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第11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5)


　　公益品的典型例子是医疗和教育，各国政府对此都在提供资助。对于医疗来说，普通的消费者很难知道自己的确切需要，另外，医疗也具有重要的公共品的某些特点：一个人如果患上传染病，就可能威胁到周围的其他人。类似的，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人们对于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可能不足，因为这些投入往往需要数十年之后才能产生收益。出于公平以及效率方面的基本考虑，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对教育和医疗都有大量投入。当然，这样的资金支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政府自身来提供上述服务，政府完全可以从竞争性的私人部门那里购买这些服务，而且效果可能更好。

　　政府还要对私人企业执行监管政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竞争政策。有时候，政府还会感到有必要针对某些有垄断性的产业建立特殊的监管体制，例如供水、供电或电信产业，因为一般性的竞争政策在这些领域还不够。有时候，市场机制的运转非常复杂，政府自身也可能直接卷入机制设计，或者通过独立的机构参与到其中。最近数十年以来，这样的机制设计在电力市场监管、无线通讯频道拍卖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于电力行业的放松管制的改革就曾遭到失败，电力批发价格飚升，反映了机制设计失败后可能发生的混乱景象。政府还需要负责制定有巨大经济影响的政策杠杆，例如贸易或投资壁垒的内容和水平。此外，政府还要为自身的运营征税，并妥善花费财政资金。税收和公共行政的效率对于私人企业的运营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经济活动的激励，以及涉及政府采购的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在私人部门难以自己进行组织管理的时候，在合同期限太长、难以有效控制的时候，在政府感觉有必要提供保护的时候，政府经常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监管。出于上一章里提到的原因，金融市场的监管就特别严格。政府还越来越发现，它们对于生产流程和产品的安全和健康的监督也越来越多。

　　市场会对收益进行分配，在这个基础上，政治生活会参与再分配。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再分配，其中许多是为了给那些不幸或者需要帮助的个人提供必要的安全：老人、单亲父母、有子女的家庭、残疾人以及失业人员等。还有，大多数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运作，以便实现它们出于某些原因更希望得到的结果，最低工资制度和反歧视法律就属于此列。

　　让政府的干预更有效率

　　简单地说，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谓无处不在。穷国和富国的区别不在于后者的政府做的事情更少，而是它们总的来说做的事情的方向更合适，也执行得更好。政府有某些必须行使的职能，首先是保护产权，以及管好自己的财政。政府还有一些目前必须行使好的职能，如提供稳定的货币（当然，人们也有可能设计出不需要稳定货币的社会）。政府还有一些由于潜在或现实的市场失灵而需要行使的职能：建设基础设施、开展基础研究和提供公益产品；对于竞争市场和有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部门的监管；把外部性内部化，特别是开展环境保护。最后，政府还有某些因为选民的压力而必须行使的职能：收入再分配、提供安全网，以及反对歧视。

第12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6)


　　政府的某些行为无疑是必要的，但即使是运行良好的自由民主政体有时做的事情也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能力范围以及责任范围。有时社会上会出现强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去做某些事情，而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的效果可能好得多１２。在任何时代，政府最多听到的都只是那些希望它采取行动的人的声音。政治家和官员们如果说采取干预行动会让情况变坏，因此最好是不采取措施，那样做对他们自己往往没有好处。相反，这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如果通过干预让其他人对自己产生依赖性，还可能得到个人的好处。

　　此外，即使认同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也不表明行动的方法就一定是正确的。例如，计划经济国家的历史就表明，即便用心良苦，但在设计干预方法的时候也可能出现重大缺陷。好的政策有什么含意呢？它们通常是常识而已，但不幸的是，许多人的见识却与常识有着很大的出入。

　　所谓有效的政策，第一个要求是符合如下部分特征：例如可信、可预测、透明，以及在时间和行动上要有持续性等。私人部门的人士如果不知道政府想要的结果，就不会采取政府所期望的行动，他们还需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其他选择。或者说，政策必须是可以预测、可以相信的。如果政策的执行可以打折扣，被管制的产业的行为就会使政策难以维持。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执行成本会大大提高。

　　可信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贸易自由化。如果企业人士知道，若干年之后对进口的限制会消失，他们就会更快地进行结构调整，这反过来会减少相关人士的成本：工人们知道企业可能会进行精简，因此会及早尝试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投资可能更多流向其他领域等。但如果政策的变化缺乏可信度，那么企业和工人会认为，如果不采取调整措施，对自己可能更有利，同时推测政府到时候果真会食言。由于没有做出调整，如果真的执行了预定的政策，其成本就会高于做了调整的情况。因此，政府届时可能会真的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缺乏可信度将成为自我实现的事情，其后果不但是对于当前的领域调整有害，还会影响到政府在其他方面的信誉。所以说，政府的软弱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这正是通过国际间的协议来推动自由化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因为国际协议可以增强政策的可信度，让结构调整更坚决地进行，同时强化政府的信誉。在环境保护政策方面，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有效的政策的第二个要求是其直接性。假定存在某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那么合理的政策就是直接针对这个失灵采取行动，而让间接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例如，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后文要提及的讨论，用贸易政策来解决环境问题可能就不是最好的办法。还有，即使我们承认，农业政策应该包含经济、社会、食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目标，那我们也很难相信，通过提高价格来刺激产量是能够同时达成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很大的可能是，希望同时做到一石三鸟的政策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能实现。欧盟实行的一般农业政策就是这方面的绝好例证：它在经济上增加了生产的成本；在社会上没有能够保护农村原来的生活方式；它导致食品的质量下降；此外还造成了环境的恶化。

第13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7)


　　另一个案例是减少所谓温室气体的政策。成本最少的政策是：让所有经济活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边际成本达到同一水平，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均衡状态，人们就可以增加边际减排成本高的产品的生产，降低边际成本低的产品的生产，从而在总排放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获得更有价值的产出。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排放税的征收不应该有例外的情况。

　　有效的政策的第三个要求是发挥激励的作用。政策应该诱发预想的行为，这包含两层的分析：首先是市场的激励--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经常是最有效的手段。如果人们知道采取某个不受政府欢迎的行动要交税，采取某个受欢迎的行动会得到补贴，那么税收和补贴就比数量控制和命令效果更好，因为它们是合乎市场规律的措施。

　　其次，也是更深层的激励机制，乃是把市场失灵视为产权不完整导致的结果。如果这样的失灵能够得到纠正，市场自己就能产生最好的结果。麦克米兰教授以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为例对此进行过介绍，根据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美国环保署创建了一个交易排污权的市场。交易的结果显示，降低污染需要的成本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市场上每吨二氧化硫的排放权的实际平均售价只有150美元，而美国环保署原先估计的价格是这个水平的五倍。

　　突出的市场失灵必须得到重视，这又引出了有效的政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要求：纠正的可行性。治疗是需要成本的，我们需要确信采取治疗后得到的收益高于对疾病放任不理。政策措施采取后，如果情况得到了确切的改善，政府的行动才是合理的。在进行这些判断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忘记，政府自身也有失灵的问题。后面将会提到，我们必须避免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曾说的"真空分析法"--意思是说拿实际的市场运行和理想的但无法实现的情况做对比，那只有万能而仁慈的政府干预才可能做到。

　　政府为什么会失灵

　　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事情政府不能做--例如全盘的计划经济。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政府必须做--例如保护财产权利。要想建成发达的市场经济，这是"必须有"的条件，另外还有某些"最好能有"的条件。但不幸的是，政府的机制与市场一样存在缺陷，实际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如今的大多数国家，政府失灵的情况总是存在。政府非但没有提供"最好能有"的服务，连某些"必须有"的服务有时也未能尽责。我们经常看到，导致市场无法繁荣起来的最重要的破坏就来自政府自身，政府非但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变成了失灵的来源。这不是意外，而是政治生活内在的问题造成的，特别是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它们尤其需要改善自己的政府治理。

第14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8)


　　好政府的缺陷

　　我们首先来看看发达的民主政体，例如英国和美国，它们有着稳定的政治制度、牢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定期的选举体制、良好的法律体系、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受到严格控制的腐败。这些国家的政府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当然有人或许会说，瑞典、瑞士甚至法国的政府表现还更好。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如我们所料，都有着最成熟、最负责和最遵守法治的政府。

　　在某些观察家（包括经济全球化的批评者）眼中，这足以证明，政治活动要优先于其他所有活动，高于市场活动。本杰明·巴伯教授对于民主政治体制就有着这样浪漫的观点，"消费者花钱的自私自利的动机与谁负责什么职能无关，与他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市民社会的类型也无关。人们是通过民主政治的舞台、作为公民来控制他们的私人消费可能导致的公共和政治后果，实现社会目标"。巴伯的前半部分描述并无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他兜售的东西，他会继续从事原来的生意吗？他关于民主的描述则显得较为严肃，实际上这对于全球市场经济的讨论也非常重要，因为巴伯的核心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政府非常重要。

　　但困难在于，巴伯给现代的大众民主描绘的政治生活形式是：全体公民都参与共同事务的讨论，但这在今天有着复杂的代议制度的民主政体里，是关于政治该如何运作和可以如何运作的很天真的看法。美国有着大约三亿不同背景、生活方式和经历的人，这个规模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古希腊城邦的讨论相去甚远，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即使曾经真的存在过，也早已成为过去了。

　　那么这样的民主形式会面临哪些问题呢？其中之一是，现代政府与现代经济和社会一样，组织都极其复杂，有着非常精细的劳动分工，它们的决策非常技术化。对于哪怕非常小的一部分决策，外边的观察者也很难知道具体情况，更别说正确地做出判断了。对于这个结论我本人很有自信，因为我自1987年以来就一直在《金融时报》担任观察家的角色。

　　要弄清楚政府从事的具体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大多数国民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们是处在"理性的无知"的状态。人们普遍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个人对于政策产生实际影响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因此，即便他们拥有分析决策的机会，又凭什么要耗费自己的精力去参与呢？很自然，借用一个现成的例子，大多数选民对于目前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政策讨论也完全没有合理的分析依据。

　　有三类可能相互重叠的人群得到的信息相对充分：第一类是那些以此为职业的人，报纸上的专栏作家、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政府内部的官员和政治家；第二类是自己的生计与特定的政治决策有关的人，如医疗政策关系到医生的利益，教育政策关系到教师的利益，农业政策关系到农民的利益，外贸政策关系到炼钢工人的利益，知识产权政策关系到许多公司的利益等；第三类是那些对特定政策有特别的兴趣的人。第一类人群通常是批判性的，第二类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第三类则常常是狂热的。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从这样的政策讨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看法就一定能代表公共利益。人们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很不平衡，而且，施加影响的过程的某些特点也可能造成破坏。例如，政治生活中的一人一票制度似乎比市场经济中的财富悬殊要平等得多。然而财富除了意味着更大的购买力以外，也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此外，其他的人也可能产生超出自身比例的更大的政治影响，特别是擅长制造舆论的人。我们看到那些舆论领袖们一般都倾向于加强政治，而主张限制市场，就会明白这绝非偶然了。

第15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9)


　　在选举中，人们把选票投给某个候选人或某个政党，这些政治派别对于一长串的事务有着各种承诺。但即使自己支持的人或党派获得了胜利，人们也不指望很多承诺都能得到兑现，经常会感到失望。对于大多数选民而言，伴随着选举的结束，政治参与就结束了。接下来，在两次选举之间，政策是在具有特殊利益的游说者、自诩代表"公众利益"的团体、记者、专家、官员、政治家、大人物以及任何有路子的人的秘密活动中制定出来的。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那些有特殊的经济瓜葛的人绝对不是公共利益的客观的追求者，那么，其他参与者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有人或许希望，绿色和平组织、乐施会以及其他类似团体应该是公正的，不寻求任何特殊利益。然而，许多非政府组织却严重依赖政府的资助，其他则多少通过对危机的渲染来筹集资金。公务员体系被认为代表广泛的公共利益，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算盘，特别是要保住自己的饭碗。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发现，所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在上个世纪都持续提高１８，似乎只有经济危机的爆发才能逆转这样的势头。

　　发达的民主国家确实为社会经济的运转提供了基本需要的服务，但在许多政策细节上面表现却异常糟糕。如今的农业政策的制定远不能用巴伯所描述的方式来进行，欧洲大陆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外贸政策、环保政策、对于许多产业的风险管理、能源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等都是如此。政府是绝对需要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在依靠政府来诊治所谓的市场失灵的时候，如果政府自身又会带来其他各种失灵，那就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糟糕的政府带来的灾难

　　但无论是以现代还是过去的标准来看，发达的代议制民主政体还是最好的政府体系。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看看上个世纪的历史，就能发现到处都是腐败、无能、残酷、阴沉和恐怖的政府。20世纪的很大部分历史是掌权者对无辜百姓的犯罪史。

　　可惜，这样的恶政府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对外战争、内战、屠杀、政治动乱、独裁、政府失灵、公共部门的挥霍、对市场的横加干预、政府欠债、通货膨胀和腐败，这是过去半个世纪发展中国家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要指望政府付出诚恳而公正的努力来保护产权，提供公共品和公益品，提高国民的经济福利，大多是笑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至少在90年代，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恶政府的掠夺是破坏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实际上，在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时代，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是该机构最重要的进展。

第16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0)


　　这里，我们来看看更典型的政策失败的例子。从前曾服务于世界银行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指出，发展中国家一个主要现象就是，外汇的黑市价格要比官方价格高出很多，这是通货膨胀受到压抑时的一种表现。政府试图通过印钞机来支持公共部门的开支，这违反了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职能之一，从而制造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然后政府又通过人为地控制外汇汇率来部分压制价格。可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终究会表现出来：非贸易品和服务的国内价格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出口量减少。由于外汇收支恶化，人们都急于卖出本国货币，这就导致了外汇黑市的产生。但黑市不只对经济有破坏作用，还可能成为腐败的源头，人们有着压倒性的动力在黑市上卖出外汇，而不是去官方机构。伊斯特利指出，黑市的溢价会达到病态的程度："1982年，加纳货币的黑市价格比官方价格创世界纪录地高出了4 264%，而在过去的20年中，有18年的黑市价比官方价的溢价都在40%以上"。

　　再看看墨西哥，从1970年到1982年，两位糟糕的总统以帮助穷人为名毁掉了这个国家原本可以自豪的宏观经济稳定。1976年的危机迫使货币贬值，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低，然后，石油价格上涨为经济提供了转机。可惜洛佩兹·波蒂略（Lopez Portillo）总统又把财富给浪费了。墨西哥的货币在1982年再次贬值，政府还拖欠债务，引发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痛苦的改革随后启动，但政府没有成功地对银行部门进行监管（又没有完成一项重要的基本职能），导致20年之内爆发了第三次外汇危机：1994～1995年。

　　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当然不是政府失灵的唯一领域，政府垄断导致许多国家的人民长期不能得到充足的电力、电话、供水、教育和医疗服务。"在尼日利亚，政府几乎完全不能提供基本的服务，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现油田之后，政府已经从中累计获得了2 800亿美元的收入。政府更热衷于把资金花在80亿美元的钢铁厂这种项目上，可是钢材至今还没有生产出来，还有从无到有地建设一座新的首都，还有统治者从中间盗取的大笔资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发现附加价值受到严重损失的例子--企业的投入显著高于其收益--因为政府以自力更生和保护国内产业的名义对它们进行了很好的保护。我们再看看印度政府的开支，该国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开展的一项谨慎的研究发现，大约有10%的GDP--相当于全部政府开支的40%--被用于给相对富裕的人群提供电力、供水和食物上。可是到2002年，该国的平均识字率却只有57%。

第17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1)


　　此外还有腐败的蔓延。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曾经在利马进行过注册一家小型服装企业的实验，他为此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当时，他遇到了10次政府官员主动索贿的情况，其中两次他不得不支付贿赂，否则试验就无法进行下去２３。请记住腐败的含义：滥用公共职位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一个普遍存在腐败的政府如何能提供市场繁荣需要的服务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腐败现象到处都存在，但是贫困国家的腐败情况要比富裕国家严重得多。透明度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制作了一个著名的指数，以0~10的数字来代表人们对于各个国家的腐败情况的感受程度。2001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得分都在7以上，丹麦的表现最好，为95，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中，表现最差的是法国（6.7分）、比利时（6.6分）和意大利（5.5分）。腐败情况最糟糕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0.4）、尼日利亚（1.0）、乌干达（1.9）、印度尼西亚（1.9）、玻利维亚（2.0）、肯尼亚（2.0）和喀麦隆（2.0）。在其他国家里面，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都是2.3分，印度是2.7分，中国是3.5分，巴西为4.0分。

　　正如我们所料，有确切证据表明，腐败水平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腐败极其严重的国度里，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做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里介绍的那些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事情。然而腐败的影响在各个国家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分析了集中式的腐败和分散式的腐败的异同。在集中化的腐败情况下，某个领导人可以决定贿赂的总体水平，例如在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而在分散化的腐败情况下，各个官员和政治家都在争夺贿赂，例如印度的情况。

　　如果统治者较为聪明的话，集中式的腐败的破坏程度会比较低。如果腐败所导致的"税收"比率太高，对于统治者而言其实是不利的。然而在分散式的腐败情形下，众多掌权者都竞相捞取好处。这样的破坏性的竞争会造成经济的崩溃，就像尼日利亚那样。政府是天然的垄断者，掠夺者之间的竞争绝不是好事。

　　腐败的一个特殊情况是政府被私人利益集团所俘获，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是鲍里斯·叶利钦时代的所谓"寡头"政治。在经济新贵们争夺利益的时候，他们竞相对决策者和官员进行腐蚀。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告诉俄罗斯的商界巨头们，"你们自己造就了这样的政府，你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政治和准政治的方式控制了政府。因此，你们可能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责怪镜子了"。这样的俘获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因为精英们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正的法治。只有广大竞争性的商业群体才需要法治的支持，但这样的群体在政治上的有效组织并不容易。

第18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2)


　　在一个法官、公务员和政治家们对于受贿熟视无睹的社会，那些希望改革的人们会遇到陷阱。在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在欺骗、收受贿赂的社会里，作为个人没有不参与进去的激励。在这样破坏性的游戏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应该是随波逐流，因为罪行普遍存在，大家都没有独善其身的激励，被抓住的机会很小，处罚也很轻。然而在一个欺骗和贿赂很罕见的社会里，人们采取欺诈行动的动力就小得多，因为这种恶行更容易被发现，也会因此失去正常的收益。不过，从糟糕的社会向诚实的社会的转型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结论

　　好的市场需要好的政府的帮助，国内市场如此，在全球市场上也是这样。我们在下一章将会谈到，全球市场是从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的。然而糟糕的是，好的政府并不容易建立起来。即使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中，政府的行为虽然相对来说很规范，但与市场体制一样，政治和行政流程中还是存在各种缺陷，一般来说，我们还需要对市场的缺陷和政府的缺陷进行权衡对比。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表现通常更加不称职。许多政府是完全的无能或腐败，甚至兼而有之。这既是糟糕的政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分散式的、竞相追逐的腐败，包括被私人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对发展尤其有害。除非这些障碍至少部分被清除，否则那些国家不可能有显著改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就是让本国的经济对世界的竞争打开大门。

　　如何改革政府

　　良好的、相对廉洁的政府虽然在本质上也很不完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尽可能好的政府。对此的回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内部的改革和治理的竞争。

　　内部的改革

　　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治理改革中，其设计目标就是提高其效率。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着以上讨论的好市场和好政府相互需要的观点。更准确地说，就是政府越关注自己的必要职责，越少参与经济事务和监管，其运转一般就越好，经济就越能正常发展。好的市场保护了政府，好的政府也在保护市场，它们存在共生关系。

　　这是私有化运动的重要理由之一。对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而言，国有化通常意味着政治干预和资源浪费，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身的精力和注意力的分散。在公用事业中，私有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和清晰的管理体制，这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监管的质量。政府既作为生产商又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两种活动有着本质的差别。

　　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迫切。它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减少腐败的机会。批评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人们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控制、监管或限制会带来更多的腐败机会。在市场价格与官方价格或政府许可价格之间存在差价的时候，就会产生说谎和行贿的动机。如果外汇的黑市价格是官方价格的两倍，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拿到外汇后到黑市上去出售。类似的，如果某种大受欢迎的产品的进口有数量限制，或者要缴纳的关税很高，商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能够更便宜地输入货物。还有，如果我们需要一大堆政府许可才能从事某项业务，官员们也会产生索贿的动机。但更糟糕的是，一旦人们知道政府可能创造出这些腐败的机会，就会出现相应的游说势力。这样一来，非但政府的腐败在严重制约发展，而且会有大量的资源消耗在这些企图寻租或者对破坏性的利润的追求上面28。

第1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3)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曾在肯尼亚工作，那里正好实行了进口控制政策，我亲眼见到这样的措施带来了公务员的腐败。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世界银行的印度办公室工作，那里的腐败的进口控制制度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末期。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这样的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没有放松。相反，整个限制体制变得越来越更加复杂。这些限制和其他监管措施一样，都在侵蚀着公共权力部门。如果英国在1945年实施的控制体制也像印度那样再延续45年的时间，它的公务员体系还会保持现在这样廉洁自律吗？我看很难。

　　治理竞争

　　掠夺行为是不劳而获、颇有吸引力的。在历史上，国内的压力和境外的竞争都是对政府施加的重要约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国家远远落后于邻邦，许多人才已经准备离开，投资也大量转移到别处，国库空虚、资本外流，令糟糕的政府不得不推出改革。就像第三章介绍的那样，对于人才、资本、新观念的开发和应用的竞争，是解释欧洲文明的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是自己领土上的天然的垄断者，在同一块土地上展开竞争会导致内战。我们知道，垄断者往往是掠夺性、压迫性、懒惰和懈怠的３０，因此鼓励开放经济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会给政府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如果我们认为政府总是正直、明智和负责的，那或许可以不要这样的压力。但很多反对全球化的批评者们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们多数人对这两者都不接受。于是，他们就不免陷入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要政府更多地进行干预，但这会带来腐败，同时又要关闭国际市场，但这会让糟糕的政府减轻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指望政府更多地为民众的公共利益服务。然而理论和实践都显示，政府的干预越多，市场越是对外封闭，政府就越是容易被特权集团所操控。既反对自由主义的经济交往，又要防止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的政客控制，那是自相矛盾的。

　　结论--找到谦卑的公仆

　　好的政府是必需的，它自身能良好地运转，又要服务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而市场的发展是繁荣和自由的摇篮。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常微妙的共生关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谦卑而诚实的仆人。那么，我们能找到多少这样合格的政府呢？目前还不多。这个现实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当市场跨越国境之后，这种影响将变得尤其重要。糟糕的政府是让经济活动跨越国境、实现更大收益时要面临的巨大障碍，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障碍。

第2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


　　第九章 不平等带来的愤怒

　　全球化虽然把人们空前紧密地连接起来，却极大地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200个人掌握的资产超过了经济阶梯最底层的20亿人的收入的总和，这样的现实足以令每个人驻足深思。

　　杰伊·马祖尔先生不会感到孤独，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也在《外交世界》中抒发过类似的感慨：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急剧扩张……伴随着不平等的爆炸性增长、大众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再现--这是现代政府和现代公民权利原有的基础的对立面。

　　其结果必将是不平等的剧增。如今，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有超过6 000万贫困人口，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欧盟有超过5 000万贫困人口。在美国，1%的人拥有全国39%的财富。在整个地球上，前358位最富裕的人（都是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之和超过了世界上最穷的45%的人口的年收入，那可是整整26亿人。

　　让我们暂时不去仔细探究上述的推导的逻辑--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区域的贫困人口（到底是如何定义的？）有多少--给我们传达的到底是关于全世界的不平等或者贫困的信息，还是美国和欧盟内部的不平等的信息。让我们也先不要理会，用一群人的资产和另一群人的收入进行对比，是否就像拿苹果和橘子做对比一样不太合适。因为要计算富人们的持续收入，我们至少应该把他们拥有的资产价值除以20。其实，这样荒唐的言论不过是让拉莫内的咒骂成为对全球化的众多批评中的具有代表性的空话罢了。不过，他的不严密的言论背后的问题仍然需要回答，如下是对于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在过去20年带来的影响的七个主要的批评。

　　第一，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穷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之比持续提高。

　　第二，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第三，个人之间的全球性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

　　第四，绝对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在增加。

　　第五，绝对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增加。

　　第六，世界上的穷人不但收入水平在恶化，而且其他很多人类福利指标上也在恶化。

　　第七，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特别是在大多数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考察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以及答案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但在入手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弄清楚人们究竟关心什么。大多数讨论要么是判断世界上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否在拉大，要么是计算贫困人口的数量是否在增加。然而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自己也经常提出，生活的内容不止意味着收入的增加。因此，最重要的一定指标是穷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它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收入，是广义的关于健康、预期寿命、营养和教育情况的综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