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陈思和
九十岁的巴金整天坐在客厅里。客厅的面积虽然大,光线却不怎么好,有些阴暗滞闷,给人生出一种沉重的感觉。老人在客厅向南的门口置一张小桌子,坐在那儿慢慢的拆阅信件,整理旧稿,或者写一些短札。他身体不好,动作相当迟缓,有时从桌上拿一杯茶喝,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只有在天气比较好的上午,老人才走到前面草坪上散一会步,或者来了客,他就坐到客厅前面由平台改建的朝南房里,我不知道怎样称呼这种房间,德语叫做“der wintergarten”冬天的花园,这是个很好听的名字,不过我不记得巴金的房里养什么花。
从巴金的客厅联想到北京冰心的客厅:它们在表面上真是完全不一样。冰心老太太的客厅兼卧室小而明亮,充满灵气,盆花、字画、窗明几净,处处显示了女主人公开朗、祥和的性情。冰心和巴金受到人们的崇敬不仅是因为他们年纪大,成了当今文坛上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位老寿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青春依旧,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不过细细比较起来,老太太总有些天真、率性、心态自由,而巴金老人则更加沉重、疑虑,他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那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于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
读过《随想录》的人们都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出国自由,生活享受以及心情的欢悦,只要能追求的似乎都是合理的,人人都轻松自如。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多么的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优。
老人终于放下了笔。1986年6月到8月,他一口气写下《官气》、《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怀念叶非英兄》、《三说端端》、《老化》和《怀念胡风》七篇文章,心中一团火如岩浆喷发,滚滚而出。整整八年的自我清理一旦到了总算帐的时候,再也不必顾虑,憋在心中的真言终于倾吐出来。《随想录》最后完成过程也相当戏剧化,据说是因为“稿件传达中的偶然失误”,这些文章一时未能在香港《大公报》上刊出,而先由中新社记者对外发消息,公布了最后七篇随想的题目,并宣布巴金将“搁笔小休”。似乎是老人在《随想录》推向高潮的同时传达出另一个信息: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发言了,让我把话说完吧,我将与读者告别,再也不给这个大欢喜的世界添加什么不祥的预言了。
也许,老人在这几年中的被老病、噩梦、冷风折磨得够疲倦了,他确实需要静心调养,放开那些惹人心烦的念头,做一个正常的人吧,一日三餐,平平安安,儿女继承父业,写小说编刊物都有口皆碑,更有第三代承欢膝下,说不尽的天伦之乐。老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