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三、在成长中寻找文化的支撑

　　在皇朝初期，由于刚刚结束战乱局面，人民的心思还没有统一到新王朝。这时，皇朝很需要通过一种比较迅速、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将新王朝的治国思想、治国方略，以及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取得人民的认可和拥护，从而为皇朝的稳定奠定思想基础。这些都是新王朝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发展学校和教育。学校和教育除了稳定人心、宣传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培养人才之外，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可以建立王朝的人才储备库和蓄水池，在人才过多的时候，储备起来，既可缓解压力，又备不时之需。

　　首先，学校教育要与组织发展的整体文化内核相结合。这种通过学校教育将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理念制度化的方式，就是官学的产生和发展。在汉朝以前，教育是私人的教育。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实际上是民办学校，孔子要靠收学费来维持生计，这个学费就是"束脩"。到了汉朝，官学也只局限于最高学府：太学，并且太学只有一所。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各个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从而纷纷举办官学，并且将官学逐渐从中央办到省一级，继而府一级，县一级。明清两朝是学校教育最完善和最繁盛的时期。在宋朝，政府办的官学还只到州级（府级），而到了明朝中央有国子监，地方上有府州县学，基层有社学，卫所有卫学。学校的设立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当时人们对这种普遍的学校教育称之为："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朝的这种学校教育繁盛的局面，与朱元璋重视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创业时代，朱元璋就在自己的领地内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如此就好比为组织培养一批忠诚的员工，并对锁定的目标群体有着极有力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其次，学校教育要与组织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又是通过学校教育把皇朝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合在了一起。在汉朝，最高学府太学，不仅宣讲学问，还是一个官员培养单位。太学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为吏。郎和吏，都是汉王朝的后备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可以获得实际的官职。到了科举制较为发达的宋代，特别是明代以后，学校教育则完全与科举结合了起来。学校教育从内容和形式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成为科举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参加科举必须学校出身，学校也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分别与科举考试中的童试、乡试、会试相对应，又与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名号相对应。

　　第三，重视学校教育的宣传作用。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活动，这种活动具有集体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组织的战略意图、政策措施以及具体的行政事务，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传达到普通民众那里。当然，对于现代组织而言，组织内部培训的信息传达作用可能比较小。但是，通过内部培训，把本组织领导层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传达给组织成员，也还是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法。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诗人公刘先生如是说。用一生的战斗换来的这一夜，是成功创业者独品的芳醇。芳醇令人迷醉，可究竟能否持久，考验着把酒的人。不错，起于萍末的闯王李自成战斗了一生，也享受了一夜，却旋即丧失了流血、流泪、流汗挣来的基业。起于寒微的朱元璋也战斗了一生，却不止享受了一夜，还开创了大明王朝十六帝近三百年的基业。为什么创业路近似，命运大不同？！百思一问。

　　创业未有转入守成。外部环境之于组织是何等重要，环境的转变要求组织各方面必须随之调整，甚至重构，才能免除早衰之苦、夭折之运。那些安享创业果实、不思持之以恒、缺乏核心理念的人，是不具备高瞻远瞩能力的，连创业后的守成期都难以度过，更甭奢谈长青的基业了。

　　创业转入守成，重在建构。因为刚刚尘埃落定的创业期是灵活多变，但缺乏规范与控制；此时最为急迫的就是转轨，不仅体现在战略上、战术上，更要落实在制度上、规范上，包括组织架构、核心理念、管理程序、信息系统、激励制度、人才制度以及其他适应守成阶段需要的组织特性。

　　非如此，不能迈向组织的生命顶峰。

第27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1)


　　第三章 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刘彻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领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敌八千余，俘虏匈奴浑邪王子，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天，汉武帝又派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深入两千多里，越过居延泽，攻至祁连山，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三万多人。这是大汉王朝对匈奴开战以来的空前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两次战役只是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四十余年、十五次大战中的两次。武帝对匈奴连年开战的同时，亦向正南、西南和东南大肆扩张。元光五年（前130年），招抚夜郎国；元鼎五年（前112年），消灭南越割据政权，设交趾等九郡；元封二年（前109年）尽灭西南夷。元封三年（前108年），出兵朝鲜，设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武帝的雄才大略，使汉朝实现了全盛。大汉王朝不仅军事力量强大，而且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是，物极必反。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汉帝国带来了空前的压力，社会陷入一种恐慌情绪中。汉武帝晚年对此也有认识，并于征和三年（前90年）向天下颁布"轮台罪己诏"，以求改过自新。但为时已晚，大汉帝国无可奈何地走向了下坡路！

　　大唐帝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国势强盛，百姓富庶。大诗人杜甫那首最为人们所称引的《忆昔》诗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既生动形象，又不失历史真实。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当时盛况：十三文就可买一斗大米；青州、齐州的谷子每斗只要五文。两京大米每斗不超过二十文，面粉只有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州、汴州，西至岐州，道路两旁都有旅店酒肆招待客人，酒馔丰溢。每店都有驴，可以租给客人乘坐，叫做驿驴。南面到荆州、襄阳，北边到太原、范阳，西面到蜀川、凉府，都有店肆，以供商旅，就是旅途千里，也可以不持寸刃。天宝元年（742年），国家的户数在八百五十二万，人口约五千万，世界各国的商人、留学生涌入首都长安，使长安成为人口众多的国际大都会。但是，大唐帝国的盛世很快就被"安史之乱"打断，陷入到兵荒马乱之中。之后几经努力，风光不再。

　　大清帝国乾隆年间，弘历皇帝在平定准格尔、回疆，攻取大小金川，扫平廓尔喀之后，自诩武功卓著，命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自称"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无与伦比。乾隆的"十全武功"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大清国在康熙、乾隆年间天下太平，史称"康乾盛世"。当时大清国国力之强盛，远胜于欧洲诸国。亚当o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中比较了当时世界上各个大国的经济实力，得出的结论是大清帝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与整个欧洲的经济实力相当。但是，盛世好景不长，腐朽气息袭来。乾隆后期，权臣和珅贪污受贿，竟然聚敛了相当于清政府七年国库收入的财富！首席大臣如此，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可想而知！

第28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2)


　　如上三个盛世，都是乘祖辈之积累，加皇帝自身之英明，而实现的扩张与繁荣。这一阶段，不仅皇朝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经济发展繁荣，而且普通大众的生活也非常富足、安定。盛世不仅是一个皇帝的辉煌，一个王朝的辉煌，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辉煌！盛世是皇朝开基者所希望的，也是广大百姓所希望的。但是，历史的规律显示，盛世不可能旷日持久，日中必损。这个规律是中国皇朝发展的独特规律，还是所有组织演进的必然规律呢？是否在盛世之后，都会出现这种衰退的趋势？本章从剖析历史上的皇朝盛世开始，讨论组织实现盛世的条件、盛世阶段的特征以及盛世之下的隐忧。

　　历史上，盛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盛世需要条件。首先在于物质和文化基础；其次在于天下大势；再次则是皇帝素质。盛世之下的隐忧，同样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要求其时君主能够体察矛盾的积累，而不只沉浸于"扬名立万"。

　　第一节 迈向巅峰：盛世的环境

　　如果说，创业成功为组织的生存创设了基点，制度的成功建构则为组织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点，由此，组织的实力快速增长、扩张，攀上了梦寐以求的生命巅峰。此时，组织的环境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就皇朝而言，首先是统治基础得到了稳固，统治集团的地位和威望被普遍接受，民众已经认可。这种情况类似于企业在打开市场之后，通过一个阶段的快速增长，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程度、甚至美誉度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压力就不是那么迫切和明显了。其次，各种制度已经比较规范，皇朝的一切运行进入一个规范和稳定阶段。守成阶段创立的各种制度，经过几代人的修改和调适，已经比较完善。再次，经过快速增长积累的大量物质财富，为皇朝的繁荣和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然而，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反面。第一，物久生弊。一个制度成熟之后，表面运行很稳定；而随着环境的变迁，如果仍是照章行事，就容易变得官僚起来，进而隐含各种诟病。第二，自满与成功俱来，野心同实力共增，扩张的野心成为组织的一大威胁。第三，盛世阶段，组织成员在歌舞升平中逐渐丧失斗志。不用再为组织的安危担忧，不用再为组织的未来操心，所关注的仅是自己的名利地位，自己的荣辱得失。

　　上述这两个极端，繁荣是"好"的极端，繁荣之下的隐忧则是"坏"的极端。这两个方面也都对皇朝的战略目标、人才政策、制度安排、文化建设等产生影响。"好"的情况占优时，皇朝的繁荣期就相应延长；一旦"坏"的极端，即盛世之下的隐忧逐渐累积、凸现，盛世就告结束，皇朝无可避免的滑进下一个阶段。

　　一、盛世基点：稳定与成长的硕果

　　经过建国初期几代皇帝的努力，皇朝的统治基本稳定下来，社会秩序也已安定。盛世皇帝从先辈那里接手了一个稳定且具有增长潜力的皇朝。也就是说，组织建构比较齐全、运行比较规范，环境基本稳定，目标群体比较固定，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相互信任，达到相互支持的状态。

　　西汉刘邦集团在成功创业之后，经过惠帝刘盈、吕后、文帝和景帝一段稳定和快速增长，到武帝刘彻即位时，已经具有进入盛世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经济上，经过汉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一段治世即"文景之治"，汉朝的社会财富已经是极大丰富。全国人口规模和粮食产量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种富足是汉初皇帝和大臣们想都没想过的。政治上，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汉文帝削减各种严刑酷法，社会治安进入秩序化的轨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虽说夸张，但社会治安确实非常好。对外关系上，虽然还有一些外族的侵扰，但总体上还算平静，只有匈奴时不时侵犯边境；和亲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没有再发生汉初刘邦被匈奴围困白登山的惨状。这是汉朝到武帝时期能够出现繁荣盛世局面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汉初近百年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就不可能出现汉武帝的大汉盛世。

　　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也是这种情况。经过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武后则天、睿宗李旦、中宗李显等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唐代统治逐步稳定下来，经济也是快速增长。唐初实行的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到开元初年产生明显的效果。而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不仅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而且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础。快速发展的封建经济，以及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使社会秩序非常稳定。在太宗贞观年间，有一年全国因犯死刑而处死的人还不到三十人。武则天时代政坛上的血雨腥风虽然惨烈，但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发生较大的军阀混战的局面。武则天的统治也还是遵循贞观年间的治国理念，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生产，吏治也比较清廉。从治国的角度来看，武则天应该属于开明君主之列，虽然对待政敌的措施比较残酷。随着睿宗李旦和中宗李显的相继去世，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风波也渐近尾声。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国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成熟组织，不仅经济力量蒸蒸日上，而且各种制度臻于完备，官僚体系运转处于最有效率的时期。大唐盛世就此走上大道。

第29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3)


　　朱明帝国在经过朱元璋、建文帝和成祖朱棣几代皇帝后，到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年间，也攀上皇朝顶峰。朱元璋创业成功后，同样是与民休息。开垦荒地、移民屯田、废除元朝遗留奴隶制、重视农业，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得明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朱元璋严肃整治吏治，为明王朝提供了一个高效清廉的官僚体系。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巩固和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使得明王朝的政治趋于稳定。建文帝本身就是一个学者型皇帝，在其统治期间依然延续了乃祖朱元璋的治国方略。建文帝最失败的地方在于其削藩谋略的失误，不仅没有削掉诸王，反而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夺了权。但是，朱棣当上皇帝后，依然秉承他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方针。由于朱棣的策略得当，极大的削弱了诸王权力，这些藩王不再是权倾一方，仅是衣食租税的逍遥王爷了。因此，虽然明初有燕王夺权的内战，但总体治国方略并没有发生变化，到仁宗高炽和宣宗瞻基年间，明朝也实现了"仁宣之治"的繁荣盛世。

　　清朝入关后，经过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和雍正帝胤禛几代皇帝的努力，到乾隆年间到达极盛。清初康熙皇帝灭三藩、平蒙古、治漕运、收台湾，为清王朝奠定稳定统一的基础。清朝领土空前广大，人口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而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更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到康熙中期，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身份逐渐被汉族知识分子和广大百姓所认可。康熙帝唯一的缺点是晚年倦政，与官员们和光同尘，造成清朝官员贪污的第一次浪潮。值得庆幸的是，随后的雍正帝很快弥补了康熙的这个失误。雍正帝被称为"抄家皇帝"，对待贪污腐败的官员十分严厉，甚至残酷，雍正末年出现了清朝少有的吏治清廉。不仅如此，雍正帝还镇压了企图夺权的几个王爷，重新巩固了中央权位。雍正帝去世后，乾隆帝给他的庙号是"世宗宪皇帝"，意思就是框定了清王朝的治国大纲。到乾隆初年，国库存银已达七千万两，而雍正初年还不足五百万两。乾隆即位之时，是一个经济发展、财政充裕、社会稳定、官员清廉的良好局面。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清帝国才在乾隆年间实现极盛。

　　二、当心繁荣底下的隐忧

　　盛世王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富足社会。但是，在这个富足社会底下，却有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盛世之主如果能及时发现并着力消解这个暗流，盛世局面就可能长久延续；而如果被繁荣表象所迷惑，盛世就可能成为王朝衰落的起点。所谓盛世危局，只有对盛世下的暗流时常保持警惕之心，才能杜绝或延缓危局出现，维系盛世。

　　盛世皇帝自身是第一股"暗流"。盛世皇帝都很英明，但他们大多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之中，基本没尝过创业的艰辛，也没有亲历过王朝初建阶段的种种危机。而创业皇帝一般都出身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他们大多数了解民间疾苦，能够体谅民情和民心。守成皇帝登上皇帝宝座时，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和美好。他们的政敌时时在觊觎他们的皇位。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他们面对的是战乱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经济上的匮乏，政治上的压力，他们的处境不比创业时期好多少。但是，到了盛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权已经稳定下来，制度规范运行，官员素质也大大提高，思想统一，文化繁荣，这些都令人兴奋不已。也正是如此，没有亲身经历和感受过创业和守成的困苦的皇帝，对大好局面的珍惜之情，就没有先人们深。虽然个人素质较高，但这种经历上的缺陷，却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盛世皇帝就极容易陷入一种好大喜功、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对于王朝发展来说，百弊而无一利。

　　不论是汉朝的武帝刘彻，还是唐玄宗李隆基，北宋的仁宗赵祯、英宗赵曙，明朝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清朝的乾隆帝，都出生在王朝快速成长阶段。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正在发展，文化正在复兴，他们的成长历程就是一部皇朝强大史，遇到的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在皇帝和各级官僚身上都有体现。

　　官僚系统是皇朝的经理层，作为董事长的皇帝要通过以宰相为总经理的官僚体系施行统治。而官僚系统中，上至位列一品的宰相，下至不入流的小官，也都是在这种快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经过战乱，之所以能够做上官员，靠的不是征战杀伐的战功，而是闭门苦读圣贤书，通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得到的官位。当然，还有靠裙带关系的，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在盛世皇帝的感染下，也觉得他们自己很优越，都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染上了天朝上邦的高贵感。

　　盛世皇帝和官僚们的这种高贵感，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撑，而恰恰就在这个阶段，皇朝积累的巨大财富为奢侈浪费提供了支撑。汉武帝登基之后，马上修正汉朝初年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除了在政治上加强皇帝权力、削弱宰相的权力外，还在经济上改变汉初的轻徭薄赋方针，从而增加皇帝可以控制的经济资源。这集中表现在盐铁专营的政策上。当时对盐铁是否实行政府专营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全国大讨论，这些讨论后来被收进著名的《盐铁论》中。结果实行政府专营的意见占了上风。实行政府专营实际上是增加了皇帝可以掌握的财富，从而扩大了皇帝的活动范围。既有优越感，又有财富上的支持，汉武帝便开始在都城大修宫殿，大肆封赏大臣，大肆对外扩张。官僚们也被繁荣景象迷了眼，跟随着皇帝一起奢靡。奢靡之风对皇帝和官僚是一种享受，对普通民众却是沉重的负担。

第30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4)


　　民众负担开始加重时，才是真正的暗流。而那些优越感甚重的皇帝和官僚们，却最容易忽视这股暗流，这是皇朝盛世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三、野心造成无限制的扩张

　　盛世的繁荣使得盛世君主和官僚们具有了一种傲视内外、天下无敌的感觉。这种感觉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的支撑，对外扩张的野心就开始无限膨胀。

　　汉朝初年，匈奴经常袭扰，最严重的一次竟然攻到了首都长安附近。刚刚创业成功的刘邦带兵亲征匈奴，怎奈力量不足，被匈奴骑兵围困在白登山，差点丧了命。此后，文帝和景帝对匈奴采取守势，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采取了和亲政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汉武帝时到了极盛时期，对匈奴的仇恨不可不报。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四十年。这一战争到了后期，完全失去了守卫皇朝的意义，成为武帝炫耀大汉国威、实现扩张野心的手段。此外，武帝对其他政权的战争，大部分属于不必要的战争，纯属满足日加膨胀的野心。

　　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的战争也是皇帝野心膨胀的产物。大小金川，地不过四百里，人不满三万，却征讨五年，三次换帅，耗银七千万两，士卒死伤三万余人。最直白的说，乾隆帝为了凑足自己的十全武功，不惜民力。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发大兵剿灭国内的白莲教，以求天下太平的美誉。

　　这种野心膨胀不仅存在于古代封建皇朝，就是在现代企业中，也大量存在。一个企业，发展到极盛时期，企业的领导人，包括中下层管理人员，甚至部分员工，其野心极大膨胀。如果在其他阶段，即使有膨胀的野心，也没有扩张的实力。但是极盛阶段，有大肆扩张的本钱，再加上组织的膨胀野心，这种无限制的扩张就会成为现实。而不顾及现实条件约束的扩张，就将成为企业鼎盛期结束的直接诱因，并加快组织衰退期的到来。

　　那么，作为组织决策者的最高领导核心，要有着怎样的素质才能带领组织迈向巅峰，而又需要怎样的素质才能洞察到隐藏在繁荣背后的隐忧？换句话说，怎样的皇帝既能带领皇朝走向盛世，又可以防止皇朝盛世下的隐忧演变成"显忧"，而不至于落入盛世--衰退的循环怪圈中呢？

　　第二节 判若两人的盛世之主

　　没有英明、干练的才能和宏伟的抱负，盛世君主就不能把皇朝带向繁荣的巅峰；而盛世君主身上的膨胀野心和后期的昏聩又把皇朝送上了衰落的道路。因这两个方面，我们就无法给这些盛世君主简单的盖棺定论。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这两种极端的性格在盛世君主一人身上体现。

　　对于身处现代的企业家而言，由守成阶段发展到盛世阶段的过程中，企业领导人表现的是熟稔的管理技巧、高瞻远瞩的战略胸怀、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但是，在这种盛世环境中，企业领导人也很容易犯野心膨胀和自高自大的错误，从而葬送了企业的大好发展前途。正所谓，自满与成功俱来。

　　一、皇上圣明：超级领导者

　　皇上圣明是古代中国皇朝的官僚们恭维皇帝的常用语。但在一些情况下，它也代表了皇帝真正有能力、有魄力。创业君主不容易获得这个称号，因为创业君主虽然勇猛，有人格魅力，但身处群雄争战的乱世中，即使打败了对手，创业成功，也会因为出身的卑贱和战争中的残酷而被臣下所看低；况且，创业皇帝的大臣们都是战功显赫之辈，他们同皇帝是共患难的关系，不会整天"圣明"不离口。而守成的皇帝们，得到这个称号的机会也不多。这可能是守成皇帝既要对付政敌，又要面对创业的功臣，也可能是因为守成皇帝所处的环境还是民生凋敝的景象。但是，盛世皇帝则不同。他的出身是高贵的，他的权力是强大的，他没有对手，他掌握的资源几乎是无限的，他掌握着对臣下的生杀大权，这些因素都使得官员们对盛世皇帝产生了崇拜、敬畏之心。

　　盛世皇帝所继承的稳定和快速成长的皇朝，是其能够成就一番伟业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需要盛世皇帝本人的素质。首先，盛世阶段的皇帝需要有总揽全局的战略感，要能够敏锐的把握皇朝的通体态势，要善于借势。这些条件不仅要求盛世英主站得高、看得远，还需要盛世英主熟谙谋略。其次，盛世君王要勤政、爱民。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国势日盛，政务繁多，这要求皇帝必须勤于政务，拿得起、放得下；除此之外，还要爱惜民力，关心百姓切身的事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环境。第三，不仅要善于借势，还要善于借力。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在盛世阶段，政务繁多、情况复杂，盛世君主更需要团结手下的官员，激发官员的潜力，共同为盛世创造条件。因此，善于纳谏和团结朝臣，对于盛世之主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善于借势。首先需要对皇朝即将迈向盛世的总体局势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判断皇朝发展的趋向，洞察问题并策略地加以解决。大清朝经过近百年的稳定和成长阶段，到雍正末年已经具备了转向盛世的基础条件。乾隆帝即位后，政治上矫正了其祖父康熙过于宽和其父亲雍正过于严苛的弊端，实行"宽严相济"的战略方针，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在经济上，则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

第31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5)


　　勤政是第二个主要特征。事实上，勤政也是盛世之主控制皇朝发展方向的主要手段。在历史上，盛世君主的勤政都是出了名的。乾隆在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勤于政事，每有奏报，立时批示，每夜必遭内侍出问，批衣坐待，动至达旦"（《清鉴》）。唐朝在武则天之后，睿宗和中宗相继即位。但是，这两位皇帝受其母武则天的压抑太深，在当上皇帝之后，不仅性格软弱，对于帝国的政务并不关心。这导致了睿宗和中宗时期，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韦后等人把持朝纲，掌管了帝国的大政。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一改睿宗和中宗倦于政事，大权旁落的作风，成为唐朝历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据记载，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勤于政事，常常"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天不明就起来穿衣，日头偏西了都不吃饭。历史上的其他盛世君主，诸如汉武帝、宋仁宗、宋英宗、明宣宗等等，都是被史学家赞誉的勤政皇帝。

　　勤政是一个方面，盛世君主除了勤政之外，还需要爱民。这里的爱民与皇朝初年守成皇帝的爱民有所区别。这里的爱民不仅是体恤民力，还要时刻关注百姓的切实需要。在封建社会，农业不仅是农民维持生存的基本产业，也是皇朝的"国本"。在皇朝初期，守成皇帝们已经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到了盛世阶段，对于农业发展更要特别关注。这种情况类似于当企业发展到盛世阶段时，企业的领导人就要特别关注企业主导产业的发展，想尽一切办法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条件。开元二年，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制还俗一万多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玄宗对此十分重视，他完善了皇朝农业生产基地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拆毁影响水道的水硝，当地百姓大受其利。他还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等地大兴屯田，垦田面积达到五百万亩，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勤政爱民是盛世君主获得官员和百姓拥戴的主要手段。但是，这还不够，盛世君主要想成功，还需要激发官僚系统的潜力，善于团结不同背景的官员。这就是纳谏和团结。善于纳谏和善于团结不同类型的人一起工作，就是善于借力。唐玄宗李隆基前期的两个宰相姚崇、宋璟，在治国理念上有所区别。《新唐书》记载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归于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中兴也。但是，玄宗能够充分发挥二人的优点，借此实现了大唐帝国的繁荣盛世。姚崇当宰相之前，就对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这十条建议都是针对武则天、睿宗和中宗年间的弊政所提出的，又吸收了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可以说是开元年间皇朝的执政纲领。李隆基看后，认为姚崇说的对，就表示"朕能行之"，全部接受了姚崇的建议，并且认真地付诸实施。宋璟一贯主张选拔人才，宽赋役，省刑罚。开元七年，因皇后父亲王仁皎的丧事，宋璟上书李隆基，提出倡导节俭，并要制定制度，认真执行，"不因人以动摇，不变法以爱憎"。李隆基都接受了，并亲笔作答"所进当书之左右，出入观省，以戒终身"。

　　汉武帝成就大汉帝国的繁荣盛世，与他善于选拔和任用人才是密切相关的。在汉武帝年间，文臣有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朱买臣、桑弘羊等，武将有卫青、霍去病、霍光等。这些文臣武将都是大汉帝国极盛时期的顶梁柱，没有他们的鼎力帮助，汉武帝不可能实现伟业。班固在《汉书》中总结道"（这些文臣武将）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二、雄才大略的反面

　　盛世君主的昏聩与其英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皇朝的极盛时期，帝国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迅猛发展的势头。盛世君主如果不能正确判断整体局势，则很容易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盛世君主们看到的是皇朝的富足与强大，官员们报告的也都是皇朝太平与安宁，是外邦的臣服与崇拜。而此时，由于盛世君主原来的英明，又蒙蔽了盛世君主现在的理智。臣下的建议已经不能为盛世君主所采纳。对皇朝发展局势判断的失误，必然导致皇朝战略方针的偏误。

　　欲望的诱惑和经济的富足共同催生了盛世君主的奢华生活。皇帝的奢侈生活也深深影响了帝国的官员。既然皇帝都开始享受盛世的宴席了，官员们也有了奢侈的理由。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生活条件上的这种刚性，使得各级官员在生活上相互攀比，俸银不够了就用手中的权力去换。而权力的腐化是最大的敌人。皇帝和官员的腐化，使得统治集团的战斗力不断下降。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整个皇朝帝国陷入了衰退的景象之中。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盛世英主。但是，随着汉帝国盛世的发展，武帝的野心开始膨胀，原来的勤政爱民、善于纳谏等良好的品质也随着盛世的发展而逐渐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穷兵黩武、大肆铺张浪费。武帝年间，北伐匈奴，西通西域，东征朝鲜，南平吴越，这些战争有些是汉帝国为保卫国家不受侵犯而进行的，但大多数属于对外扩张。扩张是否为皇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史记》在评价武帝的功过时指出，在武帝即位初期，汉朝是"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经过武帝前后连续三十二年的战争之后，汉朝变得"海内虚耗"，国库空虚，人民匮乏。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更是险象环生，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尚有四十万口。而关中正是汉帝国首都长安周围。社会矛盾日益严重，酿成了天汉年间的农民起义，天下骚动，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攻城邑，掠乡里。盛世之下潜藏的暗流开始涌动。而武帝的狂妄自大，终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卫太子的巫蛊案件便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卫太子是武帝的卫皇后所生的儿子，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因为政见不合，于征和二年（前91年）和武帝的矛盾激化。有人告发太子使用巫蛊诅咒武帝，太子因而被武帝废黜，而后自杀。这一案件涉及到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包括卫皇后和她的家族、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及其家族，以及宰相公孙贺一家，"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社会矛盾的激化，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汉帝国盛世衰退由此开始。武帝在晚年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者，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后来又把所有的方士神仙等统统罢黜，并对群臣说：我原来愚昧，被方士们所欺骗。天下哪里有神仙呢，都是些妖精。但是，武帝的悔悟已经太迟了，汉王朝的盛世在武帝末年便结束了，随之的是一步一步的没落。

　　唐明皇李隆基带领大唐帝国实现盛世后，身上的破坏性因素开始发作。大约从开元二十四年任用李林甫为相时，玄宗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天宝三年在争夺儿媳妇杨玉环之后，更是急转直下。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李隆基坚决拒绝增加自己的称号；开元二十七年之后，李隆基为自己的丰功伟业所陶醉，称号一加再加，到天宝十三年，增加到十六个字："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隆基的那种自高自大、狂妄无边的态度。杨玉环为贵妃后，李隆基开始纵情享乐，不理朝政。勤政和爱民两大品质失却。安史之乱发生在大唐帝国最繁荣的盛世期间，也是对明皇不明的一大嘲讽。从此，唐朝长达一百多年的衰退开始了。所谓物极必反，唐朝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就是最合适的注脚。

　　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史上皇帝"好大喜功"第一人。为了凑足自己的十全武功，竟然不惜国力，连年发动战争。前面所说的大小金川之战，即是一例。而乾隆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和大清帝国的富足、强大，先后六次下江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此来粉饰太平，炫耀自己的功德。殊不知，就在乾隆下江南期间，白莲教已经在贫苦农民之间流行，并发动了小规模的起义。除此之外，官僚集团的腐化也随着皇帝的腐化而逐步加重。在乾隆后期，弘历骄傲自大，腐化堕落，任用非人，使得吏治一步步走向废弛。乾隆宠臣和珅的家奴刘全的家产就有二十多万两白银，更何况和珅。甘肃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王延赞，冒赈贪污，仅王亶望一人就贪污一百万两白银；全省贪污两万两以上的州县官共有三十三人，基本上是无官不贪。清朝统治集团已经集体腐化。盛世之下有危局。乾隆给他儿子嘉庆留下的是一个腐化透顶的烂摊子。盛世虽昨日，今朝难为继。

　　盛世君主一手缔造盛世，一手耗竭盛世，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自满与成功结伴而来。给现代管理者的启示在于，当组织发展到生命巅峰时，首先考虑的不该是如何扩张，而要洞察盛世隐忧。问题可能并不大，但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扩张确是组织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但扩张要考虑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外部环境。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的破产，大多是由于在极盛时期不顾自己实力和外部条件，大肆扩张导致的。扩张需要企业在资金、人员、管理、市场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管理学中的"短木板理论"早就说明，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条决定了木桶的容量；同样，组织最薄弱的环节决定了组织发展的极限。扩张是一件决定组织发展前途和未来的大事，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和决策者，必须冷静，不要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盛世阶段的君主享有了皇朝发展最辉煌的荣誉，但是也是皇朝衰落的罪魁祸首。盛世君主是整个皇朝发展历史中，最复杂的一个，也是最难评价的一个。好在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不用费尽心思对他们进行评价。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盛世君主实现盛世的条件是什么。战略判断力、谋略，这是善于借势；勤政爱民的政治品格，这是所具备的个性；纳谏、团结，这是善于借力，这三个条件是我们从盛世君主身上发现的能够实现盛世的条件。而错误的战略判断、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不恤民力，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腐化，则是所得的教训。

第32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1)


　　第三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形势都发生较大的变化。随着皇朝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普及，各类人才大批涌现。但是，封建社会，朝廷是人才的唯一的的买主，正所谓"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一个很有才份的年轻人，经过近二十年的刻苦学习，通过层层考试和选拔，最终目的就是进入到朝廷的官僚体系中。但是，官员不可以无限增加，而希望加入官员队伍的人却层出不穷。考选激烈。加入官员行列的困难越来越大，希望加入的人却越来越多。由于做官是人才的唯一出路和最高目标，而又因为官员的数量相对于人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时期就出现了相对的人才过剩，如何处理这个人才过剩问题，成为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主要问题。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第二个问题是大量的人才企图涌入到统治集团中来，如何控制人才的素质，如何选拔出皇朝需要的人才。官员数量有限，而人才众多，这就出现了人才选拔机制中的腐败机会。人才选拔出来以后，如何使用，即皇帝如何监督和控制官员。这个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好君主和臣下关系，以及朝廷如何监督和监察官员。这是盛世皇朝人才政策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一、人才素质仍是第一着眼点

　　如前所述，皇朝盛世阶段，人才形势是供大于求，且大量人才拥到加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上来。这给皇朝初期建立起来的人才选拔制度造成极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途径，一是严格制度的执行，坚持规定的选拔原则；二是改变选拔人才的制度，使之符合盛世阶段的特征。

　　汉朝初期实行荐举制。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说明汉初的这种荐举制主要有三种荐举方式：定期荐举、不定期荐举和特殊荐举。在汉初，由于社会经济刚刚起步，人才还没有充盈到供给大大过于需求的程度，所以选材方式并不是那么严格和规范。有时候，各地荐举的孝廉还达不到朝廷所需之数。在汉初，皇帝曾有一次下诏，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武帝极盛时期，对人才的选拔逐渐严格了起来。在汉武帝时代，不定期的荐举和特殊荐举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定期的荐举。而且，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在被荐举到朝廷之后，还需要到太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经过一个作"郎官"或者"吏"的实习阶段，才能真正加入到政府当中去，成为正式官员。汉朝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实际上是适应了盛世阶段人才供求的形势。在这种条件下，朝廷人才的选拔机制所做出的改变，为盛世阶段的发展也提供了合格的人才。

第33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2)


　　人才选拔机制到盛世阶段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情况是更加严格的执行原来的人才选拔机制。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到，在魏晋时代，九品中正制代替了乡举里选的人才选拔机制。九品中正制在皇朝的开始阶段，还能够为朝廷选拔出比较合格的人才。一旦到了王朝的繁荣阶段，这种选拔机制的弊端就日渐突出。在皇朝繁荣阶段，人才大量涌现，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是依靠当朝的大员进行推荐，而能与这些当朝大员有机会接触的都是那些高门贵族，终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流行时间最长、对中国历史影响也最深的人才选拔制度。由于天下初定，新王朝初建，一方面人才的供给不至于太多，另一方面新王朝需要大批官员来充实官僚队伍。但是，随着盛世阶段的来临，不管是不是人才，都希望通过科举获得进入统治集团的资格。科举中的舞弊行为开始增多。所以在盛世阶段，如何保证科举制的公平性一直是个大问题。办法主要是严肃考场纪律，严禁作弊行为。对科场舞弊处理最严重的是明朝和清朝。在这两个朝代，特别是这两个朝代的盛世阶段，涌入到科举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官员的职位并没有增加多少。枪替，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经常出现的。所谓枪替，就是请人冒名入场代写试卷。那些受雇替考的人，就叫枪手。枪替是一种科场舞弊行为。对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6有明确的规定："枪手代请，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其雇代请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据此，不管是受雇替别人考试的人，还是请人代考的考生本人，最后都要发配到边远烟瘴地区充军。到乾隆年间，对科场舞弊的惩罚力度更加严格了。对于枪替，有这样一个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的长子岑照赴广西省城参加乡试，入场前，他先到永安州知州叶道和的寓所拜访了两次，恳请这位知州找个有些才学又可信赖的人代考。叶道和让一位在他的州衙内充当了多年幕友的曹文藻，充作考场内的书办，混入场内，替岑照答写了全部三场试卷，事前许诺考中后有谢银三百两。岑照果然高中解元。案发后，乾隆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考生岑照、永安知州叶道和，立即处斩；枪手曹文藻等人，绞监候，秋后处决；岑照的父亲土田知州岑宜栋，罚银五万两。

　　如此的景象警示现代的组织：组织历经创业、守成，步入盛世期，此时加入组织，特别是组织的管理层，已然没有了创业时的艰辛、守成时的困苦，反而是收益可观，未来有着稳定的预期。这样，不是真正为组织所需的一些人投机钻营企图加入到组织中来。如果组织不能严格人才选拔制度，致使大批滥竽充数之人进入到组织中来，组织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战斗力也可能大大削弱，最终难逃衰败的命运。需要明确的是，每当组织到了盛世阶段，那些妄图加入到组织中来，无偿享受组织回报的人就会增多，组织如何阻挡这些人，选拔出真正需要的人才，是关系组织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问题。

　　二、适时做好人才储备与培养

　　盛世阶段人才相对过剩，仅靠严格选拔制度也不是唯一的办法。人才终究是有用的，即使不进入官员行列，也不能让人才埋没乡野，更不能让人才游离在体制外，站到皇朝的对立面。因此，另一种措施：将人才储备起来，建立人才的蓄水池。人才蓄水池的功能在于，在人才相对过剩的时候，把人才吸纳进人才储备库中，这样，人才不仅能够保留下来，还能够实现"增值"：这个储备库不仅储备人才，还培养人才。在中国古代皇朝历史中，翰林院和国子监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两个机构，翰林院主要是人才储备，兼人才培养和实习机构；国子监主要是人才培养，兼有人才储备的职能。这两个机构不一定仅在皇朝的盛世阶段设置，但它们在皇朝盛世阶段作用最大。创业时期，人才根本就不够用，还何谈人才储备？守成阶段，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职位，人才相对过剩的程度并不高。只有到了盛世阶段，人才辈出，而官员的职位有限，怎么办呢？选拔出来的人才，先到翰林院去学习和实习一段时间，或者到国子监去呆一段时间，等朝廷出现了官员空缺，再把这个人才从翰林院调出委以实际官职。

　　太学是汉朝的最高学府，也是汉朝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储备库。为了培养人才和储备一批官员的后备人才，武帝刘彻建立了太学。太学不仅作为最高学府，培养五经博士，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学习和宣讲朝廷的统治思想和治国理念。此外，太学也是武帝时代官员的培养和储备机构。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是荐举制。经过各级官府荐举到中央的人才，先到太学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经考试，成绩甲等的进入皇宫充作"郎"官，跟随皇帝和大臣学习政府政务管理；成绩乙等的，进入各级地方政府充作"吏"，跟随各级地方官学习地方政务的管理。如果"郎"和"吏"在实习期间表现良好，就可以进入到帝国官员行列，成为正式的官员。

第34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3)


　　自汉以后，太学一直是朝廷重要的人才培养机构。到了唐朝，则设立了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最高人才培养和储备机构。国子监的学生在入学后，学习一段时间后考试，通过的学生则国子监向礼部推荐参加科举考试，正式进入官员的行列。如果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连年落第，则要被学校解退、除名。到了玄宗年间，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人数大增，玄宗李隆基下诏要求天下的举人全部得进入国子监学习一段时间，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做法不仅延缓了大量生员直接涌入到政府机构的压力，而且也通过国子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了政府官员的素质。

　　北宋初年，仅设有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大量人才开始涌入到朝廷中来。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仁宗的这个做法，为宋朝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宋朝的人才选拔，兼顾从太学和从科举，既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又通过培训提高了官员的素质。

　　翰林院初设于唐玄宗年间。玄宗李隆基选拔了一批擅长文辞的官员为自己起草诏书，这些官员供职的机构就叫做翰林院。到了明朝，翰林院逐渐成了皇朝储备和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因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部门所能比肩的，尤其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对政治人才特别是高层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视和用心经营。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在，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基地。《明史·职官志》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这就无怪人们把翰林院视为"储相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这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既处理政事，同时更锻炼能力、增长见识。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由阁臣起草，但实际上多由翰林代笔，这有助于翰林熟悉政务、丰富阅历；编写明代历朝实录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实际编修，翰林由此加深对前朝政典故事的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既熟悉了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有着更多的亲近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深入而又具体的研习政局时事。这都使得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了较好的政治素养。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就颇为赞许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认为明代进士在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取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望之所。明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而多是朝廷着意培植且负有清望的人才。

　　人才是组织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主要资源。组织要想获得适应组织发展的人才，不仅需要严格人才的选拔，还必须注意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组织内部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适应组织特征的人才培养。例如翰林学士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经过在翰林院的政务实习，真正了解皇朝的运作过程和步骤，熟悉皇朝政务的运作模式。现代组织的外部条件与皇朝的外部条件有着重大的差异，但道不同理同，将人才的储备与人才的培养结合在一起，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自满与成功俱来的领导者

　　盛世君主能够带领皇朝迈向生命巅峰，是所有君主中最自负、最高傲的君主。如何处理这种条件下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比较微妙。乾隆年间，阿桂由兵部尚书调进军机处，进入到了皇帝的最高决策圈子。阿桂出身于军队，带有了军人的那种直爽，基本上是言无不尽，经常向乾隆提出坦率的建议。但是，乾隆对他却有申饬，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总是从中找出一些无足轻重的瑕疵，来反驳阿桂。阿桂对此很苦恼。大学士纪昀也同在军机处当差，发现了这种情况。有一次，阿桂又受到乾隆的申饬，纪昀立即把阿桂叫到一边，问他，当今皇上是否英明之主？阿桂说乾隆确实是一个英明的君主，甚至比康熙和雍正都英明。纪昀随即问阿桂，既然主上是英明之主，你的建议如果比主上还英明，那么你不就是僭越吗？你表现得比皇帝还英明，以皇帝那种高傲的性格，又怎能不找回面子，故意挑毛病，申饬你呢？阿桂听后恍然大悟，此后再向乾隆提建议时，总是留出让乾隆修改的余地，以表现出皇帝是最英明的君主。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盛世君主生长在富贵之中，从小就面对臣下的恭维，而盛世的大臣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没有显赫的战功获得皇帝的尊重。一旦皇帝的这种高傲开始膨胀，又没有大臣能够劝谏，盛世的良好局面也就到头了。

　　一般而言，盛世阶段的君臣关系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一端是君臣关系良好，君主充分信任臣下，臣下对君主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端是君臣关系恶劣，君主所宠信的大臣大多是阿谀奉承、不学无术，而他们则利用君主的昏聩，大搞腐败，为自己谋取利益，置皇朝的前途和未来于不顾。前面所讲的汉武帝、唐玄宗、乾隆皇帝等盛世君主在用人和纳谏上前后态度的变化，足以说明盛世阶段君臣关系的这两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