷阔的创业者，一般不仅包容自己原来的仇人，甚至更为优待对方。只要他是个豪杰、英雄，是个人才，就延揽过来，为我所用，而不管这个人是仇人还是亲戚。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是这个意思。

　　宋太祖赵匡胤在没有发迹时，曾经去投靠王彦超、董尊诲。但是王彦超却将赵匡胤拒之门外，董尊诲甚至还当着众人的面辱骂过赵匡胤。自古道"士可杀不可辱"，这对赵匡胤来说是一个极其掉面子的事。但是，赵匡胤却能不计私嫌旧怨，在夺取皇位后照旧录用和重用。王彦超在后来曾经上表请罪，但赵匡胤却马上派人传旨慰抚，并令他立即入殿觐见。曾经辱慢过赵匡胤的董尊诲在赵匡胤夺取皇位后，自认得罪非轻，所以伏地请死。赵匡胤不仅没有怪罪，还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我正在用人之际，难道还计较旧怨不成吗？你不必担心，我将继续录用你。"赵匡胤说到做到，不但仍然委任他为军事指挥官，而且还把他提拔到罗州刺史；同时，又设法把董尊诲的母亲从辽国统治下的幽州接到汴京，使之母子团聚。董尊诲感激不尽，遂效命太祖，屡立战功。

　　在李渊和李世民创业集团中，这种不计旧怨的精神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屈突通是隋朝大将，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主，对隋朝忠心耿耿，一直是李渊集团的死对头。李渊起兵攻打长安时，屈突通就与李渊结下了仇。李渊攻取长安后，屈突通退守河东，仍然是李渊的死敌。在被李渊包围后，屈突通被擒，并被押至长安。李渊知道屈突通是个不可多得的大将，并没有计较原来的仇隙，反而加封屈突通为兵部尚书（李渊集团的国防部长），赐爵蒋国公，兼秦公元帅府长史。这些都是握有重兵的实权部门，而李渊却让自己的仇敌担任，不可谓不大度。事实证明，李渊的做法是对的。屈突通降唐后，先后跟随李世民西平薛举，东征王世充，为统一全国，打下天下做出了重要贡献。贞观十七年（公元634年），屈突通也在李世民的开国功臣之列，图形于凌烟阁。为了创业而不计较个人恩怨，这个品能作为创业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四、择人任势：能量是这样释放的

　　广招人才，目的还是使用，给人才提供一个最大限度发挥才能的环境和平台。这一点关系着能否让自己费劲心思招纳的人才尽其所用，发挥最大的效力。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效地使用人才，不仅使创业集团充满活力和战斗力，而且会凭此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使用人才首先是标准和原则；其次还要靠艺术和智慧。纵观中国历史，因为用人不当而创业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仅有能力原则还不够，还需要创业者有用人的智慧。首先是要根据每个人才的特长，安排其工作和职位，务必使其发挥最大的效应。其次，对于人才要观其大节，不求全责备。最后，还要有用人的度量，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些都是历代皇朝创业者总结出来的经验。

　　孟尝君是战国时期齐国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次，孟尝君要驱逐一位不喜欢的食客，正巧遇到好友鲁仲连，鲁仲连对他讲了一番十分耐人寻味的话，使他改变了主意。鲁仲连说：猿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故物舍其所长，取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他这段话的大意是，人都是各有所长，亦有所短，若弃长取短，人人都成了愚人；若用其所短，就更为不智。鲁仲连的一番话，说得孟尝君茅塞顿开，不再驱逐那位食客。这段话对于那些创业者来说，道出了使用人才的深刻道理。孟尝君没有驱逐那位食客，而食客则在最危险的时刻救了孟尝君的命。公元前 277 年，孟尝君应秦昭王之邀入秦。秦昭王把孟尝君囚了起来，企图将他杀死。孟尝君知道后，派人请求秦昭王的宠姬帮助，这个宠姬说："妾愿得君狐白裘。"孟尝君曾有一件狐白裘，价值千金，天下无双，但刚到秦国时，他便献给了秦昭王。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食客起了作用。一个在下座、能作狗盗的人说："臣能得狐白裘。"于是，他在半夜中学狗叫入秦宫，盗取了孟尝君所献的狐白裘，转手献给了秦王宠姬。孟尝君因而被秦昭王释放。半夜时分，孟尝君到达函谷关。秦昭王放走孟尝君后，又有些后悔，派人骑快马传令各关口，不放孟尝君出关。秦国有一条法令，到鸡鸣时才能开关，放人过境。孟尝君惟恐追兵赶上，急于出关，问门客有何办法，有一门客当即回答说，他能学鸡鸣，愿效力。此人一鸣，众鸡齐鸣，守关者一听鸡鸣，立即开关放人，孟尝君一行人得以出关，返回齐国。是为：鸡鸣狗盗，各有所用。此虽为世人所鄙，但在关键时刻，却起到了其他人无法起到的作用。

　　使用人才，还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原因在于，首先需要创业集团的领袖有过人的度量，能够放心大胆的用人；其次，如果一旦用人失败，创业集团也要承担损失。李世民使用尉迟敬德，堪称经典。李世民率领军队攻打刘武周时，在阶休收降了尉迟敬德和寻相。李世民立即加封尉迟敬德为右一府统军，仍旧统帅其旧部八千余人。不久，与尉迟敬德一起降唐的寻相叛唐，有人怀疑尉迟敬德也有叛变的可能，劝李世民将其斩首。李世民认为，尉迟敬德若要叛变，不可能在寻相之后。为了安慰尉迟敬德，他当面向尉迟敬德表示，决不相信别人的猜疑，如果尉迟敬德要离唐而去，他愿意以金宝相送，以表曾经共事之情。实际上，这是李世民促使尉迟敬德效忠他的有力手段。也正因为如此，尉迟敬德对李渊集团更加的忠心不二。

第10节：创业制度：简约而不简单


　　第四节 创业制度：简约而不简单

　　大家对于制度这个词并不陌生，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概括而言，制度是一组约束和指导人们如何行为的规则。制度是组织得以成立的框架，它支撑了组织的运行，是组织运行的载体。那么，创业阶段的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性如何？与成长和盛世阶段相比，它又有哪些不同呢？

　　创业阶段，一个混乱的格局，各个集团纷纷扩大自己的力量，激烈的军事对抗时时都在发生，战争成败对整个创业集团的安危存亡很是关键。因此，创业阶段的制度可以概括为一种战时制度。这个阶段的制度特征与皇朝成长和繁荣阶段的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在于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不同，还在于整个制度框架的表现形式不同。战时制度具有临时性和灵活性，可以根据战况的变化而随时改变制度结构。

　　一、凭威望说话，靠魅力维系

　　创业阶段，集团领袖除了以理想凝聚力量，以激情调动热诚，以现实说服疑惑外，凭威望说话，靠魅力维系制度也较为关键。因为，在这个起步阶段，没有更多的利益可以当即兑现给跟随者，好比期货一样，惟有把财富寄存在明天，领袖给跟随者展示美好的图景，大家则跟随领袖在今天努力打拼。这种理想、激情、现实、威望、魅力，都成为创业集团的粘合剂。

　　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将八旗力量控制在自己手中，成为自己争夺天下的有利工具，主要就在于努尔哈赤自"十三副遗甲起兵"以来，屡战屡胜，从而在女真族人中建立的崇高威望。而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还在于他有五位铁杆大臣。这五大臣跟随努尔哈赤一起创业，乃是努尔哈赤的个人魅力感召而至。

　　在元末的众多竞争对手中，朱元璋的创业集团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创业集团的高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强大的战斗力。这首先在于该集团有一个结构良好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维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还是依靠朱元璋的个人魅力及其在诸将中的威望。朱元璋在众多有名的开基皇帝中是地位最低的一个，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家资，只是一名从皇觉寺中跑出来当兵的和尚。就是这个和尚还没有成为创业集团的真正领袖时，已经在用他的魅力和智慧维持这个集团的正常运转了。

　　刘备请诸葛亮出山担任军师，关羽、张飞依仗自己立过战功，又是集团首领刘备的结义兄弟，对执掌大权的诸葛亮并不服气。其时正赶上曹操派遣李典、夏侯惇率领大军攻打新野。刘备将指挥权交给了诸葛亮。但是，关羽、张飞二人并不听从派遣。这种情况在皇朝的成长时期或和平时期，诸葛亮完全可以用不服从命令的理由杀掉二人。但是，在创业阶段，整个集团的运行还需要勇冠三军、艺压群雄的关羽和张飞，因此，这种不服从命令、公然违反制度的行为得到了容忍。最后，还是刘备的威望发生了作用，以领袖和大哥的身份要求关羽和张飞听从命令。这是依靠个人威望维系制度运转的典型。
　　二、让经理人拥有自主权

　　这个特征是由创业阶段复杂多变的局势所决定的。在创业阶段，竞争对手众多，局势变化多端，战机稍纵即逝，如果采取严格中央集权的决策体制，很可能会贻误甚而失掉有利的战机。试想，当敌人突然增兵前线，而己方将领没有就近调动军队的权力，需要一层一层地向上汇报，然后领导核心研究研究，决定后再传达到前线，此时我方可能早已经被消灭了。纵观中国古代开基皇帝的创业历程，基本都遵循了这个制度设计规则。例如，秦朝末年和楚汉相争时的刘邦集团，刘邦集团中的韩信、英布、彭越等人，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将，他们直接率领的军队甚至比集团领袖刘邦还多。在固陵之战中，刘邦单靠自己直接率领的军队不能打败项羽的，需要韩信和英布、彭越等人率军前来相助。

　　三、灵活有效率，弹性出效益

　　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制度设计相对简单，从最高决策层到第一线的传导途径非常便捷。这是创业阶段集团面临千变万化的竞争环境决定的，有利的战机稍纵即逝，如果信息传递机制和命令传达机制过于复杂，那么创业集团的整体效率肯定会大打折扣。而且在创业时期，由于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没有多少精力来设计组织制度。好在创业阶段的目标单一而明确，基本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制度。大多数创业集团一般都会借用上一个朝代的制度，并将之大大简化，突出其效率特征。刘邦创业集团，其官职和组织结构就大部分借用了秦朝的制度。甚至在分封异姓王（依靠异姓王直接统帅和治理各大战区）这个行之有效的制度上，也是在学习战国时代的经验。朱元璋获得实际领导地位后，也是大量借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各个统治区域设立行中书省，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的派出机关，全权负责当地的事务。军事制度方面，朱元璋集团在平定陈友谅集团以前，诸将都是直接由最高决策层直接指挥的，彼此互不统属。这样就减少中间层次，便于信息和命令的上传下达。

　　不过，简单有简单的好处，也有简单的弊端。就说朱元璋集团吧，起初没有一个总的统帅部来统领人马，这样做有好处，但是也有缺点，那就是诸将的权力太大，不好控制。有一次，大将常遇春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常遇春却全部杀死了降兵。同样作为大将，徐达阻止不住，因为徐达在制度上没有约束常遇春的权力。随着战事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朱元璋决定加封徐达为大元帅，节制诸将。这是实际上是在最高决策层和直接临敌的大将之间插入了一个信息和命令的传递环节，以及根据前方形势代为处置的稍高执行层。

第11节：创业文化：开创新愿景(1)


　　总而言之，创业阶段的制度结构，必须满足三点要求：即创业需要的简单、灵活和效率。简单、灵活的制度设计原则，最大限度的减少组织内耗，降低信息传递成本，能够在竞争环境发生变化时及时自我调整，受到了创业者的青睐。

　　第五节 创业文化：开创新愿景

　　相比于领袖、人才、制度等因素，文化是一种软环境，是一种软竞争力。企业家和管理学家们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但从其本质来说，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的文化首先是组织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中所形成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包括组织的整体价值观以及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在这个共同愿景之下，组织成员维系在一起，形成不同于单个人简单加总的组织；其次，组织的文化还表现为组织成员的内在行为规范。

　　文化是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制度不健全，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加以健全，缺乏人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招揽人才；但是，一个没有文化维系的组织，其生存和发展就没有内在的动力，组织成员的结合只不过是一盘散沙，形不成有效的战斗力。再次，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文化还是一种环境，一种氛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氛围。一个奉行严格官僚文化的企业，职员们的工作可能非常敬业、勤恳，但却始终处于一个呆板、僵化的工作环境中；而一个奉行无为而治文化的组织中，职员们可能较为自由散漫，但却适合那种富于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行业。那么，在皇朝的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文化特质何在呢？

　　一、从确定文化的内核开始

　　创业的战略固然重要，但总要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产生。这个指导思想就是组织文化的内核。对于皇朝的创业集团来说，一般是在强手如林、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形成的。创业成功主要还是依靠创业集团的资质、努力，以及际遇。在这种情况之下，创业集团的领导核心一般不会有意识的进行文化建设；对集团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明确的概念。刘邦在芒砀山起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领导的创业集团以哪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创业的初期阶段，刘邦也没有对掌握知识的儒生产生好感，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股势力，主要还是依靠自己和手下大将的勇猛。但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很久，刘邦便认识到创业集团需要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作为整个组织的行动的指南。

　　当然，在历史上也有其他的创业集团在开始起事之初，就明确了集团的核心指导思想。三国时期的刘备在出山之初就以"匡扶汉室"，拯救黎民于水火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创业集团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刘备集团的整个战略指导方针就是打击那些背叛汉室的集团，以所谓的"仁义"来号召天下。刘备集团，包括刘备本人在内，无不时时处处以"仁义"自居，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在自称汉中王之后，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发生战争时，刘备还以"奉衣带诏讨贼"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依据。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起兵反对明朝之初，其指导思想是掠夺明朝的财产与人口；对满洲和汉人的区别十分重视。这种指导思想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但是，随着创业的不断前进，这种指导思想开始不断融合汉族儒家文化的成分，不断整合满族、蒙古和汉族的各种统治思想，不断吸收佛教的各种思想因素，逐渐形成自己的指导思想。这个融合过程实际上一直持续到顺治、康熙年间。

　　实际上，这种指导思想不甚明确的状况主要还是由于创业集团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最典型的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作为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之初就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通过李自成集团的行为，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打击豪强地主，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但是，在整个创业过程中，这种指导思想不仅没有及时整合儒家、法家等统治思想，而是蜕变为流寇思想，享受一时是一时。即使不能把失败主因归为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参加的红巾军在开始起事的时候，其指导思想比较短视，也不明确，主要还是打击官府和豪强。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普遍思想。自朱元璋成为集团核心之后，他逐渐认识到，只依靠创业集团成员的一腔热情和对官府的痛恨是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要想创业成功必须要整合集团的指导思想，将集团成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一个思想框架之内。

　　朱元璋出身于贫雇农家庭，本身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在读书学习文化这件事上非常自觉，刻苦研习。朱元璋成为集团的实际领袖后，改变集团原来的轻视文人和文化的政策，转而积极争取文人。这就为整合集团指导思想提供了前提条件。每逢占领一个地方，朱元璋总要访求当地有名的儒生，罗致在幕府里做事。即使请不来，也要去请教。这表明了朱元璋集团的文化意识非常浓厚；对集团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建设相当重视。

　　二、文化也是战斗力

　　文化表现在对组织成员行为的约束上，就成为执行力和战斗力。什么样的文化内核决定什么样的行为。这一点在中国皇朝历史上的创业阶段得到了验证。可以说，文化政策将左右这个创业集团能否成功。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忽必烈进入中原，占领曲阜孔庙时，忽必烈心血来潮，挽弓搭箭，照着孔老夫子的塑像就是一箭。要是射别人，甚至是个活人，对于忽必烈来说也可能毫发无损，但是他忘记了孔老夫子是何许人也。孔老夫子是中原人民心中的圣人啊！忽必烈的这一箭实际上是宣告了即将统治中原的大元帝国的文化内核和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打击中原的文化传统，并宣告元朝的统治将不以儒学为根据。虽然后来元朝的皇帝们不得不改变了这一基调，照样还得奉行儒家思想，照样还得开科取士，但是这一箭造成的影响却久久没有消失。这也是元朝只在中原统治了不到一百年就被推翻了的原因之一吧。

第12节：创业文化：开创新愿景(2)


　　上面我们说到三国时期的刘备集团，"匡扶汉室"的正统儒家思想，为刘备集团赢得了"人和"的美誉。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集团成员的行为得到了约束，执行力和战斗力得到了提高。在"匡扶汉室"的思想指导下，刘备不仅获得了许多人才的拥戴，而且还获得了一般民众的支持。在集团内部，一旦成员之间出现矛盾，刘备也总是以这个口号来平息矛盾，解决问题。刘备集团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团结的集团，这种文化的指导作用不可忽视。

　　组织的战斗力还表现在组织内部环境的和谐与统一上。在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生活经历。而且他们对于创业集团总战略的认识并不是那么一致。像刘邦集团，其成员不仅有樊哙那样的屠夫，还有萧何这样的小吏，韩信这样的大将，陆贾、张良这样的文人。出身下层的军官，一般不会想得那么远；比较有文化和见识的人则会给集团一个远大的目标。那么，如何缩小这些差异呢？就要依靠文化，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文化建设将集团的总体战略目标落实到每一个成员，使每一个成员都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所在。使命感强了，就会激发出原来不曾有的潜力；而对自己职责的认识，则减少了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

　　三、自创品牌：宣传无极限

　　组织的指导思想一经确立，不仅需要在组织内部得到认同，更需要通过各种手段传播出去。这实际是扩大组织的文化影响力，创建组织的文化品牌。这种文化传播和扩散的手段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如广告的作用。

　　包装自己，宣传优点；揭露弥彰，攻击对手。这是创业阶段宣传的功能。但是，任何宣传都必须以集团的文化建设为基础。对于宣传自己的优点而言，并不是要去做"假广告"，欺骗大众，而是要将自己的形象艺术处理，再宣传出去，树立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揭露敌人的残酷和缺点，也不是要去"造谣、诽谤"，而是将对手真正的缺点告诉大众。实际上，宣传可以起两个作用，一是信息传递，告诉大家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那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说明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二是树立形象，推销自我，广为告知。这不仅是宣传自己的策略，还是对天下负责的一种态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比较有成就的创业君主，无不重视文化和宣传的作用。"闷声发大财"、"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些道理并不适合创业阶段的文化和宣传政策。

　　朱元璋集团在平定福建、两广之后，打算出兵北伐，将蒙元统治者彻底赶出中原。而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军北伐的道理，就必须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红巾军的恐怖、疑惧心理，并瓦解元军的军心士气。这时候宣传工作首当其冲。朱元璋非常重视，并派集团内部的大笔杆子宋濂亲自操刀，写了一篇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这篇檄文气势磅礴，对鼓舞北伐军的士气，打击蒙元军队的军心起了重大作用。这篇檄文首先揭露了元朝的腐朽和对人民的残酷统治。檄文说"元朝的臣子，不遵祖宗的训导，破坏纲常……，作为君主应该是人民的宗主，朝廷应该是天下的根本，礼义乃是御世的大防，像元朝的这些行为，怎么可以来继续统治天下呢？"这些话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揭露元朝政府的腐化。其次，檄文还大力宣传朱元璋集团的起兵反元的正当性，说明朱元璋集团顺天应人，应该取代元朝的统治，"予恭承天命，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此外，檄文还告诉北方的百姓和官吏，"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被我者自窜于塞外"。这是朱元璋集团中儒生系统的代表性著作，从中我们看出文化和宣传起的作用。首先，说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以统一集团的意志，激发成员的斗志；其次，揭露敌人的腐朽和统治的残酷，笼络民心；第三，还提供了传达信息的功能。文告发布以后，北伐军所到之处，山东、河南州县纷纷投降，名城如济南、益都、汴梁、河南府都不战而降。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直捣黄龙府"。

　　后金努尔哈赤集团在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发布"七大恨"告天，讨伐明朝。这实际上是努尔哈赤的一篇宣传文告，这篇宣传文告也都具备了上面我们所讲的要素：宣传自己的正当性，揭露敌人的腐朽，说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七大恨"的第一条就说明朝"起衅边陲，害我父、祖"，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这篇讨伐文告在历史上非常出名，它基本囊括了我们前面讨论的文化宣传的几个要素。

　　关于宣传文告所起的作用，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三国时期，袁绍集团讨伐曹操，袁绍让当时的大才子陈琳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曹操当时正患头疼，卧床不起，当曹操听手下读完陈琳的文告后，竟然被吓得一跃而起，头疼症也被吓跑了。这充分说明了宣传对敌人的威吓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袁绍虽然能够在宣传上做出这样好的成绩，但最终还是被曹操打败了。这也说明，文化和宣传要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在创业集团自身拥有足够的实力基础之上。没有良好的硬件设施，光靠宣传是不行的；但是，在拥有了良好的硬件设施后，再加上出色的宣传，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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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创业路，翘首盼黎明。创业是漫长的，但渐趋接近目标的愉悦难以言表；创业是辛苦的，但胜利接踵而来的快感极为个别。但凡自我期许者，无不以创业为人生快事。

　　回顾创业径，苍茫横翠微。史书千年，几经反复。咀嚼着开基皇帝们的创业心路，点滴在心头。指点江山、图以帝国，纵横捭阖、止于宝座。让人叹为观止的同时，又怎能不想从中体悟点什么呢。历史已然逝去，大道岿然犹存。由是，重走开基皇帝的创业之路，发现古时的开基与现代的创业极为类同，尤其创业所面对的乱世新生，阶段所独有的创业领袖、人才管理、制度结构、文化政策等方面，无不使人深思。

　　创业让人激情澎湃，守成给人的感觉呢？

　　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之后，打天下的创业集团相应的就转成了坐天下的统治集团。同样的一个集团，还是那些人，由于环境的变化，他们的地位和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创业集团能够处理好这些变化，那么创业集团就会顺利地变为统治集团。如果创业集团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后，还不能随着变化调试自身，那么，这个天下就可能坐不稳。

　　皇朝的成长阶段，继之的守成之主，一样的任重道远。

第13节：成长与稳定：坐天下


　　第二章 成长与稳定：坐天下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成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又称汉高帝。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然而，虽说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位，问题和困难依然不少。第一个问题：数年的秦末战争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天子和将相都如此困难，何况平民百姓？第二个问题：手下大将、重臣大权在握，皇位并不没有想象中的稳固。韩信、彭越等诸位异姓王名为臣子，实同割据。如何开万世之基业，刘邦对此煞费苦心。第三个问题：手下大将们多是草莽出身，在创业阶段是与自己同吃苦、共患难的兄弟，打下天下后，大臣们每天上朝都与刘邦称兄道弟、吵吵嚷嚷，刘邦感觉不到做皇帝的尊严。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创业集团如何成功地转化为统治集团。

　　秦始皇自称"始皇帝"，要将秦朝的统治世世代代传下去，自己的子孙就是"二世"、"三世"，以至"无穷世"。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秦始皇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秦朝至二世就灭亡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势力非常强大，所谓"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正确地处理创业和守成的关系，创业集团顺利转化为统治集团，那么"二世而亡"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秦始皇的战略方针和制度设计，没有解决创业之后的守成问题。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秦朝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具体而言，就是秦始皇没有针对百废待兴的外部环境，与民休养，而是继续大兴土木、挥霍无度，残酷剥削百姓，致使激起民变，二世而亡。

　　五代末年，后周之主世宗柴荣，攻北汉、打南唐，开疆拓土，不可谓不是英雄。针对五代时期的种种弊端，柴荣整编军队，严治贪污，肃清盗贼，治理水患，疏通漕运，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五代时期最主要的问题：防止重权在握的臣下篡位，摆脱短时间改朝换代的易主劫难。五代时期，军阀混战，各个统治集团都依靠手握重兵的大将相互攻伐，但是，这些大将们既手握重兵，难保不篡权自立。柴荣的失败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巩固皇权的问题，最终被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夺取了皇位。因此，对于创业者来说，在打下天下以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便成了首要问题。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认识到后周之所以灭亡、五代十国之所以频繁易主换位，乃行"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重兵在握的大将们的兵权，继而从制度设计上保证王朝稳定运作，成功地从创业集团转化为统治集团。

　　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实行的还是疯狂掠夺和残酷镇压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在攻打明朝，与明朝、李闯王争夺天下的阶段，可能还不算致命之举。但在已经夺取天下，面临如何巩固皇权的情况下，还实行"圈地"、"剃头"等野蛮政策，就有可能丧失已经打下的天下。清朝统治者也很快认识到应该建立稳定的秩序和制度，从创业集团转变为统治集团。因此，在顺治朝和康熙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转变战略和政策，废止"圈地"，实行科举，开科取士，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稳定朝政。这些措施保证了清朝统治达二百多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创业集团，并不必然是一个成功的守成集团；优秀的创业者并不都能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短命王朝不计其数，长命王朝却乏善可陈。原因何在？本章将从坐天下的内外部环境出发，透析使一个王朝能够长治久安的各种因素。

　　对于一个组织、集团而言，要想在争得一席之地后，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应该敏锐地把握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按照基业常青的使命设定，及时调整组织的战略。此一阶段的领导者，必须高瞻远瞩，思考组织的未来。制度设计与人才政策成为皇朝秩序的关键。除此之外，还要打造强势的文化与组织的战略相协调，充分发挥文化的稳定和推动作用。一个创业集团能够把握这五点：外部环境变化、战略调整、安顿人才、制度设计和文化建设，就具备了"开万世之基业"的条件。如果处理不好，我们看到的将又是一个"短命王朝"。

第14节：重在建构：成长的环境


　　第一节 重在建构：成长的环境

　　创业阶段已然过去，群雄厮杀已然不再，对手或已被摧毁、或转入了地下，反正已经退出竞争舞台，局面归于平静。笑到最后的创业之主或许感到些许的寂寞，一种英雄的寂寞，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但是，寂寞在心，万钧在身。开基者能否成功地因应这种情势，把住战略转轨，事关全局、根本和未来。

　　那么，创业阶段过后，组织的外部环境怎样，落脚点又何在呢？

　　一、创业争夺战后的荒凉

　　创业阶段实质上是一个战乱阶段，各种势力纷纷起兵，相互征战。过后留下的是社会满目疮痍的局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可能有些夸张，却道出了战乱的破坏力和建设的急迫性。战争本身就不是一个建设性的力量，而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在战争的洗涤下，不仅整个经济社会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各种秩序也被破坏，社会处于极度的衰竭之中。

　　经历了秦朝十五年的严酷压榨和长达八年的反秦战争、楚汉战争，汉初社会残破不堪，人民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许多农民流亡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社会财富极端匮乏，"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五代时期，中原一带干戈不息，兵无宁日。后梁集团朱温与后唐集团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整整混战了十七年。甚至掘开滑州的黄河堤岸，造成冀、鲁、豫平原十余次的严重水灾，几千里的地方涤荡一空。

　　在这民生凋敝的局面下，对于已经打下天下的创业集团而言，必须主动把握天下民心，顺应百姓的要求，改战时战略为稳定战略。这一点对于现代组织同样重要，无论是执政后的政治组织，还是取得市场份额后的经济组织，抑或其他社会组织，创业成功后就应及时调整战略，巩固市场、权位，不应再相向而行，与历史期待渐行渐远。

　　二、充满期待：扩张后的市场

　　创业结束，成长伊始，另一大变化就是统治区域的扩大。创业阶段，创业集团基本是偏于一隅，势力范围较小。区域小，各种行政措施和对地方的控制都比较原始。且由于处在战时环境中，管理体制也必然是一种为战争服务的体制。这种体制在战时和行政区域比较小的条件下，比较灵活且动员能力较强。创业成功，就意味着统治地位在更大范围的确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般而言，所谓的创业成功，即是统治区域扩大到"天下"，所谓"天下一统"。这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及时、有效的管理各个地方的问题。

　　元朝占据中原之前，不过是蒙古高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其地域虽广，但族人不过十万；实际行政区域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战斗力，成吉思汗将所有的族人分成95个千户，千户制（千户、百户、十户三级划分）成为当时蒙古社会的基本统治制度。实行兵民合一的机制，每一个蒙古人都是战士，都要跟随成吉思汗出兵放马，攻城掠地。攻下城池之后，任由士兵抢掠，作为士兵出兵的薪饷和激励。对于打天下来说，这是一种激励比较强、比较有效率的机制。但是，天下一统以后，这种体制就不行了，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就好比当代组织，初创时期专注于一个界定较为清晰、环境较为熟悉的地域，创业队伍不大，管理机制相对简单灵活，基本不存在管理幅度、层次的问题。但是，一旦市场扩大、延展，随之而来的便是制度如何建构、力量如何集结、目标如何实现、使命如何完成的系列需求。

　　与元朝相类似的是清朝。在清朝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实行的所谓"八旗制度"。这种制度将所有的满洲人编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八旗制度也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这种制度保证了八旗士兵的战斗力。当时，整个八旗士兵不过二十万，却战败了超过百万的明朝军队。但在进入中原之后，全民皆兵的制度就不适用了。在入关之前，当时后金统治区域不过白山黑水之地，人口不过几十万人，而进入中原之后，行政区域扩大了几十倍，人口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在如此广阔的行政区域再实行八旗制度，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

　　对于组织而言，就是在成功扩大市场后，如何对已经占有的市场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创业阶段，占领市场是第一要务，只要是能有效、迅速地发展、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管理制度，就是"好"制度。但是，转入"坐天下"阶段之后，由于市场的扩大，有效巩固市场和管理市场就成为首要目标，原来的那种极具灵活性的管理体制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三、实力格局：创业队友成潜在对手

　　创业阶段，由于各个创业集团都面临着强大的对手，属于一种战乱危局，因此，为了尽快地战败对手，夺取战略主动权，每一个创业集团都尽可能地给那些直接临敌的大将们较大的自主权力。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作了说明。但是，创业成功之后，外部环境已经趋于平稳，集团内部的结构和权力配置就需要及时调整，形成一个运作有序、结构稳定的统治集团，并妥善安置这些独当一面的大将。这是创业阶段向成长阶段转化的必然步骤。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各个创业集团内部总会形成一个功臣集团。这些功臣都在创业阶段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由于战时需要，功臣们都手握重兵，权高位重。西汉的刘邦集团，在创业期间和建国初期分封了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等异姓王。这些异姓王都有封地，在封地内有收税、铸币等权力，而且都手握重兵。东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也聚拢了一大批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将军。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云台二十八将"，即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yǎn）、杜藏、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等28人。这些人在创业打天下期间东征西杀，都手握重兵，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权力。

　　北宋开国之主赵匡胤能够夺取政权，黄袍加身，主要还是靠"义社十兄弟"，即石守信、王审琦、慕容延钊、高怀德、赵彦辉等人。这些人除了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外，还都是后周掌握重兵的将领。这些将领虽然拥戴赵匡胤坐上了皇位，但他们自己也有一批手下，难保不出现黄袍加身、夺取赵匡胤皇位的另一个"陈桥驿"。对于这一点，赵匡胤早已认识到了。太祖在一次与宰相赵普的谈话中，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土地，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宁，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无它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已。"赵普的回答不仅对当时的北宋皇朝可谓一针见血，对其他皇朝又何尝不是呢？

　　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相应地要求组织权力结构的及时调整。刘邦做皇帝之后，手下陆贾时常在他面前说《诗》、《书》。刘邦对此不以为然，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回答说："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这就是"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典故。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原来的创业集团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尽快转化为合格的统治集团。

　　民生凋敝，是为着创业的战争耗竭了时力，社会萧条，组织疲惫，组织内外都要求休养生息，重整心力，是创业阶段的必然结果，守成阶段的实然基础。区域扩大，是创业所追求的应然结果，但是肢体的延展要求头脑的转变、机制的再造。君弱臣强，是创业结束、守成伊始的力量格局，是创业功能的结构化体现，如何变革实力格局，还必须创新管理，重新建构。战略需要转轨，制度需要完备，这是守成阶段的任务，更是座上皇帝的责任。组织领导者有否担当、能否担当，都将在这一阶段表露无遗。

第15节：守成领袖：高瞻远瞩(1)


　　第二节 守成领袖：高瞻远瞩

　　创业成功之后，组织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天下大乱转变为百废待兴、民心思安；由原来的处于一隅转变为统治全国；由原来的一致对外转变为内部权力的重新分配。相应地，组织的总体战略目标由原来的创业打天下转变为开基坐天下；战略手段由原来的马上打天下转变为座上治天下；而这个战略意图的实现需要通过制度稳定下来，形成规范性的行为准则。

　　那么，主要由谁来应对环境转变、主导战略转轨？对这一阶段的领导核心有什么素质上的要求？他又是如何实现这个意志的呢？实质上，这个问题是对我们前面提出的由创业集团成功转变为守成集团的进一步解释，也将解决基业长青的问题。创业阶段，领袖具有吸引人才和统领集团作战的个人魅力。但是，能够成功创业不一定就能够开万世之基业。皇朝能否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及时转换战略目标；而目标能否成为现实，能否做到基业长青，还在于组织领导者是否高瞻远瞩。所谓谋一隅者不足谋全局，谋一时者不足谋万世，外部环境变化之后，如果领袖素质不能及时跟进调整，创业的成绩很可能就在短期内丧失，成为"短命王朝"。

　　优秀的创业者在创业阶段可谓"无往而不胜"，创业时期的胜利使得这些创业者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志得意满，往往不能冷静地考虑现实条件的变化，仍然抱守创业时期的经验，不及时调整自身的素质，也就不能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这是导致"短命王朝"的主观原因。

　　历史上的短命王朝，诸如秦朝、蜀汉、隋朝、五代各朝。这些王朝的开基者，在起步阶段都是一方豪杰，能够脱颖而出，统一天下，至少能够占据一个区域。秦始皇在创业阶段不仅能够团结人才，而且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嬴政统一六国之前，秦国人才济济，李斯、尉缭、王翦、王贲、蒙毅、蒙恬等都是文韬武略；秦国各项制度又都是着眼于军队的战斗力，功必赏、罪必罚，军令严明。秦国扫平天下的战略也较为得当，远交近攻的谋略使得六国难以团结一致对付秦国。其时，六国的领土五倍于秦，军队总兵力十倍于秦，秦始皇仍成功统一六国。然而，秦朝又是典型的"二世而亡"。秦朝短命的原因，可以从领导者的必备素质和战略意志两个方面深入分析。首先，在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本人变得骄傲狂妄，专制独裁，任奸拒谏，不信大臣，不亲士民，成为脱离万众的孤家寡人。而秦二世胡亥更是缺乏一个守成君主的应有素质，信任宦官赵高，不听朝政，杀戮良臣。司马迁在《史记》中形象地描述了秦始皇的狂妄之态，"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于之侔"。其次，秦朝开基之后，战略总方针没有顺应历史潮流进行修正，秦始皇父子完全抛弃了"安土息民"的正确战略，穷奢极欲，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封山封仙，横征暴敛，法繁刑酷，中外咸怨，天下寒心，以致二世就土崩瓦解。秦二世胡亥在位之时，全国男子不能耕种，都被征调去修长城、建阿房宫；妇女不能耕织，全国道路上充满刑徒。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而陈胜、吴广之起于大泽乡，刘邦之起于芒砀山，都是在路上，押解刑徒的路上起事。

第16节：守成领袖：高瞻远瞩(2)


　　历史的经验如此，现代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短短三十年，曾经涌现过多少风光无限的企业，曾经涌现出多少志得意满的创业者，这些企业、这些创业者而今安在？怀汉新是这样，吴炳新是这样，胡志标也是这样。这些"想当年"的英雄创业人物，如今都如历史的过眼烟云，成了"短命王朝"的现代版。

　　那么，在由创业转为守成的道路上，对集团领袖的要求有哪些呢？第一，须具备战略转轨能力，导引组织成功转型；第二，要有足够的学识和经验，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做出明智的判断；第三，善于听取意见，能够辨识忠奸；第四，以谋略来实现战略意图。

　　一、战略转轨：把创业基点演绎为成长支点

　　创业阶段的战略制定，有"马上皇帝"的企划能力来因应；守成阶段的战略转轨，则须是"座上皇帝"的导引能力来把舵。首先是转变总体战略目标，需要从一切为了击败对手、实现成功创业的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持续增长的战略目标，即要"开万世之基业"；其次，转变战略手段，需要从创业阶段的灵活性转变为稳定性的策略，要使整个组织的运行建立在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之上；第三，相应地，皇朝稳定运行的总体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标准以及文化政策，也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转变成一切为了实现皇朝的长治久安。

　　1、总体战略目标：开万世之基业

　　总体战略目标的重要性毋需讳言，一个组织能否长久生存和发展，首先在于其总体战略目标是否适应组织的外部环境。此时的外部环境是"乱世"到"思安"，"百废"到"待兴"，作为组织的目标就应该是休养生息和安定和谐，保证组织的稳定，并为组织的长治久安创造条件。

　　那些在历史上能够长期存在，并创造了盛世局面的皇朝，其开基者在打下天下之后，都及时调整战略目标，由战时战略转变为稳定民心和社会。刘邦集团战败项羽集团、成功夺取天下之后，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高祖刘邦，经过吕后和惠帝刘盈，到文帝和景帝，一直实行提倡节俭、节约民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汉文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本人身穿用"戈締"做得袍子，而所谓"戈締"就是当时最普通的衣料。他所宠爱的慎夫人，穿着短裙。他们的帷帐上连花纹也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终使汉初经济社会在秦末几十年征战的凋敝局面得到了改善，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些皇朝则不然，秦朝和隋朝就是这样的例子。秦始皇创业成功之后，仍然实行一种挥霍浪费、穷兵黩武的战略，大修阿房宫，残酷剥削人民，最终二世而亡。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建行宫、开运河、征高丽，最后落得个"好头颅谁来斩之"的悲惨下场。

　　2、战略手段：一切为了天下

　　创业阶段，领导者看重的是征杀疆场的战将，需要的是战胜敌手，"马上得天下"没有半点虚假。但是，创业结束之后，必须改变这种仅看重战功的战略手段。这个转变，首先要相对减轻军队在政府中的权重。其次，要缩减士兵员额，将战斗人员转变为生产人员。第三，提高文人在政府中的地位，建立文人官僚政府。这三个步骤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将历史上转型比较成功的概括为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诛戮功臣型。成功创业之后，对于那些手握重兵的战将，采取全部杀掉或部分杀掉的措施，解除其兵权，同时裁撤兵员。这一类型的代表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特别是朱元璋。朱元璋当上皇帝并统一全国之后，对原来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功臣大开杀戒，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明初的这三大案基本上将带兵打仗的开国大将们清除干净。随之，朱元璋将这些大将的兵权收归到皇帝手中，大量裁减兵员。这种方式显得过于残酷，所以在历史上，刘邦和朱元璋的这种诛戮功臣遭到了人们的贬斥。但是，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采取措施是必要的，只是这种措施不太得当而已。一个皇朝的长治久安，需要一个稳定的行政体系，而潜在的军事力量割据则是稳定秩序的最大隐患。

　　第二种，和平共处型。这种类型是指通过和平手段逐步夺取将领的兵权，提高君主的权力和文官政府的权力。这个类型的代表是清朝。清朝在入关之前，实行的是八旗制度和四大贝勒议政制度。带兵的贝勒们拥有较大的权力，而且这些贝勒可以通过议政会议（所谓八王议政）来左右君主的决策。清朝入关之后，首先是将满洲八旗和其他人民分离开来，没有将八旗制度推广到全国。即使建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是将八旗的军队制度与普通人民分离开来。这样就将旗主贝勒直接管辖人民的行政权力完全剥夺了。但是，对旗主贝勒本人，并没有加以消灭，而是将他们养在关外。但是，这些旗主贝勒还拥有管辖本旗人员的权力。这样一旦出现统治危机，满洲统治集团还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这种类型实际上是剥夺了带兵将领的治民权，但没有完全剥夺将领的军权。因此，在有清一代，没有出现满洲八旗兵造反的事件。这种分离军队将领的军权与行政权力的措施，应该是既能稳定社会秩序，又能保证军队始终掌握在统治集团高层的一种措施。

第17节：守成领袖：高瞻远瞩(3)


　　第三种，和解共生型。一如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五代时期，手握重兵的武将谋权篡位比较普遍。赵匡胤在后周做将领时，曾亲眼目睹了后周太祖郭威黄袍加身，夺取后汉隐帝刘承佑皇位的事件。后汉乾佑二年（公元949年），辽兵来犯，郭威带领军队迎战。走到澶州，将士数千人忽然大噪，高喊"我们已经与刘氏成为了仇敌，不能再保他了"，希望拥立郭威为皇帝，并撕下黄旗披在郭威身上，高喊"万岁"。郭威死后，后周世宗柴荣即位，柴荣死后，后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此时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掌握军权。公元961年，同样的故事发生了。赵匡胤带领人马出兵抗辽，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之后，赵匡胤认识到，要使自己的皇朝能够延续下去，就需要解除带兵大将的军权。怎么去掉呢？赵匡胤的办法是"杯酒释兵权"。一天，赵匡胤召集宿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饮酒，在酒酣之际，他屏退左右，说：我没有你们的支持，就做不成皇帝。但做了皇帝又不快乐，整天愁闷，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呢。这些宿将询问缘故，赵匡胤说：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做呢？即使你们没有篡位的心，你们的下属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能不做吗？这些大将们立即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纷纷上书要求辞去兵权。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宿将们的荣华富贵，将他们的兵权完全剥夺。弊端是政府需要支付大量的财政，养着这批功臣。而且，在拿掉武将们的兵权后，由文臣带兵战斗力大大削弱。有宋一代，军队疲弱，没有战斗力，所以根本不能抵抗入侵。北宋时期，不仅没有收复幽云十六州，还被金国所灭，显然是赵匡胤没想到的。

　　宋朝虽然无力抵御外敌，但是内部却没有发生兵变、夺权等。东汉的"杯酒释兵权"却直接导致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造成了东汉后期的军阀混战。东汉集团在夺取天下之后，对重臣宿将实行"高秩厚礼，允答元功，俊文深宪，责成吏职"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是：对于功臣，增其赏邑，保其福禄，但不任以吏职。云台二十八将，开国三十二功臣，虽然爵位很高，但都不担任实际职务。等于把他们的参与政治决策和行政管理的权力都收回了。然而，东汉却因此借重外戚和宦官来管理朝政，终致东汉末年的大乱。

　　3、战略实现：组织与制度铸就秩序

　　制度是一切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的实现形式。制度的作用是将长期的战略意图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创业阶段，制度设计的原则是灵活性，这是因为组织的战略目标是战胜对手，实现成功创业；而在守成阶段，制度设计的原则就是稳定和秩序，这是因为组织的战略目标已经变为稳定自己的统治。

　　在中国皇朝的发展演变史上，每一个成功创业的集团无不想把自己的统治长久维持下去，但是天不遂人愿，仍然出现了许多"短命王朝"。这些短命王朝有的也转变了战略，但是却没有将战略意图真正实现。原因很多，但没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制度作为保证，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五代时期，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登上皇位之后，实行了许多措施来稳定自己的统治，但最终还是让赵匡胤夺取了政权。郭威和柴荣在世的时候，凭借个人的威望，维持这些政策措施的施行。一旦郭威和柴荣去世，没有了个人威望作为后盾，那些良好的措施就立即失去了效力。如果建立有一个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制度，即使郭威和柴荣去世，整个朝廷可能会依照制度继续运行下去。

　　当前中国许多民营企业陷入了"短命王朝"的怪圈之中。这些企业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证明在创业阶段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是顽强的。创业成功之后，大多数的创业集团还是能够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不断增长和发展下去。但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却在制度建构方面失却考虑。一般而言，创业领袖在创业集团中都树立有崇高的威望，依靠个人的威望维系企业的运行，在创业阶段不致出现大的差错。但是在创业成功之后，个人威望是很容易失去的，一旦失去，又缺乏相应的后续制度保证，组织的命运很快就到头了。

二、治国智慧：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判断

　　治国智慧是一个座上皇帝成功开创万世之基业的关键所在。治国智慧首先需要有对历史的领悟。"以历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对照历史，可以发现前朝得国、治国、失国的经验和教训，为己所用。清朝皇帝有一个传统，在每天上朝之前，都要仔细阅读前朝的实录，这种阅读不是一时之事，而是要贯穿到整个生命历程中。前朝的历史不仅要读，而且要每天都读，从中吸取治国的有益经验。

　　清朝前期的康熙帝玄烨是造就清朝二百多年江山的开基之主。在位期间，他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使大清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大王朝之一。在他死后，臣下给他上的庙号是"圣祖"。一般而言，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皇帝的庙号都是"宗"，但康熙帝却也成了祖。其原因就在于康熙帝"名为守成，实同创业"，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础。那么，康熙帝的这些治国经验和智慧来自哪里呢？首先就来自他对历史的学习和领悟。过人的功业，因有过人的智慧；而过人的智慧，因有过人的学习。"学习"二字，是解开康熙一生开创大业秘密的一把钥匙。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