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 土壤环境立法迫在眉睫

中国探索·寻找土地的解药

　　目前国内科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适合大规模农田治理的科学修复模式，大多土壤重金属治理模式还处于实验室摸索阶段。    ———华南农业大学博导陈日远

　　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污染状况如何，至今尚未有清晰的全国地图。

　　受重金属污染的各种土地，还能重新修复使用吗？目前，尽管国内乃至全球的修复技术五花八门，但真正经济、有效、能成规模运用的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仍在追寻之中。

　　幸运的是，一种专门针对砷污染的生物修复技术，眼下已在国内进入规模实验阶段。

　　南都记者 杨晓红 实习生 李晓荣

　　重点防控西南从污染面积上看，镉为首，从健康风险上看，砷最毒

　　大地也会生病。

　　2009年，陕西凤翔铅污染、湖南浏阳镉中毒、山东临沂砷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强烈刺痛人们的神经。

　　全国究竟有多少土地已被重金属污染，或身临污染的悬崖？

　　事实上，在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005年，由国家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国家部委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超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土壤健康调查的第一次。

　　“参与调查的科研人员，都经过专门培训，通常按照平均8公里×8公里的调查范围取样，成网格状在全国调查各种土地现状”，一位参与这次全国土壤重金属调查的科研人员称，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在内，除各地明显的山地、荒地、人类干扰活动少的地区外，所有调查都是标准取样。

　　然而，截至目前，这项历时5年多的全国土壤重金属调查结果还未正式公开。相关人士透露，不算地方配套资金，整个项目目前耗资已远超过10亿元。

　　“从调查方法上看，还不够科学，或者科学的严谨性不够，比如人口稀少处、污染密集区，都以同样标准密度来取样调查，其出来的结果是不足信的”；“再说在6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取哪一个调查样点为数据采集对象，随意性很大”，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举例，以300平方公里的北京市中心城区面积而言，全国调查就只取5个样点，这些点是取在学院旁边，还是工厂旁边，所取得的调查数据差别很大。

　　陈推测，可能正是因为调查方法上存在争议或不足，以及土壤重金属污染后果严重，一旦形成即具有不可逆性，很难恢复，“比水污染、空气污染更难治理”，所以导致国家相关部委对最后形成的调查结论慎之又慎。

　　“如果真要准确摸清楚全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还需要进行加密调查”，“毕竟土壤调查涉及许多专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比如空间尺度效应，小范围(调查)没问题，大范围(调查)就出问题，还有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准确测定，都相当不容易”，陈称。

　　1999年，为掌握北京市土地重金属污染现状，中科院与北京市自然基金合作，对北京市进行高密度取样调查。“平均每100亩地就分布一个样点，整个北京市共取了1000多个调查样点，要是放在全国土壤调查里边，按调查标准，就只有200多个样点”，陈同斌介绍，他的一个40多人的科研团队，几年后，拿出一份《北京市土壤和蔬菜(农产品)重金属调查和健康风险评估》。

　　虽然这份调查结果至今也未公开披露，但陈表示：“调查结果证明土壤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从事土壤修复研究多年的他分析，不规范的采矿业及其下游冶炼产业，是造成土地重金属污染的元凶，同时西南山地多雨，极易扩散，健康风险度高，全国重点防治地区应在我国矿业发展密集的西南地区，同时长三角等地也污染严重。“从污染面积上看，国内专家认为镉污染最严重，但如果从健康风险评估角度，我认为是类金属砷污染，因为砷的致命剂量非常小”。

　　华南地区一位也参与了全国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的专家，证实“全国状况不容乐观”，“重金属土壤污染面积肯定不小于国土面积的5%”。

城市“毒地”全国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估计有七八百块，绝大部分尚未动工修复

　　人们通常将密度大于4.5克/立方厘米、原子量大于55的金属，称为重金属，而从环境污染方面所讲的重金属，又通常是指汞(H g)、镉(C d)、铅(Pb)、铬(Cr)、砷(A s)等有毒有害物质。

　　受到污染的沉默土地，也能直接危及人类的健康。上世纪60年代，土壤重金属污染危害，第一次在美国出现，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在美国西部一个名叫幸福谷的地方，随着城市扩张，人们在新城区住上了新盖的楼房不久，居民便发现相继生病。经专业调查，发现盖房子的地方，原来是一家农药厂，该厂厂址处的土地已被重金属污染，正是天天生活于受污染的土壤之上，让人们相继病倒。

　　通过这次幸福谷事件，土壤重金属污染危害防治，进入了科学家视野。科学家发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大多分为两种，一为农田或耕地，一为城市用地。在城市，那些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往往同时也伴随有挥发性或半挥发性多氯联苯、多环芳烃、卤代烃等有机污染。

　　其后，英国科学家阿仑贝克通过实验，将1平方米的重金属污染土地成功修复，使得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从实验室进入实际运用阶段。“虽然只有1平方米，但它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陈同斌介绍，此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研究，涉及物理、化学、微生物、生物修复等各个领域，但截至目前，真正具有可推广前景、可能成规模利用的修复技术不超过10种。

　　2006年，北京地铁5号线在宋家庄站一带开挖时，尽管工人们是在地底27米的深处施工，可还是有两名施工工人莫名其妙被熏倒。中科院地化所专家赶到现场，发现施工地面原来是一家农药厂厂址，后农药厂搬离市区，但土地却已被重金属污染。消息不胫而走，宋家庄房价当年顿跌了1000多元/平方米。

　　据现场调查估算，宋家庄地铁站下受污染土地总共约10万吨。当时有专家建议将这些受污染土地挖出来拉去焚烧，然后添加水泥，最后可烧制产生约1000吨的水泥。“且不要说受污染土地焚烧会产生更要命的污染物质二恶英，就是最后产出的水泥，其质量也是劣质水泥，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产制造用低等水泥，经济上也不划算”，陈同斌透露，这个焚烧方案最终未能通过。(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由于正处于奥运会前夕，北京相关方面非常着急，希望能不惜代价修复这些受污染土地。“从理论上讲，只要不计较成本，怎样的污染土地都能修复，但要求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完全修复，就无法做到”，中科院地化所表示。最后，这10万吨受污染土层，全部被密封送走，当作危废物品储存至今。    “由于城市扩张，导致一些原先分布在城市外围郊区的农药厂、化肥厂、化工厂等变作城市中心区，在改变土地用途时，出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中科院地化所估算，目前全国城市受重金属污染地块共有七八百块，绝大部分还未动工修复。

蜈蚣草之功面积达1000-2000亩，成为世界最大面积的砷污染农田修复项目

　　除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外，在未规范开采、冶炼的矿山附近，露天堆放的矿渣或者溶于废水后无色无味的重金属，也极易不知不觉地潜入附近农田，使农田深受其害。

　　2009年，由于大量村民被体检查出尿镉超标，湖南浏阳镇头镇一带爆出镉中毒事件。原来在靠近村子边上的一家化工厂，由于环保措施不到位，冶炼矿渣露天堆放，工厂废水偷排，一遇上下雨天，厂区含镉废水流出，不仅污染了附近大片农田，而且流入了村民水井中，导致多人慢性中毒。“人病了还可以上医院，农田怎么办？”依靠土地为生的当地农民忧心如焚。(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去年夏天，在修复之前，记者看到大片受污染的水田里依然种满青青水稻。然而，水稻是一种特别容易富集镉的植物，这些产出的镉米最终还是将流向市场。

　　如何大面积修复重金属污染农田，一直是个世界难题。当年在日本“痛痛病”的发源地———富士县神通川流域，在修复被镉污染农田时，就是采取去表土15厘米、并压实心土，结果在连续淹水的条件下，稻米中的镉含量小于0.4m g/kg。但对于污染面积总计1万多亩的湖南镉污染农田，运用去土治理显然也将工程巨大，更大的问题是：换出来的污染土层，又将放哪安全保存，从而避免二次污染呢？

　　经测算，跟物理修复技术相比，生物修复技术的成本往往只占前者1/10-1/100，而且安全性高，对动辄大面积亟需治理的受污染农田比较适用。

　　为寻找一种安全、经济的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方式，1998-1999年间，陈同斌和他的科研团队在前期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决定遵循进化论思维，到南方去刻意寻找根治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植物克星。“南方温暖潮湿，生物多样性高，从概率上讲，在南方寻找到重金属超富积植物的可能性要大”，陈形容，这种植物既要对土壤重金壤具有超强吸收能力，同时还要易养活、生物量大，而通常植物身上，这两者特性不能兼具。

　　中国砷储量占到世界70%，但却多为伴生矿，开采利用价值不大。研究方向一直盯紧砷污染防治的陈同斌及其研究团队，将寻找超富集植物的目光，首先锁住了国内砷最为集中分布地带之一的广西环江地区。经过长达2-3年研究找寻，一座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石门矿被科研人员发现，并将该矿附近100多种植物纳入搜索圈。经层层筛选以及遗传性能鉴定，当地大量存在的一种优势植物——— 蜈蚣草胜出。

　　“一般植物土壤中砷含量达到50个ppm还能活，在植物体内，由于植物通常不吸收这种有毒物质，更不愿向其地上部分转移，但蜈蚣草中的砷含量竟可以达到1-2%，而且多集中于地上部分，一年可以收割三次之多”，陈同斌做了一个对比，蜈蚣草对土壤重金属砷的吸收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而且蕨类植物蜈蚣草生物量超大，在收割焚烧其地面部分后，残存的重金属含量已非常低。“两三个月内可以将土壤重金属含量降到安全阈值，三至五年内则可以完全修复”。

　　五六年前，广东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广东省土壤研究所等一批科研机构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相继展开物化、生物、微生物技术等方面研究。2005年，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广东省土壤研究所陈能场博士，则选择了粤北进行镉污染农田修复实验。在一块约6亩大小的田地里，陈先后尝试了硅肥和水分管理、叶片调理剂等多种方式尝试，最终陈将一种高富集镉的水稻引种过来，通过轮作和间作(高富集水稻与玉米等经济作物)的方式，来修复镉中毒农田。“从治理效果看，边生产边修复这种方式相对成熟”，目前仍在实验之中，陈能场表示。此外，专门针对镉污染的另一种筛选植物———东南景天，在国内已有上百亩实验基地。

　　据统计，针对国内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植物优选品种，一度多达40多个。“真正适用的生物修复技术不多”，陈同斌透露，今年10月，由国家总投入2450多万元的蜈蚣草修复项目，已经在广西环江地区、云南个旧、湖南江西等地成规模展开，总修复农田面积达到1000-2000亩。“这将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面积”，陈同时承认，该技术进一步推广应用还需要国家从政策上补贴农民，“每亩修复成本需要2000-5000元不等，至少买种苗还得靠政府补贴、引导”。

　　然而，也有科学家对包括换土、淋洗、生物技术等看似热闹的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前景感到沮丧。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博导陈日远教授认为，目前国内寻找治理重金属污染的生物修复途径，主要是从对土壤重金属超富集和非富集作物两个方向着手找寻，“但从目前来看，国内科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适合大规模农田治理的科学修复模式，大多土壤重金属治理模式还处于实验室摸索阶段”。

访谈·土壤污染立法迫在眉睫

　　2005年，长三角等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情况，曾见诸报端，并引发舆论普遍关注和争议。 

　　受环境保护部委托《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组草案)》的研究和准备工作从2006年开始，同年，耗资几十亿元的全国土壤污染普查启动。

　　历时五年，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和普查结果均已告一段落。今年7月9日，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在京召开，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这个会上宣布，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将按程序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虽然这个规划还未正式公开亮相，但已引起诸多猜想和期待。

　　我们分别采访了两位和重金属防治规划、相关立法有关的参与者，他们的急迫为我们披露严峻的现实。

　　王树义：《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组草案)》立法组组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土壤是接受重金属污染的最终载体，也是最难修复的环节。王树义所在的专家组思路几经调整，最终确定了以“治”为重点，“防治兼顾”的立法方向。

　　王树义搬出了五大本厚厚的土壤污染法的研究资料，他说这是在过去的五年里，专家组的研究成果。其中光是研究外国土壤相关法律的研究资料汇编就有两大本几千页。其中草案里一些相关内容，也借鉴了国外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方法。

　　土壤污染形势严峻，必须立法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很迫切

　　南都：你在参与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组草案时，也研究过中国土壤污染的特点，你认为主要是什么呢？

　　王树义：土壤污染问题在日益显现，中国的土壤污染面积在逐年增加，还没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的土壤问题，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过去我们说，环境问题里面有水、气、噪声、固体废弃物问题，没有提到土壤。陕西凤翔的血铅事件，酿成了群体性事件，让问题一下子就暴露了，但其实土壤污染不是今天才有的，它已经存在很久。

　　南都：现在这部法律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

　　王树义：从专家稿到经过人大审议，最后成为中国的法律，至少还有两年。

　　南都：但是肯定会出来？

　　王树义：这部法律，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巴不得明年就出来。

　　南都：这部法律的草案研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会在2006年提出来呢？

　　王树义：我们做这个专家组草案，是受环境保护部委托，因为那个时候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环保部门认为，加强土壤污染的法治非常重要。中国没有专门的针对土壤污染的法律。中国土壤污染的严峻状况，决定了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

　　南都：有没有已经存在的规范土壤保护的法律呢？为什么不起作用？

　　王树义：涉及到的相关法律其实很多，有环境保护法、宪法、土地管理法，还有水污染防治法、化学品管理条例，等等，有些法律法规有条款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不成系统，而且基本的法律规范是缺失的。

　　南都：你指的缺失的最基本的法律规范是什么？

　　王树义：缺少土壤污染普查，土地的风险评估，土壤受到污染后的整治恢复，到整治的主体和恢复责任。具体地说，包括土壤污染的日常监测、规划制度、功能区划制度、特殊土壤保护区、设置土壤整治区、建立修复制度，还有受到污染土地的再利用制度。这些制度在现行的法律法规里是找不到的，也是最欠缺的。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主张不是在原来的诸多法律法规基础上修改，而是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

　　思路慢慢调整为“以治为主”折衷办法：治污的成本要加在地价里

　　南都：解决土壤问题的思路按照你们的设想是不是这样：首先是把本底摸清楚，然后对重点地区管制，对一些地方进行修复。

　　王树义：基本顺序是这样。中国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破。受没受污染，程度怎么样？这个我可以说，整个国土都摸清楚了。全国上下统一行动，花了五年时间，工作基本结束。

　　我们这个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稿就是和中国重金属污染普查同时启动。我们研究了日本、德国、法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壤法。

　　南都：在这些有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信息是公开的吗？

　　王树义：是的，公开是为了告知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哪个是他的使用者，让社会监督，还有让下一个使用人要注意这个状况，如果使用人不治理好，土壤就砸在你手里。这当然和土地流转规则捆绑在一起。在中国我们也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如果一个农药厂破产了，怎么办，国家来治理，最后的成本加在地价里。

　　南都：我听说这个土壤污染防治法要“以治为主”，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树义：我们这几年也是慢慢地调整，最开始是土壤法，土壤保护法，土壤环境保护法，土壤整治法，土壤修复法，看似简单的名称变化，但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我们思考的过程。

　　这部法律最初考虑只解决已经受到污染的土地的整治问题，有一个原因，土壤污染太严重了。这是一种思路，比如台湾地区就叫《地下水和土壤污染整治法》，这个法把整治的主体、技术采纳、结果验收都规定得很明确。最初我们的专家组草案就想做这个。后来我们发现，规划、调查、监测，都是防的活动。最后我们得出了“防治兼顾，以治为主”的思路。

重污染土地设管制区建立土壤污染档案连续跟踪，非常严重的完全禁止经济活动

　　南都：责任主体怎么确定呢？

　　王树义：一句话，谁污染谁治理。钱也应该是责任主体来出。

　　南都：出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到破产为止？

　　王树义：我们没规定这么细，如果规定得太细，他们会不会通过资金转移来让自己破产？这样反而可以逃避责任。    南都：如果找不到责任主体呢？比如历史遗留问题，或者不能认定工厂的责任？    王树义：最坏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政府来承担这个东西，不能这个土地就摆在那里不管。

　　南都：对那些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土地，法律应该怎么规范呢？

　　王树义：建立土壤污染档案，连续跟踪这块土壤的情况。还有土壤污染的管治区或者整治区。如果一个区域的土壤受到污染比较严重，我们就把它设立为管制区，用特殊方法管理。比如适当限制经济活动，不适合农业种植的限制农业种植，同时为了不令土壤污染状况恶化，可以限制一些工业活动。如果土壤污染非常严重，就完全禁止经济活动。

　　南都：但土地修复的费用很贵。

　　王树义：如果修复的技术非常昂贵，我主张暂时不修复。把土地作为储备用地。还有我们要制定修复原则，是不是所有土地都要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根据这块土地的下一个用途来确定修复原则。比如一块土地受到污染，但我们下一个用途是加油站，那就几乎不用修复。

　　建议土壤污染信息公开至少让老百姓知道环境状况怎样

　　南都：那么这个合理的利用就完全要靠信息公开。

　　王树义：我们建议有一个土壤污染信息公开制度，但还不确定最后的形式。

　　南都：你认为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信息应该向社会公布吗？

　　王树义：我认为负责的政府应该披露。如果可能有涉外涉密情节，也可以做一些处理。这些信息公布有待时日，但肯定应该公布。至少让老百姓知道环境状况是怎么样的。

　　南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公布呢？

　　王树义：土壤的信息公布也需要选择一定形式，比如通过中国环境质量公报，这就是一个官方权威的数据来源。

　　另外，公开的时候应该同步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比如媒体公布，哪些地方的米不能吃了，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不安。比如我在作学术报告的时候谈到中国十余万公顷的土地，因为镉超标暂时弃耕。但我同时说明，这并不等于土地废弃了，如果以后土地通过治理能够恢复，将来还是可以使用的。

　　南都：两个月前我们也去日本作了采访。他们对污染企业罚得非常重，造成痛痛病的三井矿业也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企业，但现在只要怀疑它，当地居民随时可以叫上律师，组团进厂参观调查，而且费用全部由三井公司出。你觉得我们现在能做得到这样吗？

　　王树义：我看按照目前的国情，我们做不到。

土壤污染治理的根本还是减少源头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