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哀悼+怀念】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今晨逝世 享年100岁

怀念先人，他是摩根的学生

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

著名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谈家桢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谈老的亲人、挚友、学生心目中对他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学高为师，品高为范。谈老在我们眼里不仅是专业领域内的一代宗师，更是一位品德高尚，受人敬仰的人生楷模。从他身上，能学到的东西远比学问多得多。”

学生超过自己最开心

从1936年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任浙大生物系教授至今，谈老已经为他热爱的教育事业奉献了72载春秋。他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成为世界遗传学的领跑者。

前两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有两项重大成果：一是解读哺乳动物基因的夸娥转座因子，二是研制猪口蹄疫基因疫苗。那几天，谈老仔细阅读在美国《细胞》杂志发表的论文，兴奋异常。在学术上，有的学生走到了他的前头，有影响的论文刊登在世界顶尖的科学杂志上，谈老总会马上复印下来，把它嵌在镜框里挂在自家的墙上，还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去表示祝贺与鼓励。

谈家桢先生是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家里总有国外同行前来拜访。80多岁的时候，谈老还总是携夫人主动陪着外国同行去逛街，与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校长、院长结下友情。谈老向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推荐自己的学生，只要他的推荐信一到，学生立即被收下。久而久之，中国的一批遗传学精英迅速成长。这几年，我国遗传学领域科技成果屡破“世界纪录”，谈老居功至伟。

全盘考虑独具慧眼

除了教育、科技，谈老还关心着上海的发展。1997年9月，随着人类基因组研究成为国家重点领域的重点研究项目，建立我国第一个人类基因组学研究中心的任务迫在眉睫。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选址。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初步打算将研究所设立在上海，但上海的主要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都希望将中心建在自己的园区，这个问题久久没有得到解决。当时已近90高龄的谈老精心调查，最后向这个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提出建议：“你可以去浦东张江看看。”首先，选址张江可以避免各单位在选址上的分歧；其次，张江是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在这里构建起其知识源头之一的基因组科学技术体系，岂不是有画龙点睛的功效？谈老为“聚焦张江”的上海发展战略出了一次大手笔。

和谐才是长生之道

谈老为人谦和，注意劳逸结合，同时又好饮茶，他还是上海茶叶学会的名誉会长。此外，谈老一直坚持“和谐”的理念，这是他长生的秘诀。1999年，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在上海召开了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谈老任首席顾问。会上，谈老现场题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天下太平”。——谈老后来解释道：丰衣足食，就是用生物学研究成果推进农业发展；安居乐业，则是解决环境问题；延年益寿，当然是进行医药开发；天下太平，是要制止生物武器，维护世界和平。那个时候，谈老对中国未来和谐社会的发展已有了深刻的思考。

期待学生脱颖而出

2005年，谈老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致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吾平生无所追求，终生之计在于树人，希求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学识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在我古稀之年，眼见我的学生，不论在国内或海外，个个脱颖而出，在各自领域里出类拔萃，不少人并以他们的创新精神走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做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我为之感到兴奋。”年近百岁的谈老，仍然为我国的人才培养、经济发展贡献着智慧。

今年早些时候，一场隆重的“谈家桢百岁华诞庆典大会”和遗传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宁波市委常委、副市长余红艺和市科协领导代表家乡人民，祝贺甬籍院士谈家桢百岁寿辰。

　　400多名嘉宾出席了谈老的百岁华诞庆典。谈老的挚友、门生、友人纷纷撰文，从不同角度反映谈老璀璨人生的各个侧面，集结成一本《仁者寿》文集，作为献给他百岁华诞的一份寿礼。

　　庆典上，余红艺代表中共宁波市委、市政府和家乡人民向谈家桢院士致以最热忱真挚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恭祝他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慈城“倔小子”最爱提“怪问题”

　　1909年9月15日，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直街糖坊弄2号(现慈城民族路附近)一座两层的老式楼房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成为遗传学泰斗的谈家桢。

　　据亲友回忆，谈家桢小时候在慈城时是一个“倔小子”。他小名叫“阿祥”，因为宁波话里“祥”与“强”发音一样，幼年谈家桢生性活跃，犟头倔脑，总在外边乱跑，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强”。

　　我市作家李建树写的《谈家桢传》记录了一件关于他的童年趣事：谈家桢5岁时，进私塾念书，老塾师教古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让谈家桢一下子想起了慈城满街的桂花树，于是站起来说：“先生，不对的，桂花是被风吹落的。还有，夜里小鸟都睡了，月亮出来哪里会叫？”课堂里，谈家桢年纪最小，却最爱提这样的问题，惊得老塾师的眼镜都差点掉下来。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谈家桢父母的耳中，深明大义的他们并没有过分责怪儿子对老先生的“不敬”。

　　1921年，12岁的谈家桢完成小学学业，从慈城的道本堂毕业了，来到宁波城里的斐迪学堂（现宁波四中）读中学。这所学校是英国教会办的，教会办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接受教理。但爱独立思考的谈家桢，却对“上帝创造万物”一说不能认同。当上圣经课的外籍教员向他提问“人是谁创造的”？他竟以沉默相抗衡。为此，少年谈家桢常被外籍教员训斥。

　　拒绝美国挽留，回国发展遗传学

　　谈家桢在斐迪学堂学到了纯正的英语，为日后去美国留学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在斐迪学堂读到四年级，谈家桢即由姐夫陪同去了上海，离开了故乡宁波。

　　后来，谈家桢又到美国留学，进入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院士在加州理工学院创立的实验室从事遗传学研究。美国同行热情挽留谈家桢留在美国。当时，美国科学家尼尔正在做一个关于广岛原子弹射线遗传效应的新课题，也有朋友盛邀谈家桢加入。但他决定回到祖国。

　　“要发展祖国的遗传学事业，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土。”谈家桢回到浙江大学，创立了“异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实现了他从小就树立的要***生命密码的理想。

　　谈家桢经历过太多的风风雨雨，但他依然追求着科学和真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先后发表了《我对遗传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对遗传学中进行百家争鸣的看法》等文章，推动中国生物学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谈家桢重振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重新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作为一名追求科学和真理的著名科学家，谈家桢以他特有的睿智以及对世界生物学研究发展趋势的把握，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呼吁人类基因研究的重要性。当年92岁高龄的谈老与一位客人谈到生命与科学时，欣然写下“真理令人获得自由”赠给客人，表明他对科学和真理的不懈追求……

　　家乡凡有成就，他备感欢愉欣慰

　　谈老一直记挂家乡，特别是家乡的教育事业。谈老曾说：“我年事已高，虽休养在家，仍时刻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家乡凡有成就，我备感欢愉欣慰。”

　　1985年1月，谈老应宁波市人民政府之邀，欣然受聘担任宁波大学名誉校长。受聘后，谈老对宁波大学的学科设置、培养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议，推动了学校健康、快速的发展。之后，他又数度来校与师生座谈，共话学校改革大举。1998年11月，谈老再次来到宁波大学，亲临医学院一期工程落成典礼，表达了对故乡尤其是对宁波大学的殷殷之情。

　　2005年12月21日，我市市领导专程到上海看望谈老，他谈起宁波诺丁汉大学时说，“杨福家先生的功劳很大”，他还把杨福家写给他的信放在床边。市领导向谈老介绍了宁波的发展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科技发展情况，谈老听得特别仔细认真，还问起“宁波大学现在有生物系吗？”当得知宁波大学设有生命学院时，谈老一再叮嘱：“这个一定要办好！要结合本地实际！”

　　宁波书法家曹厚德撰写的谈老名言“真理令人获得自由”直轴，送给了谈老。听说宁波的经济发展很不错，还评上了全国首批文明城市，谈老从生物学的角度对未来小康社会的希望赠送给家乡——“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延年益寿，天下太平”。

　　谈家桢：遗传学泰斗

　　谈家桢，国际著名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1909年生于宁波慈城，1930年获苏州东吴大学理学士，1932年获北京燕京大学理硕士，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

　　1937年应竺可桢的邀请，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解放后兼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起先后担任遗传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和校长顾问等职务。

　　1985年1月，谈家桢曾受聘担任宁波大学名誉校长。

　　谈家桢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已70年。他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了重要论据。他发现了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认为是对经典遗传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

　　谈家桢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

　　1999年，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长寿之道：顺应规律

　　据了解，目前住在华东医院的谈老，思维清晰，心情平和。谈老百岁高龄，与他深谙养生之道分不开。谈老的长寿之道用四个字总结就是：顺应规律。谈老认为，人体运行有自身的规律，因此要顺应规律，量力而行，劳逸结合。

　　其实，谈家桢的健康长寿经并不复杂：一是遵守生物钟，生活追求规律。以前他每次到外地或国外讲学，回来后一般用2周时间进行调整。对谈老来说，每天何时起床，何时看书，何时锻炼，何时吃饭都有极严格的时间表，从不打乱与违背。二是推崇健康的生活方式，拒绝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作为脑力劳动者的谈老从不吸烟，在他看来，烟不仅对人体气管与肺部有损害，还会引发其他疾病。谈老爱饮绿茶，一年四季不断，他说：绿茶含有茶多酚、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有抗衰老与抗癌作用。此外，谈老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都坚持用热水洗脚，这两年因为行走不便，他将热水洗脚改为足部按摩。

　　健康学家认为，性格对身体的健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个观点在谈老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谈老待人处事，和气友善，心胸开阔，遇到挫折不急不躁。日常生活中，他的性格中处处透着散淡、机趣。

　　另悉，另外一位宁波籍百岁院士是贝时璋，1903年10月生于宁波镇海，1928年3月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贝时璋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细胞学和胚胎学创始人之一，生物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大师生平事迹介绍

谈家桢先生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谈家桢先生于1909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30年获苏州东吴大学理学士，1932年获北京燕京大学理硕士，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1937年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就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解放后兼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起曾先后担任遗传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和校长顾问等职务。

谈家桢先生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已七十年，先后教过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胚胎学、遗传学、细胞学、实验进化学、细胞遗传学、达尔文主义、辐射遗传学、原生动物学等课程。他先后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和学术论述方面文章，主要汇集在“谈家桢论文选”(1987年，科学出版社)和“谈家桢文选”(1992，浙江科技出版社)中。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有关瓢虫、果蝇、猕猴、人体、植物等的细胞遗传、群体遗传、辐射遗传、毒理遗传、分子遗传以及遗传工程等。特别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重要论据。他发现了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对经典遗传学发展的一大贡献。谈家桢先生坚持科学真理，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遗传学事业。他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

1978年以来，先后发起和担任中国遗传学会副会长、会长和名誉会长，遗传学报主编，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会长。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荣誉，曾任第八届(1948年在瑞典)国际遗传学大会常务理事，第十五届(1983年在印度)、十六届(1988年在加拿大)、第十七届(1993年在英国)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1996年又当选为于199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会长。自1978年以来他先后当选为日本和英国遗传学会名誉会员，被美国罗斯福夫人肿瘤研究所聘为高级研究员，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德国康斯登茨大学功勋奖，美国加州政府荣誉公民称号，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聘为科学顾问，国际遗传学报，国际生物学与哲学杂志和美国“科学家”报等聘为顾问编辑。1984、1985年分别被加拿大约克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1995年获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获国际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谈家桢先生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

与摩尔根的师生情

谈家桢与摩尔根的师生情谊从一九三二年就开始了。这一年他在燕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母校东吴大学任教。在其导师、也是摩尔根学生的李汝祺教授建议下，谈家桢将论文分解为各自独立的三篇文章，其中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记录》两篇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发表；作为论文核心部分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经李汝祺推荐，寄往大洋彼岸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仔细审阅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论文，其字里行间显示出来的才华令他震惊。于是，他郑重地将这篇论文转交给他的助手杜布赞斯基教授。杜布赞斯基是当时国际遗传学界颇负盛名的群体进化遗传学家，看着谈家桢的论文，杜布赞斯基激动不已，他意识到，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正在从事前人没有涉足的事业。

杜布赞斯基给谈家桢寄去了一封激情奔放的信函，对谈家桢进行了鼓励。谈家桢这篇论文经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共同推荐，在美国公开发表。不久，谈家桢又收到摩尔根的回信，欢迎谈家桢去美攻读博士学位，学杂费全免。一九三四年八月，谈家桢前往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涯。谈家桢见到摩尔根时，这位大胡子、高身材的美国学者，在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面前显得十分谦虚热忱。这种气氛很快感染了谈家桢，令他消除了初来乍到的腼腆和不安，融入在以摩尔根为核心的群体之中。谈家桢是这样描述他记忆中的摩尔根的：“这是一位思想敏捷，不保守，判断力犀利和富有幽默感的老人，同时又是一位兴趣广泛、讲求实际的科学家。在他的整个科学生涯中，他的思想曾纵情驰骋在生物学的不同的领域中，并处处留下了巨大的成功足迹。”谈家桢还说过：摩尔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中；摩尔根的这一精神和品格，已成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是著名的基因学说的创始人，染色体遗传学经过他的科学论证而得到公认。摩尔根的睿智之处在于他把目光放在将来，将巨大的精力用于培养遗传学事业的继承者。摩尔根实验室有一套独特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在那个被世人称为“蝇室”的实验群体中，摩尔根安排他的大弟子们具体指导学生，如此一代又一代，连绵不绝。当年李汝祺把这套教学方法带到了燕京大学，后来谈家桢又把它带进了他先后任教的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摩尔根的三大弟子中，司多芬特和布里奇与老师共享了诺贝尔奖。穆勒则以开创辐射遗传学的出色成就荣登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著名的“伴性遗传现象”、“遗传学第三定律（即连锁交换法则）”就是摩尔根和他的第一代学生共同研究的结晶。

谈家桢进入摩尔根实验室时，正值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领域。一九三六年，谈家桢二十八岁，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细胞遗传图》通过答辩，谈家桢被授予博士学位。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一致希望谈家桢继续留在美国从事遗传学的研究。杜布赞斯基还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谈家桢跟他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他希望，时间能冲淡他的去意。在留下来的一年里，谈家桢博览群书，广泛进行学术交流。之后，他向杜布赞斯基说了一段十分动情的话：“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迫切需要培养专业人才。”一九三七年，谈家桢放弃了留在海外发展的机会，毅然回国了。

面对李森科的谬论

一九四八年，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惟一代表，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宣读了论文《异色瓢虫色斑的季节性变异》，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

那次会议的组织者是诺贝尔奖得主、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穆勒。穆勒教授在开幕词中告知与会者，在刚刚结束的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的决议中，已经宣布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烦琐哲学”、“反动的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并声称，遗传学家信奉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从本质上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中的反映”。为此，苏联国内已关闭了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销毁了有关教科书和文献资料，甚至“消灭”了果蝇。谈家桢听了十分震惊。事后他还获悉，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组织委员会副主席、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著名科学家瓦维洛夫教授，因抵制李森科的理论和他的学阀作风，竟遭到了严重的迫害。

早在一九四六年，谈家桢在美国讲学期间，就读到过李森科写的那本小册子《遗传与变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米丘林生物学”这个名词。看到李森科把“米丘林生物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硬凑在一起，谈家桢觉得他无非是在标榜自己。李森科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一九二八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父亲把越冬小麦放到春天去种植，意外地获得了好收成，受此启发，便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并一举成名。之后，他进而提出“植物阶段发育理论”，但偏偏集体农庄的农民应用李森科的理论，导致了小麦大幅减产。尽管如此，他还是当上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国际遗传学界为之震惊。而李森科决意把事情做大。一九四八年八月，大权在握的李森科精心组织了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他以院长身份所作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经过了最高当局修改批准。在这个报告中，摩尔根遗传学被宣判为由外国输入的、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生物学。这次会议后，摩尔根学派在苏联遭到完全废黜，进而销声匿迹。数百名持不同意见的知名科学家，无一例外地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变故引发了苏联农业、医学等科学的大倒退。

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以后，谈家桢应邀前往美国作学术性访问。其时在中国国内，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中国***取代国民党政权已成定局。美国科学界的许多老朋友劝谈家桢：苏联正把摩尔根学派往死里整，你是摩尔根的弟子，如果回到***执政的中国去，没好果子吃；还是干脆定居下来吧，在这里，有你熟悉的师友，更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一流的实验室设备，你就安心搞你的瓢虫和果蝇实验，搞你的遗传学研究！归去还是留下？谈家桢面临着现实的抉择。“不管如何，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一九四八年底，谈家桢信心满怀，再次回到了中国。

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一九五○年，谈家桢接替贝时璋，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这年年初，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H·N·努日金来华，他不遗余力地鼓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前后作了七十六次演讲，开了二十八次座谈会，参加者达十万多人。努日金到上海后，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谈话一开始，努日金就嘲弄起染色体、核酸和细胞遗传质来。谈及摩尔根遗传学时，他一口一个“反动遗传学”。起初谈家桢静静地听着，后来他按捺不住了，问道：“从学术上看，摩尔根究竟有哪些观点称得上是反动的呢？”努日金的脸一下变红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强词夺理地说：“现在不谈什么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至关重要的阶级立场问题。”谈家桢哑然失笑。

但伪科学毕竟是伪科学，它不能永远瞒天过海。一九五五年，前苏联有三百多位科学家联名上书，要求撤销李森科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一九五六年苏共中央接受这一请求，正式罢免了李森科。苏联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自然也引起了中国***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曾向毛泽东坦诚过自己对遗传学问题的看法：“有一位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回国。他跟我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吗？苏联认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允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毛泽东听了，深以为然。这对那时已是如履薄冰，面临夭折的遗传学研究，无疑送来了福音。

一九五六年八月，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历时十五天的遗传学座谈会。谈及李森科提出的“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观点时，于光远明确指出，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谈家桢在会上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遗传物质的性状表现”和“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在会议结束前的一次聚会上，谈家桢开怀痛饮。后来，他将之自喻为“翻身后的喜悦”。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陆定一在向毛泽东汇报时，特意介绍了谈家桢。一个在重大压力下敢于对苏联老大哥说“不”的遗传学家，显然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记住了这个名字。一九五七年三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接见了谈家桢等人，当他走近毛泽东时，毛泽东伸出手来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在谈话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当晚，陪同接见的郭沫若提出，为尽快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想把谈家桢调来北京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刻表示不同意，说科学院把高校的人才都挖走了，高校的发展就成问题了。毛泽东望了望两人，摆摆手，风趣地说：“我看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毛泽东一言定乾坤，从此谈家桢就留在了高校。

一九五八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细胞学教授麦克劳夫到北京大学讲学。他来中国，有其国内背景。原来，这年赫鲁晓夫又转而支持李森科，使李森科再度得势。麦克劳夫到中国仍贩卖李森科的那一套。之后他到上海开座谈会，谈家桢被点名参加。座谈会上，谈家桢驳斥了麦克劳夫的谬论，他说：遗传学的进展已经确定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作为一个科学家，怎能无视这些科学事实呢？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时，谈家桢第四次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问谈家桢：“你对搞遗传学研究还有什么顾虑吗？”“没有顾虑了。”谈家桢泰然道。他还告诉毛泽东，“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已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指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课程同时开。”毛泽东满意地笑了笑说：“我支持你。”

这以后，谈家桢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为遗传学的发展发愤努力，鞠躬尽瘁。作为基因理论创立者摩尔根的学生，作为中国生命科学的开拓者，他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100岁的院士，先生慢行啊！

谈家桢：喜看后辈争创新

谈家桢先生正吃着水果，见到记者走进，马上放下了盘子。

　　谈老一脸和蔼，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没等秘书邵老师介绍，谈老就点着头示意知道是 约好采访的光明日报记者来了，敏捷的反应让人差点忘记他已96岁高龄。

　　在上海华东医院，谈老座椅旁的茶几上，放着一块白色磁性板。先生的听力不是很好，开始时邵老师把记者的一些提问写下来给他看。渐渐地，听先生嗓音响亮地侃侃而谈，我们也不知不觉就敞开嗓门，把那块磁板忘在一旁。

　　谈老告诉记者：复旦大学的生命科学研究最近出了几项了不起的成果，比如发现解读哺乳动物基因的夸娥转座因子、研制猪口蹄疫基因疫苗等等，特别让人高兴。他很认真地解释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我的座右铭，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规律。看到学生超过我这个老师，是我最开心的事。

　　身为我国遗传学泰斗的谈家桢，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1929年，谈家桢还是东吴大学三年级学生时，已兼任普通生物学实验课助教和桃坞中学生物学教员,以及学生青年会创办的惠寒小学校长。自此,“谈先生”的尊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谈老的茶几上放着不少专业杂志。谈老叹道：我年纪大了，精力不行了，看不了多少。可是秘书邵老师说：谈老的信息特别快。在生命科学领域，谁取得了一个成果，谈老总会及时知晓，并且嘱咐邵老师转告有关方面给予重视和扶持。

　　谈老还多次对邵老师说，看到这么多青年才俊频出成果，我死也瞑目了。

　　不久前，谈老在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致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吾平生无所追求，终生之计在于树人，希求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学识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在我古稀之年，眼见我的学生，不论在国内或海外，个个脱颖而出，在各自领域里出类拔萃，不少人并以他们的创新精神走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做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我为之感到兴奋。”

　　聊起学生，谈老兴致十足。记者虽然听得津津有味，但无奈不便打扰老人太久，硬是转过话题，请谈老对我国生命科学工作者提一点希望。谈老说：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生命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可用四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延年益寿，天下太平”。谈老又具体解释说：丰衣足食，就是用生物学研究成果推进农业发展；安居乐业，则是解决环境问题；延年益寿，当然是进行医药开发；天下太平，是要制止生物武器，维护世界和平。

　　告别时，谈老送给记者一本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介绍册，扉页上就印着他亲笔题写的这四句话。

　　 谈家桢简介：

生于19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遗传学家，也是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70多年，先后发表百余篇研究论文和学术论述文章。研究工作主要涉及瓢虫、果蝇、猕猴、人体、植物等的细胞遗传、群体遗传、辐射遗传、毒理遗传、分子遗传以及遗传工程等。坚持科学真理，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遗传学事业；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曾任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常务理事，第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1996年当选为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会长。1995年获“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国际正式批准命名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为“谈家桢”星。

来源：《光明日报》

谈家桢与毛泽东的一段“西湖佳话”


1957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也即是反右政治风暴全面掀起之时，毛泽东来到了上海。

正在复旦大学上班的谈家桢突然接到一个重要会议通知，地点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他匆匆赶去。到达之后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因为几个月前刚刚在怀仁堂见过面，所以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显得分外亲切：“老朋友啦，谈先生!”又说：“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热情招呼，摘掉了戴在谈家桢头上的那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这之后不到半年，也就是1958年1月6日的一个傍晚，谈家桢刚在家里吃好晚饭，突然又接到上海市委的一个紧急通知，让他马上去锦江饭店。

谈家桢不明就里，上了上海市委统战部专程来接他的小车，到统战部后才知道还有一位是在复旦工作的周谷城教授，另一位《新民晚报》社长、杂文家赵超构。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3人见面又不免“惊疑参半，面面相觑”，心里都在打小鼓：“我们都是不久前刚刚保护过关的角色，难道又有什么事了？”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不敢多加议论，一切听天由命。驱车去机场的路上，经过复旦大学宿舍门口时，谈家桢要求停车，他下来与传达室的师傅打了下招呼，托他转告家里一声，自己出差去杭州了。及至进入位于江湾的大场机场，登上飞机一看，那情景竟与毛主席专机的照片一模一样，这才猜到可能是毛泽东派专机来接他们的，心里不禁一阵激动。

飞到杭州已是晚上11点多了，再从笕桥机场乘车到里西湖的刘庄，都已经是子夜了。

关于毛主席的这一次召见，张林岚在其所著的《赵超构传》一书中是这么说的：“高处不胜寒，做领袖的人大约也是最孤独的人，希望不时有个把能够平等相待的朋友，谈天说地，说说闲话。”又说：“在杭州消寒的毛泽东刚刚抓了浙江的反右派运动和党内斗争，松了一口气，很想找二三朋友讲讲闲话，松散一下紧张了很久的精神。随即叫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到上海，用他的专机接赵超构、谈家桢、周谷城3人去西湖玩玩。”

汽车一到刘庄，毛泽东便已经在客厅的门口亲自迎着了。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见面，并打趣说：“抱歉抱歉，半夜将你们找来，耽误你们睡觉啦!”

刘庄地处西湖丁家山前的隐秀桥之西，号称西湖西山之下的第一名园，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富绅刘学洵之私人别墅，建国后并入附近的康庄、杨庄、范庄而成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后来此招待所专门用作毛泽东在杭州的行馆，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丁家山，也称康山)，山高约40余公尺，因戊戌七君子之领袖康有为曾在此隐居而闻名。山顶有三间砖木结构之古建筑，为四壁书橱之平房，毛泽东生前爱此环境，就选在这所平房里读书。

他们3人随着毛泽东进入幽雅的小厅，只见窗明几净，陈设古朴，惟中央一张方桌，周围四把软椅而已。宾主4人团团坐了，窗外皓月当空，湖面碧波荡漾，真是清静之极。一支烟，一杯茶，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便纵谈横论，话题涉及生物遗传、逻辑、史学、哲学、文学等等，也不时说些野史轶闻，调节气氛。比如毛泽东问他在湖南念书时的老同学、历史学家周谷城：“你知道关公姓什么？”周谷城一时语塞，他就笑着说：“关公杀了人，四处逃亡，过关时关吏查问他姓氏，他一时情急，只能以手指关，代替回答，从此便姓了关。”听得大家哈哈大笑。他想教育赵超构办报搞宣传一定要注意克服片面性，分清一个指头与9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成绩，要两点论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以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为例，幽默地说：“登徒子娶了个丑媳妇，蓬头垢面，豁唇缺齿，双耳卷曲，瘸脚驼背，满身疥疮……很难看是不？但登徒子却喜欢得着了迷，跟她生了5个儿子，还没个完。”说到此处，他将话锋一转：“你看登徒子对丑媳妇忠贞不贰，是遵守《婚姻法》的模范啊，但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赵超构听得频频点头，承认自己所写的有些杂文、评论正犯了这个毛病，确实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讲辩证法。

毛泽东趁机劝导3位学者：“你们以后要走出书斋，经常到下面去走走，多接触工农群众，接受教育。”

据赵超构回忆，毛泽东紧接着还说了句——当时听来，是句笑话，事后才知是个预言式的警告：“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动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

毛泽东邀请3位学者共进夜宵——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晚饭。因为来了客人，所以又特地加了两个菜，大家还都喝了一点酒。

饭后毛泽东谈兴更浓。这回着重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李森科派的论争问题，并再次关切地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究竟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面对毛主席关切的询问，谈家桢百感交集，青岛会议以来的种种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关怀才有了由中宣部、科学院和高教部联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为摩尔根学派和自己脱去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1956年，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我国的遗传学研究获得了发展空间，谁知紧接着到来的反右斗争，自己又因为触及了院系调整、一切学习苏联的弊端等问题而受到左倾势力的责难，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上海市委那位以“毛主席的好学生”自居的一把手实际上却并不重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致下面的干部对自己也只当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统战需要”而加以敷衍、利用，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支持和帮助。想到这里，谈家桢直抒胸臆：“‘双百方针’贯彻后，情况确实有所好转；教研室成立起来了，我本人也可以开课讲授遗传理论了，但有些人却只是将这些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一种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照顾的特殊政策，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因此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毛泽东仔细地听谈家桢把话说完后勉励道：“不要怕，要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又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夜深了，毛泽东起来送客，说：“哦，不早了，你们太累了，请回去休息，我们改日再叙如何？”说笑着亲自送谈家桢他们走过临湖的一条长廊，到门口上车。月光下的西湖寂静无声，霜气氤氲中但见楼阁翼然，水湄错杂，诗人毛泽东一定是有所感了，所以就环顾3位学者说：“我们这样的聚会，也可称得上是一段‘西湖佳话’了吧？”大家一边点头称是，一边与毛主席握手告别。

翌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又叫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邀3位共进午餐。事实上那是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宴请毛泽东和他的3位客人，席设杭州饭店。“这天，毛主席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我们边吃边谈各种问题，特别谈到我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谈家桢曾作过这样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