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维修仪器到底修了些什么？

原文由 ciqwang 发表:
非常有同感，我又一次修理一台parr的热量计，拆下内漏的电磁阀换上新的后，故障消除。而后依照自己的兴趣将电磁阀的线圈次量了一下电阻，发现是导通的，于是怀疑阀芯有故障。拆开阀芯后发现又一块铁锈斑块卡在阀芯上，清除之后再上机，故障消除。通常厂家维修人员是更换新阀，费用一万块，但是这样简单修理虽然耗时费力，但是省却了一大笔开支。有时也想反正单位出钱换就换了吧，但是这种做法在当今仪器维修行业已经非常罕见了。

像您这么有才的客户我见过不少，都是在烟草、钢铁等大型国企。的确比现在某些公司的专职维修强的多，可惜在国企收入比在外企还要高，又舒服。不肯出来干的。遗憾呀。

同意8楼的老师。
我现在是一个国内经销商的技术员。通信毕业，不过现在两年了我已经会：修弱电、强电、气路、水路、微生物分析、理化试验、网络连接、机械处理，……反正除了人不修什么都修过了。

原文由 silverlaw 发表:
同意8楼的老师。
我现在是一个国内经销商的技术员。通信毕业，不过现在两年了我已经会：修弱电、强电、气路、水路、微生物分析、理化试验、网络连接、机械处理，……反正除了人不修什么都修过了。

多面的能力强人还真不少，藏龙卧虎啊！

仪器的正常及时维护非常重要，这样既能保证正常使用，又能延长使用寿命。

原文由 silverlaw 发表:
同意8楼的老师。
我现在是一个国内经销商的技术员。通信毕业，不过现在两年了我已经会：修弱电、强电、气路、水路、微生物分析、理化试验、网络连接、机械处理，……反正除了人不修什么都修过了。

感觉像销售的口气。其实真正的维修工程师其实就是在修人，因为维修不难，处理客户关系才难。

。这个嘛。你要是自己会就可以自己修。找人修了。这是你自愿的 ，当然价格人家定了 ，嫌高可以别去找人修。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但是这是事实。

关于仪器维修的深层思考，个人认为只有维修费越来越贵且客户也能接受其乐融融，才能说明我们在进步。哈哈。以下文章供参考。

http://www.jjxj.com.cn/articles/15216.html
金奇先生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时，提出中国正在向“大陆型经济”转变的观点。从整体上来判断，这个观点是对的。
  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以“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推动模式中转型过来，过渡到以“消费拉动”的经济发展中来。“消费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大陆型经济”的发展典范，美国曾一度以这样的发展模式成就了它的经济辉煌。虽然美国目前在这个发展模式上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它仍然不失为后发国家经济转型的蓝本。

    金奇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很多官方的权威数据以及他自己主编的杂志《中国投资参考》的一项全国189个城市大约6400万户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意向调查结果来证明中国经济逐渐地在弱化“贸易驱动”的影响力，正向“自我驱动”的经济转变。调查结果中最让金奇先生感到兴奋的应该是，他发现全国二、三线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明显比一线城市居民要高，经济驱动的重心在向内陆城市转移，沿海发达城市的经济发展正遭遇新的问题。
    按照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按照梯度转移的方式进行，先从经济核心区域发展，再向外围中心区域转移，最后向边缘区域转移。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应该按照这样的区域发展次序来进行，《中国投资参考》的那项调查也旨在说明这种现象，但目前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失衡却非常严重，尽管国家不断地出台很多政策来修补那种失衡的区域经济，但收效甚微。可以这样说，金奇先生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尽管他特别强调并不是说贸易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就不重要了。

    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必须转型，不过转型困难重重。这次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首先，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中国耐用消费品生产过剩危机（孙立平语），数量庞大的进城“二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群体对大宗耐用消费品（如住房、汽车、高端电子产品以及金银饰品等）具有潜在需求，但大部分人在短期内明显不具备支付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学者的研究和调查发现，中国耐用消费品生产过剩危机早已存在，只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美发达国家是有能力吸收中国大量过剩的相对价格便宜的耐用消费品，以至于过剩危机被隐性地潜藏了起来。要解决耐用消费品生产过剩危机，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只能靠内部需求吸纳，那么如何提高上文提到的那个数量庞大人群的实际购买力是个非常大的社会难题和政治难题。

    我们知道，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通过三个渠道加以推动。其一，政府可大量减税，还富于民，间接提高居民收入。在目前的语境下，要中国政府大面积减税，比登天还难。有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呈现“双下降”趋势，全国财政收入一季度累计为14642.05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22.1%，比去年同期进度低5.2个百分点，同比减少1329.29亿元，下降8.3%；全国税收收入一季度累计完成13023.58亿元，同比减收1496.10亿元。鉴于这次金融危机还未见底，中国政府未来税收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面积的减税计划显然不具可行性。去年年末很多媒体和民间团体呼吁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要求就不断被政府官员的声音否决掉。从一个侧面来看，这也反映了政府与民众之间利益博弈力量悬殊过大。
    其二，政府可以创造或者提供更多的中高级技能型岗位为求职者施展才华，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但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下，不仅出现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与“二代农民工”同场竞技的怪现象，而且严重挫伤了人们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以至于“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根据产业分工理论，从垂直分工到混合分工的转变，实际上是实现了从低附加值产业链到高附加值产业链的迁移。低附加值产业链条利润很低，只能靠低成本和低技能路线来维持，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普遍处于低附加值产业链，第三产业又不发达，那怎么能够吸纳受过良好技能训练又逐年大幅度增加的大学毕业生呢？出现“脑力倒挂”的现象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既是对我们的提醒也是一种鞭策，加快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似乎更加迫切、更为重要。
    其三，政府可以建立覆盖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公众的储蓄倾向，增加他们的消费倾向，降低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这对数量庞大“二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群体而言，尤为重要。尽管他们具备不同层级的技能，可以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财富，但在创业过程中一旦遇到风险，又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后盾，那么未来财富和身体品质的不确定性将会大大上升，这将不利于个人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
    民间曾经有句很流行的俚语：“年轻时靠命换钱，年老时靠钱换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公众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无奈与悲怆。实事求是地来说，目前中国在这三个渠道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改革的难度越大，那么经济转型成功越困难。

  中国的难题还不止于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公众对民主的需求和政治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最近在网络上不断曝光的富人和官员为富不仁的事情以及人们对这个权贵群体的痛恨与围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草根与庙堂这两个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诉求之间的差异与分离。
    这种政治权利诉求之间的差异与分离一方面是由制度不公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权贵们的权力不受约束引起的。在中国不断涌现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公民维权运动中的权利诉求来看，一方面是个人或者集体的经济利益，这些利益诉求大部分体现在工资拖欠、土地纠纷、司法不公以及政府或社区管理不善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个人或者民间团体对自由的努力追求，在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方面的努力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作为。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与其说是中国经济转型，不如说是中国政府转型。

本文最早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收费，到底多少钱才能满足你的生存，被宰的我，好肉疼。

不好听的话也罢，事实也罢，还不是技术比不上老外。唉，要自强啊，还要自尊，厌恶二鬼子。

仪器维修好多只是检查出什么问题，然后要求更换相应部位板卡及元件，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