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第45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5)


　　北宋中期，宋仁宗、宋神宗年间，北宋王朝走到了一个下坡路的临界点。当时距离北宋开国整整一个世纪，宋太祖和宋太宗开创的治国之法已经"传之数世弊且生"。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创立北宋时，其立国的基本策略是剥夺武将的统兵权，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地方政府的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层层设官，官员与官员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从制度上保证了皇朝中央和皇帝个人的权力。但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风俗日以衰坏"。尤其严重的是朝野上下精神衰败，"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宋史纪事本末》）。宋神宗急于通过改革改变这种颓势。改革的重点在哪里？这是首要问题。王安石坚持以"理财"为中心进行改革，即以赋税改革为主要目标，以此为出发点，改革整个国家的行政、经济制度。王安石的好友、翰林学士司马光不以为然，认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在"节省冗费"上。司马光认为祖宗的成法没有错，之所以造成当前的局面，不是因为赋税政策，而是因为各级官员不节省，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他认为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对于两个人的争论，宋神宗并没有武断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要求两人在殿上进行争论。宋神宗认识到王安石的意见更符合自己改革的需要，于是便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主持变法。

　　我们再来看明朝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明穆宗朱载垕和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此时离朱元璋建立明朝已经有近二百年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最为痛恨的就是朝廷的腐败。明初的几个株连万人的大案基本上都与腐败有关。朱元璋制定的《大诰》主要就是针对官员的腐败。在明初几代皇帝，腐败还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到了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腐败已经蔓延到了各个角落。张居正认为，虽然腐败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上的腐败，这是造成全面统治危机的根源。要挽救危机，必须惩治腐败，尤其必须矫正政治上的腐败。这是改革要首先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改革的具体实行过程中，应该首先从哪里入手解决腐败问题呢？当时的实际情况，张居正明白，问题不在于缺乏机构，也不是职责不清，更不是政令、章程不够，明朝至此已经有二百余年历史，一切机构、规章早已是齐全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检查督促，缺乏控制力和执行力，所以一切都是放任自流。于是张居正首先推出了考成法。

　　上述说明对于一项改革而言，第一就是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找出改革的重点，而这个重点就是组织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组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余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改革之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能否抓住这个主要问题。

　　二、突破旧法则的限制

　　为什么要在转折阶段特别突出组织领导者的魄力和决心呢？因为在转折阶段，领导者面临的政治格局最复杂，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也具备了与领导者相抗衡的一定实力。如果立志于改革的组织领导者没有魄力和决心，就很容易被其他政治集团左右，从而导致改革尚未开始即告结束。创业阶段，集团领袖面临的环境虽然困苦，但谁是敌人、谁是盟友确是一目了然；守成阶段，各个政治团体的利益冲突不大，还能够团结在组织领导者周围，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盛世阶段，集团领袖的力量和权威足以威慑和控制其他政治集团。这三个阶段对于组织领导者而言，魄力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远不比转折阶段。

　　如果以立场来划分，实际上所有的政治集团都可以二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当然，这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改革派并不一定是好人，保守派也不一定是坏人。这里划分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君主的魄力就表现在能够始终如一的支持改革派，站在改革派一边。但是，一个皇朝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之后，总会形成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在经济上拥有大批财富，在政治上也掌握着大量资源。对于君主而言，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重新划分利益格局。因此，君主所支持的改革派一般都是从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弱势集团中提拔上来的。这些改革派特别是在政治场中并没有多大的权威和发言权，要进行改革，就要对保守派开刀，无疑需要名义上的皇朝领袖皇帝的全力支持。没有皇帝的支持，改革即使有很好的纲领，也不会继续下去。在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改革，其首要原因几乎都是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正因为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对于希望改革的君主来说，才更应该坚定的支持改革派，不为所谓的"祖宗成法"所拘束。

　　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宋仁宗赵祯一朝，北宋就已实行过"庆历新政"。如前所述，宋朝初年，太祖和太宗为防止五代更替频繁的悲剧重演，从政治、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方面重建政治结构，将行政权、军权、财权、司法权和地方权力都集中到中央，集中到皇帝手里。到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这种体制导致的问题越来越多，"因循不革，弊坏日甚"，造成了"冗兵、冗官、冗费"的全面危机局面。宋仁宗企图改革弊政以挽救危机，便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初，将"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的保守派官僚吕夷简等相继罢免。同年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政知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为谏官，使改革派在朝廷中很快占据了优势，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是，改革很快就被保守派势力所制造的浓重黑云所遮蔽。新政没有推行多久，改革派官员就在保守派官员的激烈反对中败下阵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离新政颁行之日仅仅八个月，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和总指挥范仲淹就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同年八月，富弼宣抚河北。接着，支持改革的其他官员也被以种种口实调离京城。新政派官员遭贬黜的同时，保守派的官员重新掌握了大权。此时的仁宗天天听到的都是对范仲淹等人的恶言恶语，当年厉行改革的锐气消失殆尽。"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宋仁宗的动摇。

第46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6)


　　"庆历新政"的事例足以说明组织最高权力者的态度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在组织转折阶段进行的改革，首先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改革。组织的制度框架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非常稳定了，任何改革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击，任何改革都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制度空间中进行的，可以活动的余地太小。而如果改革不改变根本的制度框架，那么改革的进行就需要依靠组织的硬性权力来实施。若是改革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无法进行，即使勉强启动，也很难成功。因此，改革若要想取得成功，领导一以贯之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组织的中兴，领导就要有魄力和决心支持改革派，打击保守派，就要敢于对祖宗成法说不。这个魄力是转折阶段组织成功变革的先决条件。

　　三、加强纵横捭阖的驾驭能力

　　转折阶段，要想变法成功，实现中兴，还需要有对全局的掌控能力。如果不能摆平各派政治势力，消解保守派对改革的攻击，那么即使皇帝非常坚定的支持改革，也会遭到失败的下场。前面我们所讲的汉昭帝、汉宣帝的成功改革，与昭帝和宣帝两位皇帝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是分不开的。昭帝在位期间，充分信任和依靠霍光进行改革，但他并没有简单的打击其他政治力量，而是充分吸取他们的意见，兼顾各个集团的利益。宣帝即位后，对霍光还是信任和依赖。但在霍光去世后，面对权势和欲望日益膨胀的霍氏集团，宣帝果断采取措施，灭掉了霍氏集团，为稳定朝政、巩固改革成果创造了条件。

　　有唐一代转折阶段，藩镇、宦官和官僚集团是三大主要的政治势力，如何平衡，怎样驾驭，是对皇帝权谋的严峻考验。我们来看两个实例：同在唐朝，一个是成功的，这就是成就了唐朝"元和中兴"的唐宪宗；另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在"甘露事变"中被宦官监禁的唐文宗。通过这两个相反的事例，我们更能看清楚组织最高领导者的驾驭能力之于改革成败的关键作用。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第十二代皇帝，唐顺宗李诵的长子。贞元四年(788)封广陵郡王。他二十八岁继承皇位，做了十五年皇帝。唐朝自中叶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藩镇割据局面正式形成，至唐宪宗元和末年扫平藩镇，天下再归一统，前后经历六十多年。其间唐代宗、德宗、顺宗，都曾为削除藩镇、重新统一天下而努力，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而唐宪宗执政以后，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先后平服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等大河南北数十个藩镇，使"安史之乱"以来中衰的大唐国势重新为之一振，宪宗成为唐中后期唯一一位再度统一天下、实现国家中兴的君主。那么唐宪宗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且看唐宪宗的手段。

　　首先是唐宪宗的魄力和决心。元和年间，宪宗自始至终抱着"以法度裁制藩镇"、一统天下的坚定信念和果敢意志，从不动摇。宪宗即位伊始，即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把平服天下藩镇、重振大唐国威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十几年里，孜孜以求，从未间断。在顺境中，宪宗一鼓作气、毫不懈怠，努力争取对藩镇斗争的更大成功。在失利时，决不气馁，总结教训，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斗争。元和初年，征西川，定夏绥，平镇海，宪宗敢于决断。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讨淮西三年不下，罢兵呼声弥盖朝野，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方针，终使淮西吴元济授首。铁城之败，举朝文武皆有惧色，宪宗却以大家风度处之，坦言胜败乃兵家常事，岂可因一败丧失信心。元和十年(815年)河北藩镇刺杀宰相于京师，谋暴动于东都，颇有天下大乱之势。宪宗临事不惊，果断处置，终使平卢、成德企图动摇宪宗讨叛决心的阴谋破产。可以说，如果没有宪宗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藩镇的征讨很可能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战争是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战争指挥者意志信心的较量。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统帅者的信心与决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超过政治的、军事的因素，决定战争的胜负。

　　其次，则是唐宪宗的权谋。宪宗以法度制裁藩镇，大体坚持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招抚后用兵、先重点后一般的方针。元和初，首先解决了号称朝廷"回翔之地"西川及家门口的绥夏。不久又收复了关系江淮财赋来源的镇海。一年多中更换了三十多个藩镇的节度、观察、招抚之使，使天下藩镇为之一震。元和中，进讨成德失利以后，宪宗积蓄力量、招抚魏博，切断了河北与淮西的联系，使淮西陷于孤立。讨淮西，围而困之，弱而击之，虽多少是出于无奈，却也不失为良策。讨平卢，注意分化瓦解敌军，重点打击李师道，终于导致刘悟举义。

　　宪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一旦发现决策失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不失时机地予以克服与纠正。一征成德，官军失利，宪宗利用拘捕卢从史之机及时罢兵；征淮西，一经发现任帅不当，便及时予以调正，终于发现了李朔心这样的智勇之将；二征成德再次失利，宪宗不怕有损自己的尊严，接受大臣的劝告再次罢兵。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并不在于他完全不存在失误，重要的是他能够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并予以及时纠正，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如现时常说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犯再犯、执迷不悟。

第47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7)


　　唐宪宗的权谋还表现在用人上。宪宗即位以后，用人的基本原则是"任人唯贤"。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宪宗也会本着权力平衡的原则支配部分官员的任免。征西川，宪宗听从宰相杜黄裳的推荐，征用无名之将高崇文，终获平西川、擒刘辟的成功。讨淮西，数撤败军之将，终使李朔心夜袭蔡州、活捉吴元济而显名。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宪宗特别重视发挥宰相的作用，前后所用杜黄裳、李绛、李吉甫、武元衡、裴珀、裴度等都是有智有谋的人才，他们在协助宪宗讨平藩镇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用兵的重大问题上，宪宗能够广泛听取宰臣的意见，而这并不排除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为群言所左右、坚持己见的例外。

　　"君不密则失其臣，臣不密则失其身"，用这两句来形容唐文宗打击宦官势力的失败，再恰当不过了。唐文宗有当好皇帝的决心，却不具备做好皇帝的能力和素质。如果唐文宗处于一个太平盛世，也不失为一个好皇帝。但偏偏他身处在一个家道衰落、宦官当权的时代。唐朝自穆宗以后，皇帝的废立完全掌握在宦官手中。唐文宗在宦官操纵之下过日子，自己也很气恼，一心一意想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急于找医生。正好宦官头子王守澄手下有个官员叫做郑注，精通医道，就把他推荐给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药，果然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唐文宗很高兴，召见郑注，发现郑注口齿伶俐，像是个有才干的人，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人。郑注有个朋友李训，原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听到郑注受到朝廷重用，就带了一些礼物求见郑注。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就请王守澄把李训推荐给文宗。李训也得到文宗的信任，后来，竟被提升为宰相。

　　李训、郑注两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他们。他们就跟文宗秘密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澄的权。他们打听到王守澄手下有个宦官仇士良，跟王守澄有矛盾，就请文宗封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带领一部分禁卫军。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权。最后，唐文宗给王守澄一杯毒酒，把他杀了。去了王守澄，接下来就要除掉仇士良了。李训联络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动手。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察看。李训装模作样去兜了一圈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又命令仇士良带领宦官去观看。仇士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也发白了。仇士良发现这个情况，觉得奇怪，问韩约说："韩将军，您怎么啦？"正说着，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的布幕。仇士良发现布幕里埋伏了不少手拿明晃晃武器的兵士。仇士良大吃一惊，连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里。李训看到仇士良逃走，立刻命令埋伏的卫士赶上去。哪知道仇士良和宦官们已经把文宗抢在手里，把他拉进软轿，抬起就走。李训赶上去，拉住文宗的轿子不放，一个宦官抢前一步，朝李训劈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仇士良趁机扶着文宗的软轿，进内宫去了。李训预谋失败，只好讨了一件便衣，化装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逮捕一些参加预谋的官员，把他们全都杀害。李训在路上被杀。郑注正从凤翔带兵进京，得到消息，想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杀死。至此，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杀宦官计谋彻底失败，这次事变受株连被杀的有一千多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甘露之变"。自这个事件后，宦官把唐文宗严密监视起来，五年后得病死去。仇士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就是唐武宗。

　　既如此，中期的帝王如果想重整中落颓势，有使江山面貌一新的志向，真是任重而道远。当然，欲扭转颓废之势，最主要的还是领导者于复杂态势中锁住症结所在，于保守氛围中抱定矢志改革的决心，在问题接踵而来的飘摇中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且能知人善任、发现改革中坚力量，敢于担当，以一贯之地支持改革者。集团领袖支持的改革者则需用心、发力于魄力与能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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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如果让一个人说出，在中国历史上谁过着最为享受的日子，谁具有极具排场的威风，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皇帝了，还能有谁？！那时的皇帝富有四海，那时的皇权至高无上，那时的皇朝深不可测，对人们来说，是多么难以抗拒的魔力和诱惑呀！可是，当我们稍加留神，就会注意到，皇帝虽富有四海，静处"紫禁城"的内心却是无比孤独；皇权虽至高无上，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却是如影随形；皇朝虽深不可测，大白于天下的却是看不迭的兴衰更替。打天下时，诸雄争霸，豪情万丈；定天下中，觥筹交错，兔死狗烹；盛世之下，拓疆开土，路不拾遗；转折阶段，矢志改革，图以中兴；衰亡时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此的图景，如此的命运，谁是主角，又当何解？

　　多少年来，人们从自然经济、小农意识、政治体制、传统文化，乃至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等角度来评断中国古代封建的长久与帝制的延续，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对封建王朝的主角--皇帝，也基本是在时势与英雄、开明与昏庸的张合之间定性和定型的。给人的印象是，一旦牵扯到个人，尤其是皇帝本人，学科理性就变得忽隐忽现。是没有合适的透视镜，还是缺乏持镜的人？就当前来看，我们倾向于后者。就工具而言，我们选择了管理学，透过管理学来管窥中国古代历史，透过静态管理定位皇帝的角色，透过动态管理解析皇朝的循环，是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

第48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8)


　　纵观历史，我们给出两个比拟：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朝比作一个企业集团，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帝比作一个企业领导人，尽管古代之事并不具备某些现代性，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性与共通之处。基于此，我们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又是如何实现他的意志的；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研判它的生命周期，也就是在什么阶段是怎样结构有如何管理。我们要做的工作--撰写《黄色管理》一书，就是拟从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两个维度，围绕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两个基点，来尽可能地破解这么一个历史简单定律：创业→成长→巅峰→转折→衰亡。历史和现实给出的逻辑是，这个简单定律不仅是中国古代皇朝的生动描述，更为惊异的是，它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式）企业的生命周期的真实图景。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历史之于现实，历史的大门在任何时候都向任何人敞开，就看现实中的人谁能够把握的更好，学到的最多；就好比先生之于学子，任谁都是一样的传道授业解惑，但谁成状元谁却落第，就非老师之力了。历史之于现实，无疑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再来看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这是我们论述的两个基点。

　　角色定位，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原则，是组织（群体）行为的静态因子，它强调角色基础、角色分工、角色能力和角色责任，其实就是现代组织的职位说明书。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是组织的各个方面，有无定位角色；其次是基于组织的任务，定位是否准确；再次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角色有没有进行及时调整；还有一个岗位与能力相匹配问题，也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占据这个位置的人的能力是否足够胜任这个角色。在中国古代皇朝中，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决定了皇帝的角色至关重要，他的素质基本决定了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也就演绎出一幕幕王朝兴衰更替大戏。戏中主角之于戏剧的决定性，不容我们迟疑和回避。

　　组织演变，同样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点，是组织（群体）行为的动态因子，它强调外部环境、结构功能、制度变迁和组织愿景，其实演变过程就是对组织进行动态管理的过程。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组织面临着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其次，外部环境对这一阶段的组织及其领导者有什么要求；其三，组织的战斗力是怎样激发并形成机制的，即人才管理方面；其四，组织制度对组织运行起着什么样的规范作用，它的效率和效果有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能否主动适应组织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其五，组织形成的文化有没有生命力，是否得到承续和发扬，没落的途中对思想文化是疏导还是围堵、改造还是控制。

　　古代中国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表征外，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历史现象--皇朝（皇权国家）的周期性更替。纵观中国历史，旧王朝覆灭的同时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而再细琢，就会发现，秦王朝以降的每个朝代，基本都呈现这样一种图景：一个个皇朝相继兴起、成长，又明里鼎盛、暗伏危机，直至衰落、崩溃。皇权国家内部呈现的阶段性，除了皇帝的角色（领导者的经营作用）外，也必须挖掘皇朝本身的（结构的、行为的、管理的、文化的）原因。就好比，以崇祯皇帝的个人素质，若放在皇朝的成长阶段或者转折阶段，总之前五分之四阶段吧，也不大可能背上亡国之君的名分，崇祯皇帝的"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固然有为自己开脱责任之嫌，就当时明王朝混乱的管理制度、颓废的社会局势，实在是积重难返，明王朝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挽狂澜已非一人之力，崇祯皇帝的绝望之情难以言表。所以，惟有立足于皇帝和皇朝两个基点，才可能最大限度的破解古代中国皇朝的兴衰和更替，发现古代中国皇帝的管理成败与得失。

　　行文至此，从读者的角度看，通过本书究竟可以领会或体验到什么呢？我们的本意落为四点，那就是"了解点历史，学一点管理，懂一点政治，品一点文化。"

　　其一，了解点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再像大部分教科书那样--基本是编年体；也不像帝王智谋、正说皇帝、戏说历史之类--基本是故事选编；当然，也不会像历史学术著作那样宏篇大论、见微知著。本书尝试着围绕皇帝与皇朝及其相互作用和要求，来管窥古代中国的历史。毕竟，一部皇帝史，一部中国史，说得夸张，却也道出了关键所在。因此，我们想换个角度，在娓娓道来的轻松中了解点历史。

　　其二，学一点管理。市面上"学管理"风头正猛，"不为学问究，也被时髦追"，表明管理还是要学一点的。但究竟是学什么管理、向谁学管理呢？想必是贴近生活的、联系实际的，当然，若能把读者本人带进其中，激发出特别的感觉更好。标准如此，那就惟有历史了，已经渗透在骨子里的自己的历史。不用说"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也不必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来说事儿，细细捉摸，单是历史中的管理案例就遴选不尽，管理经验也精炼不穷，管理教训更是汲取不够。这方面，尤以古代中国皇帝的角色定位和管理得失，以及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演变和动态管理为要。

　　其三，懂一点政治。自古以往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喜欢谈点政事，哪怕是夸张的传播，那怕是在"莫谈国是"的时代，也都有内我的评价，至于懂多少"政治"或者政治讲的恰当与否，好像没有特别的要求。人天生为政治动物，终归还是要懂一点政治的。政治从何处来呢？现实是一方面，而我们中国人自古还是倾向于从历史中学的。清人龚自珍就有一句话："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是的，历史中不只有帝王的阴谋权术，散落其间的政治智慧，潜移默化的政治规则，日积月累的政治习惯，还有钱穆先生历数过的政治得失，都在"法其可法，戒其可戒"（章太炎语）之列吧。

　　其四，品一点文化。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文化的源泉是历史"。在历史中学习文化，就好比在旷野上品味香茗，有种心旷神怡、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历史中不尽是帝王冠以教化之名的思想控制手段和文人骚客之墨宝遗迹，更蕴含了修齐治平之精神境界和小康大同之理想追求。正是文化的传承，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这是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片断。也可见，品一点历史文化，无论于国于己，都还是不无裨益的。

　　历史不尽惆怅，管理不尽深邃，政治不尽严肃，文化不尽枯燥。《黄色管理》要是能给大家这么个感觉，应该说，就达到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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