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何以成为投资良机：美元的衰落

第31节：货币历史中的前车之鉴(8)


　　钉住汇率，即货币价值与黄金价值的比率，可以保证一个国家在生产率和黄金储备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世界各经济大国均以协议形式确定了本币对与黄金之间的钉住汇率。

　　这个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所谓的国际性货币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美国的美元，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则变成了钉住美元，而不是黄金。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际结果是以美元本位制取代了黄金本位。只要美国采用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币值标准，这个体系也就尘埃落定了，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由于美元可以自由兑换为黄金，其他国家货币钉住美元，于是，一个伪黄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便应运而生了。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代表英国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凯恩斯倾向于建立一个刺激经济增长、而不是钉住黄金的货币体系。他主张建立一个国际中央银行，甚至创造全球统一的货币。他提议，应该把会议的宗旨定位于“寻找一个所有国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方案、共同标准和共同的规则”。[15]

　　当然，人们并没有接受凯恩斯的观点。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代表团更倾向于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代表提出的计划。美国的立场是恢复和维持货币的稳定性，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之后，通过专门负责管理贸易逆差、避免货币贬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贷款和基础建设投资，达到实现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费由所有成员国分摊，所有成员国都需要按配额缴纳一定数额的经费，这笔经费的最初预算总额为88亿美元，并最终通过一系列借款达到平衡各国之间贸易差额的目的。各成员国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借款，这使得基金组织更像是一个中央银行。

　　布雷顿森林协议不可能包括任何创建储备的条款。这种做法的前提是，目前的黄金产量足以保证资金数量的增长，所有短期资金问题均可以通过借款机制加以解决。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重建将导致大量的借款需求，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与会各国还创建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由成员国另外追加100亿美元。

　　尽管《布雷顿森林协议》和这些国际机构的初衷是好的，但还不足以解决战后欧洲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在美国人享受着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欧洲人则在沉重的战争债务压迫下步履维艰。原本已经非常庞大的美国国际储备依然在逐年增加。

　　到1947年，人们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仅仅依赖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根本无法挽救战后欧洲一蹶不振的经济。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建立了一个旨在帮助欧洲各国实现经济复苏而提供资金支持的体系——“欧洲复兴计划”（经常被人们称之为“马歇尔计划”），专门负责为欧洲重建提供资金。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认为，欧洲国家的问题“远远不是偿还债务的问题，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否则，他们就会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严重衰退”。[16]

　　从1948年到1954年，美国先后为16个西欧国家提供了17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人认为，昔日的敌人——日本和德国，将成为未来的美国出口市场，因此，美国政府还针对如何刺激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制定了相关法律。与此同时，随着军备竞赛的升级，冷战也开始不断加剧。前苏联也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协议上签了字，但却拒绝加入或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此，人们想象中的经济改革，也变成了国际大舞台上政治力量对抗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把美元固定在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位，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伦敦黄金市场依旧火爆，种种危机影响着黄金价格的走势。中央银行在按每盎司黄金35美元价格确定金价的问题上分歧日渐增多，而公开市场的金价也因种种因素频繁波动。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公开市场的黄金价格曾经达到了每盎司黄金40美元。美国政府官员也开始对金本位产生了动摇。

　　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在1967年指出：

　　世界黄金供给根本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体系——而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为维持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必需的国际流通手段，这一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了。[17]

　　1968年，约翰逊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抑制美国黄金外流的措施。即便如此，1968年3月17日，投资者疯狂抢购黄金，依旧导致伦敦黄金市场（London Gold Pool）永久性关闭。到此为止，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维持金本位已经不可能了。要么改变货币体系，要么调整黄金价格标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第32节：货币历史中的前车之鉴(9)


　　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提出以特别提款权（SDR，特别提款权是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投入所占有的比例份额，当该国要处理经济金融事务时，有权提出的最高比例不能超过SDR。——译者注）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纸质的黄金本位制，让美国摆脱继续承担世界中央银行角色的压力。然而，它也没能解决问题；美国黄金储备的锐减趋势一直持续到1971年。此时，美元价值相对其黄金储备而言已经出现了严重高估。当年，美国仅持有全球黄金储备的22%。

　　代表一篮子主要国家货币的特别提款权，必然会加剧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贸易差额。另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缺乏抑制储备增长的有效机制。当时，只有黄金和美国资产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储备资产，但由于黄金产品一直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美元的储备水平是弥补黄金不足的唯一手段，而这又自然而然地导致美国经常账户出现逆差。于是，人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特别提款权。

　　尽管这些支付工具依旧存在，但它们的未来作用似乎也只能限于投机对象了。今天，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非黄金储备中的份额大约为3%，到1971年美国放弃金本位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有效的核心货币实体的历史，也就此作古。目前，特别提款权仅在相当有限内的范围内，用于国际货币基金与其成员国之间的支付，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特别提款权视为国际性货币的开端。但是，考虑到美元仍然是很多货币钉住的基准，因此，除非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它还不太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流。

　　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部分原因，则在于美国及其他成员国资金供给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缺口。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钉住黄金的货币体系，是导致经济不断恶化的罪魁祸首。

　　伟大的美元本位时代

　　今天，美国的法定货币制度同样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众多当代经济学家都有这样的顾虑：重拾金本位或是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会触发一场新的大萧条，金融经济的崩溃。一位作家曾在书中试图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英国在20年代恢复金本位的举措联系起来。[18]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却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恢复黄金本位制的尝试，绝对不是导致这场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而放弃金本位所带来的信用失控更有可能是背后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在英国调整货币政策前的整整10年内，全球经济就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泥潭。

　　但是，这本书却一语道破天机：要恢复一种更合理的标准，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付出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对于一种主要货币来说，要重温《布雷顿森林协议》那样的美梦就不容易了。当今全球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趋势，因此，任何复辟金本位的企图都是无谓的，这并不是说，法定货币制度有可能成功，而是说，这样的制度还从来没有成功过。

　　还没有哪一种法定货币制度取得过成功。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挥霍无度的政府必然会导致纸币一文不值。今天，无论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还是美联储，都信奉着这样一个共识：消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用借来的钱去消费，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于是，消费者债务、国家预算赤字以及贸易逆差都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过去，它们却是货币疲软最典型的早期预警信号。

　　还有一种反对黄金本位制的观点源自黄金的稀缺性。按照这种论点，只要某种商品的供给是有限的，经济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这一观点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中，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会改变商品的价值。同样，对一种交易单位的需求（即黄金）增加时，这种交换单位的价格就会上升。因此，它是一个有效的系统。在使用纸币的时候，经济系统的整体有效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只要政府能印制更多的钞票，它就能摆脱供求关系的束缚，以及黄金的有限供应，随心所欲地任意扩大消费规模。

　　最终，这些流通中的纸币必将完结自己的生命周期，变得一文不值，从古罗马、1000多年前的中国、西班牙、法国到德国，再到今天的美国，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述这样的故事了。

　　一种钉住某种商品储备的纸币体系，可以为这种货币带来它所需要的稳定性，遏止政府的支出。而对脱缰野马般的法定货币制度来说，我们就束手无策了。经验告诉我们，政府永远都会像一个饥肠辘辘的胖子一样，只要有吃的，它就会不择手段让自己大饱口福。它会一味地去印钞票，永不停息，直到系统崩溃为止。罪过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是人的弱点抑或只是人的本性呢？克里夫·德洛克（Clif Droke）等人主张，政府“必须由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最好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人组成”。[19]那么，什么是崇高的品德，哪些方面能体现基督教徒的正直呢？这又由谁来裁定呢？

第33节：货币历史中的前车之鉴(10)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货币体系进化历史中的一个片段。然而，在人类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承受着如此沉重的负债，当然，也没有哪一次国际货币变革能如此的平静。欧元能否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呢？[20]最有力的候选对象也许是中国的人民币。

　　在人们对《布雷顿森林协议》争论不休的时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提出建立一个世界中央银行和统一货币的想法。这是一种我们在公元6世纪后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体系，而在此之前，古罗马帝国铸造的苏勒德斯（solidus，最早是在康斯坦丁大帝时期开始铸造的）“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了欢迎”。[21]广为穆斯林国家接受的第纳尔（dinar）与其不分伯仲，它们都流行了几个世纪之久。当然，这两种铸币的价值都不缺少理由：长期保持不变的金属含量，再加上繁荣的经济活动，促进了它们在世界各地的使用。

　　但这两种铸币都是在19世纪左右开始出现贬值，其中的原因也如出一辙：金属含量的减少。为了延续货币的价值，决策者减低了铸币的重量，从而削弱了货币的内在价值，并最终导致它在市场上完全丧失了信誉。劣币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苏勒德斯和第纳尔的衰落。[22]

　　紧随其后的全球性货币出现在13世纪。由于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意大利的吉罗林（genoin，最早出现于热那亚）和弗罗林（florin，最早出现于佛罗伦萨）也由此而成为真正的世界货币。200年之后，达克特（ducato）在威尼斯的出现，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一体系。[23]

　　直到15世纪之前，这些铸币一直保持稳定的价值，此后，一些欧洲国家的银矿改变了铸币金属的价值。有趣的是，在这些货币贬值的同时，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其原因在于，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这些国家的真实产出也出现了相应的增长。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经济还处于雏形阶段，但是，它们在货币体系的通货估价及其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方面，却同样具有说服力。

　　导致这些古老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此稳定的原因包括：高度统一的价值、内在的稳定性、强大的经济贸易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平衡。[24]而第四个特征则是一种货币因其价值真实合理而在市场上所享有的广泛接受性。

　　与当代的法定货币制度相比，这些特征显得尤为突出。通过与上面这些货币体系进行的比较，我们可以判断一种新货币体系是否健康。美国的货币体系从来就不缺少这些特点，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美联储主席所信奉的观念。但操纵美国经济的各种消费泡沫，却让这种观点不攻自破。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在束手无策地眼看着美元一步步被其他货币所取代——也许是欧元。历史告诉我们：

　　在人类历史中，曾出现过很多国际性货币，它们都曾经在这个国际大舞台上有过几个世纪之久的辉煌，然后，逐渐被后来者所替代。唯一的例外就是美元，它是今天的国际货币，因此，尚未被取而代之……从贸易角度上看，欧元区的覆盖地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作为国际性货币方面，欧元同样是美元最有力的竞争对手。[25]

　　归根到底，解决政府滥用发钞职能的最终手段，就是建立一种现代的国际性货币。多年以来，美元一直承担着事实上的国际通货职能，时至今日，很多人开始主张以欧元取而代之。但是，真正的货币改革还需要以稳定的黄金储备为依托。从历史上看，法定货币制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发挥过什么积极作用，今天的法定货币也不可能永久地解决问题。

　　当代困境

　　放弃以黄金本位制作为国际通货基础的直接结果，便是伟大的美元本位时代。严重超量发行的通货必然会削弱美元价值，同时，由于很多外国货币采取钉住美元的货币制度，连锁反应又会进一步损害这些国家货币的价值。简而言之，源于虚无之处的法定货币，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即使以后再兑现这些特殊债务的承诺，从以往的经验看，也不可能长久地支撑其价值，而今天的美国早已身陷过度信用扩张的怪圈，能否兑现所有真实债务，显然都是个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政府在医疗和社会保险方面承担的义务，按照GAO（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美国政府问责局）前总审计长、刚刚成立的彼得·皮特森基金会（Peter G?Peterson Foundation）总裁兼CEO的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的估计，美国的真实负债已接近已公布国债数字的6倍：

　　截至2007年为止的财政年度，当局（国债管理局）管理的联邦债务已高达90亿美元。但即便是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很多项目，比如说欠缴的社会保险和医疗补贴、退伍军人的医疗福利以及联邦政府承诺的各项补贴和或有债务。如果考虑到这些债务的话，按目前的美元价值计算，全部债务负担估计达到53万亿美元左右。换种说法，每个美国人承担的总债务负担约为17?5万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与日俱增。[26]

第34节：货币历史中的前车之鉴(11)


　　有些人夸大其词地为法定货币制度寻找借口，认为纸币的需求源于易货贸易，它是贸易额不断增长产生的必然要求。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许还可以期待这种纸质票据终究发挥作用。然而，现实却是，法定货币并非源于易货贸易，而是以前的金本位制度。如果不对进入流通领域的法定货币（它毕竟只是一种没有价值基础的债务凭证）数量加以控制，我们所期待的，只能是一路下跌的币值。法定货币模型的依据在于：即使在一种虚无的货币制度下，消费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但这里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些模型的预期结果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佐证。法定货币本身并没有进化……摆脱易货贸易的原始阶段，出现跨越式的发展。它似乎一直存在于真空中，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世界中体现其自己的积极意义。相反，它更多的是脱胎于以前某些业已存在的货币。[27]

　　那么，我们能否把法定货币的内在问题等同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呢？我们都曾听过这样的论调：目前的养老储蓄是不合理的，因为到退休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美元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单纯从定义上看，这似乎是通货膨胀带来的祸患。但通货膨胀的特征绝不仅是更高的价格，它还体现另一个方面——货币贬值。由于一种货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对价值更低，所以，我们需要在以后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上涨的价格只是货币贬值带来的现象而已。如果探究一下价格上涨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涨价的诱因并不一定是企业的贪婪、低效或是国外商品价格的欺诈性。归根到底，是货币购买力的降低，使得购买同样的商品必须支付更多的货币。这就是通货膨胀。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法定货币本身。

　　法定货币制度的固有问题在于，它是如何掩盖基本经济现实的。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财富只能来自于真正的付出。得到报酬，是因为先付出劳动，得到利息是因为先有储蓄。但是，政府只需要凭借一个任由其摆布的体系——法定货币，就可以创造出无限的财富，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下面这段话形象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只有劳作才能创造财富。而“美元”却不是劳动造就的——印制1 000亿美元的钞票和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所投入的劳动，到底有多大差别呢？它不仅欺骗了普通百姓，即使是那些用商品和服务去换取我们的“美元”的人，也是上当受骗的受害者。[28]

　　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法定货币制度所欺骗了呢？不管是何种辩护，我们都不得不让人们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美元本身是没有价值基础的。但是，是否只要我们都同意赋予美元价值，而且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采用法定货币制度呢？

　　当这种货币制度走向瓦解的时候，问题会变得更严峻。在很多情况下，议会和政府庇护下的联邦储备可以随意制造货币，然后，又不费吹灰之力地把它们扔到市场上，以至于所谓的货币价值常常瞬间灰飞烟灭。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只要是法定货币制度的天下，这种事情就会变成家常便饭。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美联储会在1933年郑重其事地宣称，美元拥有足够的价值基础。而恰恰就是在第二年，总统大人便把每盎司黄金20?67美元的价格提高到35美元。在下令只有政府才能储备黄金的法令时，他又不得不对自己在1933年亲手制订的政策自圆其说：

　　根据在储存于联邦储备银行的资产，银行可以自由地向联邦储备银行进行再贷款，也可以凭借这些优质资产为担保，自由发行货币。这种货币并不是法定货币，因为它是在具备适当担保的基础上发行的，所有优质银行都拥有大量的此类担保资产。[29]

　　按照这个想法，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首先，通过立法，要求所有公民把手中持有的黄金上缴政府。其次。把黄金价格提高近70%，达到每盎司35美元。（因为黄金都已经聚敛到政府手里，政府当然不会担心赔本了。）之后，总统又宣布取消对美联储发行货币的管制。但是，由于此时货币还是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因而这项举措还不是法币制度。如果说这种情况在1933年还是真实的话，但自此以后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取消了黄金本位制之后，造币厂的机器可以运转到深夜，至于美国的国库里有多少黄金储备，早已经不是他们想的事情了。无论是议会、美联储还是政府的幕僚们，都已经把金本位的故事抛到九霄云外了。

　　经济的政治层面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随着货币购买力和货币需求的变化，即使是一种完美的货币制度也包含着价值的变动。于是，富国会变得越富，它们可以悠然自得地操纵商品成本，而穷国就只能自叹命苦了。尽管《布雷顿森林协议》为此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富成效的尝试，但最终的事实却依然证明，任由货币自己去寻找其内在价值是不可能的。在货币问题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因此，适用于股票和不动产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货币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此外，在目前的后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中，还没有发现一种能预防或减轻贸易失衡的方法。因此，无论是贸易顺差还是逆差，都将继续以无法控制的方式发展下去。仅仅是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美国就已经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经常性账户赤字，这种不正常的变化趋势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怪异的影响：

第35节：货币历史中的前车之鉴(12)


　　尽管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逆差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沉淀，但是，伴随着已经取代黄金而成为国际储备资产的美元，这些赤字也开始泛滥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这些赤字已经变成全球货币供给的新源泉。[30]

　　当国际货币供给变得无法无天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要遏制这种无休无止的造币大潮，就必须建立一个严加控制的世界银行体系。如果美国的贸易赤字继续为其他国家造就经济沉淀，就必然会招致我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历过的全球性经济大崩盘。

　　要创造一种可控的国际货币单位，首先要通过更为严格的管制，消除各种资源和储备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布，从而确保这种货币制度的有效性。20世纪的著名就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指出：

　　要保证一种货币的交换价值不受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就需要管制机构参与货币价值的确定；而且这种干预必须是持续不断的。[31]

　　米塞斯认为，政府干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我们根本就不能保证一个政府会以坦诚的态度把本国资产公布在世人面前，从而赋予本国货币以公正的价值；相反，他们更有可能会陷入屡试不爽的法定货币陷阱之中。如果不对货币发行数量加以限制的话，人类以及政府的贪婪本性便会一览无遗。米塞斯认为，法定货币制度更有利于创造以片面实现政治目标为己任的货币政策。谈到这个方面，米塞斯说：

　　国家至少不应该通过任何方式来干预货币的价值。而一种依赖人为干预、增减贵金属含量的金属货币，却正在成为当代货币制度的理想境界。[32]

　　在某种程度上，法定货币制度的建立，不过是出于政府的政治动机，继而成为政府手中的政治工具。因此，我们还要看政府如何利用美联储政策，达到影响和调节经济的目的，比如说：提高利率，减低利率，为某些群体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立法减免税款或是提高税负，加紧还是放松贸易限制，增加还是减少关税。但是，这些举措在本质上都是无一例外的政治手段，而根本不是真正的经济策略。当今美国政治的分歧在于，共和党主张以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而民主党则以减税有利于高收入纳税人为由而反对减税。无论他们的论点有多么复杂深奥，多么花样百出，它们绝不仅仅是政治工具，它们构成了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这些所谓的政治主张也是我们探究货币历史的切入口。对于政府而言，他们的观点常常植根于这样的思维——权利可以让他去影响商品、服务的价值，乃至货币的交换价值，而这样的思维又必然会造就对历史毫无意义的货币政策。当一个政府把货币政策完全建立在法定货币基础之上的时候，它就已经选择了抛弃历史以及最终决定一切商品价值的市场力量，而事实上，市场的力量是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真理，正如杰弗里 M?赫伯纳尔（Jeffrey M? Herbener）所说的那样：

　　贵金属的使用从来就是市场的选择。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商人也会以金银本位作为货币。[33]

　　如果放任货币政策，任其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将会发生什么呢？或许政府最终会服从市场的选择，采用黄金本位制，我们已经在历史中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反复：实行金本位，转而实行法定货币，法定货币贬值，然后又回到原来的金本位。赫伯纳尔指出：

　　古典黄金本位制的美中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政府可以创造和维持这种制度，就同样可以抛弃和毁灭它。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被国家干预经济的论点所取代，政府为了扩大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控制，消除金本位已经成了必然选择。[34]

　　今天，我们的生活依旧依赖于祖先留下的遗产。一方面，历史学家颂扬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市场的胜利；而另一方面，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最本质的表现形式——美元，联邦政府却依然顽固地维护着他的“价格控制”。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