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按贝淡宁的顺序提出外部批评的五条件:
1) 目标国家必须是“法外”政权领导下的国家。
贝淡宁提出缅甸的例子,不过在此情况下道德批评似乎过于温和了。可以肯定后续有更强烈的反应,在此情况下,不是入侵,但是其他形式如外交施压或者经济惩罚等国家反应。对于普通公民的道德和政治接触,门槛就低多了。比如,中国针对独立工会的政策已经足以让工会主义者及其政治盟友的批评具有合理性。它对于政治异议人士的政策完全足够让人权观察或者大赦国际等的批评性接触。对于“坏事”的批评,总是好事,虽然这种“坏”不是那么恐怖。
2) 外人能充满信心地预测如果实行民主选举其领袖肯定下台。
啊,我能充满信心地预测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如果政治组织的权利和反对派的地位得到承认,如果选举是真正自由的,媒体的注意力同等地针对政府和反对派,那么共产党将在选举中失败,如果不是在新政权的第一次选举中,肯定在第二次或者第三次中失败。但是这不是批评性接触的条件。要合理化它所需要的唯一条件是排斥其他选择、压制不同意见、镇压反对派。
3) 有明显的政治备选方案。
但是在最专制的国家,民主是漫长的过程,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表现在争取言论自由或者政治组织的激动,没有也不可能有明显的政治备选方案。只有不明显的、潜在的假设性方案,这些讨论一直受到压制。明显的备选方案只有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贝淡宁和我都不愿意由外国煽动者选定的“明显的备选方案”,外来者能做的只是支持这样的斗争。
4) 政权变更将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很难看到独立的工会或者民主政党会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它们甚至能更公平地分享福利,扩大国内市场,提高经济增长率。贝淡宁或许想象政权更迭将是暴力和动荡的过程,将可能让千百万穷人面临威胁。但是这是证明应该谨慎接触的论点,而不是激进的撤退策略。中国专制主义的明智的外来批评家应该受到明智的内部批评家的指导。
5) 民主转型对外国人没有不好影响。
或许儒家风格的民主或者半民主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比西方民主能采取更好的政策,或许不能。如果贝淡宁相信能,他应该鼓励经历磨练的西方人批评和自己政府惊人相似的现政权,支持中国的儒家改革者。不管怎样,大国实现民主总是对于近邻是有好处的。想想1989年政权更迭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吧,更不要提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了。
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强力推广在中国实行民主。我们应该支持寻求推广民主的异议者,我们应该让他们决定他们的民主是和我们的完全一样还是出现有趣的变化。
贝淡宁的答复:
感谢迈克尔·沃尔泽经过缜密思考的回答。或许我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有不同的解读。在我看来,正如口号说的,走两步退一步(在我比较悲观的时候,我要说应该是走1.1步退一步)。中国自从文革期间的极权主义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或许有人争论,大部分中国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自由的限制与政治控制有关,但同样与经济安排有关。
进步的一个清晰领域是几千万人摆脱贫困。几亿仍然贫困的人怎么办?迈克尔说很难看到“民主政党将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不难想象:1990年代走向民主的俄罗斯的经济崩溃情景还历历在目。毫不让人吃惊的是,现在俄国似乎出现了更多支持限制民主的人,因为该政权似乎在克服贫困方面做得更好。不管怎样,民主化给经济的影响是个复杂的不能现在就解决的实证研究问题。
应该说我同意迈克尔关于中国需要更多言论和结社自由的需要。但是这里的争论是国际社会是否应该支持中国全国性的选举:意思是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将控制政治王牌。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考虑批评性知识分子提出的替代方案后再赞同那个结论。儒家思想家蒋庆提出了让人好奇的三院制政府的建议,其中包括根据德才兼备原则举荐的通儒院的权力。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家潘维赞同“法家”模式,鼓吹法制而不是民主。我要说我们需要详细的本地情况的了解,包括对于中国自己的政治传统的认识,然后在提出判断西方式民主是否一定优越于其他模式的民主。
在1980年代后期读政治理论研究生期间,我阅读过迈克尔为有联系的社会批评家辩护的文章,受到很大影响。这样的批评家不仅有同情心而且有对于他或她渴望改善的社会的清楚了解。我不认为我们在批评所看到的缅甸粗暴践踏人权时需要这种联系,但是中国或许是检验迈克尔自己的理论的更好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