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术界对环境意识的定义及其操作化仍然存在广泛分歧相反,学者们比较共同的看法是,不断提出新的、却无法获取广泛认可的定义方式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随着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的不断深入,环境意识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一步步地分离和“肢解”。这种将环境意识分解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人们越来越注意研究哪些部分才真正是环境意识的核心因素,而哪些则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同上);另一方面,这种研究趋势也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发展出测量环境意识的有效工具。
综观西方学者提出的测量环境意识的众多指标体系,影响最大的其实只有三个:Maloney/Ward(1973)的“生态态度和知识”(Ecologic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量表、Dunlap等人的新环境范式量表(Catton/Dunlap 1978)和德国学者Urban(1986)、Schahn(Schahn u.a. 1999)和Diekmann/Preisendrfer(1991)等人提出的环境意识量表。
Maloney/Ward量表源自心理学的态度研究,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测量环境意识的量表。Maloney/Ward(1973)认为环境意识是人们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态度,而态度又包含情感、认知和冲动等三个部分。Maloney/Ward量表它最初包含130个项目,可以细分为四个分量表:情感分量表(34项)、知识分量表(24项)、行为意愿(verbal commitment)分量表(36项)和行为(actual commitment)分量表(36项)。其中,情感分量表要测量的是态度的情感部分,即在环境遭受破坏时,一个人从情感上受到影响的程度(害怕、愤怒、忧虑、无助等)。情感分量表可以说反映了英文Environmental Concern所表达的环境关心的核心内容。知识分量表的目的是反映态度的认知部分,它主要要调查的不是人们对于生态破坏的一般认识程度,而是人们对于环境保护领域里具体事实和关联的知晓程度。行为意愿分量表反映的是态度的冲动因素,它既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行为,又包括个人对环保公共事务的参与,还包括个人要求采取政治措施的行为。最后的行为分量表包含被调查者对自身行为的自我陈述,它严格说来不是环境意识的真正组成部分。Maloney/Ward将行为分量表主要用来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在后来的研究中,Maloney等人(Maloney et al. 1975)将量表简化成了结构相同的45个项目。总的说来,Maloney/Ward量表的特点是从多个层面测量多个环境话题,角度非常全面,但也正因如此,它也显得过于复杂。此外,有学者认为该量表只注重了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而没有深入检验建构效度(Dunlap/Jones 2002)。但尽管如此,该量表、尤其是经过简化后的量表,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在美欧许多学者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使用。
Maloney/Ward量表相比,Dunlap和Catton等人提出的新环境范式量表(NEP量表)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二位学者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他们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不管是在现实里还是在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中,国际社会都存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国家主流的社会范式相区别的新型的生态范式。他们称之为“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以区别于传统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Catton/Dunlap 1978; Dunlap/Catton 1979)。1978年,Dunlap和van Liere(Dunlap/van Liere 1978)设计了一个包含12个项目的“新环境范式”量表,以便检验民众对这一“新的世界观”的接受程度。他们通过经验调查对量表进行了严格的效度和信度审查,并证实了民众中确实存在着“新环境范式”的思潮。除此之外,该研究也对这12个项目的建构效度进行了检验,得出了量表只存在一个整体综合性因子的结论(参见王民1999:121)。随后展开的一些研究(Albrecht et al. 1982; Geller/Lasley 1985; Kuhn/Jackson 1989)则主要对该量表的单一维度性提出了质疑,都得出了“新环境范式”量表本身包含多个因子的结论(参见王民1999:121-125)。不过,对拓展“新环境范式”量表帮助最大仍是Dunlap和van Liere于198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Dunlap/van Liere 1984)。在该文中,他们设计出了一套量表,以便将“新环境范式”与“主流社会范式”(Dominant Social Paradigm,简称DSP)进行对比。该量表包括八个因子,总共37个项目。在随后的相关研究(Steger/Witt 1989; Sheppard 1995)中,人们一般倾向于将NEP项目与DSP项目整合起来,以便测量人们的生态价值。
德语国家的学者们在借鉴上述两大研究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颇具特色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的主要焦点是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来探讨“环境意识”(Umweltbewutsein)究竟应该包含哪几个组成部分。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Dieter Urban的相关研究工作。Urban(1986)反对将环境行为和环境知识纳入“环境意识”的范畴,而是认为环境意识应该包含三个彼此相对独立的维度: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意愿。其中,环境价值观是指人们与环境及环境保护相关的价值观,它比环境态度更为抽象,是环境意识的价值基础。环境态度主要是指人们对于在环境遭受破坏时,情感受到震动的程度。环境行为的意愿则是指人们将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态度转化为环境行为的愿意,它之所以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是因为如果存在着某些特殊的障碍的话,环境行为的愿意就会迅速降低。在这三个维度中,Urban认为环境态度是环境意识的核心部分。Urban虽然没能对这三个概念进行严格的操作化定义,但他的这种三分法在德语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例如,Diekmann/Preisendrfer就设计了一套环境意识量表,并以此在德国和瑞士展开了多次环境意识的问卷调查。他们也赞成将环境态度视作环境意识最核心的部分,并将环境态度区分为情感、认知和冲动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包含三个叙述(Diekmann/Preisendrfer 2001: 10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