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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4)


　　明朝的盛世并没有像汉朝、唐朝和清朝那样明显，但在仁宗和宣宗年间也步入了一个繁荣阶段。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是有明一代的盛世君主。朱瞻基整顿吏治，重用富有经验的老臣的同时，还提拔了一些正直有才干的新进，特别是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他首先对都察院进行了一次大换血。都察院的御史本是朝廷的耳目，职责是监督不法官吏。如果都御史带头不法，御史可能效尤。御史奉命巡查四方，地方的官员再去效法他们，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腐化。所以，朱瞻基首先拿都察院开刀，把贪赃受贿、生活腐化的左都御史刘观贬官，流放到辽北戍边，永不叙用。同时起用刚正不阿，公正廉明的通政使顾佐为左都御史。朱瞻基还把都察院的原有官员全部调出，稍有劣迹的都发配边地。

　　与臣下搞好关系并不是非得与臣下和光同尘，而是要重用清正刚廉的能臣良吏，罢黜腐朽无能的官员，形成一个清正刚廉的统治集体。朱瞻基在这一点上，颇有作为。除了重用顾佐为左都御史外，他还把又懒又贪、碌碌无为的尚书陈山和才疏学浅的内阁大学士张瑛都贬官革职，从而使朝廷风气为之一新。但是，朱瞻基在后宫任用宦官，则是一大败笔。宣德元年，朱瞻基就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大学士陈山负责教授。这是有明一代宦官干政的开端。宣宗酷爱蟋蟀（就是促织），经常派遣宦官到各地去搜罗上好的蟋蟀。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而苏州的蟋蟀最好，就派宦官到苏州采办蟋蟀一千只，不仅弄得当地百姓鸡犬不宁，而且开了宦官干政的恶习。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就是描写宣宗派宦官四出采办蟋蟀导致的悲剧。在宣宗朝，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是到了宣宗儿子英宗朱祁镇时，宦官王振专权，以致英宗土木堡被蒙古俘虏，这是大明帝国开始衰落的起点。

　　第四节 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其制度结构已经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盛世阶段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制度结构也发生有一些改变。首先是君权与相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盛世阶段，君权都会得到加强；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权臣专权的现象。其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发生变化。一般的趋势是中央相对于地方加强了权力，地方的权力被逐步削减。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逐渐坐大。第三，随着盛世的到来，对官员的监督监察制度变得更加严密，官员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朝廷的耳目。与此同时，却又涌现了大批贪污腐化的官员和奸臣。这些现象都发生在皇朝的盛世阶段，如何来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

　　一、君权与相权：强权领导与强势部属

　　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是皇朝权力斗争的核心内容。在创业阶段和守成阶段，相权相对比较大，君权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受到相权的约束。随着皇朝进入盛世阶段，君主的权力也随之扩大，相权相对受到压制。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皇帝方面，作为盛世英主，秉承父祖的基业，皇帝极想做出一番丰功伟绩，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相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帝，盛世皇帝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另一方面，盛世阶段的官员大多是通过科举或荐举进入到朝廷决策层的，他们没有前辈们的赫赫战功，也缺乏有效约束君主的威望和势力，这就给皇帝扩大权力提供了可能。如此君权势必得到扩大，而相权则必然受到压缩。

　　汉武帝即位之后，为扩大皇帝的权力，采取了加强中宫权力、排挤朝廷官员权力的谋略。汉武帝位列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内、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汉武帝的内朝机构，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处，是皇帝的私人机构。皇帝就依靠内朝的力量来抗衡外朝以丞相为首的官员势力。内、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内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的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武帝问他：你准备任用的官员都提完了吗？我也打算用几个人呢！（"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这一语就表明了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由此，汉武帝决心建立内朝，削弱相权。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内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内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内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君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

　　自从明朝太祖朱元璋废掉宰相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设相位。清承明制，也没有设立宰相的职位。但是，从康熙直到雍正年间，内阁权力一直比较大，皇帝的明发诏书都必须经过内阁发出，才有效力。后来，康熙帝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大大抬高了作为皇帝秘书处的南书房的职权，以取代内阁。到了乾隆年间，君权进一步扩大，军机处成为皇朝权力的中枢机关。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的专制独裁，所以一经出现，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成为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是朝廷的正式机构。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责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第36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5)


　　但是，在盛世阶段，君权加强的同时，却又容易出现权臣。此时的权臣不是皇朝末年的权臣。他们都受到皇帝的宠信，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大权，利用这些大权为自己谋利益，完全不把皇朝的前途放在心上。他们的权力不完全是由制度规定的，大多是来自皇帝的授意和指使。出现这种权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皇帝的弱小和皇权的式微，恰恰相反，他们的出现正是皇权无限扩大的结果。随着皇权的扩大和不受约束，皇帝日益集中了朝廷的所有权力。但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无法处理如此多的政务。怎么办呢？皇帝就会找出自己绝对信任的朝臣，作自己的首席秘书，越过政府直接为自己服务。而这个首席秘书，由于一般不通过政府的正式机构为皇帝服务，也就不受政府一般法规的制约。这就导致了这个首席秘书权力的无限扩大，最终形成了集权皇帝下的权臣。皇帝本来就是皇朝的代表，是皇朝的所有者，他又通过各种手段将皇朝的管理权也抓在自己手中，皇帝成为没有约束的最高权力所有者。如果这时的皇帝是英明的君主，那么这可能会提高皇朝的效率；但是，一旦这个皇帝腐化了，那么整个皇朝就无可救药了。而权臣的出现，只不过是君权扩大的直接后果。皇朝的决策权和行政权以及监督、监察权全部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少数几个人手中，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权力制衡原则被破坏，权力没有了制衡，组织的运行就开始出现紊乱，皇朝盛世就该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看乾隆盛世期间的大贪官和大权臣和珅是如何获得乾隆的宠信，并成为有清一代的大权臣的。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当三等侍卫，似乎难有出人头地之日。没想到他的堂堂仪表帮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他。和珅时来运转，不久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这只是他一连串好运的开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也就是说，他一人兼管财政、京畿军事防卫，并担任实际上的宰相。乾隆帝甚至不顾名份的低微，送给和珅小小的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一肥缺，可见宠信的程度。四年后，他从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即由副部长升为部长，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之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上加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并且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两人结成儿女亲家。

　　这种宠信逾越了常规，也打破了朝廷行政体制的平衡。本来，皇帝是最高统治者，首席军机大臣负责向皇帝传达群臣的意见，君臣通过进谏和纳谏相互制约，朝政因此较为清明。但和珅堵死了这条上下交流的通道，他勾结太监，了解皇帝的喜怒好恶，把皇帝伺候得十分周到，乾隆听不到任何不同的意见，和珅得到的则是仅逊于皇帝的权力和财富，任何不利于他或他的党羽的消息都传不到皇帝的耳朵里，就是偶尔传到和珅也有办法消灭证据。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弹劾各省大员私挪库存银两，导致库存银两不足。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地方核查，和珅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同往，郎庆成名义上是协同访查，实际上处处掣肘，每到一地，负责拖住尹壮图，让那些官员赶紧借钱填补亏空，结果尹壮图毫无所获，反而因为诬赖大臣丢了官。

　　乾隆对和珅的宠信没有止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军机大臣阿桂刚在攻打回民起义的战斗中得了胜利，皇帝却让无功有过的和珅再兼兵部尚书头衔，外加管理户部三库，这如同让狼看守羊群。两年后，战事彻底平定，和珅受封为一等男爵，交出兵部尚书衔，任户部、吏部两尚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由协办大学士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当户部的管部大臣，有权管理户部所有长官；五十三年（1789）晋升为三等伯爵；五十六年（1792）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二年（1797），乾隆帝身为太上皇，仍不忘下旨，和珅改任刑部管部大臣，兼户部管部大臣，嘉庆三年（1798）晋升为公爵。乾隆帝退居幕后，和珅专权更甚，嘉庆帝有什么事反而要托和珅转告父亲。嘉庆四年（1799年），大清的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的官运和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嘉庆虽然扳倒了和珅，但是，和珅给清朝带来的危害远没有消除。乾隆创造了大清帝国的盛世，但也是大清帝国没落的开端。在这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身边出现了一个同样手握大权的权臣。和珅没有政府首脑的名义，但却拥有宰相的权力；宰相的权力终究还要受到皇朝体制的约束，而和珅这个"宰相"却丝毫不受体制的约束，他所受的约束仅仅是如何蒙骗乾隆皇帝。没有正式名份，而掌握大权，是为权臣，和珅就是乾隆时期的权臣。

　　二、中央与地方：总部集权与区域势力坐大

　　历史上的各个皇朝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总的历史趋势是逐步的中央集权。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由地方权力比较大的郡县制，到地方权力比较小的郡县制。秦汉郡县的长官叫郡守和县令，不仅职位比较高，实际权力也比较大。例如，在秦汉，郡守的职位是两千石，与中央九卿的职位相同。到了后来，地方长官的职位和实权都在下降。宋朝府县长官，不再是某某守，而是变成知府、知县，其意思是府县长官是中央政府派下去知某府事、知某县事的，完全蜕变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第37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6)


　　一个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皇朝历史显示，此时将出现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是中央政府在盛世君主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空间萎缩；二是在中央政府加强控制的同时，地方势力也在膨胀。但是，这种膨胀并不是恢复到原来的制度权位，而是一种背后的、私下的膨胀，是脱离制度化轨道的膨胀。这种膨胀的最后结果就是阳奉阴违，甚至造成地方割据。而由这种非制度性膨胀所致的地方势力割据，其危害性更大，破坏性更强，对皇朝的影响也更大。

　　盛世阶段，因为地方势力膨胀而深受其害的典型事例是唐玄宗李隆基年间的安史之乱。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而在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宰相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应被调到朝廷当宰相，也避免影响了自己的宰相地位，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安禄山通过各种手段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八千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准备叛乱。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带领十五万大兵，起兵反唐，这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盛世就结束了，从此开始漫长的衰亡期，直至最后被叛将朱温所灭。

　　君权与相权、地方与中央，在盛世阶段表现出一种两面性：一方面是君权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而另一方面则是权臣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君权和相权、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失却了规范。私下膨胀的权力超出了制度安排的框架而不受约束，其危害最大。现代组织也会出现董事会和经理层、总公司和分公司的权力安排的变化。在权力分配变化的过程中，如何控制权力的私下膨胀，将权力纳入规范的制度框架中活动，这才是组织最需要关心、最值得注意、最直接、最现实的方面。

　　三、监督与监察：严密控制与管理层腐化

　　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是保证权力不腐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创业阶段，创业集团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比较简单，这与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相适应。随着皇朝的稳定和逐步成长，官员数量也随之扩展，官员通过权力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大，因此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也随之建立和完善。到了皇朝的盛世阶段，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时期，社会也处于稳定阶段，此时官员手中掌握权力的能量以及可能带来的利益也最大，因此，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也应该更加严密。但是，通过历史我们却发现，在盛世阶段，虽然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最严密、严厉，但官员的贪污和腐化也最严重。

　　皇朝盛世阶段，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的严密化同君权和中央集权的发展同步。以汉武帝为例，为了加强皇帝对官员的控制，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区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十二个州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避免犯上作乱。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又设置了丞相司直一职。丞相司直秩比二千石，职责是协助丞相纠察不法官员。丞相司直的监察对象非常广泛，上从皇帝贵戚近臣，下到地方的郡县官员。其日常工作就是审阅经过丞相府的各种文件，发现问题进行弹劾。司隶校尉也是汉武帝时新设置的监察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员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朝是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最严密的朝代。到明朝中叶，大概相当于明王朝的盛世阶段，明朝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监察体系，在每套监察体系内，又都形成了双轨监察，形成监察系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在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都察院设监察御史，按全国十三布政使司分为十三道御史，各道御史分省巡查官员。同时将中央各部门分别划归于十三道之下，由各道御史负责对中央官员进行监督监察。御史秩卑而权重，足以威震百官。为了保证充分的监察效力，明代赋予御史很大的独立性。御史虽然在行政系统上隶属都察院，但御史在行使监察职权时，不受都察院的控制，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在中央政府，六科是另一套监察体系。所谓六科，即按照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兵部、刑部六部分科，监察六部官员。六科可以对六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弹。六科原则上对口监察六部。与御史的独立性类似，六科给事中遇到事情可以单独上奏，无需请示都给事中，并且六科给事中也可以弹劾自己的上司都给事中。

第38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7)


　　都察院十三道御史分道出京，巡察地方官员，称为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只是一个七品小官，相当于知县的品级，但位卑而权重，监察对象都是地方上布政使、按察使等二、三品官员。巡按出巡称为"行部"或者"按部"，"代天子巡守"，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地方监察体系中的另一系统就是按察使。按察使司与御史同称"风宪官"。在省级地方"三司"中，按察司是专门负责监察的机构。按察司作为地方监察机关，与巡按御史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形成了地方上监察体系中的双轨制。

　　这些在盛世阶段产生的监察制度，确实对控制官员的腐败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即使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之下，官员的腐败行为仍屡禁不止，更有甚者，一个皇朝的腐化最严重的官员大多出现在盛世阶段。唐玄宗时，安禄山起兵反唐的口号就是清除杨国忠这个睡在皇帝身边的大贪官。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也是如此，不仅是巨贪，而且陷害忠良。一面是更加严格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一面是贪官、奸臣层出不穷。这些现象都出现在盛世皇朝，不能不令现代管理者沉思、回味。

　　个中原因，一如上面所谈，就是权力的私下膨胀，越出了制度的监控范围。而权力私下膨胀的罪魁祸首，还是盛世的君主。盛世君主自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是却不让大臣和地方依照制度掌握权力，这样，君主的权力就没有了约束，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则是腐败的源泉。

　　因此，对于现代组织来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有效地控制各种形式的权力膨胀，就成为盛世阶段组织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五节 主体文化与和谐社会

　　我们知道，组织的文化政策是组织运行的软环境，文化建设对于组织而言，不仅提供了协调成员行为的润滑剂，而且也是激发组织成员潜力的酵母。组织具体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需要看其时的外部条件和组织的具体情况。盛世阶段的组织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组织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因此，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是为首要。但是，这种一统的文化政策，本质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它排斥与组织主流文化不符的思想，较容易造成文化僵化，最终压制了组织的活力。文化控制，可以通过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进而统一成员的行为，这是其优点；但是，控制文化的多元发展，则会窒息组织的活力，这是其缺点。文化开放，可以促进组织成员的多元思维，为组织提供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这是其优点；但是，开放的文化政策，则会引发多元思想对组织指导思想的冲击，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加大了协调成员行为的成本，这是其缺点。因此，对于盛世阶段的组织而言，文化政策需要根据组织的具体环境，在控制与开放之间获致平衡，既不要过于严格控制，以保持组织的文化活力；又不要过于放任，以保证组织思想上的统一。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其文化建设也在发生着变化。繁荣期皇朝的文化内核开始改变稳定期的一些特征，主体文化开始形成，并成为整个皇朝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主导思想一般表现为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是在不同的朝代，其表现形式则大有差异。文化内核上的大一统，以及皇朝制度的完备和皇朝物质基础的繁荣，外化在社会生活上，是"和光同尘"式的和谐社会的出现，也表现为文治和文化生活的繁荣。

　　一、文化内核的重构：主体文化的形成

　　在皇朝的成长阶段，对普通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对官僚集团实行严猛政策。这两种政策的思想基础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和法家思想。随着繁荣期的到来，这两种思想逐渐融合，形成皇朝的主体文化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主体思想主要还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仁孝治天下的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历史上皇朝盛世阶段思想统一的典型代表。汉初，处于稳定和成长阶段的汉王朝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逐渐膨胀，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在西汉前期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武帝刘彻认为需要从治国思想上解套，而且把儒家思想看成是解决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的有利武器。

　　武帝刘彻刚被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二十二岁，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并且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39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8)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初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灿烂文治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是，这个主导地位的确定，却不是在皇朝开端。儒家文化作为指导思想，需要一定的条件。创业阶段，创业集团主要还是如何打败竞争对手，因此其指导思想显得杂乱无章，哪一种思想能够保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以哪一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到了稳定阶段，百废待兴，如何保证皇朝的稳定成长，如何保证皇朝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成为确定指导思想的标准。盛世阶段，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开始为统治集团所认同，成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性思想。

　　乾隆皇帝即位后，一改其父雍正皇帝的严猛政策，将儒家的仁治思想发扬光大，认为"朕意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一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民安"（《乾隆实录，卷十四》），即认为雍正朝的政策很严格，现在对于那些过于严格、苛细的政策，需要慢慢改变，以宽仁为政。他还反复告诫群臣，"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夫然后政合事理，卑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此则诸臣赞助之功也"。从历史上概括，乾隆初年宽仁政治的基本特点，还是继承了儒家的思想，缓和紧张的政治空气，抚恤百姓，与民休息，团结官僚。雍正时期，对各级官僚的高压政策，政治空气过严过紧。乾隆即位之后，从"宽则得众"、"君臣相得则治"这一儒家政治思想出发，立即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力图重新建立融洽和谐的政治关系。

　　二、和谐是开放和宽容的同义语

　　皇朝盛世，文化上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定，反映在社会生活上，则是"和光同尘"式的和谐社会。创业阶段的戎马倥偬、成长阶段的严猛为政，过渡为繁荣时期的和谐社会。

　　繁荣期和谐社会的形成，有很多原因，需要解放了的生产力，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需要安定的社会；但是，就其根本，还在于文化内核中儒家为主导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思想在统治集团看来，提供了君臣父子安于政治现状的理论基础；在广大百姓看来，则提供了民为邦本、以民为贵的和谐统治政策。

　　乾隆从儒家的政治观念出发，即位之后采取措施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重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雍正时期因为侵贪挪用朝廷钱粮的官员，若家产尽绝，力不能完者，概与豁免，不许株连亲族。雍正十三年，乾隆刚登基就一次宽免了六十九人。此后，又将历年亏空案中，"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与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从乾隆二年春开始，在京大小文员俸银加一倍赏给，如遇罚俸事件，止罚正俸，加俸照常支付。从儒家伦理出发，乾隆禁止了对大臣的刑辱。雍正十三年令"嗣后三品以上大员身罹罪谴，即奉旨革职拿问者，法司亦不得遽加三木。如有不得不夹迅者，亦必请旨，将此永著为例"（《乾隆实录》卷七）。

　　乾隆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还在社会政策上大力采取与民休息的措施。乾隆即位后，要求官吏不得扰民，为政平静自然。乾隆元年正月，特降谕旨，宣传这一主张："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息，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其他的一系列惠民政策还包括：严禁匿灾，严禁讳盗，实行蠲免，裁减税收等。除上述几个方面，乾隆还废除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开放矿禁，从多方面减轻百姓负担，放宽对百姓从事生产的限制，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我们再来看大唐盛世的文化生活，更表现出万邦和谐的气象。在儒家主体文化下，唐玄宗李隆基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宽容态度。其时，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和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新的高度，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与接纳。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仰赖于一种积极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为我用。《剑桥中国史》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士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第40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9)


　　三、再定位后的文化管理

　　盛世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上的极大丰富和强大武功，还表现为文化传播和品牌经营，寻求知名度和美誉度。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盛世，从维护皇朝的文化形象出发，从组织文化广为传播出发，无不重视本朝的文化网络建设。这首先体现在皇朝教育和官学的兴盛。汉武帝创办太学，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将皇朝的主体文化，即儒家思想通过多种途径广为传播。五经博士的设立，不仅在宣传上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还从各方面保障了儒家思想的深入钻研和发扬光大。官吏的选拔也开始以是否掌握儒家典籍、是否以儒家的行为规范作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自隋唐科举选官开始，科举制便逐渐演变成以"代圣人立言"，阐发儒家传统典籍为主。到了明清，更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以科举为目的的官学系统，主要以讲授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为主。这种大规模的教育和宣传攻势，使得皇朝的主体文化得以深入人心，成为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

　　乾隆时期，皇朝越发重视文治建设，其涉及范围异常广泛。先是编纂和整理典籍文献。乾隆朝以其在编纂、整理典章文献方面的辉煌成就著称于世。一是对历史文献、典章制度的汇集、编定，在于将主体文化发扬光大，点缀盛世。代表性成果《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尤其是编纂《四库全书》，更是"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标志着乾隆时期具有系统整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趋势。二是对清朝历史、制度的编纂与考订，如《大清统一志》、《满洲源流考》、《大清会典》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编纂整理当代历史及典章文献，既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为了使后代统治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三是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如《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剿捕临清逆匪记略》、《钦定平定台湾记略》等，编纂这类图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显示皇帝的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后世子孙有效法之榜样。

　　儒家思想认为治国要务莫过于得人，欲兴文治，更是如此。乾隆中后期为加强文治，将盛世的文化建设推向巅峰，曾屡开恩科，选拔人才，巡幸东南也广颁典籍，嘉惠士林。而他任用的各级官僚也多以培养人才，扶持后进为己任，像大学士于敏中，是《四库全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不但自己"精研朝章国故，切磋久之，达于实用"，而且重视人才的选用。如此，不仅使得皇朝的主体文化深入人心，客观上也为后世厚植了文化基础。

　　对于现代组织而言，在盛世阶段，适应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文化战略，确立主体文化，推行宽仁文化，提倡感恩文化，创造和谐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为盛世阶段组织文化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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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皇朝是一个令人激情澎湃的年代，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文荟萃的时代。盛世皇朝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阳光一片，普照大地！君当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何等的气迈，怎样的豪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生命的顶峰，就是为了享受鼎盛时期的成功辉煌。

　　但是，在盛世皇朝繁荣昌盛的底下，却潜藏着一股为人们所忽视的暗流，这股暗流不断涌动，最终造成了皇朝盛世的结束。君不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又是如何的使人噤若寒蝉，顿感高处不胜寒啊！咋远离创业期的困苦，刚告别守成期的艰辛，才享受成功，自满却相随而来。

　　实现鼎盛、保持鼎盛，是每个经过创业、守成的组织集团的使命，这需要积累，需要实力，同时也需要激情与梦想。而史上皇朝，所展现的又不仅是如此，权变的谋略与平衡的艺术也在要求之中。在达到鼎盛期之前，组织灵活有加，却缺乏控制；在鼎盛期过后，组织控制有方，但却变革无术。能长久逗留在规范有序、控制有方，又灵活多变的生命顶峰，将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但一切是那么的无奈，面对疾驶的青春年华。因着守成，组织迈向顶峰；顶峰却有暗流。暗流终结了盛世，也顺而开启了皇朝的第四阶段：转折和改革。

　　既然进入了漫长的转折期，既然不变革就难以继续生存，很值得期待的未来实际又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

第41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1)


　　第四章 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汉武帝以超群的气魄带领大汉皇朝登上了繁荣盛世的顶峰，一个强大的大汉帝国出现在东方：统治稳固、国富兵强、开边拓土、声名远扬。但是，成就伟大的同时，隐伏的危机也在蔓延。大规模、长时期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豪华奢侈的生活风气，武帝的好大喜功、四方出巡，所有这些致使"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汉书》）。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深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皇朝带来的灾难，并由此开始了转型。但是 "轮台诏"刚颁布两年（公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死去了，留给他只有八岁的儿子刘弗陵的是一个"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各地民变蜂起的烂摊子。刘弗陵年纪幼小，不能亲理朝政，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面对武帝留下的烂摊子，如何继续维持汉朝的统治，就成为了政策的重心。挽救危局，只能进行改革。朝廷不仅在治国方略上争论不休，各种势力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昭帝和霍光针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不仅摆平了各派政治势力的争斗，重新巩固了中央政权，还调和了两种治国方略，一举扭转了武帝末年以来的皇朝颓势。昭帝的儿子刘询是为宣帝。汉宣帝继续了昭帝和霍光的治国方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重新稳定了汉帝国的统治。史书称许，昭宣年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再看"帝国的正午"--唐代，无论前期是多么的辉煌，也逃不过治乱兴衰的窠臼。唐朝到玄宗开元时期达到极盛，然而长期的太平日子使得李隆基由俭转奢，由励精图治变为溺于声色，由任用贤能变为任用奸佞，"安史之乱"最终开启了大唐皇朝的衰落之门。至此，唐朝进入转折阶段。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阶段长达100多年，皇帝也历经11位之多，肃宗李享是最明显的分界线，其后直到懿宗李漼，这期间的皇帝还是多多少少抱有改革弊病延续帝祚的打算。较为知名的改革有肃宗和代宗朝的刘晏改革，德宗朝的两税法，顺宗朝的永贞革新，宪宗朝的元和中兴，武宗朝的会昌之政，然而这一切改革活动都未能扭转唐王朝走下坡路的总趋势。永贞革新，是在唐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后，以王叔文为首的几位并不算高级别官员主持的一番改革。那个时代，是唐王朝急剧衰败。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政治危机十分严重；宦官专权，阻塞视听，贤能得不到任用；体制内组织失效，制度走形；中央财政困难，人民负担加重；"宫市"扰民，"五坊小儿"祸害，直接败坏了社会风气。总之，长久盛世下日积月累的腐朽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至"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范文澜语）。公元805年初，顺宗李诵即位，有志革除弊政，中兴唐室，于是，起用了一批有志于改革之士。"工言治道"的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行宰相事，并聚拢了韦执谊、柳宗元、陆质、韩晔等，协助他进行全面改革。这就是"永贞革新"。革新历时146天，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改革思想和行动纲领，为后世评价不一。总体而言是：行之匆忙，收之苍凉，时间短暂，回味悠长。可以说，王叔文他们竭尽全力，能做的都做了，该做的也在做，想做的正启动，也看到了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所在，但缺乏对整体形势的正确判断，以及对支持者和反对派的准确估测，以致在夺权这一关键环节上贸然行动，功亏一篑，反而加速了改革的夭折。

　　大清帝国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国力之强盛可谓如日中天。但是也没跳出衰落的窠臼。在乾隆后期，清帝国的颓势就已经显现。等到嘉庆皇帝即位，整个帝国更是四处冒烟、满壁漏洞。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竟然攻入了皇宫之中。及至道光皇帝期间，虽然道光皇帝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克勤克俭"皇帝，但大清帝国却不能在"节俭"之中恢复自己的荣耀。就在大清帝国面临内部危机的时候，以前的皇朝不曾遇到的新情况出现了：坚船利炮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略中国。鸦片战争扯去了大清帝国最后一片遮羞布，清帝国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衰退期。咸丰皇帝一生颠沛流离。太平天国的农民军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富庶之地，原来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不堪一击；内乱未平，外乱又起，不足两万人的英法联军竟将大清帝国最强大的蒙古铁骑击退，咸丰皇帝狼狈逃窜热河；屈辱议和，使这位饱经忧患的青年皇帝死于离宫。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开始了徐图中兴的"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等大臣们，开始了对传统皇朝的改革之旅。然而，"同治中兴"也好，"洋务运动"也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甲午海战"使大清帝国的君臣们认识到帝国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清帝国难逃覆亡的命运。希望有一番作为的光绪皇帝，凭着自己的勇气进行了"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被称作"百日维新"。

　　大凡一个组织从巅峰开始衰落，在环境的逼迫下，总会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延续组织的生命，重新振作起向上的精神。但是，纵观中国的皇朝更替史，我们发现，这些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却半路夭折。取得成效的，创造皇朝的一代中兴，出现发展中的另一个高潮，虽然无论哪一方面也比不上盛世；中途夭折的，则是在已经积重难返的皇朝身上又压了一个包袱。

　　成功固然有成功的道理；夭折的原因却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改革的敌对势力太强大，改革者的力量太弱小，支持者的意志不坚定，改革的动力不牢靠。然而，再细细琢磨：若仅以力量的大小、强弱来对冲，胜者乃力大所致，则难免掉进了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场陷阱。因为，力量的对比在改革之初就基本是明了的，为何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很明显，结果简单，原因复杂。

　　首先，盛世已经过去，盛世光环掩映下的问题渐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积月累加剧恶化，外部环境已经不容乐观。

　　其次，基业的承继者面临如此的外部环境，必须对各种挑战有所回应，方不致"家道就此败落"。即使生逢其时的皇帝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具备这种担当，也还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观的。如此以来，胜任领导角色，便可能出现中兴的局面，反之，或昙花一现，或一败涂地。

　　再次，改革者自身的素质和实力将直接决定改革的进度与深度，哪怕终究是以失败结束。实际上若以结果论成败的话，这一阶段即皇朝后半期的改革，绝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即使是失败，也有持续时间长短、改革力度强弱、铺开领域宽窄、后世影响大小等指标来评定新政的，如庆历新政，如熙、丰变法，如张居正改革。而与这几个指标直接相关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与谋略。

第42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2)


　　复次，改革能否抓住实质，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最在意的、改革所触及到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将失利益、将得利益。这是面对改革，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和秩序重构的基础，也是组织得以正常运转和制度有效规范的前提，至于该次改革能够发挥多大效能，则要看蓝图如何化为路线图，路线图怎样成为现实了。

　　最后，改革有没有承继和发扬组织既有的：创业时期的艰苦奋斗作风、创造思考能力、进取精神、团结状态，成长时期的稳定持重作风、规范约束能力、向上精神、合作状态，鼎盛时段的宏伟大器格局、开拓进取能力、宽容精神、和谐状态；能不能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础上，向组织本身业已滋生的、不合时宜的组织文化挑战，在传承中予以更新，进而对已然凝固、沉沦的习气有所调适，以增强组织对环境变化应有的调适能力。

　　第一节 盛世隐忧：变革的环境

　　组织到了转折阶段，内部和外部危机不断发生，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以及如何对组织进行改革，是组织领导者和组织成员不可回避的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是整日忧心忡忡，还是对危机不管不问；是坐以待毙，还是有所作为；要想有所作为，又应该如何作为？不知不问、坐以待毙，又怎能甘心祖宗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有所作为、力图振奋，又应该依靠谁，打击谁？惟有冷静地洞察环境，方有贴切的改革道路。

　　首先是要知晓自己的"家底"还有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的调控余地在哪里？其次，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要清楚整个权力构架的脉络，明了重新分配后的利益格局，从而厘定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和必须打击的力量。最后，对于组织最高领导者而言，把握皇朝的整体局势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掌控改革的方向和前途。

　　一、"家底"：失去了什么？还有什么？

　　对于转折阶段的统治集团来说，首先要摸清楚盛世之后的皇朝 "家底"。这个"家底"不仅是财政的充盈与否，还包括对经理层的了解和对消费者状态的把握。一般而言，在组织巅峰阶段后期，被盛世光环所掩盖的各种忧患开始显现。由于盛世领导者的无节制扩张和贪图享乐，组织长期以来积累的物质财富和向上精神消失殆尽。盛世君主为子孙后代留下的除了曾经辉煌的一个记忆外，就是国库空虚、社会凋敝、朝臣堕落、民心散乱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改革的前提条件和外部环境。

　　盛世皇朝的扩张，当处于皇朝物质基础能够支持的范围内时，可能会维持下去。一旦扩张遇到了皇朝物质基础的极限，那么不可避免的衰退就来临了。保罗·肯尼迪在他著名的《大国的兴衰》中，用世界历史上主要帝国的兴衰过程，论证了这个观点：即大国的衰亡主要是因为它们无限度的扩张超出了国家本身能够提供的物质基础的限度，从而不能维持下去；而对于扩张性的大国而言，扩张的被迫停止就是衰退的来临。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也没逃过这个规律。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期间，战争持续了四十三年，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三十多万人，军费动辄数十亿钱，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十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汉武帝不仅大肆对外扩张，而且大兴土木，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例子之一。虽然帝国的经济还没有破产，但是与盛世阶段的府库充盈相比，无疑天上地下。汉武帝自己也在《轮台罪己诏》中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三十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可以说，汉帝国的扩张在武帝后期无可避免的受到了帝国经济力量的限制；而扩张的停止宣告了帝国繁荣盛世的结束。汉昭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皇位的。

　　乾隆帝与汉武帝犯同样的错误：对外大肆扩张，穷兵黩武，对内大肆铺张浪费，穷奢极欲。乾隆皇帝的所谓"十大武功"，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财政基础。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是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权臣和珅等人亲自操办，"务极奢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乾隆五十年，他还征兆年过六十岁的在职、致仕官员三千余人，赐宴乾清宫，成为"千叟宴"。凡此种种，不仅耗费了巨额资金，使国家库藏日益空虚，而且由于在巡幸和节庆期间各级官员的纳贿送礼，也加速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没落和腐朽。连年征战、征敛日繁，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灾害，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广大农民的生活陷入了困苦之中。清帝国正面临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嘉庆皇帝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除了汉、清两个朝代比较典型外，其他朝代也是一样。盛世只管盛世的享乐和威风。转折阶段皇朝的"家底"只是一个巨大的空壳子，看起来还有些盛世景象，但细究下去，就会发现留下的屈指可数了。作为转折阶段的统治集团，不论是新起的君主还是掌权的辅政，如果重新矫正、稳定从巅峰滑下来的皇朝列车，就必须对"家底"有个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第43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3)


　　二、"格局"：依靠谁？打击谁？

　　经济上的相对凋敝是转折和改革阶段的物质基础；之上则是经过重新洗牌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组织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在创业阶段就开始形成，各派势力经过组织成长时期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到盛世阶段已经比较稳定。各派势力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正是在盛世阶段，在这个比较稳定的政治格局中，有一些势力悄悄崛起，而另一些势力集团在悄悄没落。这种变化在盛世繁荣的掩盖下，并没有凸现。而是随着盛世的结束，经过重新洗牌的政治格局逐渐浮出水面。在转折和改革阶段，新兴的政治力量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革组织的政策和制度，以保证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保守的政治力量则不愿退出政治舞台，不愿自己的利益被削减、被剥夺。从这一角度看，改革实际上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改革会触动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也会促使一批新兴的政治力量的崛起。转折阶段的皇朝正是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格局。转折阶段，原来可以被皇帝信赖的政治力量或者衰落了，或者其本身已经膨胀到可以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地步。因此，只有认清皇朝的政治格局，找到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找到自己的潜在对手，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还应该注意的是，转折阶段的政治格局和权力格局是不断变化的；领导者更应动态的掌握政治格局，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策略。

　　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被逐渐平定，形成了三大势力集团：一是宦官集团；二是藩镇集团；三是原有的朝廷官员集团。前两个都是玄宗李隆基在位之时逐渐形成的势力。在开元年间，唐朝处于盛世阶段，诸如宦官、藩镇等都还不是异于中央的势力集团。玄宗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任用宦官和设置藩镇会带来怎样的麻烦，以至于唐朝的基业就毁在宦官和藩镇之手。唐朝的宦官之祸实起于玄宗重用和信任高力士；而藩镇的设立也是当时玄宗用兵布防的一大败笔。安史之乱是藩镇势力对中央权威的公然挑战，虽然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被镇压，但从此之后，藩镇的独立倾向越来越大。自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一直到宪宗李纯，再到昭宗李晔被朱温所灭，唐朝的这些皇帝们一直在与宦官、藩镇和朝廷中的权臣作斗争。在这三大势力集团中间，皇帝总要选一个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不是依靠宦官打击权臣，就是依靠藩镇打击宦官。可以说唐朝转折期的各项改革的成败，都与皇帝选择的依靠力量有关。唐顺宗李诵在位期间，依靠朝廷官员的力量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和藩镇势力。这就是在引言中谈到的短命的"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失败是皇帝错误选择依靠力量的直接后果。王叔文集团自身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只是一些年轻的翰林学士。集团内部也是鱼龙混杂，主力人物之一王伾胸无大志，在朝臣中也没有人缘，没有多少人愿意跟他交往。而且这个王伾收贿纳贿，极其腐败。王伾为了纳贿方便竟然在府中设立一个无门大柜，以收受讨官者的贿赂，为防止被盗，晚上就让他老婆睡在柜子上面。而李诵本人对王叔文集团也不是那么信赖，在宦官首领俱文珍的劝说下，竟然罢免了自己依靠的改革力量的首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位。宦官集团彻底击败王叔文集团之后，控制了皇帝，逼迫唐顺宗退位，让太子继承。太子李纯即位为唐宪宗。他将唐顺宗尊为太上皇，并立即对王叔文集团全面开刀。唐宪宗在这三个势力集团中选择依靠朝臣和宦官打击藩镇。宪宗一朝打击藩镇的成绩，成就了宪宗唐朝所谓"中兴之主"。

　　三、重点与前景：在哪里？走向哪里？

　　转折阶段的组织哪里都是矛盾，哪里都有问题。要想有所作为，集团领袖就必须把握阶段重点，找准问题的症结，厘定主要矛盾，从而确定和把握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对于转折阶段的组织而言，面临的矛盾不外乎如下几类：一是组织与外部竞争者的矛盾；二是组织和目标群体的矛盾；三是组织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第三类矛盾就是我们在上一小节中分析的不同势力集团。对于具体的皇朝而言，这三个矛盾并不都是同等重要的。明确了皇朝转折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哪里，就能基本明确改革的总体方向。

　　首先来看皇朝与外部政权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原的"正统"王朝外，还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对中原皇朝始终是一种威胁。从春秋战国起，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就不断侵扰中原。秦始皇修建长城，最主要的考虑就是要阻挡匈奴对秦朝的侵扰。秦汉时期，中原皇朝最大的外部敌人就是匈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到了隋唐时期，在北方是突厥、回鹘相继而起，在西南方，则是崛起的吐蕃政权。到了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一直是宋朝的最大边患，北宋亡于金国手中。此后，蒙古族进入中原，建立元朝；满洲进入中原建立清朝。这些政权在中原皇朝强盛时，慑于皇朝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敢觊觎中原。转折阶段的皇朝面临着国内经济、军事力量的衰退，如何调整政策应对这些外患，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这种边患是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胁，则调整政策应对这些政权，必须成为重点；而如果这些边患不构成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胁，则应安排在内部政策调整之后。

第44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4)


　　在皇朝内部，则有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影响皇朝兴衰的最主要矛盾。在成长和盛世阶段，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一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不仅统治集团享受着繁荣的好处，而且被统治集团也处于比较富足和安定的局面之中。但是，盛世阶段皇朝统治集团的内外扩张政策引发了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盛世后期，被统治集团的不满就已经显现。汉武帝统治末期，社会险象就已露苗头。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出现流民二百万口，无户籍之民四十万。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关东地区发生农民暴动，"大群至数千人，功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两千石。小群以数百掠卤乡里，不可胜数，道路不通"。清乾隆统治后期也出现了白莲教、天理教等民间团体，这些团体是穷苦百姓不满统治集团横征暴敛的聚合体。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着皇朝政策调整和改革的成败，也是皇朝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所在。

　　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别之间也出现了裂痕。在盛世阶段，皇帝权威极大巩固，统领各派政治力量不成问题。而一旦盛世结束，原来被皇帝权威压制的各派政治力量无不起来争夺权力。作为转折阶段的皇帝，怎样调和、化解、凝聚以至继续统领各派政治力量，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盛世阶段，皇朝政治格局中主要就是两股力量：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而在转折阶段，除了这两派力量之外，还出现了"第三种"势力，即外戚和宦官集团。外戚和宦官在汉朝中后期，一直是左右皇权和相权，乃至左右整个朝廷大政方针的重要力量。唐朝的宦官更甚，在唐朝中后期，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了宦官手中。明朝的宦官虽然没有操纵皇帝的废立，但是明帝国的主要政策和政治格局还是受到宦官集团的极大影响。张居正作为内阁大学士、首辅，为了推行改革，还需要巴结宦官冯保，而如果没有冯保的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也不会推行开来。清朝中后期，宦官虽然没有专权，但是却也极大地影响了清朝的政治格局。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大太监李莲英，虽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但他却是朝廷大臣与最高统治者联络的纽带。李鸿章作为军机大臣，要去见慈禧太后还需要向李莲英送贿赂，而李莲英的一句话就可能会导致朝政的极大变化。

　　转折阶段的这三种矛盾，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必须全面把握，明白自己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知道现在"站在哪里"，才能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第二节 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

　　创业皇帝首先是马上皇帝，创业皇帝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企划能力带领创业集团打天下；守成皇帝需要高瞻远瞩，为皇朝建立一个稳定成长的框架；盛世之主则是雄才伟略，方能够带领皇朝走向繁荣的顶峰。身处转折阶段的皇帝又需要什么呢？转折阶段，皇帝面临的环境与创业阶段、成长阶段和盛世阶段都不同。这是一个皇朝从巅峰走下坡路的阶段，是一个矛盾重重、局面复杂的环境。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打败对手，夺取天下。成长阶段，皇帝与各种政治力量的目标还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开万世之基业，为皇朝稳定奠定基础。盛世阶段，皇帝面对已经稳定的局面，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起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国富民强，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转折阶段的皇帝，面对着经济凋敝，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矛盾重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如何确定皇朝的战略目标，如何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以实现改革目标，是需要中兴之主解决的首要问题。

　　不管是历史上的皇朝，还是现代的组织，中兴之主需要具备如下的素质：首先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是因为在转折阶段，各种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局面纷繁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异常繁多。如果不能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发现最主要的问题，那么改革的方向、战略就会发生错位，而这个错位所造成后果直接影响了皇朝能否实现中兴。问题既定，方向既定，战略既定，接下来的关键就是领导者必须具有改革的魄力和决心，能够在各种压力下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能够以现实的精神对祖宗成法进行改革。这个魄力可以说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除了洞察力和魄力之外，身处复杂环境中的中兴之主还要有谋略能摆平各个政治集团，驾驭局势的发展，为改革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改革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皇帝需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改革集团和可以重托的改革者来推行。而选择改革集团，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则是考验中兴之主识人善任的领导素质。因用人不当而导致改革失败，甚至皇帝本人也因此被赶下台来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绝于书。

　　一、洞察力：对复杂形势的判断

　　转折阶段，皇帝面对的形势是各种矛盾交织、政治力量错综、各种问题凸现。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杂的局势中揪出关键，对复杂形势做出果敢准确的判断，改革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毫无目的，毫无章法。这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洞察力对中兴之主来说更为关键。

　　一如先前所述，汉武帝之后，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以及辅政霍光，实现了西汉王朝的一次中兴。虽然所谓的"昭宣之治"远远不能和武帝盛世相比，但也算是汉朝基业继续发展的一次机会。当时，作为辅政的霍光和昭帝刘弗陵，没有武断地决定改革方向和改革重点，而是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盐铁政策"大辩论，讨论武帝朝的政策得失，找出影响皇朝发展的最主要问题，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理出了轻重缓急。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霍光布置召集各郡国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开了个"问民疾苦"的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政府方面听取意见。从会议论及的内容看，是对当时汉朝整体政策和实际情况的一次检讨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各项主要政策的利弊得失。这次会议为完成政策转型和朝政改革起到了舆论准备的作用。会议之后，在霍光的主持下，朝廷坚决贯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开创了"昭宣中兴"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