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第2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


　　同样，我们还需要知道，不平等的扩大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我们很快能想到如下三种可能：富人们的收入增加，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富人们的收入增加，穷人的福利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富人们的收入增加，并通过各种渠道也让穷人收益，只是穷人的收益与富人的收益增加不成比例。看起来，第一种情况是不理想的，第二种可以接受，除非富人的福利增加毫无意义，第三种无疑是值得采纳的，虽然我们可能希望收益能更多地向穷人倾斜。很自然，真正的平等主义者会不同意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极端平等主义者甚至会认为，一个人人都是赤贫的小农的社会也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更好，因为那是最平等的。但我相信，包括许多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在内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想法太疯狂了。那样极端的平等主义者基本上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人甚至并不赞成已故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主张的平等主义，他认为，只有在不平等的程度对穷人有利的时候才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同时还需要仔细考虑全球化与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一体化可能在多个方面影响全球不平等，例如有如下一些可能：全球化导致穷人的收入降低，由此扩大了不平等；全球化提高了富人的收入，而对穷人的收入没有什么影响；全球化同时提高了穷人和富人的收入，但穷人的收益的提高幅度不及富人；全球化提高了穷人的收入，其比例超过富人的改善程度。第一种情况肯定是糟糕的，前三种情况都肯定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后两种情况的发生则都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也有这样的可能：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而是全球化与拒绝全球化的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全球化可能有助于提高全球化的参与者的收入，而拒绝全球化却导致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收入水平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时代可能伴随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就不能归咎于全球化，而是其对立面所致，因为某些国家拒绝（或没有能力）参与其中。

　　因此，我们在如下的讨论中要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广义的人类福利水平在提高吗？生活在绝对贫困状况中的人口的比重是否有下降？如果不平等有所扩大，是不是因为富人在获得好处的同时牺牲了穷人的利益？是全球化在危害穷人还是拒绝全球化在危害穷人？为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起点，从经济增长开始。

　　经济增长与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是世界银行驻印度的高级经济学家，那段时间是该国独立之后经济最困难的10年。在早期的通过内向型发展模式刺激经济增长之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停滞了，其结果导致数亿人陷入了毫无希望、没有止境的贫困。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著名的悲观环境主义者保罗·埃利克（Paul Ehrlich）把这个国家从整体上否定了。３作为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在印度当经济学家是很有意思而令人惊讶的经历：如此常见的贫困、如此巨大的沮丧、如此盲目的自满。但我当时就坚信（今天依然如此），如果走向正确的政策改革道路，这个庞大的国家完全可以启动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减少贫困。因为没有哪条铁律规定，印度的真实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只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十分之一。

第2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3)


　　自那些不幸的年代以来，印度从两方面的革命中取得了成果：绿色革命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自由化革命也随即启动。在拉吉夫·甘地领导下，政策改革一开始显得很犹豫，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1991年由于严重的外汇危机而促成了改革的"大跃进"，那是由印度最杰出的官员、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指导下完成的。逐渐地，印度放弃了伪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的控制模式，转而为个人、企业和市场服务。结果在1980～2000年间，印度的人均真实GDP翻了一番，滞胀也已经成为历史。

　　印度不是唯一的增长榜样，它甚至还远远落后于更加充满活力的、自由化步伐更大的邻邦--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那里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提高了400%。应该记住，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之和占全球的2/5，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总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取得了高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3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从1975年到2001年，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1%）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达到了5.9%，南亚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则是2.4%。从1990年到2001年间，东亚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5.5%，南亚的速度则提高到3.2%。

　　此前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和占世界人口比例如此大的人群的生活水平能得到如此巨大的提升。从1975年到2001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2.1%，从1990年到2001年，则仅为1.7%。这段时期出现了部分的收入趋同：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收入，与最富裕的国家相比，增长速度要快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说马祖尔和许多喜欢他的人们犯了常识性错误的坚实证据。全球化并没有加剧而是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同时也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批评者们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巨大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不是一直都在扩大么？的确如此。世界上主要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是也在拉大么？也的确如此。那么，全球的不平等状况怎么可能得到改善呢？借用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来说，"是增长，傻瓜"。拥有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贫穷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给最重要的一种不平等--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对于改变世界的贫困现象也有类似的作用。亚洲的崛起正在改变了世界，正在让地球更加美好。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故的冈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名著来说，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上演的"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

第2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4)


　　那么读者也许会问，这样的进步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有什么关系？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进行了分析，在2002年公布的报告中，它把73个发展中国家（它们在1997年总计拥有40亿人口，占全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80%）分为两组：４第一组是自1980年以来，贸易额对GDP的比例增长幅度最大的排名前1/3的国家，第二组是其他的2/3的国家。前一组国家的总人口为29亿，贸易额对GDP的比例提高了104%（在同期，高收入国家的同一比例提高了71%），而其余的2/3的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例有所下降。

　　从1980年到1997年，前1/3的24个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了67%，相当于每年增长3?1%。相反，另外49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幅度只有1?0%，相当于每年增长0?5%。如表9?1所示，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教育水平在1980年并没有显著优势，同时总体上比第二组的发展中国家更穷。世界银行指出，"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成员"的进口关税下降了34个百分点，而其余国家只下降了11个百分点。积极参与全球化国家的法治水平的改进程度也比第二组好得多。因此，世界银行的结论是，"随着这些更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内部改革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它们开始迅速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的2?9%持续提高的90年代的5%左右"。５

　　世界银行报告的结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24个积极全球化国家的组成有些特别之处。其中，中国和印度就占了全组国家总人口的75%，如果加上巴西、孟加拉、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则占了92%。还有，这一组以亚洲国家为主，它们的人口占这组积极全球化国家的总人口的85%。

　　我们能够从世界银行概括的这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得到什么启迪呢？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宣称，所谓国际经济一体化会必然导致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说法没有根据。这么多的国家在积极加入世界经济融合之后实现了繁荣，有些国家的进步幅度还特别大。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的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是，这些相对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究竟采取了哪些正确的政策？批评者们会说，成功并不意味着应该全盘接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私有化、自由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们在坚持这种怀疑态度的时候，却往往会因为对个别政策的讨伐而否定了整个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其实所有这些取得成功发展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向市场经济靠近，也就是推广私有产权、自由创业和竞争，越来越多取代国有制、计划经济和保护。不管过程是否犹豫，这些国家都选择了经济自由化以及和国际经济融合的道路。这才是核心，其他都是注解。

第2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5)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如今的中国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如今的印度和英迪拉·甘地时期的印度，差别将是相当惊人。在很多情况下，市场力量的运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能是犯罪。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自由基本上被禁止。在印度的控制体系下，一家像样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也不能随便开展生产、投资和进口。从一开始，许多重要的自由化必然也很自然是针对国内的，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仅仅是农业部门的解放就把中国推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与之类似的，取消对工业发展的若干荒唐限制也加速了印度的成长。在这两个国家，都是这些初期的改革，加上充足、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保证了经济的加速启动。

　　然而，这两个国家也都不能忽视全球经济融合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中国。中国的出口额在1980~1990年每年增长13%，在1990~1999年增长11%。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商品贸易额与GDP的比例以市场价格计算从33%提高到了44%，对于如此巨大的经济体来说，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商品贸易对总产量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47%提高到了66%。６2001年，中国的总商品出口额达到了2 660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4?3%，而在1977年仅为0?7%。７到200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商品出口国（欧盟国家相互的贸易也包括在内），落后于英国，但已经超过了加拿大和意大利。同时，流入中国的私人资本也从1990年相当于GDP的3%提高到2000年的13%。到2001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3 950亿美元，占世界的6%，而在1990年仅为250亿美元。到2000年，新增外国直接投资相当于中国总固定资本形成的11%，外国企业贡献了中国制造品销售额的31%，以及更令人吃惊的出口额的50%。８或许理论上依然有这样的可能：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与它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无关。但这样的猜想未免过于荒唐。

　　印度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要差得多，因此不奇怪的是，其增长速度也不那么惹眼。不过印度的变化正在逐步显现。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商品出口额有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汇危机的爆发，结束了80年代面向国内为主的自由化改革进程。而在对外的自由化改革启动后，自1990年至1999年，印度的出口额保持了5.3%的年增长速度。印度在世界商品出口额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2.1%下降到1980年的0.4%，到2001年已逐渐提高到0.7%，位居世界第30位。在1990~2000年间，商品贸易额与GDP的比例从13%提高到20%。印度还在商业服务业出口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软件业），到2001年，服务业出口收入达到了200亿美元，接近于商品出口收入（440亿美元）的一半。印度在世界商业服务业出口中的比重达到1.4%，两倍于在商品出口中的比重，排名世界第19位，不过还落后于中国的330亿美元（占世界服务出口的2.3%）。印度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也较为落后，在2001年只得到了34亿美元。但对于一个数十年以来一直反感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革命性的进步的。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存量仅为17亿美元，到2001年已达到了220亿美元。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在独立之后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十年，也是印度对于国内外的商业最为开放、最大幅度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十年。这是偶然吗，恐怕很难。

第2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6)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银行所提到的另一个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更有意思的孟加拉国。毫无疑问，孟加拉国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穷的大国之一，我清楚地记得，许多人曾认为它毫无希望。但即使这个国家也从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孟加拉国的人均GDP在1975~2001年间保持了2.3%的增长速度，在四分之一世纪略多些的时间里提高了60%。从1990年到2001年，那里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而大大加速，达到3.1%。在1975年，孟加拉国的人均真实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一半，而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和对方相当。在80年代，孟加拉国的商品出口额几乎完全没有增长，而90年代以后的增长速度却达到年均15%。从1990年到2000年，出口额与GDP的比重从18%提高到32%，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6个百分点。孟加拉国没有在一夜之间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吸铁石，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75个国家的腐败成本排名中，它的表现是最差的。然而到2001年，该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是达到了11亿美元，比1990年的1.5亿美元大有提高。即便对孟加拉国来说，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还是值得的，这还只是开始，但结果已经显现。

　　如果说，成功的市场改革，包括更大幅度地融入世界经济，能够很好地解释过去20年里许多国家的巨大发展，那么失败的案例，没有利用好全球经济一体化机会的国家又该如何解释呢？发展的失败要涉及制度、资源禀赋和政策等许多方面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对于制度及其演化机制的强调，目前已经成为研究发展能问题的侧重点。如我们所料，许多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表现糟糕的国家往往有着腐败、残忍和掠夺性的政府，有时还要糟糕，完全没有像样的政府治理，而是陷入军阀之间的内战。政府失灵、政府没有提供发展必需的很多服务，乃是非洲的灾难的根源。这既反映了政府造成的人为的障碍，又反映了非洲的大人物们道德责任感的薄弱（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恐怕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只是其中之一。如今我们依然看到，统治者的破坏把曾经繁荣的津巴布韦变得和扎伊尔几乎一样可怕。１１更令人失望的例子是非洲的大国尼日利亚，尽管在30年里获得了丰厚的石油收入，但都被愚蠢的公共开支和资本抽逃夺走，导致如今与1970年相比，该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几乎没有增长。处于极端贫困的尼日利亚人的比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每天1美元）在这段时期提高了一倍。同时精英阶层却在大肆劫掠，2000年，最富有的2%的人的收入相当于底层的55%的人的总和，１２尼日利亚的许多财富被转移到海外。但这不是唯一的案例。据估计，在1990年，大约40%的非洲的私人财富都存放在海外，而糟糕的政府却没有钱提供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结果，非洲国家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它们本已落后的经济水平所对应的理论水平相比，还要差得多。

第2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7)


　　发展的第二个障碍是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地处热带对经济发展不利，但这种因素是通过各个国家的制度演化发生作用还是发挥着独立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也有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影响。各种疾病在热带地区比较流行。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体制也倾向于在热带地区建立掠夺性的制度。与海洋的距离太远也是不利的，特别是对内陆国家。由于地理封闭导致的不利可以理解为自然形式的对外保护，也构成了这些国家拒绝全球化的理由。

　　另外，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发展也有影响，特别是矿产资源，似乎对于经济发展不是刺激，而是障碍。这种"资源的诅咒"有许多发挥作用的形式：资源可能导致政治腐败，带来竞逐资源收益的斗争，经常还会诱发内战；资源可能导致贸易条件不稳定，因为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资源可能导致实际汇率水平太高，阻碍了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的发展。

　　人均真实GDP的变化数据显示，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在1960~1990年间的增长速度比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要快2～3倍。世界银行证明，在过去40年中至少有45个国家经历了"不可持续的增长"。研究者把它们在1999年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与过去10年进行了对比，有的甚至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这些未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国家中，除了6个以外都掌握着"单点资源"（point?source natural resources）--石油或矿产。尼日利亚就是个被石油拖垮的国家，安哥拉是另外一个，其人均GDP水平到今天还低于1960年。此外，所谓成功的发展需要更多援助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外国援助是一个国家致富的充分条件的话，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象。

　　即便自然资源没有产生腐败、寻租的社会，也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成功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促进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的出口，中国内地就在追随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四小龙所走的这条道路。这些经济体在制造业出口方面的成就令人惊讶，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出口商品中还只有25%是制造品，到1998年已经提高到80%。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的观点已经完全过时。如今，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通过工业制造品的出口（以及服务的出口，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9%提高到了17%）来换取大宗原材料商品的进口。

　　制造业发展道路有一些显著的优势：世界制造品市场尽管还不是完全自由，但相对开放、有活力。而农产品的市场相比之下则增长缓慢，价格敏感度不高（例如典型的热带商品：可可、茶叶和咖啡），或者主要进口市场的保护倾向严重（例如主要的温带作物），或者两种困难都存在（例如食糖）。制造业还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设计了自然的价值链。专注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会发现，它们难以进入竞争性的制造业，因为在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它们的工资水平已经较高，从而必须从事相对高生产率的环节。但由于制造业有着边干边学和其他外溢效应，在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下，直接跨入较高层次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并不容易。这种产业转变还可能受到普遍的保护政策的制约，如阿根廷和其他资源富裕的国家就遇到过种类情况，其目的是把资源的收益惠及政治上强大的工人阶级。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制造业的任务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美国就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案例，从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了工业化。近来，智利也在以往的资源产品出口之外走出了新的发展道路。

第2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8)


　　最后一个方面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既有隐性又包括显性的部分。隐性的人力资源包括社会深层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即所谓的软实力。在显性的人力资源部分，则包含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所有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欧洲、英国的部分前殖民地以及后来的东亚国家，都有着成熟的农业国的历史，成熟的行政管理传统和发达的商业传统，这不是偶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长期和欧亚大陆的文明隔绝，当然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他们依旧受到古老的部落传统的束缚，在国家独立之初缺少足够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随后又犯了各种错误。

　　最后还有政策的制约。如果资源禀赋和既定制度能决定一切，我们就不会看到政策改变给某些国家带来的腾飞。然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的快速发展都是在汇率改革和出口促进政策后出现的。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在不断重复各种失误，包括真实汇率水平高估（经常用于抑制财政超支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例如今天的津巴布韦）、关键部门（如发电、送电、出口产品销售等）的效率低下腐败不堪的国有垄断企业、成本高昂而变化不定的进口保护和糟糕的经济控制系统等。这些错误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如果某个国家有着足够多极其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如今天的中国，则更容易在拥有这些失误和政策缺陷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而阿根廷或墨西哥则无法持续。然而，也只是在一系列改革后，中国才开始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没有中国那样雄厚的人力资本的国家，当然更需要找对好的政策。

　　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通过参与一体化进程而成功取得经济发展的国家对于世界不平等有什么影响呢？不平等是对相对收入分配的描述，如果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困国家的平均真实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富裕国家，那么以人口权重衡量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减少。即使全世界最富裕的个别国家和最贫穷的个别国家的收入比拉大，或者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拉大（实际如此），整体的不平等也会缩小。

　　以上两个特殊情况需要多一些解释。首先，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比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提高了440%，同一时期，美国的水平只提高了6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的平均真实收入水平在1980年仅为美国的3%，到2000年已经提高到12%。所以在相对不平等指标上，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然而，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却从20 600美元扩大到了30 200美元，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生活水平在初期只有美国的1/30，如果想缩小两国之间的绝对差距，中国的增长率就必须比美国快30倍才行，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更快的发展速度，绝对差距最终将会缩小，就像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接近美国的情况一样。

第2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9)


　　其次，尽管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比值一直在拉大，但居住在世界最贫困国家中的世界人口的比重却在下降。3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而今天的最穷国家却是塞拉利昂，人口只有500万的小国。中国的平均收入今天已经是塞拉利昂的10倍以上。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极端贫困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它在2000年拥有1?27亿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40，中国的1/5。因此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富裕国富和最贫困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的扩大，与按人口权重计算的各国间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其实并不矛盾。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情况完全有可能扩大（马祖尔认为这是事实，其实不然），但全球的不平等情况仍然可能同时缩小。除非国家内部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扩大，能够抵消各个国家之间以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的缩小，否则，不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缩小，而且全球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随之缩小。

　　来自牛津大学的安德烈·波尔索（Andrea Boltho）和罗马大学的吉亚尼·托尼奥罗（Gianni Toniolo）计算了49个国家（包含世界人口总数的80%）自1900年以来按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在计算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的时候，他们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收入乘以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果发现，各国之间按此方法计算的不平等水平在1980年达到了峰值，为0?54，此后则下降了9个百分点，达到0?50，这是过去60年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好转。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情况。

　　衡量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要考虑人口多寡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因此，正确的做法就一定是也要同时考虑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弗朗索瓦·布吉翁（Fran?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为世界银行提供的论文对1820~1992年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大胆的前沿研究，如图9?1所示，他们得出了如下五个重要结论：

　　第一，从1820年到1980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逐渐扩大。

　　第二，在过去160年中，全球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全部都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而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变化。他们经过相对粗略的估计发现，各国内部在1980年的不平等状况并没有1820年严重。

　　第三，在1820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只有13%的部分是由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而到了1980年，由国家之间的差距导致的不平等却占到了60%。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世界不平等的扩大"。到1980年，决定某个人的贫富状况的最大的单一因素不再是他所处的阶级或从事的职业，而是他所居住的位置。

第2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0)


　　第四，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1910年达到顶峰，此后到1960年逐渐下降，然后又开始缓慢上升。

　　第五，由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抵消了各国内部不平等状况的轻微加剧，从1980年到1992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有所减小。

　　因此最重要的结论是，自19世纪初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主要是由国家之间的相对贫富变化决定的。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个人之间的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因为欧洲和英国殖民地的发展速度很快而另一头的亚洲国家增长缓慢所致。所以，起决定作用的乃是较长时期中的经济增长的相对速度。结果在过去20年里，亚洲国家的增长速度的改善，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显著进步，完全扭转了世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世界银行的这份研究也存在两个弱点：由于回顾的历史很长，有关的数据非常有限、粗略；另外，截止时间是在1992年，而那正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刚进入增长高潮的时候。更新的研究依照这个思路弥补了上述缺点，例如世界银行另外一个项目组的三位专家，以及以前服务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瑟吉特·巴拉（Surjit Bhalla）、哥伦比亚大学的萨拉-伊拉-马丁等人各自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家庭或者个人之间的在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然后开始下降。下降的原因不但来自国家内部的平等化，而且是源于国家之间的差距的缩小。

　　例如，世界银行的三位专家发现，高收入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1980～1995年之间有所增加，然而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却从1965～1969年时期的高峰持续下滑。这一现象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国家之间按人口权重计算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巴拉的结论与此相似，而且更强烈。他认为，全球的不平等在2000年要低于191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已经从1980年的顶峰下降了5个百分点。他也认为，在1980年之后，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人们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仍然显著低于1960年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人们的收入差距，如果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则大为缩小，如果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则没有缩小。最后，萨拉-伊-马丁的结论是，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精确地说是1978年）达到了峰值，那以后直到1998年，不平等程度减少了5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如果按照其他一些指标来看，下降的幅度甚至更大。

　　也有其他人反对这种"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在全球化时代有所改善"的说法，其中最突出的挑战是或许来自世界银行的其他研究者。例如，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就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分析他所说的"从1988～1993年的世界收入分配变化的真实情况"。２７这项研究（以及以下要提到的关于世界贫困状况的世界银行的其他研究）和上文提到的研究的主要区别是，它们没有采用国民账户的统计数据，而是根据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调查包括了家庭消费，这对于贫困国家的穷人来说非常重要；同时排除了存货增长和未分配利润，这对于居民的现实福利没有影响。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一个重大的不利之处：调查得到的开支水平和变化幅度，与国民账户数据的关联度往往比较低，这不免令人怀疑数据的准确性。国民经济账户或许有缺陷，然而却有着自我检查的优点，因为它的数据是通过产出、收入和支出的独立数据分别汇总形成的。而在家庭收入和支持调查方面，则没有类似的核对机制。

第3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1)


　　总之，米拉诺维奇的结论是，1988~1993年之间的分配不平等状况有显著扩大，按照基尼系数计算，不平等从0?63提高到0?66（在很短的时期内增加了5个百分点），他还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南亚的农村居民的按购买力调整后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同时，一些主要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在快速增长"。２８这样的结论与上面提到的几位研究者的看法很不相同，但至少在有一个方面是一致的。米拉诺维奇也承认，"各国之间的平均收入的差距……是决定世界不平等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它解释了全部不平等来源的75%~88%的部分（与不同的指标有关）"。２９米拉诺维奇还得到了其他一些统计结果：世界上最富裕的1%的人的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底层的57%的人；位于国内平均收入最下层的10%的美国人比世界上2/3的人的生活状况更好。

　　米拉诺维奇提出的世界不平等状况在5年时间里快速扩大的结论，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罗伯特·维德（Robert Wade）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影响很大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不过，他的结论可信吗？３０又有哪些启发意义？部分的答案在于，那是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使得结论更为可信，但启发意义却会打折扣。例如在1989年的政治波动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而印度也在1991年遭遇了经济危机。因此，米拉诺维奇分析的正好是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最缓慢的时期。３１其实，萨拉-伊-马丁也曾发现，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在1986～1989年之间有所恶化，但在1990年后又开始改善（参见上页图9?2）。因此，把这段时期的结论推广到整个20年是危险的。同时，米拉诺维奇估算的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幅度令人惊讶，根据巴拉的估计，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需要增长27%，才能导致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扩大5%（以基尼系数计算）。这样大的增幅显然不存在，因此，米拉诺维奇的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例如，米拉诺维奇采用的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的收入水平在1988~1993年之间没有提高，但国民账户统计的数据却不同。那么，实际情况如何？部分原因如上文所述，是因为家庭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在家庭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速度要慢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调查数据是来自两位权威的世界银行研究员，他们估计了1987~1999年的绝对贫困率的变化，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消费水平只增长了11%。３２但巴拉却发现，同期的国民账户（以购买力平价换算后）显示，平均真实收入增长了24%，消费增长了21%。11%和21%的差距不能算小，而是非常令人惊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