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一个华裔色谱专家的故事（一）：幼儿期、中学和大学

这个回忆录记录了一个华裔色谱专家 （分离科学家）的平凡生活和他在美国的职业生

一个华裔色谱专家的故事（一）：幼儿期、中学和大学

这故事分为三部分。主要内容是一位留居美国的华裔色谱专家在研究和工业方面的职业生涯。它记录了我早期对科学和写作的兴趣，更记录了我在纽约、新英格兰和加利福尼亚的生活经历。

目录

上海及宁波的介绍

我在香港英国殖民地的早期教育和生活

继续

在香港教育体系里的生存和成长

拔萃男书院（DBS，初一到大学预科班)

9年级(初三)加入童子军

课外活动（运动）

一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大学

香港，我的家乡

致谢

自我简介

“If people cannot write well, they cannot think well…”― George Orwell
“一个人如不善于写作，他也不善于思考…”—— 乔治 ·奥威尔

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我该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因为我写了四本书和130多篇期刊文章。也许我有写作的基因，因为我祖藉是浙江宁波，这个地方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商人和政治家。

上海及宁波的介绍

我生于1949年的上海，正值解放期间。我母亲说我是一个“不合作”的婴儿，我的迟到让她非常焦虑，因为那天人民解放军已开始炮轰上海的边缘，我们住在法租界，当晚宵禁，铁闸已经关闭，因此接生婆不得不翻过大闸为我接生。有时我会想如果她选择掉头回家那会怎样？第二天早上, 我母亲看见满街都是穿着黄色军装和草鞋的解放军睡在行人道上，那晚上海市没有受到任何骚扰。

图1：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的情景。

我的祖先来自宁波，一个上海以南200公里的海滨城市，上海早期居民主要来自宁波，因此宁波方言是上海话的前身。很少有外国人熟悉这个非凡的城市，它是继上海、新加坡和深圳之后全球排名第四繁忙的的港口（香港排在第七) 。有趣的是，我发现我的根和许多繁忙港口都有点联系（#1上海，#4 宁波，#7香港 和 #23纽约) 。

图2：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和苏州的中国地图。我们家其实来自宁波附近的小渔港镇海。

图3：宁波港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最忙碌的港口。图片源自Seatrade Maritime News,https://www.seatrade-maritime.com/finance-insurance/ningbo-zhoushan-raising-16bn-fund-port-expansion。

宁波诞生了很多在中国及全世界的知名人物，比如：

1. 金庸：他开创了武侠小说，是无人能及、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家。

2. 亦舒：香港最成功的言情小说家， 写了300多本小说。我是她的粉丝，尤其佩服她通过写作赚大钱的商业模式。我的朋友经常嘲笑我的品味肤浅，因为他们认为亦舒的写作没有深度。

3. 蒋介石

4.董建华：香港船业巨头，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的第一任特首。

5. 马友友：著名大提琴家，小提琴家马孝骏之子。

6. 邵逸夫：香港邵氏兄弟影业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上最知名的制片人，于2014年逝世，享年107岁。我们从小看他的电影长大。

7.屠呦呦：2015年第一位中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治疗疟疾的药物。

我在香港的早期教育和生活

我在一个有7兄弟姐妹的家庭中排行老五。在我2岁时，我家从上海迁往香港。我母亲带着她的全部家当和四个孩子坐了三天火车投奔到我父亲所在的香港。几个月前，他带着10美元到香港谋生。我母亲把我二哥留在上海，因为在路上她只能照顾4个小孩（她背着我，一只手抱着我大哥，另一只手拿着行李，我的两个姐姐跟在她身后）。我们一家七口租了一间单人房，开始在香港的生活，那里满是大陆过来的同胞。我的童年没有玩具，但我很早就表现出了对书写的兴趣，在三岁时就我请求妈妈给我买纸和铅笔来学习ABC。

图4：我4岁时骑着木马的照片。

图5：这1956年照片是我们最早的全家福，我是右边穿着背带裤的7岁小孩。我二哥一年后加入我们家庭。我父母当时38岁。

继续

我五岁时，家里又增加了我的弟弟和妹妹，我们搬进了九龙城侯王道一间60平方米的三居室公寓。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厨房，自来水，带抽水马桶的浴室和一个面对市场的大阳台。最初我们把两间卧室租给和我父亲一起合作的画家。我们的顶层公寓就在启德机场的降落飞行航道下面，我们每天会看到许多在轰鸣的飞机在头顶飞行。我们大家庭的居室安排仍很紧凑，每天晚上我和弟弟在客厅里共睡在一张帆布床。几年后，我们才在一间由租房者腾出的卧室里拥有了自己在双层床的上下铺。

图6：我们九龙城4楼公寓的入口, 这些年仍在那里。我记得那黄褐色的台阶，因为我们童年时每天要通过这些台阶上下四楼很多次。这个入口的两侧都是杂货店，右边的那家以前是个干货店，从早上7点开始营业到晚上10点。那里的工人一天工作12-14小时，仅在春节的时候休息2天，而这种工作条件在当时的香港是平常的。

图7：一张拍摄于90年代九龙城的照片，当时启德机场还没关闭（1998年关闭）。这个巨大的747飞机挨着很多公寓楼顶飞过，正如我在60年代从我家公寓阳台看到的情景。照片源自Daryl Chapman。

我回想从5岁到19岁在顶层公寓长大的童年，我们虽然并不富有，但是大家庭的生活却是快乐而有趣。从上海来的父母虽不会说粤语，还是为所有孩子提供了一个像样的环境。我们的生活条件比那些住在大楼屋顶上的难民好得多，他们住在非法建造的棚屋里，没有自来水和电力供应。

在香港教育体系里的生存和成长

我是在英国教育体系下接受基础教育。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中学五年: 初一到初三，高一到高二；大学预科班二年。当时只有两所3 年制的大学 (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只容纳2-4%的中学毕业生。进入中学必须通过小学会考，高中毕业必须参与香港中学会考，进大学须通过入学考试。所有学生都在拼命学习,以获得以后更好的生活,否则他们可能会在一家血汗工厂里辛苦一辈子。

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几乎与所谓的民主绝缘。英国人是上等公民，而其他98%的中国居民是二等公民，大部分人都处于赤贫状态（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一个杂货店工人一般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一周七天，只在春节时放两天假。这些居住在破败的棚屋或狭窄公寓的芸芸众生，在那时的香港不能得到任何福利、医疗或安全保障。

我在5岁时跳过了幼儿园，直接进入了免费的佛教小学。我们每天早上集合念佛经，开始的几年里，我成绩表现平平。我母亲把她的众多孩子照顾得很好，但她绝不是“虎妈”。当她看到我在三年级熬夜到晚上十一点才能完成那繁重的作业时，会对老师非常不满。

八岁时，我转校到 一所较好的天主教学校（邓镜波学校），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唱圣诗以及参加一些宗教课程或去做“弥撒”。我重读了四年级，并开始在学习上崭露头角，小学四和五年级时在班中成绩排名第二，每次成绩报告我母亲会奖励我5港币，这对我是一笔可观的奖金。因我们每日零花钱才10分钱，这钱不允许我们任何额外的消费，如电影票、汽水或棒冰。

由于我的学习成绩突出，我母亲对我有了更高的期望，她希望我进入更好的教会学校，因此她为我雇佣了一个家庭教师，这是一个不小的额外开支。她冒险把我转到一个政府学校（九龙最贫穷区的李郑屋官立小学）去读了六年级，好处是让我能更好地准备即将到来的小学会考，这样就有更多好中学可供选择。在我的新六年级中，我第一次成绩排名第一。

香港小学强调的是书法和作文（包括用大小毛笔写的书法）。我记得在小学会考, 作文考试是在90分钟里写三篇两页的文章（包括说明文,议论文和创意写作)，标题可从每类中的三个题目中选择。英文和中文的作文都是小学会考的必考科目。

拔萃男书院（DBS，初一到大学预科班)

在1960年五月，星岛日报刊登出大量的学生姓名和会考分配的学校，每个六年级学生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我母亲的冒险计划明显奏效，我在香港最难进入的中学（拔萃男书院，简称男拔）名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男拔于1869年由英国圣公会创立，它在学术、音乐和运动方面享有盛誉。学校里有孙中山先生的塑像，孙中山先生在男拔曾经读了几个月，是男拔最有名的校友。

图8：男拔前门的一棵大影树，富裕家庭的小孩坐接送车可以在环道前门下车。图片源自Education Ladder。

男拔位于九龙旺角一个铲平的小山，绰号为奥林匹斯山。校园有个辽阔草丛足球场，四周环绕着400米长的跑道。我每天从家里沿着界限街步行1.5公里，爬192级的长石阶，往返四次，主要是为了省钱而回家吃中饭。

我在男拔待了七年，即从初一到大学预科班，我们从高一开始选择专攻理科、文科或者商科，我选择了理科。当我完成预科班时，我已经学习了四年的化学、物理和数学。

参加美国学术能力测验（SAT）或化学和物理成绩测试（AT）对我来说是个毫不费力的项目。我在1967年六月和十二月两次参加了SAT和AT，我最弱的科目是SAT口语（英语，445/800）以及AT的英语写作（518/800），都排名50%左右。数学、化学和物理都排在前2-5% 。

图9：我1967年的SAT和AT报告，显示了优秀的科学和数学成绩及平平的英语成绩。

在男拔的第一年，我努力补习英语，因为所有课都是用英文教学。我记我的圣经学书本的第一页, 基本一半都是我不认识的单词。我的英文口袋词典在第一年由于过度使用而翻破了。

后来，我成绩进步明显。在男拔，中学每级分四班 (A，B， C，D) 。A、B 班学习成绩最好，C、D班学习成绩较差 。我在拔萃中学的序列是 1C，2B, 3A, 4A和5A。我们后来发现大多数“A”学生最终在社会为"C"学生打工，因为不太成功的学生会通过更好的沟通在商业世界中做得更好，而勤奋的学生只是擅长遵守规则。

我对化学的兴趣是被我高一化学戴老师所激发，他热情地教我们化学元素，化学计量学到气体定律。我依然记得他是怎么用一个滴管给我们做一个定量滴定实验, 包括在用滴管把最后一滴液体滴进去的时候数10秒, 这可能就为我数年后选择学习分析化学埋下了种子。

一个我们都记得的中文教师是康老师，他的伯父是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康有为, 是晚清维新变法的重要参与者。每次上课时康老师都会提到他这个著名的伯父。尽管他在中国古文字和语言方面学识渊博，所有的孩子仍都会在他背后偷偷笑他。我还记得1962年康老师写在我的描述温黛台风对香港造成的破坏的作文后面的评语。我猜他是喜欢我的写作风格和内容，但是对我的结尾有点不满意，他写了“江郎才尽”的评语。我对来自一个严格的老师的嘉奖而窃喜。

图10：1964年的全家福，我当时15岁（后排左一）。在香港一个拥有七个小孩的家庭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因此当我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会吸引很多路人好奇的眼光。

9年级 (初三)加入童子军

男拔有一支活跃的童子军（九龙第六旅），我在初三的时候宣誓成为童子军的新成员。在加入前，每人必须读罗伯特·巴登·鲍威尔在1908年写的《童子军》，他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在英国于南非发动的布尔战争中一战成名。我搭配了一个高级童军，他教我童军的历史、组织目标以及斧头和刀的安全使用。我学会了识别校园里的各种树木，比如山松、榕树、柳树、橡树以及位于学校入口处的影树。我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孩，乐此不疲地沉浸在这些有趣的知识里。不久之后，我们计划了第一次露营，在这次旅行中我们练习了包装背包、在防潮布上扎帐篷、用斧头砍柴、生火、建厨房火坑、做饭和在小溪水洗碗等技能。

我们经常穿着全套制服，有贝雷帽、皮腰带、长袜、短裤、披肩以及各种颜色的肩章和徽章。我们在露营或者徒步的时候要带一个六尺长的木棍。童军协会是一个准军队组织，在上世纪60年代和“酷”已经沾不上边，经常被隔壁家的小孩嘲笑, 他们唱 "童子军吃温顿"。然而，这个组织为我这个14岁的城市小孩提供了去野外露营，在黑夜看满天繁星以及闻到柴火气味的机会，这些美好的回忆，足以弥补我们那可笑的制服。

我在这五年的童军生涯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技能，比如做饭、缝补、打结、游泳、露营、看地图、使用指南针、攀岩、生火、救火、天文学、气象学以及篮子编织。我能够绕着我的腰只用一个手腕动作在5秒内扎一个登山使用的安全绳结，我最擅长打的是包裹结、渔夫结以及绞刑结。

图11：九龙第六旅在男拔校园一个搭帐篷的训练。我是那个看起来傻傻的戴眼镜小孩（后排右四）。

图12：在一次童子军聚会中我充当歌手，旁边是两个吉他手。我最喜欢唱的歌是Peter，Paul and Mary 的《Man of constant sorrow》。

课外活动（运动）

男拔想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成年人，即在学术, 运动,音乐和其他活动都表现优秀。它通过屋舍制,俱乐部和课外活动等来促进学生竞争的能力。在这个学校里，田径明星被大家当成英雄一样对待。我是一个很普通的运动员，虽然我在短跑和蛙泳中表现得相当不错。我100米短跑的最佳成绩是12.9秒，但是和我们一米九高的超级巨星“威廉·希尔”在亚运会上跑出的10.8秒的纪录相比就不值一提。遗憾的是，最近得知威廉在2020年7月已经去世。

图13：我在高二时的毕业照，当时穿着我们的校服，即白色的衬衫和学校的领带。

从初二开始，我每两周去一趟香港岛边的图书馆去借一些关于科学、自然、文学和其他我有兴趣的书籍。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在高中一年级时阅读的《青春期心理学》，同年，我开始给低年级学生做家教挣钱，每周最多两次。我可以要求一个很不错的薪水，因为所有的父母都喜欢来自名校的私人家教。在高二的时候，我开始每周两次在香港歌德学院学习德语，这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图14：这张照片摄于拔萃学院的科学竞赛，我在演示我搭建的一个装置，通过两个直角摆锤（一个装了画笔，另一个是装白纸的平台）。围观者主要是我的小六理科班的同学，他们后来大都毕业于香港大学或者在美国大学里拿了医学学位。

一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大学

我成功获得我申请的三所大学的录取 - 香港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纽约布鲁克林学院。最后的选择是布鲁克林学院，因为我的大哥已经在纽约，而且那里学费全免，那一年布鲁克林学院只接受了16个国际学生。1968年8月26日，我乘坐菲律宾包机飞往纽约市（在台北、马尼拉、威克岛、夏威夷、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和旧金山停留），一共飞行了43个小时，并转美国航班飞往纽约市。我的大哥在约翰肯尼迪（JFK）国际机场接我并且在纽约唐人街的“4-5-6浙江饭店”给我举行了欢迎宴会，我也开始了我在美国的新旅程。我在纽约市度过了一个星期的假期，乘坐15美分的地铁到处转。我参观了所有的旅游景点，如自由女神、无线电城音乐厅、帝国大厦、布朗克斯动物园、渡槽赛马场和康尼岛等。

一周后我就去布鲁克林学院报到。为了满足我整整三年的本科化学的开销，我在大一的周末和暑假都去中国餐馆当服务员，我在大二、大三时去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都维森的贫民区的鞋店当销售来赚钱。另外，我在星期天早上兼职到纽约唐人街策划会给新移民教英语。

图15：这张照片摄于中央公园，我到纽约市的第一周和我大哥在中央公园的池塘里划船。

图16：摄于1968年多伦多市政厅，我去拜访我的童子军教练辛菲尔德先生。这次旅程非常划算，来回机票仅用了19美元。我19岁时看起来仍是很酷。

我在布鲁克林学院读化学本科的三年时间过得飞快。相比香港的高中课程，美国的大学读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作为一个没有移民身份的国际学生，我每年只需要花50美元作为医疗保险就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我和另一个国际学生合租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寓，每月支付40美元就可以拥有了自己的卧室及冬天的供暖。我每年能获得3000到4000美元的收入，由于不需要交学费，这足以满足我的生活开销。这是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大好时光，当时美国是全球的领袖，在科技、财富和生活水平上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图17：1971年7月, 我回到香港度假8周。这是我们父亲庆祝53岁生日时拍的全家福，当时在尖沙咀区的一个高级餐厅“潮光春”里吃饭，七个兄弟姐妹齐聚一堂。

香港，我的家乡

香港从殖民小渔村中发展到繁荣现代城市并非意外。在几十年里，传统的中国勤奋习惯结合外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再加上英国的纪律和管理系统，让这个拥挤的棚户区发展成了生机勃勃的世界金融中心。

图18：香港的现代都市展示了香港岛，维多利亚港和九龙半岛的景色, 这是我长大的地方。“九龙”是指照片背景山区的九座山峰。图片源自http://event.lsgi.polyu.edu.hk/ISGNSS2017/HK.html。

致谢

The author thanks my reviewers who helpto improve the clarity and accuracy of thisarticle: to my DBS classmates ofclass 1966 (Jones Fok, Joe Tam, Linus Leung and Sam Lin); and other friends andcolleagues: Judy Leung, Alice Krumenaker, Adrijana Torborska, Dawen Kou, PengSong and Ke Wu. Special thanks to Feile Yu, Zhuoheng Zhou, and Mingyi Chen forhelping wit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个人简介

唐纬中博士是MWD咨询的主要顾问，专注于高效液相色谱、药物分析和药物质量的咨询和培训服务。他曾任基因泰克公司分析化学和质量控制的高级科学家、Synomics合同实验室的研究总监、普渡制药公司的研究员、应用生物系统/珀金埃尔默的高级科学家。

他拥有纽约城市大学分析化学系博士学位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生物技术证书。他发表了130多期刊文章和4本高效液相色谱专着，包括一册色谱的最畅销书本《HPLC and UHPLC forPracticing Scientists, 2^nd Ed., Wiley, 2019》。他是LCgc杂志、《美国药评》、华美色谱协会和康涅狄格州分离科学协会的理事会成员。自 2013 年以来是 LCgc 北美的专栏作家。唐纬中出生上海，在香港长大，在美国留学和就业。

领英：https://www.linkedin.com/in/michael-dong-8390548/ （欢迎连接）

MWD咨询网站：https://www.mwd-consulting.com/（30多篇关于HPLC和制药分析的文章可以下载）

待续: 一个华裔色谱专家的故事”-第2部分：研究生和早期/中期职业生涯；第3部分：后期职业生涯在Genentech和MWD Consul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