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最美不过夕阳红——两篇美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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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一个“老”字了得(getting old)
  ——在《当代健康报》读者俱乐部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赵致真



  谁都怕老,但谁不能老呢?要想不老,唯一的办法是年轻时死去。

  拜现代科学和文明之赐,今天的人更容易健康长寿了。世界上已经挤满了老人。按照国际间流行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口中,60岁以上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超过7%,就进入了老年社会。我们中国是1999年“达标”的。

  许多事物的变化常常有个临界点。过了临界点后,事物性质就不再是线性关系了。譬如水不断加热,似乎变化都不大,但达到100度就沸腾了。温度降低几度,变化也不大,但一到0度就变成了冰。拿一块铀235来说,增加1公斤,2公斤,不过还是一块重金属,但如果到了50公斤,就发生了链式反应,变成了石破天惊的原子弹。老龄人口的比例也有个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社会就会“改变颜色”了。在一个更加“银色”的社会,我们的经济结构,政策依据,生活秩序,文化模式,医疗保健体系都会随着发生深刻而广泛的改变,所以老年问题是一件“国家大事”。

  不少人对“银色浪潮”的到来感到忧虑和恐惧。其实,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第一个进入老龄社会的是法国。如今,整个欧洲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完成了这个转变。在亚洲,最先老龄化的国家是日本。似乎还没有非洲国家步入老龄社会。很难想象,一个战乱不止,饥饿贫穷,缺医少药的地方,能有足够比例的人数活到老年。

  当然,中国进入老龄化还有特别原因,和我们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我们有“未富先老”的隐忧。但中国人平均寿命的提高,从建国初期的40岁扶摇直上到现在的71岁,城镇达75岁,这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人们用许多指标衡量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但一个重要的“金指标”应该是人的平均寿命。如果我们老是“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大办钢铁、文化大革命,是永远不会进入老龄社会的。站得更高些,正是我们这一辈人,靠自己群体的寿命,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了老龄社会的“先行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宝贵的经历。

  我的母亲今年91岁了,她在日记中常爱写一句话,“怎一个老字了得”。我想她发出的“天问”确实是今天时代所必须思考和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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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衰老,植根于进化历史的深处
  古往今来,无论是谁,不管躲到哪里,都无法逃避衰老。正如一首诗所说:“世间公道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几乎每代人都对衰老的机制进行过力所能及的研究,据说目前不同的理论至少有300种。可惜仍然没有找到公认的清晰答案。有人调侃说:“我们象石器时代的人,正拿着石斧去研究计算机。”
  其实,科学家们都在从不同的角度逐渐逼近真理。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胚胎成纤维细胞每次分裂,染色体端粒便缩短约100对碱基,因此细胞传代数不能超过40 —60代这一“海弗利克极限”。我们知道体内蛋白质合成越来越容易出错了,自由基的“过氧化作用”越来越强了,代谢生成的废物堆积越来越多了,自身免疫功能越来越薄弱了。总之,身体的物质能量代谢和信息传递交流会越来越趋向混乱。衰老不是一种发育的适应性变化,而是对这种变化的选择力减弱。

  而如果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深处去理解衰老的本质,就会看到我们的衰老和死亡,是大自然无情设置的固有程序。也是我们千万年来演化的结果。
  照理说,人类作为大自然登峰造极的杰作和几十亿年的“慢工细活”,“设计”上应该是尽善尽美的:我们的大脑能让最强大的电脑相形见绌,我们一个肾的四分之一功能就胜过一台电冰箱般大的透析机,我们的心脏一生跳30亿次,而最好的人工瓣膜几年就要更换并且每次搏动都要夹死一些红细胞,我们的骨头比同样重量的钢材还要结实,我们眼睛和耳朵能以对数(log)的关系分辨强度相差百万倍的光线和声音,那么,大自然为什么没有在亿万年足够的进化时间中,为我们淘汰掉种种衰老的基因?

  其实按我们的标准,大自然进化本来也不是一律都高明与合理的。早有人向造物主质疑,我们为什么有两叶肺,两个肾,却不能有两个心?我们吃饭的食管为什么和呼吸的气管如此愚蠢地发生交叉,会厌软骨稍有错位便引起呛肺?我们眼球视网膜的神经和血管为什么长在感光的内面,从而导致光线阻隔和容易引起视网膜脱落,而不能象章鱼那样让血管和视神经如根须般长在视网膜背后?诸如此类虽然都是进化的“败笔”,但却是在原有历史上不断“修改”的结果。至于我们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之处就更多了。我在《我们的灵与肉》中举了一些例子,其实还有许多没有提及。譬如我们的脑容量增加,难以通过母亲骨盆的开口而必须在大脑只长成一半时就提前分娩。同时,我们的“大脑袋”使头皮变薄,失去了黑猩猩头上那层肉垫而必须在骑摩托车时戴上安全帽。我们的身体不会合成维生素C,这在原始环境以野果子为食时并无大碍,而食物结构改变后却带来营养缺陷。凡此种种,我们无非想说清一个意思,我们的今天是昨天的继续,也是昨天的结果。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从进化的历史中寻找原因。

  大自然生命进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没有遇到尸体”的,如不断自身分裂的阿米巴虫,就似乎可以“万寿无疆”。但物种通过有性繁殖向高级生命形式的攀登,却让个体付出了代价。说来让人泄气,原来大自然对生命进化的“设计”压根对我们的长寿毫无兴趣,而只看重我们的传宗接代,或者说只在意于生命种质DNA的流传。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选择”的目标只是“生殖成就”而不是个体的长寿。我们看到有些雄螳螂、雄蜘蛛,在交配中甘愿“殉情献身”,让雌性把自己吃掉,用血肉之躯为后代孕育提供“垫底”的营养。雄性澳大利亚袋鼬交配之后就不再存活。雌章鱼在排卵、护卵、孵卵后不久就会绝食死去。许多动物都在完成“生殖大业”的“一锤子买卖”后便功德圆满,实现了全部自身价值而退出生命舞台。最极端丑陋的例子是螨的幼虫竟咬破母腹而出,同时杀死母亲!难怪有些科学家说,鸡只不过是蛋为了复制另一个蛋的工具罢了。

  我们人类当然不会认为人生的本质意义仅仅是携带一串基因的工具。我们讲人权,也不会把23对染色体和3万个基因作为人权的主体。然而很无奈,我们终归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我们的“人本位”并不能改变自然演化漫长历史的“基因本位”。而“基因设计”的全部主导思想却不是为了支持一个八十岁的身躯,而是为了让人在18岁到30岁间如何逃避剑齿虎的追捕,如何善于寻找食物和配偶,充满活力地成功繁殖后代。

  千万年的进化中,人类肯定曾经变异出一些有利于长寿的基因,但如果不能为年轻时的繁殖能力“加分”,这些基因便不会有更多优势保留下来。反之,我们有许多不利于长寿的基因,但因为它没有在年轻时让生殖“减分”,于是便不会被淘汰,而照样得以一代代流传下来。

  据说一种引起老年痴呆的“阿兹海默症”基因,却恰恰有利于年轻时脑容量的增大并能在争夺配偶中更加聪敏,因而得以保留。一种能帮助钙在年轻人骨髓中沉积的基因却会使老年动脉硬化。如果真的有些让80岁后“吃亏”的基因曾让我们20来岁时“占过便宜”,反倒可以让人稍稍感到宽慰了。倘若将来基因工程高度发达,我们能够“另起炉灶”,重新通盘设计人类基因组时,大家当然都可以在“公示方案”中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但目前我们只能认命。自然选择的价值取向,就是“繁殖潜能的最大化”。

  从整个物种的利益而言,个体寿命不要太长,除了能腾出空间和资源给后一代,还可以增加种群基因的改变频率和周转速度,产生更多新的基因组合供自然选择,从而让物种更好适应环境变化。短命的昆虫和啮齿类动物在地球上的巨大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而SARS的难以对付也正在于它的迅速变异。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也许会心平气和得多了。歌德在他的时代就知道“生命是自然界的最好发明。老和死是自然界为更多生命活着的一种手段。”试想一下,如果地球上曾经有过的人今天都还健在,那该会是一种怎样困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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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衰老如何向我们走来

  衰老如何一步步逼近并征服我们,这是一个渐变的复杂过程。凭直觉的认识,人体好比机器,由于“零件磨损”,“年久失修”,于是就不断“折旧”直至“报废”。如有首诗所说:“打从生下那天起,衰老便也同时出发。时钟每一声滴答都在伤害你,直到致命的最后一下。”

  我们对衰老都不会陌生:毛囊色素细胞不再把酪氨酸转变为黑色素了,于是我们变得皓首白发;结缔组织中的胶元蛋白退化了,于是我们留下满脸皱纹;晶状体失去弹性让我们老眼昏花;脊椎间骨质流失和软骨垫盘变薄使我们弯腰驼背;几十年的磨损和蛀蚀则叫我们牙齿脱落。这些看得见的表象之外,我们的肝、肾、脾等“实质器官”由于细胞总数减少引起萎缩和纤维化;我们的胃、肠、胆、膀胱等“空腔器官”由于平滑肌萎缩和结缔组织增生而腔壁增厚,容量变窄;我们的胸廓由扁平变成桶形并因肺部回缩力减退而引起肺气肿;我们的免疫系统由于胸腺严重退化等原因而渐渐“师老兵疲”并“敌我不分”;我们内分泌器官的原发性故障和“靶器官”对激素反应的改变,如同“喊话的声音弱了而听话的耳朵聋了”, 带来内分泌紊乱和失调。总之,衰老是身体各组织、细胞衰老反应的总和。当我们自我修复能力越来越差,对伤害的抵御能力也越来越小时,各种疾病就“齐头并进”了。人最终都死于疾病。没有谁会真正“无疾而终”纯粹“老死”的。而心脑血管疾病和癌则是老年人健康最大的威胁。

  心脏是人最勤劳的器官,连懒汉的心脏也不例外。从受精卵发育的第18天起,我们豌豆大的胚胎里便有心脏雏形的细胞囊开始搏动了。心脏并不是一个在胸膛里“跳独脚舞”的角色,它是全身近10万公里大小血管的连通器。即使在身体最边陲的“基层组织”里,微血管细得只让一只红血球“匍匐前进”,也能完成对每个辖区的灌溉和滋养。当身体的整个结缔组织的老化时,由于所谓“大分子交连作用”引起全身胶元蛋白变性。而胶元蛋白远不只是存在于皮肤中,它还是组成们心血管系统的重要材料,难怪有人想到从“耳垂水平皱纹”来推测冠状动脉的老化程度了。胶元蛋白的退化使我们心脏的“机械效率”下降,血管硬化并失去弹性,管壁内膜不断形成粥样脂肪斑块,如同自行车内胎里面补满了一块块胶皮。为了克服血液循环中“整个流域”“河床雍塞”的阻力,我们便只好升高血压,于是引起左心室肥大并把更多的脂肪微滴“压”到动脉血管内壁中。相对来说,人很少出现肺动脉硬化,就是因为肺循环血压只有体循环血压四分之一的缘故。

  为了给终生劳瘁的心脏供血,我们冠状动脉的流量占到全身血循环的5%到
10%。冠脉处在高压首当其冲的部位,但却由于心脏自身的收缩状态,使冠状动
脉在高压来临时无法充盈,只能靠舒张压来完成灌注,这种反常的“高难动作”会让冠状动脉更容易受损。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三者之间是“同恶相济,朋比为奸”的。

  再粗略看一下癌的发生。当我们从一个受精卵变成由千万个细胞组成的胚胎,再发展为各种“多能”干细胞,直到五脏六腑一应俱全,四肢百骸各就各位,全身大约拥有100万亿个细胞,这数目几乎相当于2万个地球人口的总和。如此多如恒河之沙的细胞们能井然有序,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需要时就分裂,达到目标就停止,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迹。譬如我们的肝脏,一旦按“设计蓝图”生长成功细胞便停止分裂。如果肝脏受伤,细胞会立即响应召唤再度分裂,无论数量和结构都要完全达到正常功能。在几十亿肝细胞中,如果有一个基因改变了,它开始自行其是,对身体的指挥抗命不从,就成了癌细胞。人的体内每天只要出现千万分之一的这种变异,癌细胞就会达到几百万。这么说来,我们真要为自己捏一把汗了。

  其实,我们每个细胞内部的生化反应线路都比纽约和伦敦的交通网络还要健全复杂。细胞的分裂都好像“核按钮”的启动,要同时对上许多“密码”和“口令”,癌细胞通常会因为“过不了这一关”而无法复制,这便是我们的“保全基因”。而凋亡基因则能让“不需要”的细胞自杀。我们五个手指的分开便是这种基因像雕塑家般从连成一片的“蹼”状手掌雏形中“凿”去“多余”部分形成的。凋亡基因同样能发出指令让癌细胞自毁。假如这些“叛逆分子”仍能侥幸漏网,我们的免疫系统还会迅速将它们侦察出来并“扼杀在摇篮中”。因此我们才能够几十年间有惊无险,平安远离各种癌症。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内部的环境全面恶化了。细胞获得营养越来越少,生长的调控机制越来越差,代谢废物越堆积越多,于是“致癌基因”不断激活,使细胞中“不良份子”的发生概率大大增高了。同时“抑癌基因”渐渐失灵,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免疫系统日益“昏聩老朽”,“力不从心”,最终就会让癌细胞冲破防线,实现“胜利大逃亡”。因此,癌是人体中的“叛乱者”,是细胞调制系统出差错的产物,在不适当的时候制造了不适当的东西。

  而人体衰老的肇始和根源却是脑的衰老。生物学研究表明,大脑重量和体重比值越大的物种,个体寿命就越长。人类正是靠着头部发育优势成为哺乳动物中的最长寿命者。我们身体内环境的稳定平衡归根结底取决于中枢神经的“宏观调控”。

  大脑不可再生的140亿神经细胞以每天损失10万个的速度不断“减员”,到
了老年,脑要减轻大约十分之一的重量。大脑皮层变薄,触突断裂,还有“脂褐素”不仅形成皮肤上的老年斑,也在神经元细胞中堆积,这些变化使得记忆减退,感觉迟钝,更使全身的整体“管理水平”进行性下降。位于第三脑室底部的下丘脑是人体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总控室”,它的一部分细胞兼有神经细胞和内分泌细胞的特点,我们五花八门的神经递质和激素都在这里交汇整合,下丘脑少数神经细胞的死亡都将产生严重后果。多年来,下丘脑吸引了不少科学家来寻找“衰老钟”和“死亡腺”。脑垂体则是内分泌的“大管家”,它的衰老使奔忙于细胞和组织间的各路信使“雁行四散”并“迷失方向”。从大脑,到下丘脑,到脑垂体,到内分泌功能,是身体的“衰老轴心”。因此防止衰老的第一要务是防止脑的衰老,而中枢神经活动能力越强的人,寿命也就会相对越长。

  对于衰老的学问,现代科学只能说已经“知之甚多”却又“未知更多”。人的衰老不是外加的,而是自己身体里“冒”出来的。它不是“一口吞下”我们而是“慢慢蚕食”我们。衰老也不同于飞机和桥梁的金属疲劳,不同于橡皮垫圈的氧化和食物的腐败,没有理由让活体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生命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化学物质和连续化学反应组成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推移和熵的增加而逐渐解体。

  当我们真正认清细胞层次和分子层次上的每种改变如何影响整个机体的改变时,我们将进一步把握衰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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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的介入,改变了人类健康与衰老模式

  伟大的进化论是揭橥生命演变的最高法典,也是解开生命奥秘的万能钥匙。然而,当人的智慧不断增长,超过了一个“临界点”时,人类就不再仅仅受到自然进化规律的束缚了。如同运动速度超过了每秒8公里的物体会成为不再落回地面的一颗卫星,或者说,如同接近光速条件下和在基本粒子尺度上,牛顿力学已经力有不逮,而需要引进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就拿自然流产来说,本是人类淘汰不良基因的“拿手好戏”,但我们却可以发明各种办法来“保胎”。没有受孕能力的人如今照样可以通过“试管婴儿”让自己的DNA“种子绵绵”,“流芳百世”,连体婴儿的分离早已经成为医院的荣耀。更多的例子无需多举,单说衰老的非洲大象往往只因为牙齿磨损无法进食便凄然死去,而对于众多“一望无牙”的老人,安上假牙并改变一下食物却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

  人类对自然淘汰机制的挣脱,某种意义上的确保护了人类基因库中的某些不良基因,但究竟如何判断基因的优劣,我们和大自然的标准其实并不相同。当年被欧洲鼠疫大流行淘汰的人,说不定会有巴尔扎克,莫扎特之类的天才。再假设一下,如果今天不控制艾滋病而任其随意蔓延,人类也肯定不会全体覆灭,倒会是未来普通的地球人都不再惧怕艾滋病了,因为他们全是极少数碰巧对艾滋病有天然免疫力者幸存后留下的“圣子神孙”。然而我们却很难说这是对人类基因的全面优化。被誉为当代爱因斯坦的科学家霍金仅能坐在轮椅上用一个指头和外界沟通,我们不会坐视他被“自然淘汰”,反倒宁可认为他体现着人类的最高智慧。你们大概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人和动物是如此不一样,人靠着精神冲破了自然选择规律,精神便同时也深深介入了自然过程。人的衰老和疾病发生的机制,是以“自然生物性”和“人性”为两条边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我们研究小白鼠、果蝇、线虫,甚至人类自身成纤维细胞体外培养,并不能完全理解人的衰老,因为这里根本找不到精神层面的东西。

  中学时读伍子胥过韶关“一宵发白”的故事,认为纯属古人不懂科学的夸张描述。因为长出来的头发都已经是死了的“角质细胞杆子”,要白也只能从根上白起的。后来在一本书上看到美国也有突然“急白了头”的报道,俄冈勒医院一位教授做出新颖的解释说,中老年人总是粗发最先变白,但被正常的黑色细发所簇和掩映。在心理高度紧张,处于强烈应激状态时,每个毛囊丘的平滑肌会急剧收缩,这种“令人发指”和“怒发冲冠”的生理效应将使细发全部脱落,只剩下又粗又硬,分外现眼的白发,这是“水落石出”,“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的结果。此说的合理性我们姑且置之弗论,但焦虑忧伤催人衰老却是不容质疑的。

  不禁又想起欧.亨利的名篇《最后一片绿叶》,一位病势垂危的小姑娘每天
数着病房窗外渐渐凋零的常春藤叶子,她深信当最后一片藤叶飘落的时候,她就要死了。然而,这最后一片藤叶却始终顽强地高悬枝头,小姑娘靠着这面“绿色生命旌旗“的支撑,居然奇迹般的活下来,她却不知道这片绿叶是一位善良的老画家画出来并且挂上去的。人的精神对健康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文学作品不是医学报告,但真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还少吗?美国著名心脏病医生伯尼.罗恩曾讲述过自己几十年医学生涯中的许多经历。他的患者中有位老人,虽然很想结婚但怕冠心病发作让年轻的妻子守寡,于是罗恩大胆给他开了一张至少活5年的“担保书”。这位患者顿时如释重负,感到脱胎换骨,出院后竟连续十多年安然无恙。有位女病人听到医生交谈时说她出现了“奔马律”,便窃以为自己的心脏象奔马般矫健,于是心里一松,就从鬼门关里“全身而退”了。反面例子也不胜枚举,一位女患者看到自己病历上写着TS,便以为是“濒死状态”(terminal situation),结果很快去世了,其实TS只是并不致命的二尖瓣下垂。还有一位医生指着冠脉造影的胶片对患者说,“就是这条血管会使你妻子成为寡妇”,结果不久就带来了悲剧。可见对于人的健康,也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非洲土著部落的巫师咬定谁马上会死,谁就可能吓得立即倒地而死,今天,穿着西装和白大褂的“现代巫师”也仍然具有这种“魔力”。

  罗恩还做了许多有趣的统计,逾越节前一周,很少有犹太老年人死于心脏病,因为信念会像“最后一片绿叶”那样支撑他们熬过这神圣一天,此后死亡率便直线上升了。独居者的发病率高于有宠物陪伴者的发病率。而美国的失业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全国就会增加6000个心脏病患者。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英国4月份征税最后期限到来前,会计师心脏病患者明显增多。疾病总是和恶劣情绪连在一起的,而情绪常常是疾病的原因。许多时候我们会“病由心生”,“丧心”则导致“病狂”。

  英国著名外科医生亨特曾预言他将死于真正激怒他的人,后来果然在有次学术会议上因为与别人激烈辩论而一命呜呼。如果只是空气振动的那点能量,无论如何是不足以使人致命的。但仅仅通过一些词语的组合,却能在“精神海洋”掀起席卷全身的“生理化学风暴”,导致整个机体的土崩瓦解。

  拿我们讨论过的心脏病来说,就对精神因素特别敏感。我们的窦房结尊为心脏跳动的总指挥,其实它不过在传达脑的命令,并根据血液中化学信使的指导调整电脉冲节律。来自颈和胸1—5交感神经节和来自迷走神经的纤维都在心脏上分布,我们每一种类型的感情起伏,几乎都会影响心脏的频率和血压的波动。所以古人才会误以为心是思维和感情的主宰。中医能通过“号脉”诊断出许多疾病,也证明心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泵”,身体许多部分的活动都在它的搏动中留下了投影并加载了信息。喀斯特地型富含碳酸钙的水会在长年累月中形成钟乳石和石笋,血管中居高不下的肾上腺素也会在长年累月中促使心脑血管形成脂肪硬斑。有位前苏联的医生说得好:“如果医生不懂得心脏和高级神经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他只能算是一个水电工。”

  至于癌症,和精神之间的互动就更加明显了。焦虑是癌的沃土。持久的恶劣情绪能干扰、削弱和抑制我们的免疫系统,使得“造反”的细胞数量增加,同时监视和清除这些“叛徒”的能力降低,这样一加一减,癌症的发生率就大大提高了。而明朗的情绪和坚强的信心常常会对阻击癌症发挥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我们见过有些癌莫名其妙消失的例子。一些“专治癌症”的江湖郎中声称掌握什么秘方,而有患者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其实不少骗子早就声明过“心诚则灵”,他们的药不过是“定心丸”,而病人却因为“深信不疑”而调动起身体的免疫潜能,自己打赢了战争。听说有个巫医被抓走时,还正好碰上一个来送锦旗的病人。

  我从来反对过分夸大精神作用的哗众取宠之论,但今天即使最严谨保守的医生和科学家也都承认“安慰剂”的确切效果。否则我们的药物活性实验就不必用什么“双盲法”之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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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年纪才能算老

  人类的平均寿命今天已经成倍地延长了,但寿命的上限却依然徘徊在120岁左右,和古罗马时期大致相若。世界第一寿星——法国老太太让娜.卡尔梅特活了122岁,她在90多岁高龄时曾做过一笔交易,每月从律师那里拿到2500法郎养老金来换取她身后的房屋所有权。结果可怜的律师付出了3倍于房屋的价值后,死在卡尔梅特前面。英国历史记载的长寿老人托马斯.帕尔活到152岁,作为“人瑞”被英王从农村召进皇宫,但不久就死于丰盛的饮食和伦敦烟雾,大名鼎鼎的哈维还亲自为他做了解剖手术。不过帕尔老人一贯有说谎的毛病,在没有“三证俱全”的情况下,他的真实年龄很难被承认。

  树木的年轮,珊瑚虫的纹线,鱼类的鳞环都能记证所经历的岁月,而人却无法从身体任何部位检验出准确的年龄。除非取一些成纤维细胞在培养皿中瞧瞧离“海弗利克极限”还有多远。不过,我们毕竟能够一眼就看出每个人的大体年龄来,但同样年龄的人,衰老程度却又有很大差别。实际生活中,人的“自然年龄”和“功能年龄”在30岁以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以后便渐渐拉开了距离。宋代文豪韩愈40岁就“发苍苍,视茫茫,齿牙摇动”。“自然年龄”45岁的人,“功能年龄”的跨度可以从39到51岁,相差12岁。“自然年龄”50岁,“功能年龄”可以相差14岁。而到了75岁,“功能年龄”可以相差达18岁,也就是说,一位可以象66岁那样年轻,另一位却可能象84岁一样衰老。

  当一个3岁孩子又度过一年时光,意味着增加了他生命的三分之一长度。而一个60岁人又度过一年时,却只多活了他生命的六十分之一。生日蛋糕上密集的60根蜡烛和61根蜡烛乍看上去区别实在不大。怪不得越老越觉得时间快得象“白驹过隙”了。“曾记当年骑竹马,看看又是白头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我们对自己“没回过神来”就老了,真感到难以置信和于心不甘。

  “叫他工作他太老,叫他死他太年轻。”老人似乎常常是不幸者和可怜虫的角色。许多人对自己的衰老都会不由得感到自卑,甚至很内疚,很惭愧,很不好意思,觉得“很对不住人”,成了大家的累赘和包袱。满街的人都年轻得好好的,怎么偏偏自己就老了呢。

  老了究竟是一种成功还是一种失败?是值得欣慰还是值得懊恼?当然只能是前者。衰老不是某些人的特殊不幸,而是谁都必然经历的人生过程。老人无疑都曾拥有过青年时代,但年轻人是否都能平安活到老年,却还未见分晓并且有待努力。老人已经跨过了人生的许多险阻,登上了“银色年龄”的峰巅,这至少是一种小小欣慰。要感谢自己的身体,它承载我们度过了几十年风雨人生。

  其实,最催人衰老的念头莫过于“我老了”。因为给自己定了性,戴上了“老”的“帽子”,你当然就“老定了”。过去被戴上“右派帽子”和“地主帽子”的人,都会带着特有的“精神奴役创伤”。一举一动无法摆脱“右派”或“地主”的阴影。当我们的信息系统频繁出现“老”的符号,头脑中经常唤起“老”的意象,身体无时不在接受“老”的暗示,于是就不觉登上了“老”的快车。挥之不去的“老”字成了最持久和顽固的应激源,可见衰老是复杂的生理和心理互动过程。我们还常常把“老了”当作没能把事情做好的遁词和借口。

  曾听到老人聊天时说“我已经到了不敢买青香蕉的年龄”,“早上起来动动身子,如果哪里都不疼,就一定是死了。”“打开报纸先看讣告栏,没有我的名字就再安心过一天。”这种空虚和颓唐比死亡更加吞噬生命。其实老年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体力的挑战,而是精神的挑战。

  有调查表明,人总是在他退休的前一年开始感到衰老的。一般干部59岁会觉得“老境逼人”,部长、省委书记一级却感到64岁才“老之将至”,40岁的下岗工人却已经“老气横秋”了,而一个博士后此时才刚刚“初试啼声”。天上日月星,人间精气神,我们前面讲的“自然年龄”和“功能年龄”差别,其实很大程度就取决于“心理年龄”。我们所知道世界各地的许多“长寿村”都是相对封闭的。除了自然条件外,还和村里普遍长寿的“参照人群”将“老”的标准大大提高有关。联合国最近把真正的老年定义为75岁,让我们推迟15年再戴上“老”的帽子,其“导向作用”也许比“现实精神”更有意义吧。

  老年的麦克阿瑟在二战中担任盟军司令时,桌上和床头都用银制镜框镶嵌着塞缪尔的散文《年轻》。今天的许多老年人也都在实践着“年轻”。我从电视里看过长寿之国日本70岁老年人的滑雪比赛,真为他们的活力喷薄和身手矫健而赞叹。在美国,有90岁老妪还去领取驾驶执照,许多老人仍热中于航海、滑翔、登山、探险、冬泳。今年6月是老布什80岁生日,他将在那一天表演跳伞,门票从100美圆到100万美圆不等,全部用来捐献给图书馆。当然他有自己的条件,但我们更看重这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坐地铁,曾经发扬“雷锋精神”给一位老翁让座,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反而揶揄说:“你以为我老了?我说不定能比你站得久。”此事虽小,但透出一种自信和尊严,不接受施舍和怜悯。

  要让生命充满时间,更让时间充满生命。我们头上高贵的白发永远不应该是屈辱的标记和投降的“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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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走出失落,抛弃似是而非的“余热论”

  中国多年计划经济的体制,形成了人们一种定势思维:我们都是国家这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旦退休了,你这个“螺丝钉”让机器给卸下来了,你这块“砖”从墙上拆下来了,就感到被整个社会遗弃了。

  电视中播出过一位老人,几十年来腰里都挂着沉甸甸“如鸣佩环”的钥匙串。接到退休通知后,他将办公室,柜子,抽屉的钥匙一个接一个地卸下来,最后只剩下家里门上一把孤零零的钥匙,这种“被剥夺”感是难以言喻的。退休确实是人生的巨变和转折。一个声音在说“你已经不再重要,社会已经不再对你期待什么。”

  有人几十年都把工作当生命,平时从来没有星期天,现在却一下给你365个
星期天。过去是处于社会舞台中心的“忙人”和“要人”,现在却成了社会边缘的闲汉一个。“才下火焰山,就到北冰洋”,难免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我担任电视台长的时候,办公室天天象急诊室。19年没在家吃过一顿完整的年夜饭。自己曾有首打油诗解嘲说:“赶了会场赶饭场,忙了播出忙盖房,电话追着屁股响,家里宾客坐满堂”。半辈子生活常态突然被打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适应的。

  和普通工人相比,曾经担任过一官半职的人由于“落差”更大,失落感就难免更强。收入和待遇随之减少了,坐个车也不大方便了,好多过去“鞍前马后”的“追随者”一去无踪了,自己临退之前在“种树工程”中提拔的人也“旋踵他从”了,连过年收到的贺卡都从“漫天大雪”变成了“零星小雪”,于是便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在301医院南楼,我就亲眼看到许多老将军的病房里终日冷冷清清,倒是那些年轻的现职军官病房里鲜花成山,探望者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特别如果继任者有意无意否定你的工作,过去“拍马屁”最下气力的人也跟着说你的坏话,就更会想起古人的那句诗:“志每怠于宦成,谤多起于去任”了。

  你最好能以一种超脱和研究的眼光看这些世相。“人走茶凉”本来天经地义,都不凉的话,一个单位要准备多少水瓶和茶杯才够呢。大家各有自己的事情在忙,你的社会角色改变了,和职务挂钩的人际关系自然会跟着改变,决不能轻易就将谁斥为“小人”。何况有些地方确实把“不劳动者不得食”变成了“不投靠者不得食”,总要体谅别人的现状和处境。如果你不能尽快调整心态,成天愤世嫉俗,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关起门生全世界的气”,就等于向心脏病和癌症发出了“最诚挚的邀请”。

  说来还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有笑话讲当官能“治驼背”,让人把腰杆子挺直。反过来,好好的人,一下台就“驼背”了。有人退休多年,名片上还印着某某单位“前局长”,“原主任”之类,如同一张“面额”很大但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钞票。欧美国家却更重视个人能力而不大看重头衔。去年我不当电视台长了,巴黎国际电视节照样请我当评委,香港科技大学照样授予我“包玉刚杰出访问艺术家”。而在我们这里,一不当官,就好象电器拔掉了插头,社会价值也一落千丈。不可讳言,我们官场上确有一些人混了几十年,除了会当官外便一无所能,一无所长。有个笑话说,一群小孩子演节目,有的自报唱歌,有的准备跳舞,有的愿意朗诵,却有个孩子什么都不会。于是大家说,那么你就当领导,宣布“演出开始”吧!

  如果我们把退休当成盼望已久的事,便完全是另一种心境和感受了。郑板桥在“十年盖破黄绸被,历尽遍官滋味”后,就常常受不了“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为文书累”的苦闷。本质上讲,生命不过是我们拥有的一段时间。我们过去该有多少渴望去做却没有时间做的事,现在终于自由了,取得了安排自己生活的主动权,怎么反倒会无所适从呢?再问问自己,你对离开的岗位发自心底热爱和自豪吗?如果只是为“衣奔食走”而上班,那更不值得黯然神伤。假如还因此而不用再害怕“惹恼谁”,摆脱了“粘稠型”人际关系及“酱缸文化”的烦恼,能够“摘下面具”更真实地生活,就应该感到一种难得的解脱。我们常常偏向于过高估计失去的东西,过低估计得到的东西。其实退休正是人生“换一种活法”的新契机,难怪有人提出“六十而立”了。

  我在香港讲学时,城市大学张校长请我吃饭,他的夫人宁可放弃极为可观的薪俸,提前辞去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因为她说,此生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做些想做的事。城大办公室的秘书陈小姐有天抱怨说,她本来有条件早点退休过自己的生活,现在楼价下跌,使她的财产缩水,只好再多干几年了。可见他们对退休有着很不相同的观念。难道真象有人所说,计划经济把我们都变成了“家畜”,失去了自己觅食的能力和天性。

  其实一个人退休后,最大的失落来自生活目标的失落。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成了有人戏谑的“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那么,我们追求长寿的意义又是什么?“活着”不等于“生活”,雨果在82岁高龄时说:“什么也不做,这就是老年人的灾难。” 算算吧,从退休到完全衰老,我们还有20年的光阴,这是最成熟和智慧的人生阶段。也是足够让一个婴儿成为大学生的时间!怎能全都用来“养老”和“赋闲”?当我们“惜物成性”,把牙膏管里的最后一丁点挤干榨净,把单面有字的纸攒起来再用时,却任凭人生最宝贵的20年时光白白流淌。这种“挥霍”实在不可思议又愚不可及。

  退休之所以不可怕,是因为我们虽然“交出了几把钥匙”,但自身全部的核心价值都还在。我们来自岁月的经验、知识、洞察能力和对事物的把握能力,往往是年轻人无法比拟的。老年人的每一寸光阴都凝聚着几十年的积累,生命的长度虽然有限了,但生命的密度、宽度和厚度却大为增加,单位时间的“含金量”和少年完全不同。托尔斯泰在80岁时说:“生命的价值和距离死亡的时间要成反比”。在“知识经济”和“知本家”的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世界前500强企业都很注重雇佣各种有专长的老年人。在中国,开发老年人才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老年人才市场方兴未艾,而老年人才资源的浪费则是最大的浪费。当今的硕士博士一毕业就三十岁了,社会该付出了多少成本,但回报期却如此短暂,这是既不合理也不经济的。我们如果有钱不花还可以留给子孙,但如果有学问不用就全烂在肚里了。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们为白白养活一个如此庞大的老人群体而挣扎。我在301医院,看到一大批“国宝级”的老专家教授,天天打门球,练小合唱,而全国多少地方高级医疗人才奇缺。他们本来可以去拯救许多生命的!还有女性本来比男性活得长,却反倒提前退休,这类现象显然都有待扭转。当然,随着民营企业的兴起,许多人都有了自己的公司,退和不退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因此,我们一定要尽快完成角色转换,认真“盘点”一下自己的“资源”,不妨制定三个“五年计划”,树立一个清晰明确的近期和长程目标。或应聘返聘到合适的单位,或自己着手开办公司,或强化并提高某一项专长使之终成气候,或在各类学术领域和社会公益志愿活动中一展抱负。“有志不在年高”,谁都会有最好的途径为生命增添价值。许多人过去长期困在“有翅难展”的工作岗位,如果已经“失之东隅”,还来得及“收之桑榆”。“误了太阳不能再误了月亮”。人生本来应该是“双季稻”,退休不过割完了“早稻”,我们有理由期待“晚稻”金色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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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反感的几个字是“发挥余热”,也许其“创意”本属好心,但却恰好暴露了潜意识中对老年人的歧视。什么才是“余热”,我在煤矿机修厂劳动的日子,中午把搪瓷茶缸放到锻打完毕的工件上热菜,这是利用“余热”。解放军汽车队搞技术革新,用发动机的排气管蒸饭,这也是回收“余热”。作为人,虽然退休了,但我们能思考,能创造,能爱和被爱,天天吃了饭都在发出2000大卡的热,怎么就变成了“余热”。袁枚有篇《祭妹文》中写的“四肢犹温,一目未瞑”,这才是“余热”的写照。说穿了还是在以“体制内”的眼光衡量人的价值。“余热”是废物利用,它和“残年”是配套的。你很难说恩格斯74岁整理出版《资本论》,巴甫洛夫85岁完成高级神经活动实验,歌德82岁出版《浮士德》,萧伯纳90岁还有新作问世,这都是在“发挥余热”吧。

  我在电视台的欢送会上曾经夸过海口,说我这辈子如果能有点成绩,那一定是在60岁以后做出来的。因为过去全靠熬到半夜,用工作之外的“余热”来写作,现在谢天谢地,总算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可以用“正热”来干自己想干的活了。市里安排我当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大家在小组会上说,退下来之前一般都提一级,达到“此生最高官阶”,是广播体操的“跳跃运动”。到政协则是“整理运动”,然后就该“广播体操做完了。”我却希望我在“跳跃运动”后能够有“飞翔运动”,因为人虽然老些了,但毕竟应该当“鸟类”。过去在笼子里,现在却可以飞。

  要坚信自己什么时候都决不多余。除了社会的意义外,老年人对于家庭和亲人更有着特别的价值。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指导儿孙自不待言。老人还作为晚辈们凝聚的纽带,维持着家的温馨构架。“亲在不言老”,有了上一代的屏障,下一代再老也会感到安全和年轻。“已烦海内推前辈,犹有慈亲唤小名”,这种幸福对儿女来说是无可替代的。父母能活到高龄,也展示了家族基因的优秀,使子孙们更加乐观和自信。

  有句话说,“没有儿童的世界是寂寞的,没有老人的世界是寒冷的”,无论对社会,对家庭,老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而有目标,有自信、有追求的生活,是老年人心态健康的基石。


  六,融入社会和远离孤独

  白居易老了以后,便喜欢“眼逢闹处合,心向闲时用”了。诚然,适当避开尘嚣中的熙攘纷扰,保持生活的闲适与恬静,是符合老年养生之道的。但从进化的遥远年代起,我们的祖先便选择了更安全的群居,人活着就少不了和群体的交流。一个开放系统总需要维持基本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譬如噪声大了对身体有害,然而在绝对安静的隔音室里待几小时却会让人恐怖以致发疯。退休之后,生活中
减去了一大半热闹。而当你告别工作“打道回府”时,家中子女却正好“反向运动”而远走高飞了,只留下一个“空巢”。 “孤”则“苦”。如果老年人长期处于孤单寂寞的封闭环境,就会加剧老化,并更容易引起痴呆。

  你即使有过波澜壮阔的年华,也不能光靠回忆的余辉照亮晚年。如果一生中有许多失去的机遇和错误的选择,就更不必经常沉湎于对往昔的追悔。布鲁塞尔大教堂里有一句话:“事情已经是这样,就不能够再是那样了。”不过,要能认真“反刍”和“梳理”一下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好好写本自传或回忆录,倒是很有意义的事。吃了一辈子桑叶,应该结出个茧。那些大小明星生活里的“陈谷子
烂芝麻”尚且都能成书,你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体悟至少会在亲朋中拥有更多的忠实读者,并被子孙后代珍藏到永远。

  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参加有意义的群众组织,尽量扩大社交圈子,不仅能增添生活中的“人气”和信息量,还能满足我们“合群”“扎堆”和“认同”的心理寄托。对于不同层次的老年人,仅仅组织起来“扭秧歌”是远远不够的。《当代健康报》成立读者俱乐部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大家常常聚集到这里,不仅能得到知识,开阔眼界,还能互相寻求帮助和找到友情,这是报纸的白纸黑字
所无法实现的。

phi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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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之灿烂,似若秋叶之静美。

有生之年,就要绽放生命的活力和健康。心情,不要负重!快乐,减重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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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菲姐姐。只是这篇文章很长,又觉得很好,必须上传到老家。是我丈夫的导师用e-mail发来的,她患了喉癌,但是看上去很乐观,身体也不错。祝愿论坛上的老师们都永远乐观向上!保持一颗童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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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对老年更加可贵。退休后,不要伤感于“门前冷落车马稀”,没有这种“筛选机制”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朋友。要毫不惋惜地从名片夹中抽掉一些“摆设”,从电话簿上删除一些不会再拨的号码,重新整理和修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那些几十年来“不以言间,不以远疏”,“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的老朋友便更加面貌清晰和可爱可亲了。我们还应该尽量多交结知心的年轻朋友,学会用“童心孩眼”看世界,从他们身上分享年轻的“心理特权”,涤荡身上的暮气。我们消除和青年的“代沟”“代差”,就是跟上社会的前进。不要变成什么也看不顺眼的“九斤老太”和“装在套子里的人”。此外,我建议对那些一天到晚抱怨生活的人敬而远之,不浪费过多时间听他们“骂娘”,避免受到不良情绪的“传染”。

  从保健角度理解“活到老学到老”,就会发现新的含义。我们的神经细胞虽然在几十年间会不断死亡,但却仍然有大量脑细胞没有被开发,老年人若勤于思考,就可以有效激活那些尚未动用的脑细胞,并建立新的树突联系。我的母亲90岁上开始跟着录音机朗诵,如今能把《水浒》《三国演义》和《岳飞传》中的大量段落背得滚滚滔滔,一字不差。我们学习的兴趣还应该更多集中在不断掌握新知识上。特别当一个老人学会了使用互联网,生活就会如同“芝麻开门”,出现前所未有的神奇天地,从而也更容易突破孤独的包围。可惜许多老年人都有“键盘恐惧症”,“按钮恐惧症”。不但不会用电脑,不会上网,甚至不会用数码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和照相机,不会发手机短信,不会用信用卡取款。有老两口想出门,无论如何也鼓捣不开自家的保险锁,小孙子说,“爷爷连这也不会”。人类几千年来一直是以长者为师的“前谕文化”,现在许多领域里却让位给 “同谕文化”和“后谕文化” 了。我们有幸活到这个时代,就应该享受到这个时代的一切成果和恩惠,否则真的很不合算。我们学习新知识,也是在和衰老赛跑。从这个意义上,长寿是靠自己勤动脑筋“挣”来的。

  老年人健康长寿的最重要保障,要算温暖和谐的家庭生活了。老年夫妻也许早就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如一位外国作家写的,“在湖边的长椅上,一对老人默默无言相互依偎,眼中含着温柔的泪。” 这种爱的深厚和博大是青年伴侣所不能理解的。但老人退休后的夫妻关系却需要重新调整和适应。许多人过去“以厂为家”,每天忙得“不落屋”,如今家庭成了生活中心,“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发生动摇,夫妻之间又朝夕相处,就有更多机会生出摩擦。身边又少了儿女的“缓冲”,于是感情生活便容易出现危机了。近年老龄夫妻离婚率的上升就不是好消息。几十年携手同行,晚年却劳燕分飞,这种“毁灭感”对人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因此老人决不可仗着过了“铜婚”“铁婚”乃至“银婚”“金婚”就以为不再需要营造家庭的恩爱和温馨。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愿望虽然美好,但夫妻两人总有一个会先走一步。由此便引出了更多老年人的再婚问题。传统观念中,老人谈婚论嫁总是难于启齿,甚至是荒唐可笑和丢人现眼的。由于几十年生活习惯,对已故伴侣的怀念,加上子女和财产等因素,使老人再婚更为复杂。但我们必须承认老人是有性别的。中国古话说“七七绝经,八八绝情”,其实很不全面,人对异性的需求会伴随终生。这种欲望在老年更值得珍惜,它甚至会转化为生存的动力和希望。日本的老年医院和护理院实行男女同室后,不少“邋遢老头”都开始注重仪表,谁一旦有了“心上人”就会变得年轻。所以“爱”是最好的“葆春剂”。其实,儿女即使千般孝顺,万般周到,也无法取代配偶的位置。在欧美国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出双入对,夫妻相随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哪个寿星是单身汉。五四时代,年轻人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争取婚姻自由,今天的许多老人却不敢反对“儿女之命,闲人之言”,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真是历史的吊诡。当然,老人再结连理还要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和感情需要,也确实应该谨慎从事,宁缺毋滥。但谁也无权强迫老人“不准再婚”或“必须再婚”。套用我们电视台常用的一句话,“要营造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环境。”对于老年人自己,则大可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中国人一辈子都在考虑别人会怎么看自己,似乎永远是为别人活着,这实在太累了。

  养老社会化无疑是时代的潮流,但家庭的骨肉亲情却永远无可代替。父母“养儿”不能只为“防老”,但人生的最后里程能和儿女相依相伴,却既是老人的造化,也是社会的福音。堪称全世界福利社会楷模的北欧国家都高度评价和羡慕东方的美德,瑞典政府就规定向赡养父母的儿女提供相当于专职护理老人的费用。而我们却往往“寿陵失步”,低估了自己几千年优秀文明传统的价值。我在香港讲学时,城市大学张校长请我吃饭,他的夫人宁可放弃极为可观的薪俸,提前辞去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因为她说,此生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做些想做的事。城大办公室的秘书陈小姐有天抱怨说,她本来有条件早点退休过自己的生活,现在楼价下跌,使她的财产缩水,只好再多干几年了。可见他们对退休有着很不相同的观念。难道真象有人所说,计划经济把我们都变成了“家畜”,失去了自己觅食的能力和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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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理性面对疾病和死亡

  老和病总是结伴而行的。好多人年轻时从来没进过医院,到了老年却渐渐百病丛生了。据报道,美国的医疗费超过四分之一都是用在老年人身上。

  人老后,感觉往往相对迟钝,症状也不够明显和典型,因而常常忽略身体亮起的“红灯”。有的老人特别自责,因为害怕给儿女添麻烦便“小病扛着,大病拖着”,往往贻误治疗时机。我父亲在世时经常便血,他总是一个人关起卫生间的门,悄悄把厕所冲彻底,把内裤洗干净才让别人进来。对疾病的防治当然是越早越好,“及时一针,省去九针”。有人主张对老人不必过分铺排去庆祝多少岁“大寿”,而应将生日改为“体检日”,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因此要更加注意防止受凉。巴斯德曾做过一个实验,将炭疽菌孢子注射到鸡的体内,结果没有发现异常,但把鸡的双脚浸在冷水中后,孢子就开始长成菌株。可见受凉能很快导致抵抗力下降。

  然而也要防止对“莫须有”的疾病过分敏感。稍有不适就疑神疑鬼到处检查,似乎不查出问题决不罢休。现在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手段虽然先进,但都有适应范围和各自局限。有时检查越多,获得错误信息的机会也越多。譬如有些良性的早搏,不过是心脏“打喷嚏”,完全用不着“大修”。但却越整越复杂,不当的“医疗侵袭”反而引起了真的心脏病。世界每年因医源性疾病和医疗事故造成的死亡比交通事故还多。难怪有人叹息说,“不看病等于找个中等医生看病。”

  说句不恭敬的话,我们整个的医学文化是相对缺少人文关怀的。从17世纪哲学家笛卡儿起便把人体当作机器,一代代医学院学生进校,就先从解剖尸体开始。随着学科越分越细,医生也越来越失去对人的整体把握,并过分依赖高科技的检查数据。人不是细胞的简单堆砌和器官的机械组合,身体也不能随意“化整为零”。你从河里舀一瓢水研究,是无法了解整个流域走向的。此外,医生对老年人生病往往视为理所当然, “都这把年纪了,还想怎样呢?”其实有时候医生几句宽心的话远远胜于一大堆片剂和胶囊。至于有些医院已经不讲“仁心仁术”而成了制药厂的“销售部”,这当然另当别论了。

  老年人几乎都在服用一两种药,还常常见到每次五颜六色吃上一大把的,简直快要当饭了。我很怀疑这些药能如同一支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特遣队”,进入人体后便各就各位,和自己的“敌手”“捉对儿厮杀”。实际上药物之间常发生复杂的相互干扰作用,“整体小于部分之和”乃至“整体”成为一个“负值”的可能都会存在。老人的肝肾功能大大减弱了,更难对付药物的毒副作用。特别抗菌素的滥用带来体内菌群失调和耐药菌株产生。另外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有些“症状”原本是身体免疫系统的防御机制。你盲目退烧可能不利于消炎,无条件止咳也许会妨碍排除肺中的黏液而加重感染。得了结核病的人会缺铁,这是我们机体的一种“坚壁清野”战略,让血液中铁含量减少,为了使结核菌找不到它足够的铁资源可用而“饿死”。这时候如果我们补铁,只会给细菌送去营养。

  拿当今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乳腺癌和子宫癌来说,是和人类现代的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的“曾祖母”在30年育龄中由于反复受孕和哺乳,一生大约只有100次月经,今天的妇女一生却有500次月经,雌性激素大幅度的“潮起潮落”会增添生殖系统反复“折腾”的频率,大战“500回合”比“100回合”更容易“失手”。当我们在妇女绝经后为克服更年期症状并防止骨质疏松而使用雌激素时却可能导致子宫癌,为了对抗这一副作用又不得不使用孕激素。我们常常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情况下轻举妄动,结果不免“参前失后,扶东倒西”,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更多问题。而我们并不具有通盘权衡利弊的真正知识。

  实际上,我们生病既是身体的平衡被打破,又是身体为恢复平衡正在做着艰苦努力。“感觉不好”是好起来的前奏和必经之路。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身体的能力和智慧。许多病,身体原本都能自己对付得了,完全让各种药物“轮番轰炸”,“身体内的医生”便只能“逊位让贤”,“撂挑子”不干了。

  我的母亲常年顽固失眠,曾遍访名医却毫无成效,看到马路边熟睡的乞丐都羡慕不已。但文化大革命来了,父亲被关进牛棚,她自己也随时陪斗,此后又被赶到农村,九死一生中,失眠症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因为太多关乎全家人性命的“大事”压倒了失眠这件“小事”。你压根不再认为它很重要,对它不理不睬,它反而好象“失去了对手”,自己悄悄“撤”了。

  我清楚记得早年看过的一本医学书说,当德军实施巴巴罗莎计划,把列宁格勒团团包围时,全城300万军民生死同心,奋勇迎敌,经过持续900天惨烈的血战,终于打退了德军。想不到,许多人久治不愈的失眠、高血压、胃溃疡等全好了。

  我们的身体实在是一个超巨大、超复杂的混沌系统,其中微妙而错综的因果关系深不可测,而精神的作用,对“宏观调控”这个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老年人,我们身体的混沌系统更加退化和脆弱,精神的凝聚和维系作用就更加具有特殊意义。“我不病,谁能病我!”这种浩然之气值得提倡。过去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现在如果“一心扑在疾病上”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假若有个新的大目标值得我们“一心扑上去”,各位的健康状况保证会有明显改观。

  还要再说几句“杀风景”的话,大家千万不要轻信某些保健品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它们象流行时装一样变幻莫测,层出不穷。共同特点是“浅入深出”,似是而非,冒充科学,神侃海吹,却从来没有“双盲法”实验的数据报告,并且谁敢提出质疑就和你“缠讼不休”。把老人体弱多病和儿女一片孝心当成无限商机而大发不义之财,并造成贻误诊治和医疗资源的浪费,真是一种罪过。其实一头蒜的价值未必不如一棵人参。除了补充适当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外,我们的营养成分完全能在日常饮食中获得。

  研究老年学,我们必须讨论一个忌讳的话题,那就是死亡。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生手,而死对于每个人又都是件大事。任何一种哲学如果不能对死亡做出客观而诚实的回答,这种哲学就不会是完整的。小孩子见到可怕的事情捂住眼睛我们却应该把死亡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摊开来谈。而研究死亡正是战胜对死亡恐惧的最好武器。

  记得从有本线装书上读过古人的一首打油诗:“我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急他人,看看又到我。”伍迪.艾伦说得更滑头:“并不是我惧怕死亡,我只是想在死神到来时我不在场。”死亡是不确定的确定,100年后,今天满街的人将先后都不会在世了。“死亡的可怕在于它太长,一旦发生就是永远的事。”而希腊格言对死的理解就更透彻,它说“两头都是死亡,中间才是生命。”想到死亡后我们将回到降生前的状态,也就没什么可怕了。看看《清明上河图》,那时候天下也是多么生气勃勃,喧哗热闹,但却没有我们,你感到害怕吗?死亡本是生命的一个属性,选择了生就承诺了死,生才是死的真正根源。照说“很多人”本有机会出生的,也许由于应该成为他们父母的人偶然错过了,结果才没有降生。相比之下,我们当然是幸运的。如同看一场大戏,有人根本拿不到票,而我们能够入场难道却不能接受终场?这不合情理。每个人生命的大幕可能“急落”也可能“徐落”,但我们活着时创造的成果却不会随我们一起死去,而会积累起来成为未来世代的财富,这毕竟让人欣慰。对死亡,我们与其说是抱有“乐观主义”,毋宁说是采取“现实主义”。从深邃的哲学意义来思考,我们才能平静、坦然、达观地面对这种“重归于死”,并真正彻悟和参透人生而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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