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外媒频报中国科学界问题中国科学家国际形象受冲击

外媒频报中国科学界问题中国科学家国际形象受冲击

　　本刊记者/李 娜

　　10月1日，Science杂志刊登长篇报道，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中国学者争夺布尼亚病毒发现权归属而被《柳叶刀》退稿事件。最近，Science、Nature等知名刊物对中国报道不断，比如***与方舟子事件、中国学术论文抄袭严重、中国科研“潜规则”等问题，使得中国科学家此前就遭遇的形象危机更为深重。学者争夺病毒发现权被退稿 据Science报道，近年在湖北、山东、河南等地出现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症，被中国科学家认定致病病毒是经蜱传播的布尼亚病毒科白蛉病毒属。之前的无形体致病一说基本被推翻。但中国“千人计划”学者于学杰、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专家李德新等两组人员对于新发现病毒的发现权展开争夺。 据文章所述，中国“千人计划”学者于学杰曾于2009年回国对蜱传病毒开展研究，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症的致病元凶为无形体，于学杰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初步证据，但其质疑当时并未受到CDC重视。于之后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分离出了布尼亚病毒。2010年，CDC病毒所所长李德新等人也分离出了布尼亚病毒，并对该病毒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完成对11份病毒株的RNA测序。针对布尼亚病毒的发现权归属问题，双方起了争议。李德新等投向《柳叶刀》的论文因此遭指控剽窃，《柳叶刀》要求作者解决争端后再重新投递。 Science的报道引起了病毒界科技工作者的关注。香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金冬雁发表博文指出，学术界对于荣誉的归属自有公论，学者为争一个发现权而闻名，长远来说只会得不偿失。更有网友评论指出，科学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防治蜱传病毒上。中国科学家形象危机加深 近年来，因为学术不端行为的不断曝光，中国科学家的形象遭遇危机;近几个月，因为***与方舟子事件、中国学术论文抄袭率高等事件接连被国际报刊报道后，中国科学家的形象危机更为加深。 8月底，Science及其网站开始跟踪报道***与方舟子事件。9月30日，Nature杂志更是以“Brawl in Beijing”为题，报道了肖、方事件，并调侃称科学在中国有时会是“a rough game”。 9月9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张月红致信Nature讨论剽窃问题，谈到《浙江大学(英文版)》检测出31%的来稿涉嫌抄袭，去信被Nature擅自冠上“Chinese journal finds 31% of submissions plagiarized(中国期刊存在31%剽窃)”的题目发表，在科技界引发波澜。 10月7日，New York Times头版以“Rampant Fraud Threat to China's Brisk Ascent(猖獗的欺诈威胁中国快速发展)”为题描述了中国学术界(以及其他行业)疯狂欺诈的现状。文章指出诚信缺乏正在影响中国科研人员的合作，论文写作和引用中的抄袭和造假十分严重，并且通过一些事例说明，学术造假人即便被发现，也不须为此付出代价。文章还引用一中国学生观点称，中国学生对***或抄袭司空见惯，认为这只不过是在节省时间。 Science现任主编Bruce Alberts近期访华时发表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的看法：中国成名学者不下实验室;过于重视发表论文;对经费和职称考虑得太多;在学术思想上不敢做超越专业领域前辈的事情。 除了国际报刊的报道之外，中国科学界人士出于公心在国际上积极探讨相关话题，也难免会增添国际对中国科学界的不佳印象。中国科学家施一公、饶毅9月3日在Science发表社论指出，中国科学界存在着通过拉关系来获得经费的“潜规则”，中国的经费分配体制亟待改革。“两位科学家的勇气可嘉，这些现象也固然存在，但客观来说，这也影响了中国科技界的形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常在国际上行走的科学家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一到国外就会不自觉地担忧，很担心国外科学界会将中国科学界的负面消息与科学家联系起来，事先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印象，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良好机制帮助改善科学家形象 对于中国科学家形象面临的危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了他的两点看法。 西方媒体对中国某些科学家的诟病基本上是出于事实而发的，病症在中国科学家自身。在国际科学界，科学家都遵守并维护一定的准则和规范，他们追求真理，看重科学本质，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积累和创造知识促进社会发展。而国内不少科学家尚欠缺良好的科学规范和道德操守，急功近利，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科学的本质，丑闻频出。病因在于单纯个人名利的价值导向、科学评价机制的缺乏、不尽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官僚式的或者本位主义的科研管理体系。缺乏监督、批评和惩罚机制，乃至失当的奖励无疑助长了歪风邪气。 另外一方面原因来自国际环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突出，包括科学、经济、政治等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褒贬，因此中国科技界的任何负面消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集中关注。 苏荣誉认为，应该正视和重视外媒的负面报道，“因为国内缺乏正常的评议尤其是批评机制，所以中国科学家不习惯听到批评的声音。我个人认为相当一些批评是善意的、有助于我们的，比如施一公、饶毅批评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不合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想使中国的科研体制更加趋于合理。因此，我也寄望国内媒体担当起科技批评和监督的一部分责任来。” 对于如何改善和经营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形象，苏荣誉认为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并不容易。但是良好的科研体制亟待建立，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端正价值导向、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合理地进行资源分配，这样科研机制才能有所保障，“良好的体制是靠全体科学家共同来建立的，只要体制完善，科学家才会越来越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