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狱中国洪起的要命难题(4)
有接近过国洪起的人介绍,他出生于北京一个底层的市民家庭,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死得很早,母亲叫冯秀荣,现在已经80多岁了。国洪起其貌不扬,外形清瘦,很内向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为人很客气,说话声音有点儿“公鸭嗓”。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很有一点儿小聪明”,尤其对数字特别敏感。
国洪起有一个弟弟叫国洪新,性格与他完全不一样,为人忠厚老实。另外国还有一个妹妹,是残疾。
因为家庭出身很苦,所以国洪起很小便开始到社会上“混生活”。有信息说,国洪起在1980年就因诈骗建设银行贷款而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在北京倒卖进口大件商品指标,赚了一些钱后,开始雇人在进口商品供应点收购商品指标,然后转手倒卖赚取差价。也有消息称,国洪起曾经从事“切汇”,靠倒卖外汇赚钱。后来,国洪起在北京后海开了当时京城最大的一家歌舞厅——文苑歌舞厅。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洪起开始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炒股票非常有脑子,判断非常准确”,所以很多营业厅都争着让他去开户,他本人也迅速积累了多达几千万的财富。
有人戏称,国洪起的历史是一部“被共产党专政的历史”——倒腾外汇时被抓过,开娱乐场所被抓过,炒股票期货时被抓过,现在做国债回购又被抓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像国洪起这样“一无所有却胆大包天”的草民,往往能挣到大钱。
当时的国洪起,对炒股以外的其他行当相当谨慎。他曾对周围的人说过:“我不想做实业,因为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有人劝他投资当时很热门的房地产,他却说:“做房地产不但要和内部人打交道,而且要与政府机关打交道,不像我做股票,只要敲敲键盘就行了——我挣谁的钱不知道,我赔给谁的钱也不知道。”
接近国洪起的人介绍,阔起来的国洪起开始学会摆谱,喜欢穿名牌衣服买名牌车,并且与很多漂亮女人有过密切关系。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以投机起家、甚至有诈骗巨额资金之嫌的人,并没有像其他类似经历的人一样,把财富偷偷转往国外,最后办好护照悄悄走人。
让人惊讶的是,在国洪起身上竟呈现出如此复杂多样、甚至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他既很自卑又过分自傲;他既很低调又常常自以为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既很会算计别人又很容易上别人的当……
曾经喜欢独自一个人“敲敲键盘”赚钱的国洪起,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那种想出人投地的巨大冲动的诱使,他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张自己的“版图”——从北京到山东、河北、广东甚至香港等地,从金融到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国洪起陆续成立或控制了50家以上的公司。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他把大部分靠“智力劳动”赚来的钱去创办实业,而有些投资在5年甚至10年之内都是很难收回的。比如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九九集团,曾是全国最大的酒精企业。该公司总投资10多亿元,员工近2000人,产品涉及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在2002年底,国洪起雄心勃勃地宣称:九九集团要实现“百亿资产,百亿产值,十亿利润,十亿税收”的宏图。
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公司都是他通过自己的弟弟国洪新、妻子孙涤非及妻姐刘严进行牢牢地掌控。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又是一个轻信他人、常常上当吃亏的人。
比如1998年,有人游说国洪起去重庆市某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投资一个烟厂,说仅需要投入三五百万起动费用,一年便能拿上亿的利润。有人劝阻他,说烟草是属于国家专卖的,这么好的事情干吗来找你?国洪起解释道,烟厂里属于包税的,一年光税款就能省多少多少钱。我先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到政策松动了再悄悄把它拿下来。
谁知道,这个烟厂是个无底洞,投入多少吃多少,不到一年时间八九百万下去了,却一分钱也赚不出来。国洪起急了,把县政府告上了法庭。官司在重庆开庭,国洪起胜诉。但他不甘心,认为我北京有人,应该能拿回更多的钱,于是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国洪起果真又胜诉了,给多判了一些钱回来,但多判的钱却几乎全部花在开销上,光律师费就付了100万。因为上诉,把重庆市法院也给得罪了,去执行时他们根本不理睬,在那里给放着。把当地的县长给追急了,他指着县政府大楼说,你们干脆把它搬回家得了……国洪起最后以亏800多万了事。
而在2000年前后,国洪起又跑到东北某地去投资。当地有一家生产葡萄酒的上市公司,下面有一个销售公司。这个公司在当地是包税的,因为吹牛不交税,所以他们尽量把销售和利润做大,然后利用上市公司收购这个销售公司,为此国洪起垫了2000多万。但合作方拿到钱后便不认账了,说你这是买公司的钱。其实任何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公司没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甚至连一张纸都没有,仅有一个皮包装着一套公章和支票,却让国洪起付出了如此巨额的代价。
诸如此类的“上当受骗”或“意外事故”,耗费了国洪起不少的真金白银。熟悉他的人说,国洪起首先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有机会他就会去投。在投资山东九九集团和购买嘉利来股份等几件事情上,也曾有人劝说他小心行事,但他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最终落得如此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