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第1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1)


　　第一章 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

　　假如美国经济分裂为50个州，各自设立了阻碍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进出的关卡，你会认为美国人的福利将因此得到增加吗？假如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资本市场，让GE、微软、IBM这样的企业只能在其中一个州里开展业务，你会认为美国人将从中获益吗？在那样一个"美利坚不合众国"里，不存在跨州的直接投资、统一的资本市场和贸易，人民的生活水准无疑会迅速下降。有的州甚至会成为监狱，把绝望而沮丧的人民封锁在其中。同理，假如决策者们让欧洲经济陷入分裂，回到1945年时那种相互隔绝的民族国家经济体的状态，那里也必将爆发类似的灾难。

　　然而，这正是目前世界上某些被隔绝的地区的命运。假如那些批判全球化的人们得势，还将有更多的地方陷入这一泥沼。他们到底凭什么认为，把世界经济分裂为200多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片断，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或许有的大经济体，例如美国，还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繁荣。可是那些规模很小的经济体呢，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爱尔兰……它们的未来会在哪里？

　　此外，为什么世界经济只能分裂成200多个片断呢？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分解成1万个国家、60万个部落甚至60亿个可以自给自足的个人？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层级的集体单位才是"合适的"，也找不到"合适的"的自给自足程度。如果有人以为人类现有的政治边界是自然形成、不可避免的，那其实是无稽之谈。同样，如果有人以为每个国家单位都应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实际上也极其荒谬。今天的国家概念不过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很武断地留下的遗产。追求自给自足的运动，其逻辑归宿注定是个人的自治，也或许是达到家庭的组织层次。它将会让我们的未来大倒退，回到远古的中石器时代。

　　进一步分解我们这个本已割裂的世界经济是没有意义的，人们需要关心的应该是如何让世界经济能有效运转，让它的机制更接近于今天的美国，或者至少是欧盟的状态。这绝无可能吗？并非如此。这并无必要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太多，而是太少。经济一体化的潜力才刚刚得到释放，假如我们想提高全世界穷人的生活水平，那就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全球市场。社会民主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民主主义者应该团结起来，保卫和促进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抗击那些从内部和外部纠集起来的对手。这就是本书的主旨。

　　反全球化运动简介

　　经济一体化的支持者们发现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在20世纪90年代，如果有人召开一次由商人、国际组织或西方国家政府首脑参与的大规模会议，而没有众多愤怒乃至带有暴力的抗议者们前来捧场，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加拿大观察家西尔维娅·奥斯特里把这种抗议活动称为"持不同意见运动"３，而我认为应该命名为"反全球化运动"。组织者们被迫缩短甚至取消会议，或者把会场挪到遥远的或保卫严密的地方，例如2001年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就安排在卡塔尔召开。在苏联崩溃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度无敌于天下，可是短短10年之后它又陷入疲于招架的窘境。苏联的消失，以及它试图创造非市场主义经济体制的失败，似乎反而解放了人类的乌托邦梦想，大家的想象力不再需要受到正在发生的事实的约束了。

第2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2)


　　自由资本主义同其反对者之间的思想斗争正是本书的主题，但笔者的侧重点不是针对抗议活动的社会和思想根源４，而是关注反对者们提出的主要论点。这些人希望停止或逆转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进程，摧毁促进和协调这个趋势的国际组织。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员大致包含两类群体：一方面是某些传统的经济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在今天占据更重要位置的，是那些目标单一、经常拥有大量成员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他人等。

　　传统的利益集团包括各种类型的工会，他们关心母国的工作机会和海外的劳工环境；还有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游说团体，他们希望保护自身脆弱的经济地位。这些集团已经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1999年秋季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召开的时候，工会成员构成了抗议者队伍的主力。工会的强大作用还体现在，克林顿总统在那次会议上发表即席演讲，呼吁世界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和企业进行制裁--这样的声明彻底断送了该会议达成建设性成果的可能性。美国规模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主党的政策选择，推动其转向反对贸易自由化和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在竞选活动中对保护主义表示的青睐也是为了取悦工会组织。与此相似，来自产业界的游说集团，特别是钢铁产业的影响，对于保护主义的反倾销法案也发挥了关键的支持作用。而来自农业的游说集团则一直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的贸易政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些集团有着精明的经济算计。例如，美国的工会就很好地捍卫着自己成员的利益，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在的产业面临进口产品的威胁，包括钢铁、纺织和服装业。实际上，工会只覆盖了美国私人产业员工人数的9%，而且几乎全部属于"旧经济"的产业部门，这就注定了他们所持的是反对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已故的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伟大思想家曼库尔·奥尔森指出，只有"具备广泛代表性的组织"才会支持提高总体收入水平、而不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替自己谋利的政策。因此毫不奇怪，由于北欧国家（也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工会组织代表着更广泛的劳工群体，他们对贸易政策的立场也更符合自己国家的总体利益。

　　不过在反自由化阵营中，这些传统的利益集团已经不再是主导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贸易的心胸开阔的人们一直把狭隘的部门利益集团当成自己的对手，可如今他们发现许多反对者也有着充满理想主义的追求。自由贸易的杰出的捍卫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认为：

第3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3)


　　自由贸易的捍卫者……的出发点，或至少是他们所宣称的出发点，乃是更高尚的道德情怀。但今天的挑战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公益观，甚至宣称他们的立场更加高尚。由于理解我们的观点更需要人们进行深入思考，而他们的口号往往浅显易见，因此在公共政策辩论的场合继续进行捍卫自由贸易的战斗将变得空前艰难６。

　　新的对手已经变得更加理想主义，不再是代表狭隘的局部利益，他们的目标也表现得更加宏大。其中有环保主义者和资源保护主义者，他们担心自由的世界经济将推翻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内监管体系，带来灾难性的世界环境灾难；还有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游说集团，他们警告说，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旗号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主张的结构调整和自由化改革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额债务和严重破坏；还有消费者利益集团，他们关心产品安全和消费者健康；还有关注人权的集团，他们担忧中国、缅甸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到了太多的剥削和压迫；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女性团体、关注本土族群的团体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团体。很多组织都打着不知道合不合适的"公民社会"的标签。可是，公民社会只是一个总称，泛指那些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活动，它不应该专属某些类型的团体。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大卫·亨德森在研究中把这些群体命名为"新千年的集体主义分子"。

　　奥斯特里教授说，反全球化运动结成了一种"动员网络"，其目标是吸引公众关注国际组织在全球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迫使它们改变其计划和运作模式，甚至彻底取消它们。这种网络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成的松散联盟，其主要成员包括环保组织、人权组织、性别权利组织等非政府组织。

　　此外，这个联盟还应该加上在长期中更为危险的重商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右翼反自由主义群体，他们在19世纪末期发生的自由世界经济体制的大倒退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如今，这样的群体在美国拥护着帕特里克·布坎南，在法国支持着让-马利·勒庞。亨德森发现，商界和政界有许多人信仰某种重商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混合体，他把这种普遍存在的经济观、特别是国际贸易观称为"自助主义经济学"。这类观点的普遍存在也表明，更极端的保护主义并非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总之，从20世纪的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残骸中重新组织起来的反自由主义势力，正像浮渣一般在政治生活的表层沸腾。过去的某些观念正在重新树立，例如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奋斗的价值，保持传统优越于快速变革，慈爱的政府好过冰冷的市场，集体主义胜过追求个人自由，民族国家优先于世界经济等。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各类主义者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启蒙后的部落主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呼吁尽管不那么危险，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他们的主导思想可以上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然而与建立在黑格尔哲学上的民族主义或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他们的思想根源更多地来自卢梭的"高尚的野蛮人"学说，或者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对于牛顿力学和"黑暗的撒旦工厂"的仇恨。

第4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4)


　　反全球化运动提出的抱怨

　　抗议活动包含各种差异悬殊甚至经常相互矛盾的见解，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抗议。英国记者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认为，许多抗议者坚信，"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西方或美国资本主义的扩张，这是一种压迫性和剥削性的力量"。抗议者们共同的敌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或者对于不喜欢新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的人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总之，他们的对手是自由主义国际化，这里所说的"自由"来自传统的英国英语，而非现代美国英语。反全球化运动的意义不在于他们支持什么，而在于他们反对什么。

　　这些批评者对于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进程提出了如下一些指控：

　　? 全球化破坏了单个国家监管国民经济、收取税收、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能力；

　　? 全球化破坏了民主过程，用不负责任的官僚、公司和市场取代了民主政治的规则；

　　? 全球化颠覆了公益性的民主政权，以服务于掠夺性的私人公司的利益；

　　? 全球化导致了大面积的贫困，加大了各个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 全球化摧毁了个体农户的生活方式；

　　? 全球化剥夺了穷人能购买得起的药品；

　　? 全球化降低了各个国家的真实工资水平，恶化了劳动条件，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经济风险；

　　? 全球化破坏了环境，导致大量物种灭绝，危害了动物福利；

　　? 全球化引起了恶性竞争，各个国家都被迫实行低税收、放松监管和低工资的政策；

　　?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制造了危机，特别是让落后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 全球化鼓吹贪婪，把它当成人类行为的原动力；

　　? 全球化破坏了各式各样的人类文化……

　　到目前为止，出现了海量的鼓吹以上这些观点的论述文章，但其中绝大多数既不尊重事实，也缺乏严密的经济分析。唯一的例外似乎是金融市场，在这个话题上有部分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加入了批评者的阵营，其中最出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有位很著名的批评者是亿万富翁、投机商乔治·索罗斯，是不是很有趣，好像狐狸变成了看门狗。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也是一位学术界的反全球化主义斗士。这些人都代表比较严肃的批评。然而，尽管斯蒂格利茨和罗德里克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的意见在经济学家们中间却还是属于异类。此外还有无数的五花八门的抗议言论出来，就是为了令读者神经紧张，从歇斯底里的法国作家维维安·弗雷斯特到相对冷静的英国思想史专家约翰·格雷。位于他们之间的人包括英国记者拉里·埃利奥特和丹·阿特金森、美国评论家威廉·格雷德、剑桥大学的学者诺里娜·赫兹、加拿大记者瑙米·克莱因、美国国防问题专家爱德华·鲁特瓦克以及英国记者乔治·蒙比奥特。也别忘了还有政治野心家，如帕特里克·布坎南等。

第5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5)


　　大规模恐怖主义横空出世

　　2001年9月11日，这个相对舒心的世界发生了一件新型的恐怖的事情，无论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们还是反对者们来说，感觉都是如此。恐怖分子摧毁了纽约的世贸大楼，重创了五角大楼，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由于乘客的英勇反抗而提前坠毁。这绝对是个改变世界的时刻，唯一不清楚的是世界将如何改变而已。未来的走向将取决于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将如何应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件看成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扩张的反击、人类的邪恶力量的延续、自由派的乐观主义的终结，以及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袭击。所有这些观点都言之有据，最后一条亦不例外。对美国的袭击无疑也是对全球化的袭击。执行袭击的人满怀仇恨，他们厌恶西方的自由主义对他们的圣地和价值观的影响，因此采取了这种极端的对"文化全球化"的反击。这个事件似乎还将促使那些有着紧密对外联系的国家关闭商品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大门。许多观察家，无论是同情还是批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人，都很快得出了上述结论。

　　在全球化的支持者阵营中，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袭击发生后立刻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人员和资本（所幸不包括信息）的流动在今后将变得更加困难。这种限制不是绝对禁止，但相当于某种程度的税收。还有，增加国防开支的压力会增大，这在理论上也会挤压私人投资。可是，装备简陋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毕竟比不上苏联。我们不需要动用庞大的陆海空军，通过先进的情报和安保工作就可以进行控制，不至于赔上一切。

　　在全球化的反对者阵营中，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的失败非但不可避免，而且大有好处。他指出，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是某种吸引人心的长期存在的信念，"对于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人来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所有的社会都必须接纳自由市场"。格雷教授的讽喻过头了。全球化并不是疯狂的意识形态，而是自由的市场经济随着运输和通讯成本迅速降低而快速实现融合的过程。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崩溃对世界绝无好处，也并非不可避免。不过，罗奇和格雷在有一点都是正确的：暴力袭击来自那些强烈仇视全球化的人。本·拉登的恐怖主义组织就是狂热的反自由主义分子，由于他们的独特出身，这种意识形态穿上了宗教的外衣，而不是打着阶级斗争或民族解放的旗帜。然而，他们的目标终归还是政权，为了夺取政权，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要确定谁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对穆斯林群众说，跟着我们的旗帜前进，打倒前面的敌人--美国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梦想重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9·11是对现代社会的沉重一击，袭击者们希望把地球倒转到公元7世纪。他们是现代文明真正危险的敌人。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们是性格各异的淘气的孩子，假如我们无法说服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接受自由世界的经济秩序，这个社会面临冷酷的敌人的时候就不能维持。

第6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6)


　　本书的主要观点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多本回应反全球化人士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批评的优秀著作２１。本书计划从更广泛的角度出发来展开讨论。笔者想要指出，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们在一场更重要的论战中站错了位置。我之所以坚决反对绝大多数针对全球化的指控，并不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完美，而是因为如果按照批评者们设想的那样去运转，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糟，半个多世纪以来重建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将半途而废。

　　从下一章开始，本书将讨论经济全球化的定义。然后在本书的第二篇中，我将讨论自由市场经济对于维持长远的繁荣、民主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考察市场经济机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相互强化、相互依赖的关系，最后还将分析市场跨越国境后带来的各种影响。

　　在本书的第三篇，我将回顾全球化的悠久历史。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在某些领域达到的全球化程度前所未有，但在其他一些领域，虽然经济一体化的技术基础已经大为改善，实际成就却比以前有所退步。其中最主要的失败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知识转移的方面，这些机遇还没有被我们很好地把握。

　　在本书第四篇，我将详细讨论反全球化人士的批评意见。他们的大多数观点都是错误的，对于贫困的起因、公司的庞大影响力、民主政体遇到的威胁、所谓环境和社会监管的恶性竞争等，他们的理解都不正确。当然他们也提出了少数正确的看法，例如深刻批判了发达国家对自由化问题的虚伪态度等，但很可惜，其他很多人却在鼓励这种虚伪愈演愈烈。还有的人指出，某些旨在管理全球经济运营的国际性机构、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也是客观的评价。

　　最后在第五篇，本书将讨论全球化面临的威胁的严峻程度。我将秉持有保留的乐观态度，同时也关注阻碍世界有效运转的主要障碍。与批评者们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这个世界面临的主要障碍不是来自有限的经济一体化，而是政治上的分裂。正是政府体制和质量上的巨大差别，才导致世界各国的人民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如此持久。因此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么一个政府能力参差不齐的世界上，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来实现共同富裕。简而言之，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经济秩序，而是更好的政治环境。

　　爱德华·巴拉迪尔的说法并不正确。市场并非热带丛林，而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最精致的产品之一。它的有效运转要求众多的前提条件，其中既有内生也有外生的因素。最危险的丛林其实是政治生活，那里才是我们尤其需要提高警惕的地方。

第7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


　　第五章 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

　　就在不太久以前，计划经济和公有产权似乎还是未来的生产方式的潮流，即使像乔治·奥威尔那样的聪明人也成了这两个错误思想的忠实信徒。这样的信仰并没有在20世纪40年代画上句号。当我在70年代服务于世界银行的时候，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当地的知识水平如何，都希望模仿苏联，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某些较为成熟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制定出来的计划较为复杂，而落后的国家拿出的计划则相对粗糙。不过，所有这些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虚构的臆想，而且不是无害的臆想。这些构想给那些希望"按计划"发展的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可是在如今的反资本主义者的口中，这些计划经济的实验好像从未发生过，或者说即使发生过，即使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崩溃，那也不能说明什么。他们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如果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是政府能够做的事情，以及有义务做到的事情。

　　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中央计划经济的终结

　　在20世纪的反自由主义革命达到最高潮的时代，一种特殊的信仰开始成长，它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不但能够而且应该由中央控制和管理起来３。这是一个失败的信仰，是已故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的典型例子--以为我们拥有计划和控制人类命运的能力。

　　中央计划经济的信念可能部分源自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成功，部分源自人们以为如果某个产业是由少数大企业占据，要比由许多小企业展开竞争更容易进行管理，部分原因是来自战争时期开展的经济动员的实践。由于这些因素，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把国家视为一家庞大的企业。即便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在许多文章和讨论中看到类似的比喻，如"英国股份公司"或"美国有限公司"等。不过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以进步自诩的许多人可不认为这些都是比喻。在他们眼中，计划经济是合乎逻辑、必需而且有益于社会的，但他们错了。

　　首先，计划者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协调好一个现代经济的运行。就像麦克米兰教授指出的那样，美国有两万种不同的职业，任何中央计划都无法处理这样复杂的系统４。更糟的是，计划者们需要的有关生产的信息分散在下属的掌握中，他们可能不愿意把实情告诉上司，而是陈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例如，工厂的经理给计划当局报告的产量水平可能比较低，是自己容易达到的标准，因为与超额完成指标相比，未完成任务更有可能遭受处罚。

第8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2)


　　其次，即使有可能制订出在技术上可行的计划，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计划肯定会得到有效的执行。工厂的负责人可能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来安排生产，在需要和允许的时候欺骗自己的上司。例如，他们可能会完成基本的数量指标，但是在质量方面，即使存在有关的标准规定，也很容易逃避。计划者只能监督部分生产情况，而只有市场上的用户才能自动地审查所有的生产。

　　第三，计划者们不可能知道千百万人各自的需要，因此，计划即使在技术上可以制订出来，并得到实施，也不可能满足人们的各种真实需要。例如化妆品，中央计划者怎么可能比消费者更清楚某个女人想要什么样的产品呢？计划者只能给用户提供他们自以为对方应该需要的产品，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第四，由于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成本，就没有办法计划哪些物品的生产需要提高，哪些需要减少。在技术上可行的计划很可能是损害社会价值的。由于没有市场机制来生成价格，关于需要生产哪些产品的理性计算就不可能做到。

　　第五，拿计划经济与战争时期的管制措施进行类比是完全误导性的。战争的显著特征是目标由政府确定，而和平时期的特征是开支由个人消费者确定。在和平年代，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社会目标截然不同。

　　第六，即使上述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计划制订者也不知道开发新的产品或者用新的方法生产老产品的潜力。更麻烦的是，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标新立异是给自己添乱。因为所有的创新自然会打乱现有的计划，增加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新产品该如何完成，或者新技术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因此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计划经济往往是抵制创新的，这与市场经济完全相反。

　　最后，对外贸易无法成功地融入计划，因为根据定义，外国人并不接受本国计划的约束，除非制订计划的人能控制对方。计划的本质是命令式的、等级式的，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企业。只有国家之间也存在这样的等级或命令体系，计划才能够跨越国界。由于这个原因，独立的计划经济国家都尽可能追求自给自足的状态。同时，它们当然还需要交易某些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只不过由于计划当局不知道物品的实际成本，也就不知道通过交易能创造多大的价值。

　　完全的国家计划经济观念不但是错误，而且十分荒诞滑稽。它忽视我们所知道的激励和信息在经济运行中的一切作用，因此，在机械设备相同的情况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人的人均产出要比西方国家低1/3。中国的农民的生产力则在公社体制废除后翻了一番。即使在官员们都正直奉公、卓有能力的条件下，计划仍然会失败。可我们也都清楚，那些能到达权力阶层顶峰的人们要保持这些品质会有多么不容易。中央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马拉松长跑中不可能获胜。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受到了这样的诱惑，甚至发自内心地欢迎。这就显得更加可笑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像苏联的计委那样拥有对工厂厂长的权威。

第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3)


　　政府需要为经济做的事情

　　既然中央计划经济无以为继，市场就成了唯一选择，不存在第三种让有大量劳动分工的复杂现代经济顺利运转的机制。只有在那些极少发生变化的、非常简单的经济里存在另外的行为模式。某些反市场经济的现代浪漫主义者幻想，可以由此逃离市场，例如他们经常提出，现有的经济体应该分解成更小的"地方"经济。他们是在白日做梦。他们应该记住，强制实施这样一种过时的生产组织模式的社会在过去往往是压迫性的、等级森严的国家。

　　那么，政府应该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做些什么呢？在最广泛的层面，至少应该有三方面的功能：首先，提供所谓的"公共品"--市场无法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其次，把外部性内部化，以便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第三，帮助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做得不好或者面临很大风险的人，以免社会的不平等超出合理的限度。

　　前文的第三章关于市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第四章关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运转的描述，已经介绍过，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必要的公共品。政府首先要保护民众的财产免受他人的掠夺，因此必须建立军队、警察、法官和监狱系统，政府还有一项核心职能是制定法律并保证其实施，然而这些职能需要独立地行使。司法相对于行政和立法要保持独立性，这是确保公民免受政府的掠夺行为的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７。

　　因此，保护产权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实行公平的法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立法和司法改革不但对于法律制度自身的发展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其他领域的进步，如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等也具有关键意义，这些都是社会整体进步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想见，世界上法治质量指数最高的国家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其次是东亚国家，法治质量最低的国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后者反映了长达七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和党国体制留下的消极影响。

　　在目前的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的第二个公共品是稳定的货币。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货币体系有了重大的变革。最开始，大多数货币是金属铸造的，后来的大多数货币成了纸币，但还可以与金属兑换。最后进入20世纪以来，货币成了纯粹由政府创造或者说许可流通的交易工具。这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出现了新型的挑战。

　　只有当政府能始终控制自己的负债水平，或者在即使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之后，中央银行仍能保持独立性的情况下，货币的价值才能保持稳定。在历史上，政府的财政危机是酿成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政府为了解决赤字会通过通货膨胀或者铸币造假的形式干扰经济的运行，还有，政府拖欠债务会破坏给自己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这些危害也可能同时发生。

第10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4)


　　以上的故事自古有之，并且在不断翻新。最近的案例是阿根廷政府在2001年底的破产。1575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由于欠债，把著名的福格尔银行（the Fuggers）给拖垮了。而在17世纪末，英国的威廉三世创立了英格兰银行来管理国债，以应付与法国的战争。这样的安排使英国政府在财务管理上做得非常出色，足以保证长期战争的需要，而没有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债务拖欠（包括通货膨胀和铸币造假的手段）。货币的稳定、信用和公共财政，加上人们或多或少诚实缴纳的税收，以及大海和皇家海军的帮忙，成为英国在18～19世纪早期对法国的一系列漫长战争中确立了胜势１１。同样，它们对于英国经济在18～19世纪的快速发展也功不可没。

　　在20世纪30年代和大萧条过去之后，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于稳定货币和健康财政的义务与负责宏观调控的义务需要调和起来。这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发表1936年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经济学创见。但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滞胀带来的经济崩溃，这种论调又过时了。如今，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和稳健的公共财政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实现宏观稳定的条件，也是合理的、应该达到的目标。不过，关于中央银行在控制金融泡沫方面负有多大义务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另外一个有着公共产品性质的重要产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在历史上，道路是非常典型的可以由政府来提供的基础设施。道路空间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为其使用无疑存在竞争性：两辆汽车不能在同一时间占据同一地点。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很难对使用者进行收费（不过现代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道路收费变得越来越可行）。基础研究则更接近于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资助者，而在自由社会，慈善捐助和企业资助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政府在把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时候也是在提供公共品。任何发达的社会都采取某种形式的规划和监管，以保护环境。类似的，任何社会也都有某些防止污染的措施。在某些场合中，交易者自身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无辜的其他人遭受巨大损失。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经济产出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程度的上升，这类相邻效应正变得越益突出。环境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地区性、全国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在应对具有全球效应的环境外部性的时候，就必须提高到国际层面上进行解决。

　　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以外，政府还要直接提供或者资助某些公益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个人消费的，但是社会往往会进行干预，例如规定提供的类型和水平。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产品具有公共品的某些特征（例如，一个人的健康和教育状况会对其他人有益，反之亦然）；或者是为了保证公民在社会上具备起码的素质，需要对这类产品有一定程度的消费；或者因为涉及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信息提供不充分；或者因为市场失灵，导致它们不能得到足够的供应；以及综合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