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衰老,植根于进化历史的深处
古往今来,无论是谁,不管躲到哪里,都无法逃避衰老。正如一首诗所说:“世间公道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几乎每代人都对衰老的机制进行过力所能及的研究,据说目前不同的理论至少有300种。可惜仍然没有找到公认的清晰答案。有人调侃说:“我们象石器时代的人,正拿着石斧去研究计算机。”
其实,科学家们都在从不同的角度逐渐逼近真理。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胚胎成纤维细胞每次分裂,染色体端粒便缩短约100对碱基,因此细胞传代数不能超过40 —60代这一“海弗利克极限”。我们知道体内蛋白质合成越来越容易出错了,自由基的“过氧化作用”越来越强了,代谢生成的废物堆积越来越多了,自身免疫功能越来越薄弱了。总之,身体的物质能量代谢和信息传递交流会越来越趋向混乱。衰老不是一种发育的适应性变化,而是对这种变化的选择力减弱。
而如果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深处去理解衰老的本质,就会看到我们的衰老和死亡,是大自然无情设置的固有程序。也是我们千万年来演化的结果。
照理说,人类作为大自然登峰造极的杰作和几十亿年的“慢工细活”,“设计”上应该是尽善尽美的:我们的大脑能让最强大的电脑相形见绌,我们一个肾的四分之一功能就胜过一台电冰箱般大的透析机,我们的心脏一生跳30亿次,而最好的人工瓣膜几年就要更换并且每次搏动都要夹死一些红细胞,我们的骨头比同样重量的钢材还要结实,我们眼睛和耳朵能以对数(log)的关系分辨强度相差百万倍的光线和声音,那么,大自然为什么没有在亿万年足够的进化时间中,为我们淘汰掉种种衰老的基因?
其实按我们的标准,大自然进化本来也不是一律都高明与合理的。早有人向造物主质疑,我们为什么有两叶肺,两个肾,却不能有两个心?我们吃饭的食管为什么和呼吸的气管如此愚蠢地发生交叉,会厌软骨稍有错位便引起呛肺?我们眼球视网膜的神经和血管为什么长在感光的内面,从而导致光线阻隔和容易引起视网膜脱落,而不能象章鱼那样让血管和视神经如根须般长在视网膜背后?诸如此类虽然都是进化的“败笔”,但却是在原有历史上不断“修改”的结果。至于我们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之处就更多了。我在《我们的灵与肉》中举了一些例子,其实还有许多没有提及。譬如我们的脑容量增加,难以通过母亲骨盆的开口而必须在大脑只长成一半时就提前分娩。同时,我们的“大脑袋”使头皮变薄,失去了黑猩猩头上那层肉垫而必须在骑摩托车时戴上安全帽。我们的身体不会合成维生素C,这在原始环境以野果子为食时并无大碍,而食物结构改变后却带来营养缺陷。凡此种种,我们无非想说清一个意思,我们的今天是昨天的继续,也是昨天的结果。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从进化的历史中寻找原因。
大自然生命进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没有遇到尸体”的,如不断自身分裂的阿米巴虫,就似乎可以“万寿无疆”。但物种通过有性繁殖向高级生命形式的攀登,却让个体付出了代价。说来让人泄气,原来大自然对生命进化的“设计”压根对我们的长寿毫无兴趣,而只看重我们的传宗接代,或者说只在意于生命种质DNA的流传。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选择”的目标只是“生殖成就”而不是个体的长寿。我们看到有些雄螳螂、雄蜘蛛,在交配中甘愿“殉情献身”,让雌性把自己吃掉,用血肉之躯为后代孕育提供“垫底”的营养。雄性澳大利亚袋鼬交配之后就不再存活。雌章鱼在排卵、护卵、孵卵后不久就会绝食死去。许多动物都在完成“生殖大业”的“一锤子买卖”后便功德圆满,实现了全部自身价值而退出生命舞台。最极端丑陋的例子是螨的幼虫竟咬破母腹而出,同时杀死母亲!难怪有些科学家说,鸡只不过是蛋为了复制另一个蛋的工具罢了。
我们人类当然不会认为人生的本质意义仅仅是携带一串基因的工具。我们讲人权,也不会把23对染色体和3万个基因作为人权的主体。然而很无奈,我们终归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我们的“人本位”并不能改变自然演化漫长历史的“基因本位”。而“基因设计”的全部主导思想却不是为了支持一个八十岁的身躯,而是为了让人在18岁到30岁间如何逃避剑齿虎的追捕,如何善于寻找食物和配偶,充满活力地成功繁殖后代。
千万年的进化中,人类肯定曾经变异出一些有利于长寿的基因,但如果不能为年轻时的繁殖能力“加分”,这些基因便不会有更多优势保留下来。反之,我们有许多不利于长寿的基因,但因为它没有在年轻时让生殖“减分”,于是便不会被淘汰,而照样得以一代代流传下来。
据说一种引起老年痴呆的“阿兹海默症”基因,却恰恰有利于年轻时脑容量的增大并能在争夺配偶中更加聪敏,因而得以保留。一种能帮助钙在年轻人骨髓中沉积的基因却会使老年动脉硬化。如果真的有些让80岁后“吃亏”的基因曾让我们20来岁时“占过便宜”,反倒可以让人稍稍感到宽慰了。倘若将来基因工程高度发达,我们能够“另起炉灶”,重新通盘设计人类基因组时,大家当然都可以在“公示方案”中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但目前我们只能认命。自然选择的价值取向,就是“繁殖潜能的最大化”。
从整个物种的利益而言,个体寿命不要太长,除了能腾出空间和资源给后一代,还可以增加种群基因的改变频率和周转速度,产生更多新的基因组合供自然选择,从而让物种更好适应环境变化。短命的昆虫和啮齿类动物在地球上的巨大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而SARS的难以对付也正在于它的迅速变异。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也许会心平气和得多了。歌德在他的时代就知道“生命是自然界的最好发明。老和死是自然界为更多生命活着的一种手段。”试想一下,如果地球上曾经有过的人今天都还健在,那该会是一种怎样困扰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