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饮用水新国标不该再推迟三年
21世纪经济报道 说到各级政府对饮水安全的不重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有些激动。
“如果是GDP上不去,会认真去抓,但是涉及到水质安全的问题,如饮用水检测能力不具备、水质不达标,为什么不去研究呢?你想,中国GDP已经全球老二了,为什么在自来水检测能力上投入依然不足?”
6月29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布了各地落实饮用水新国标106项指标的时间表。根据该时间表,国家只强制要求到2015年各省(区、市)和省会城市106项指标要实行全覆盖。这意味着原定于今年7月1日全面实施的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以下简称新标准),在经过五年的过渡期之后,再次推迟。
王占生认为,新标准不能也不该再推迟三年,“如果现在一放松,推迟实施,再放松三年或者五年,地方容易松气,可能还是达不到。”
他表示,饮用水安全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的投入不足,“在2009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为什么不投一分给每一个百姓都关心的城市供水呢?”
王占生,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排水分会给水委员会副主任、 给水深度处理研究会理事长,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审评专家顾问。
饮用水国标应五年修订一次 《21世纪》:你怎么看待新国标再度推迟实施?
王占生:当初新标准是卫生部牵头起草,发改委、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等部委参与,最后由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因此,即便某个官员说,到 2015年,省级和省会城市要具备106项指标的检测能力,这也不能算数。严格来说,标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新标准真要推迟实施,那就需要参与制定的部委之间相互协商,而且要政府正式发文告知公众。
我认为新标准应该在7月1日之后实施,某些地方达不到,地方要去想办法解决,而不能有畏难情绪。如果现在一放松,推迟实施,那么肯定会适得其反。再放松三年或者五年,地方容易松气,可能还是达不到标准。
《21世纪》:在2006年新国标制定之后,国家已经给了新标准实施5年过渡期。可是,为什么5年过去了,不少地方还是不具备实施新标准的能力?
王占生: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去抓,无论是卫生部、住建部还是国家标准委,都没有充分重视这件事。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重视饮用水,如果是GDP上不去,会认真去抓,但是涉及到水质安全的问题,如饮用水检测能力不具备、水质不达标,为什么你不去研究呢?你想,国家GDP已经全球老二了,为什么在自来水检测能力上投入依然不足?因此,从中央到地方,没人重视新标准,新标准就会形同虚设。这也说明我国的法治观念很薄弱。
《21世纪》:就新标准而言,已经制定五年了,是不是也要及时地修订?
王占生:在新标准制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曾经提出新标准应及时修订,国家标准委员会应该提供专门的费用,找专门的制定人员(如卫生部的疾控中心的研究员),研究标准的修订和变化。
通常,每五年左右修订一次比较合适,但是我们不但没有修订,反而还要推迟实施五年之前制定的新标准。
自来水达标能否直饮? 《21世纪》:包括北京在内的不少地方自来水公司表示,其自来水水质达到了新标准,但是当地居民却普遍表示,自来水无法直饮。那么,这是不是对自来水公司的一种间接否定呢?
王占生: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末梢水与龙头水不是完全对应的概念。我们说的达标通常是说末梢水的水质达标,而不完全是龙头水。在高层建筑,6层以下的自来水,其末梢水就是龙头水,但是在6层以上因为要通过加压进行二次供水,末梢水只是管网末梢的水,而不是龙头水。
所以,在二次供水存在的情况下,即便末梢水达标,但是由于二次供水管理不到位,仍会产生新的污染,可能导致龙头水并不达标,确实存在即便自来水厂说水质达标了,但是仍然不能直饮的情况。我建议,在二次供水的问题上,自来水厂应该一管到底,国家应该做出这样的要求,并配置相应的软硬件条件。
其次,有些百姓对自来水的水质状况不大了解。比如说北京某些地区的自来水硬度高,主要是由于密云水库的水中掺入了部分硬度较高的地下水。即便是硬度高,但只要在标准之内,也不可怕,也是可以喝的,只是饮用起来稍微有些麻烦。比如说水壶要结垢,清洗掉即可;或者水的表面上看上去有一层粉状的东西,倒掉即可。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再者,现在有些老百姓有钱了,对水的品质要求高了,即便自来水达到了新国标他也不愿意喝,愿意再用净水器处理一下,喝更高品质的水,这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因为净水器的使用很多,而说自来水不能直饮。
《21世纪》:有些百姓对自来水的水质不大了解,这就涉及到我国目前的自来水水质检测信息发布制度。那么,你认为饮用水水质的信息发布存在哪些问题?
王占生:首先,我认为国家应制订明确的饮用水水质检测制度,明确环保部门、住建部门、自来水水厂和卫生部门的各自职责,细化水源水、出厂水、末梢水的水质监测制度(包括检测周期、检测时间等),强化卫生部门的第三方监督检测职能,并及时地通报给社会。
在这方面,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很大。在悉尼奥运会之前,悉尼的自来水厂发现了“两虫”,自来水厂就发布公报,告知百姓自来水要烧开了再喝,中小学生要喝水就喝瓶装水,这部分钱水厂出。找到污染源之后,水厂再通报社会,说水可以直接喝了。
现在,我们的水厂通常不敢公布水质状况,怕老百姓有意见,但是水质不达标可能是水源的问题,而不是自来水厂的问题。而水源的问题也不能公布,因为不少地方要评卫生城市。这涉及到一系列的体制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水厂的检测属于企业产品的质量控制,是自我检测,更重要的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测,比如卫生系统的疾病控制中心。卫生部也通过卫生统计年鉴对水质状况进行了公布,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依然值得肯定。现在的问题是,卫生部的意愿很强,但能力不足,人员和设备都不足,国家应当加大投入,提高他们的检测能力。
根据卫生部去年年底发布的《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规划(2012-2020)》,包括水质检验十倍投资、水性疾病监测投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投资和水质在线监测建设投资的估算为82.186亿。我认为,国家应该出这笔钱,因为饮用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问题,否则卫生部的监督检测职能无法履行。
政府应履行对水厂的投资责任 《21世纪》:饮用水达到新国标,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水源地保护、自来水厂处理工艺的的升级、管网的改造以及二次供水的管理等措施,需要大笔的资金。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政府和自来水厂各自承担什么责任?
王占生:今年5月出台的《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以下简称《规划》)显示,中国城镇供水领域的投资需求大约为 4100亿,其中包括水厂改造投资465亿元;管网改造投资835亿元;新建水厂投资940亿元;新建管网投资1843亿元;水质检测监管能力建设投资 15亿元;供水应急能力建设投资2亿元。
但是这只是规划的投资需求,而不是实际投入,资金投入的来源也不明确。《规划》既未明确中央政府的投入金额,也未明确规定地政府的投入金额。只是笼统地说,将继续安排中央补助投资,重点向中西部及财政困难地区倾斜,而其余部门几乎全部交给了地方政府。
我认为,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出钱,这种转移责任的方式问题很大,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对自来水厂的投入已经很少了。地方政府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投资动力都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投水厂利润空间有限。
根据2004年修订的《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供水企业合理盈利的平均水平是8%-10%,其中,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不得高于6%。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水厂则希望通过涨水价来增加投入,而现在水价由政府管制,难以涨价。因此,4100亿元的投资如何落实,让人担忧。
从一般原则来看,政府和水厂的投资责任分担比较明确,大的水源保护工程、大的调水工程、管网改造以及检测能力建设应由政府承担,其余交由企业来承担。原则是很清楚,可是现在不执行。比如说,为了改善水质,广州自来水公司花了90亿实施西江引水工程,这笔钱是自来水公司向银行贷款筹到的,现在涨的水价只能够还利息,那本金就应由政府来出。
所以,既然教育投入国家可以规定要达到GDP的一定比例,饮用水为什么不可以呢?
《21世纪》:有人认为,新国标推迟实施的言外之意,就是为涨水价做铺垫。对此,你怎么看?
王占生:首先,我认为应当落实政府和水厂的投资分配责任,尤其是政府该投的投了,那么水厂的资金压力就会减少,这样也能间接降低水厂涨价的冲动。
其次,是不是要涨水价,也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关。有的地方财力充沛,那么可以多投入一些;有的地方财力不足,水厂只能通过调价来缓解。对水价上涨,百姓也应当体谅水厂的苦衷。你想,百姓的工资在涨,水价涨一点也是正常的。大家应该慢慢接受“优水高价”的概念。我计算过了,一吨水涨3毛钱,水质就可以达标,这个涨价幅度是不是比较大呢?这和瓶装水与桶装水的价格相比还是很低的。
现在不少人不支持涨水价,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水价不透明。我建议水厂在涨价时可以向社会公布其财务支出和水价的构成,提高透明度争取公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