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第4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2)


　　结论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年以来出现了不平等扩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的增加。不过即便如此，还需要留意如下两个重要的补充。

　　第一，如果这是事实，那也是一个对于进口国和出口国都有利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发达国家的正确反应是：帮助那些由于廉价进口产品而受到冲击的人们，例如开展再培训、改善教育、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工资补贴，以及最直接的增加转移支付。如果发达国家无法正确和有效地处理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剥夺世界上广大穷人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那将是很不道德的。

　　第二，请记住，发达国家的这些变化都是增进世界繁荣的过程的一部分，巴拉对此有特别的解释。他把"全球中产阶级"定义为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年收入在3 650～14 600美元的人。根据他的分析，在1960年，64%的世界中产阶级都居住在高收入国家，而今天已经下降到17%，位于亚洲、中东和北非的中产阶级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6%提高到了1980年的16%，到今天已达到51%。只有最自私的西方人才会对这样巨大的变革、这样迅速的进步抱怨。

　　结论

　　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关于经济增长带来了剥削、贫困和不平等的说法上，并结合我们已经知道的答案进行一番比较：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与最贫穷国家的平均收入之比在持续提高。回答：正确。

　　第二，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拉大。回答：正确，但不可避免，主要原因是20年前的起点差距太大。

　　第三，个人之间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在恶化。回答：错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的个人之间不平等状况从各种可能的指标来看都在缩小。

　　第四，绝对贫困的人口的数目在增加。回答：可能不正确。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自1980年以来很可能下降了，这是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新现象，主要是归功于亚洲人口大国的快速增长。

　　第五，绝对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增加。回答：错误。极端贫困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肯定是下降了。

　　第六，世界上的穷人不但收入水平在恶化，而且其他很多人类福利指标都在恶化。回答：绝对错误。按照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饥饿发生率、生育率、童工比率等指标来计算，人类的整体福利都大有改善。这些指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改进幅度最小，部分是因为疾病的影响，部分是因为经济增长的缓慢。

　　第七，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都在扩大，特别是大多数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回答：错误。在大多数有效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并未拉大，尽管中国例外。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显著扩大，但全球化对此造成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很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从广义上看，人类福利的指标有所提高；陷于极端贫困状况的人口的比例在减少；最贫困的人们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受到了剥削，而是根本没有人去利用他们，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快速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正在让地球变得越来越美好；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让那些没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有效加入建设性的、互利的生产网络。

第4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


　　第十章 外贸带来的伤害

　　显然，如果本地的人民自己种植食物--至少能保证他们免受市场的制约、实现独立生存--以及在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之前，尽可能制造自己需要的其他产品，那么任何国家或社区的安全都会得到加强。社会的目标不应该是追求最低价格的产品，而是寻找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手段，以及在一个不会由于世界市场的动荡而崩溃的体系中，实现永恒、富足而稳定的生活。如果人们自己种植作物、自己生产必需品、控制自己生活的条件，价格就将完全不是要考虑的问题。

　　左派们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向后看，一种是向前看。任何了解他们的思路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今天反对"公司全球化"的人是属于前者。卡尔·马克思知道，世界市场经济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敌人。而如今的许多全球化反对者的期望就是民族主义的自治，甚至地方性的自治。尽管这样的主张最突出，但还有其他的批评意见。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攻击，本章将回答如下九个主要的质疑。

　　第一，来自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掏空了发达国家的工业，使得高收入国家无力竞争，除非大幅度削减工资。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可能带来全球性的过剩、滞胀和萧条。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来自对工人、包括童工的残酷剥削。

　　第四，世界自由贸易毁坏了自然环境。

　　第五，由于各种原因，自由贸易应该被"本地化"所取代。

　　第六，自由贸易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策略，它们无力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开展竞争。

　　第七，商品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合算。

　　第八，世界贸易组织是个反民主的机构，被跨国公司的利益所俘获，威胁到国家主权、环境和人类福利。

　　第九，高收入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强加的自由贸易政策是虚伪的，它们自己仍然奉行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的产业领域。

　　读者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抱怨相互之间并不一致。认为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都缺乏竞争力是毫无道理的（虽然每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都有缺乏竞争力的时候）。人们也不应该在建议实行本地化的同时抱怨高收入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设置障碍。人们不应该在鼓励发展中国家追求自己的发展策略的同时，又呼吁发达国家追求自给自足（如果前者的策略是为后者提供出口）。人们不能既指望每个国家或社区都负责制定自己的环境保护标准，同时又给其他地区强制输出更高的环保标准。可理论上的一致毕竟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些抱怨原本就来自不同的人群。那么我们的任务则是从中去伪存真，找出合适的建议，这就是本章的主题。

第43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


　　对廉价劳动力的恐惧和去工业化的误区

　　上一章里提到，学术界关于进口商品对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有过很多研究。但在大众讨论中，很多结论被简化了。人们又重新热议所谓"血汗工厂"的话题：发达国家的工人们怎么可能和中国人竞争呢？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以后，人们怎么可能实现再就业呢？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这些现象，我们如何可以避免？幸运的是，对于所有这些难题的解决方案其实都是很轻松的。

　　首先来看看所谓中国工人拥有的压倒性的竞争优势。的确，在1995～1999年，中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成本只有730美元，而德国工人是35 000美元，美国是29 000美元，英国是24 000美元。那么，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工人的工资会被中国人拖下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前景吗？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而且基本不会。中国的人工成本便宜是因为生产率比较低。每位美国工人每年能创造81 000美元的附加价值，德国工人是80 000美元，英国工人是55 000美元，而每名中国工人只能创造2 900美元。因此，尽管发达国家的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出很多，但他们的竞争力未必会受到影响。

　　生产力水平和工资水平的相关关系是非常显著的，例如，斯蒂芬·古拉伯分析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这个指数考虑了劳动力成本、生产率和真实汇率的变动，如果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同时真实汇率保持稳定，那么单位劳动力成本就会保持不变。古拉伯考察了七个发展中国家，发现其中五个在1970～1993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两个有所下降（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在前五个国家，工资水平上涨的速度超过了生产率，在后两个国家，工资的上涨速度则更慢。发生这样的偏离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初期（或末期）的真实汇率高估或低估，初期或末期的劳动力市场失衡等。但总体情况很清楚。古拉伯分析了49个国家在某一时点的情况，发现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各国工资上涨速度的差异大部分可以用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

　　那么，发达国家的工人的生产效率为什么比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高那么多呢？一个解释是，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本设备要多得多。2000年，中国的人均总资本形成只有美国的水平的4%（按市场汇率计算）。另外，由于中国是在快速增长之中，它在几年前的投资率相对更低，因此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拥有的能投入的资本就更少。第二个解释是，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平均来说更高。第三个解释是，中国人缺乏成熟的现代管理和制造的经验。最后一个解释是，中国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结构上存在差异。中国专注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平均每个工人的附加价值少于发达国家。但通过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生产的廉价产品的出口，中国可以逐渐获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中包含的技术诀窍。但在目前而言，中国并不出产波音飞机，而美国则不专注于服装制造。

第4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3)


　　到未来，中国的工人和管理者的效率以及他们掌握的资本将会快速提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快速进步。６但这并不会让中国的竞争力变得无法抵御，因为在一个竞争的经济世界里，工资也会水涨船高。这种情形已经在亚洲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出现了，如韩国。今天的韩国的工资水平已经是中国的15倍，而在50年前则差不多。进入高技能阶段以后，中国人的工资和劳动成本将随着生产率水平相应提高，同时其比较优势也会改变。今天的韩国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服装制造，到一定的时候，中国也会放弃。

　　在这方面，有的人会进一步指出，中国和韩国存在不同之处，中国有着大量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在竞争环境中，这些人的工资不会受到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的推动，而是由农村的低生产率决定的。如果农村的生产率进步缓慢（实际情况也很可能如此），如果劳动力市场又保持活跃的竞争，那么，中国的工厂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会很慢。同时中国的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却肯定会普遍提高，这会不会让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可遏制呢？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假定真实工资一点都没有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一单位资本和劳动可以创造的产出）却在持续提高，果真如此的话，人们就有动力继续利用依然廉价的劳动力，从生产率的提高中获得更多利润。这样一来，整个产业的就业人数会大量增加，而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的提高就会仍然较慢。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出现的景象。但接下来，当劳动力供给开始紧张之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都会快速提高。历史上，韩国在一二年的快速增长后就出现了后面描述的事情。

　　如果条件允许，中国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然而，如果政府限制劳动力自由进入现代工业，或者工资被提前推高（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则将导致中国最后出现二元化的经济：少数有特权的人享有较高的工资，但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会受到限制，总体的生活水平也低于理想状态。由于中国对劳动力流动实行限制，这很可能发生。也是沿海地区和内地居民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原因之一。但总之，我们仍然可以确信，真实工资水平和人均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依然成立，要么是真实工资和生产率在长期保持缓慢的增长，要么是真实工资和生产率都快速提高。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并不具有那么压倒性的优势，那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理想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大幅度萎缩呢？从1970年到2000年，美国共损失了250万个制造业岗位，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26.4%下降到了14.7%。英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在1970～1998年之间减少了350万个，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34.7%下降到18.6%。英国的情况可以说比较极端，但其他国家的大趋势也是相似的：德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在1970年为39.5%，相当高，到了1999年已经下降到24.1%。

第4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4)


　　为了理解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以及相对比重的下降，我们必须寻找最根本的原因。在理论上，就业数量取决于产出和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产量的增速，就业量就会减少。如果制造业的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其他行业，那么不管就业岗位的绝对数量如何变化，这些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的比重都会下降。接下来，产量则取决于需求的增长和贸易收支的变化。如果贸易收支严重恶化，即使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仍然在增长，国内的产量依旧可以下降。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美国著名的关注贸易领域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计算出，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的上升，大约可以解释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降幅的1/4（从1970年的25.0%下降到2000年的15.9%）。2001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 000亿美元，接近GDP的3%，其中有1 650亿美元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欧盟国家在制造业领域总体而言却有着1 200亿美元的盈余，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盈余为500亿美元。因此，外贸导致美国对制造品的需求的增长和国内产出之间出现了缺口，但对欧盟而言却不是这样。在欧洲，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对于欧盟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的劳动力密集程度的变化。或者说，如果与发展中国家维持贸易平衡，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会紧缩，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会扩张。这对欧盟自身是有利的，因为与其他提高生产率的措施一样，这可以提高欧洲人的潜在收入水平。唯一的要求就是劳动力市场要发挥重新配置资源的作用。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产量和生产率的关系。在1973～1995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5%，而对于整个商业部门来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5%。其他所有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差距。因此很自然地，相对于整个商业部门来说，如果两个部门的产量增长速度相当，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将会萎缩。此外，高收入国家的人们花在制造品上面的支出份额在减少，而服务消费的份额在增加。于是，对于制造品的需求的放缓以及生产率相对更快的增加，共同导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的比例在未来还将继续下滑，这与贸易收支无关。

　　我们来讨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某个经济体在初期的制造业就业比重为15%；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年增长2.5%，而其他产业的生产率每年增长1.5%；对于制造品的需求每年增长2.0%（真实价格计算），其他产品（以服务为主）的需求每年增长2.5%；该国的制造品和服务的外贸收支都保持平衡。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经过25年之后，该国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就会下降到11%，在50年之后下降到8%，100年之后下降到4%。简单地说，农业的今天就是制造业的未来。

第4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5)


　　如果认为这将是灾难，那就说明你陷入了"劳动总和谬论"的误区。这种观点以为，经济体中的工作岗位的数量是固定的，而任何有经济史常识的人对此都不会当真。要知道，200年以前，在如今的高收入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重大约为3/4，但现在只占已经扩大很多倍的总人口的2%～3%。有那么多人不需要种地了，他们都没有工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许多职业比他们的祖先在1800年想象的要有趣和轻松得多。未来也会是同样的。

　　于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超级竞争力浪潮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就业、产业和经济活动出现巨大浪费的观点都是妄想症。不过，这对于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有启示性的。当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为美国或欧盟提供产品的时候，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和真实收入水平将会改善。这意味着，它们进口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出口产品来说会下跌，也就是以相同的出口产品能买到更多的进口产品，自然代表着改善。实际上，对于那些给中国提供其需要的高级产品和服务的高收入国家来说，这正是鼓励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对自己有利的原因。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然而在一个拥有很多国家的世界中，新加入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完全有可能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通过进口国的市场竞争进行的，而是通过其他市场。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成长，它们出口的产品（制造品，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品）的价格相对于它们进口的产品的价格显著下降（高级制造品、能源、其他原材料产品和食品）。

　　这个趋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过去30年，初级产品的真实价格一直保持低迷，唯一的例外是石油，其真实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暴涨，在八九十年代下跌。对于多数高收入国家而言这是很有利的，因为它们都是原材料商品净进口国，而对于很多原材料净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不过，假如中国哪天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材料商品进口国（已经极有可能），就足以逆转商品价格的整体走势。此外，中国还会压低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价格。尽管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的价格下跌对于发达国家有利（净进口国），却可能伤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此外，世界高级制造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原材料产品价格如果降低，则会损害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

　　总的来说，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这些相互冲突的效果的大小。以美国做个极端的例子，2001年，美国的GDP接近10万亿美元，商品出口额为7 300亿美元，进口额为11 800亿美元，制造品的净进口额为3 000亿美元，原材料产品的净进口额为1 500亿美元。现在假定，中国对于不同制造品的相对价格没有影响（当然，中国很有可能会降低美国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提高美国的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这对美国有利），再假定中国的崛起导致全部原材料商品相对于制造品的价格翻番（暂时不考虑美国出口和进口的商品类别的差别，制造品的价格假定保持不变）。那么总的来说，这将导致原材料商品的美元价格回到1980年左右的水平，美国的原材料商品的净进口额将从2001年的1 500亿美元增加到3 000亿美元，这样，美国将遭受相当于GDP的1?5%的损失，或者说正常增长幅度的一半。对于欧盟来说，损失幅度可能更大，因为欧盟对于原材料商品的净进口幅度更大（2001年为1 600亿美元），但结论是相同的。即便原材料商品的价格翻番，

第4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6)


　　美国和欧盟的损失都不到GDP的2%，还有，这样的相对价格变化的假设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那么结论是什么？首先，所谓"不可抗拒的中国竞争力"是头脑发热的臆想，因为真实劳动力成本必然会随着生产率提高。其次，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的相对疲软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而不是源于贸易赤字。第三，即使原材料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极大影响，对于真实收入水平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总之，有关去工业化和廉价劳工的世界竞争的担忧并没有必要。

　　对于生产能力过剩的担忧

　　关于厄运来袭的预言还很多，下一个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生产能力大增，可能给世界带来过剩、通货紧缩和萧条的威胁。这就是对世界市场经济新秩序最有影响力的批判者之一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的核心思想，他写道："现有的体制根本上说是病态的，因为它在消灭消费者的收入的同时，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产品过剩"。这真是非常奇妙的思考。拥有世界最高收入的美国人的确在不断地花钱，非常轻松地就能拥有各种各样的商品。然而我们也该问问，世界上还有数十亿穷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吸纳剩余的产品？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因为产品过剩而苦恼，只可能因为购买力不足。

　　请思考一下基本的经济机制，来自中国的廉价的服装取代了欧盟和美国的生产，这可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让欧洲的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可以执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刺激国内需求的扩张。这还有助于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把在服装上花的钱节约下来，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可以把钱花到其他方面。同时，中国的工人的收入也有增加，并且用于自己的消费、投资或储蓄。由于中国的工资比美国低，因此，在中国高效经营的国内外企业的确非常挣钱，但与格雷德的担心相反，利润并不是无休止地吞噬资金并且使之消失的黑洞。获得利润的人自然会把钱用于投资和消费，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其他地方。最后，如果中国人不愿意把所有增加的收入都花掉，他们还可以借给其他人。这个世界上并不缺想借钱的人，所谓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的确，有些国家的储蓄超过了本国的投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超过了支出），而其他一些国家的投资则超过储蓄。例如，从1997年到2001年，日本的平均总储蓄率为29.8%，而总投资率为27.5%。与之相似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达到36.9%，而总投资率只有33.9%。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只有17.9%，而投资率为2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储蓄率为13.9%，投资率为17.6%。最后，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7.5%，投资率为19.5%。

第4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7)


　　国际金融中介体系一直在把储蓄过剩的国家的资金转移到储蓄不足的国家，只有当这个体系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盈余和赤字的不平衡分布才会带来麻烦，特别是对于那些净资本流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美国在目前作为最后的资本进口国对于稳定世界宏观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因。美国和欧洲在资本输入上都处于很好的位置，因为它们有着相对可靠的金融体系，并且能用自己的货币借款。但长远地看，我们必须考虑两个进一步的解决方案：第一，资本过剩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开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平稳和安全的投资渠道；第二，它们应该鼓励自己的国民随着收入增长更多地开支，措施包括改革国内的金融体系。当然这里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有的人（特别是亚洲人）就喜欢今天多留一些储蓄，那么别的人就该鼓励多花一些。

　　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遭到剥削所引发的担心

　　我们可以说服许多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进口制造品，并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大量工作岗位的丢失。但批评者们会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包括许多儿童。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答案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即使实际情况如此，也不见得就无法容忍。

　　愤世嫉俗者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发达国家有那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关心起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剥削的情况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开始感受到来自对方的竞争？的确有这种可能。迈克·摩尔的前演讲撰稿人菲利普·勒格兰在一本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杰作中报道了一位资深的美国工会领袖和他之间的私人讨论，"我们并不是评论第三世界的工人怎么样，我们只想保护自己的会员的利益"，１４这是个诚实的好榜样。但仅仅是利益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激进人士以为西方的跨国公司在随意剥削第三世界的工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发现自己购买的很多物品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生产的，而那些人的工资水平之低令他们瞠目结舌。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他们进行了非常简单的推理，然后得到了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结论。他们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本来就非常艰苦地生活，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这样简陋的生产环境和这样低廉的工资，而并不是因为掠夺性的工作才使发展中国家的人遭受了苦难。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谈到，中国在过去2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让很多人摆脱了赤贫，减贫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丝毫不意味着剥削。还有，数千万离开中国农村到沿海的工厂务工的人（其中很多还是女性）并不是被其他东西强迫，而是因为家乡的贫困。尽管他们的打工收入在富足的西方人看来非常微薄，但相比较来说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这对女性来说或许尤其重要，由于能自己获得收入，她们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的地位可以得到改变。一位见多识广的孟加拉国的分析人士就曾指出，"女性的收入给她们带来了社会地位和谈判筹码，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平均的结婚年龄的提高"。

第4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8)


　　有头脑的批评者或许都能接受这些意见，但他们还会指出，由于缺乏有力的劳工权益保护，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劳动成果可能被人剥夺。而工会可以限制雇主滥用自己对工人的优势谈判地位、保护个人免受恐吓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以及保证基本的安全和健康标准。这些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欧洲人过分热衷的奉行积极干预主义的工会和工人权利就一定适用于劳动力富余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其他富裕国家），那可能就错了。这样的干预其实也会带来不公平和浪费。

　　在如今的中国，较为现代化的产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还很有限（可能只有1/8），因此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是由内地农村的价值决定的，或者用术语来说，即所谓的"机会成本"。格雷德之类的批评者抱怨说，与西方国家的类似工人相比，中国这些国家的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实在太少，虽然双方的工厂的效率都一样。这可能是事实。但是让全世界各地的同等技能的工人都拿同样的工资，则是不现实的。如果企业都像格雷德认为的那样在追求最大利润，它们就会增加雇员，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最低成本为止。任何一座工厂在中国雇用的人数都会比在高收入国家多得多。在这样的企业里，劳动力的平均产出远远高于其边际产出。所幸的是，这使得中国成了一个适合投资的理想地点，并且刺激了那里的高速增长。

　　此时进行积极的工会干预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假如发展中国家的工会成功地把少数在现代产业中工作的员工的工资和劳动环境改善到和西方同行接近的地步，现代企业的劳动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其机会成本，劳动力市场就会二元化。大多数人拿很低的收入，而少数有组织的人则享受高工资。但这样一来，现代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率就会下降，产业的发展将会减速，人们将竞相追逐这些高收入职位，带来更多的公开失业。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将会减慢，延缓农村由于劳动力短缺而导致工资上升的时机的到来。工会干预可能取得的结果只会是在贫困的海洋中创造一个特权的小岛。

　　这样的结果能够算是进步吗？很难。它也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我们可以在印度看到的实际情况，那里就有着强大的工会、工作保障、对小型企业的保护、禁止破产企业关门等政策，从而大大制约了现代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的增加。如今，在这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度，在大型企业中就业的人数竟然只有500万，而且看不到迅速增加的前景。印度的工业化被妨碍了，印度的工人们的确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会有资本家的剥削，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如今，这些国家的工人们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是印度人做梦都想得到的，正确的发展道路是通过现代产业部门的利润带来的产量和就业的迅速增加，最终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也是中国正在沿袭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让全体国民都获得好处。

第5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9)


　　同样需要小心的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对于童工问题的讨伐。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现代西方人在用他们已经很幸运地能享受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他们不是用发展中国家十分贫困的现状和当地居民的其他选择来做对比，而是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出发。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有大约2.5亿5～14岁的儿童在从事劳动，他们占世界儿童总数的比例其实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其中，70%在从事农业劳动，只有大约1 000～1 500万人在从事出口产业，主要是在南亚。这些儿童之所以从事工作，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比其他地方的父母更狠心，而是因为贫穷。毫无疑问，更为富裕的社会的父母拥有的子女数量更少，投入每个孩子的教育的资本更多。值得欣喜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下降，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估计在2000～2015年只有0.9%，即使在印度，目前估计也会降到1.3%。

　　收入的增长对于童工现象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从1993年到1998年，越南最穷的10%的人口的真实平均收入提高了一半以上，随即带来了童工的大幅度减少（主要是在家庭农场）和教育投资的增加。假如西方的贸易制裁把童工赶出了出口加工厂，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养育他们，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家人的照顾，他们就只能做别的事情，包括卖淫或者农业劳动。他们也可能去只面向国内市场的工厂做工，这些企业大多数的待遇和条件要比外向型企业差得多。西方的煽动者们的良心可以被救赎，却会付出更大的他们原本希望避免的代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就是孟加拉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情况，主要是出于西方人对沃尔玛购买的部分由儿童加工的服装的抗议，结果导致数千名儿童被解雇，其中许多人去了更危险、更廉价的工作。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不愿意接受由世界贸易组织来强加更为苛刻的劳动标准。但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改进都不能实现呢？显然也不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就会提供帮助，这会提高它们的收入水平，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自然会带来劳动标准的提高。另外，还可以给那些合理监督工作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特别是面向职工健康和安全方面，但这些福利应该针对所有企业，而不仅仅是出口商。如果高收入国家的人们希望加快结束童工现象，那可以通过援助来改善贫困儿童的教育，给他们的父母提供一定的补助。相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出口制裁，则是在惩罚他们的贫困，同时又把他们致富的梯子夺走。客气一点说，这是愚蠢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彻底的伪善。对于一切发表的讨论，最终的检验要看：高收入国家在大声说教的同时，是否愿意拿出必要的真金实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