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这段时间看到的几篇好的文章

双刃剑嘛，自然有利有弊，就看人类怎么用了，人类发明了刀不是为了杀人的，发明了汽车也不是为了出车祸的的，人类。。。。万物皆有所归

谢谢，分享。
人类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研究宇宙，好像对自身的研究太少。

任何事物的进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科学也一样，现在的环境问题就是代价之一，还有许多未知的恶果我们没看到~

科技永远止境,也不知会不会发展到科幻电影中场面

第二篇文章：向着语言前进
《进化——一个观念的胜利》节选

Carl Zimmer

柯南 译



　　人科动物冰河一般的单调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解冻。那时候的人类遗留下来的工具显示了变化的迹象。人类学会了如何用一块石头制作多把石刀，而不仅仅是把一块石头劈成一把斧头。70万年前肯尼亚人制作的手斧看上去和同时代中国或者欧洲的斧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从50万年前开始，区域性的特点出现了。新的技术变得更加通用。人类学会了如何制作标枪式的长矛，他们还学会了如何生出更可靠的火。在过去，新工具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大脑的增大。在接下来的40万年中，人类大脑将以一个异乎寻常的速率增长，直到10万年前大脑达到现在的尺寸。

　　根据Robin Dunbar对灵长类大脑的研究，这种增长是伴随着人类生活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大而发生的。从化石头骨的尺寸判断，Dunbar估计最早的人科动物——例如3百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形成的群体大约有55个成员。2百万年前的早期人属可能组成80个成员的群体。直到1百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每个群体超过了100个成员。到了10万年前，人类的大脑达到我们现在的大脑新皮质尺寸的时候，他们每150个成员聚集在一起。

　　人类大脑新皮质的平均尺寸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并且Dunbar发现许多证据表明，我们最大的重要社会群体的尺寸是150人。新几内亚的狩猎—采集部落的群体尺寸保持在平均150人。赫特兄弟会——以公社农场的形式群居的原教旨基督徒——把他们的农耕群体限制在150人，如果群体变得太大，就分出新的群体。在全世界范围内，任何军队的连的人数平均都是150人。“我认为平均来说，我们每个人感到熟悉和亲切的人有150个，”Dunbar说。“我们知道他们的行动方式。我们知道他们的过去和他们是如何与我们有关的。”

　　随着人科动物群体的扩大，他们的复杂性也在增长。Dunbar认为，当他们跨越了某一个界限之后，灵长类老的交流方式就不再有效了。灵长类群体内相互展示他们的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梳理毛发。梳理毛发不仅能除掉虱子和其他皮肤寄生虫，而且它也能起到镇定作用。灵长类让梳理毛发变成了一种社会流行习惯，这样他们可以用梳理毛发来赢得其他灵长类的好感。但是梳理毛发要花很多时间。并且群体的尺寸越大，灵长类就要花上更多的时间相互梳理毛发。例如，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热带大草原的狒狒的群体大约由110个成员组成，他们每天要花去20%的时间相互梳理毛发。

　　人科动物大脑的尺寸表明，在10万年前他们的群体尺寸达到了150，就在那时候，梳理毛发变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工具。“你完全没法把足够的梳理毛发的时间安排在工作日中，”Dunbar说。“如果我们不得不单纯通过灵长类梳理毛发的方式组成150人的群体，那么我们就要用整个白天时间的大约40%到45%梳理毛发。这会很棒，因为梳理毛发会让你感到这个世界的温暖与友善，但是这不可行。如果你想到热带草原上找食物，你的时间就不够了。”

　　人科动物需要一种更好的方式组成团体。Dunbar认为语言是更好的方式。

解决语言起源的问题，仍然是进化生物学最大的挑战之一。语言不能变成石头，因此它没留下它存在的直接记录。在1960年代之前，大多数语言学家甚至不认为语言严格说起来是进化的产物。他们认为语言不过是人类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发明的一种文化人造物，正如人类发明了独木舟和方形舞。

　　形成这种观念的一个理由来自于语言学家思考大脑产生语言的方式。假定大脑是一个通用信息处理机，他们认为婴儿学习说话不过是使用他们的大脑找出他们听到的词的意思。但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语言学家Noam Chomsky采取了相反的观点：婴儿生来就拥有硬件固化在大脑中的潜在的语法规则。Chomsky问道，否则如何还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地球上的所有语言都有共同的语法特征，例如主语和动词？否则婴儿如何能仅仅在3年时间里掌握语言的复杂性？语言就像历史上的日期那样随意，而谁也不会指望一个三岁的婴儿记住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间线。儿童不仅仅学习单个的词语，他们还是用他们听到的词语发现语法规则。Chomsky认为，他们的大脑一定位学习语言做好了准备。

　　从196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有特别的语言模块，正如大脑拥有看见物体边缘或者获取社会情报的组件。人类大脑使用这些语言模块存储语法、句型和语义规则——这些是让语言具有意义和复杂性的全部成分。儿童在学习说话的时候会犯错误，语言学家在这些错误中看到了语言器官在工作。他们能使用标准的语言规则创造出不存在的名次复数或动词过去式，例如tooths，mouses和holded 。年幼的儿童有能力在他们的大脑中建立一套语法规则，但是他们在跨过这些语法，死记硬背词语的不规则变化的时候，仍然有困难。

　　更多的证据来自某些类型的大脑损伤。这些损伤夺走了患者的使用语言的能力，或者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有些人仅仅是在动物的名字和词汇上有麻烦。一组英国科学家研究了一个名词词汇量丰富的男子，他拥有的词汇包括六分仪、半人马和喀努特王（King Canute），但是他只会用3个动词：have，make和be。在每一个病例中，大脑的一个特定语言模块被毁坏了，而其他部分完好无缺。

　　很显然，3岁的儿童不会自动的吟出莎士比亚的诗歌。他们大脑发育的时候需要沁淫在词汇之海中，这样他们的内在语法规则就能让他们适应一种特定的语言。但是“语言本能”（这个短语是MIT的语言学家Steven Pinker发明的）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儿童自己能够创造出新的语言。1986年，南缅因大学的语言学家Judy kegl有幸目睹了一种新语言的诞生。

　　那一年Kegl去尼加拉瓜访问聋儿学校。尼加拉瓜政府在1980年代早期兴办了好几所聋儿学校，但是学生们学得很辛苦。刚来学校的儿童仅仅知道几个他们自己发明的简陋手势，用来和父母交流。他们的老师没有教给他们成熟的手语，而仅仅是试图使用“手指拼写”——手指的不同形状代表词语中的每个字母，手指拼写本来是为了帮助学生转向说出词语，但是由于他们不知道老师教给他们的是什么，整个计划悲惨的失败了。

　　老师注意到，即使孩子们正在努力与他们沟通，孩子们之间却没有交流障碍。他们不再使用他们从家带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手势，而是使用一个丰富的新语言系统。老师无法理解这个语言。Kegl被邀请来到学校，帮助老师们理解正在发生什么。

　　她发现，在中学的少年使用一种从他们共享的临时手势中杂凑起来的混合语言。但是小学中更小的孩子们所做的更加复杂。Kegl吃惊的发现他们以特定的旋律和连贯性相互快速的打着手势，这反映出一种真正的手语，包括语法规则。孩子越年轻，他们的手语就越流利。“仅仅是通过手势编排和构造的方式，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事情正在继续，”Kegl说。“很明显，我经历了一种新语言出现的早期阶段。”

　　在最初的数年中，Kegl试图破译这种语言，她有时候略去孩子们的一些手势或者句子，有时候仅仅是看着他们进行长的叙述。1990年，她和孩子们开始看卡通节目，她让孩子们告诉她正在发生什么。卡通成为了她的罗塞塔石碑 。

　　Kegl发现孩子们的手势优雅、清晰并且能唤醒记忆。在（中学的）少年的混杂语中，“说”这个词是把五指在嘴前张开与合拢。（小学的）孩子们模仿了这个手势并且加强了它：他们在说话人的位置上张开手指头，而在说话对象的位置上合拢手指头。他们也发明了一种使用类似动词的介词的方法。当说英语的人说“The cup is on the table，”（杯子在桌子上）的时候，一个尼加拉瓜手语者所说的类似于“Table cup on”（桌子茶杯在）。或许这对于说英语的人显得古怪，但是像纳瓦霍语 这样的语言经常使用这样的句子。

　　在她第一次来到尼加拉瓜之后的年月中，Kegl和那些聋儿一起整理出了一本他们的语言的词典。现在这本词典包含超过1600个词。与此同时，她也整理出了这种语言起源的理论。孩子们来到学校之初仅仅会一些简单的手势。他们把这些手势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公共集合，然后形成了（中学的）少年们使用的混杂语。更小的孩子们后来来到学校，大脑已经做好了学习语言的准备，他们拿来了年龄大的孩子们的手势，并把语法赋予了它们。这些年幼的孩子们突然地制造出了一种语言，从一开始就与任何口语一样复杂和完备。一旦这种真正的语言出现之后，新的经验导致了新词语的诞生。

这些手势逐渐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变。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它们与最初的手语之间的飞跃，因为语法是来自儿童体内的。”Kegl说。


　　如果语法是来自儿童体内的——如果，换句话说，它的规则是硬件固化在我们的大脑中的——那么进化一定参与了布线。但是那就引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自然选择如何能够塑造语言的全部这些复杂性？科学家不能回到过去观察语言的形成，但是最近他们通过在计算机上模拟，发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语言进化的线索。他们发现，正如腿或者眼睛可以逐渐进化，语言的复杂性可能是一步一步建立的。

　　Martin Nowak和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同事，根据一些合理的假设设计了一个语言进化的数学模型。其中一个假设是，导致动物沟通更加清晰的突变可能提高它的繁殖适应度。例如，黑长尾猴（Vervet monkeys）有一套不同的声音用来提醒同伴鸟、蛇以及其他的威胁。有能力区分这些声音就有能力捡回一条命。如果一只黑长尾猴把关于蛇的声音当成了关于鸟的，它就会跑到地面上，这只会让一只正在等待的大蟒吞噬。Nowak的另一个假设是，更大的词汇量——如果词汇能被正确地传播——也带来了进化上的好处。一只既能听懂鸟的警报也能听懂蛇的警报的黑长尾猴，比只能听懂一种警报的黑长尾猴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在Nowak的模型中，个体被赋予了一个简单的、黑长尾猴式的沟通系统。他们的词语由一系列的声音组成，每种声音对应着真实世界中的特定事物。当个体进行繁殖的时候，突变在它们的子女身上突然出现，改变了它们说话的方式。其中一些突变让个体能处理比它们的祖先更大的词汇量；在Nowak的模型中，这些个体被奖赏以更高的生殖成功。（reproductive success）

　　Nowak发现他的模型一致收敛于同样的结果。最初，个体相互之间用一些不同的呼号沟通。随着新词语的加入，它们的语言逐渐变得更复杂。但是随着它们的词汇量的增长，把新的呼号和旧的区分开来变得更困难。声音越接近，就越容易迷惑它们。（例如，想想bake里的长音a和back里的短音a。）

　　尽管更大的呼号词汇量能带来进化上的好处，随之而来的混淆可能抵消这些好处。经过反复试验，Nowak发现他所模拟的词汇表扩大到了一个特定的尺寸然后停止了增长。他的结果可以解释为蛇呢没大多数人类之外的动物仅仅能用很少的信号沟通：他们无法克服随一个大的声音指令集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混淆。

　　但是如果我们的祖先进化出了一种跳出这个陷阱的方式，那又会怎样？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Nowak改变了他的模型。他允许一些个体开始把它们的简单声音串成序列——把声音混合成词语。现在Nowak让一些说词语的个体和原来的仅能发出声音的个体相互竞争。他发现如果个体如果仅仅需要把少数信息传递给其他个体，那么他们通过一个声音系统就能实现。但是如果环境更加复杂，而它们需要使用更多的信息，说词语的方式就胜出了。

　　通过把少数声音混合成数目庞大的独特的词语，Nowak（模型中的）个体能够避免相似声音带来的混淆。

　　但是Nowak发现说词语的方式也有局限性。为了让一个词语在语言中存在，人们必须使用它。如果他们忘记了它，这个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书和录像带能够让老的词语流传，但是在我们的人科动物祖先中间只有口语词语，它们不得不被储存在人科动物的大脑中。既然大脑没有无限的记忆容量，大脑限制了人科动物能使用的词汇量的大小。人科动物可能发明新词，但是除非老的词被忘掉了。

　　Nowak又一次改变了他的语言模型，来研究这种限制。一些个体现在能够把词语混合在一起描述事件，代替了仅仅使用单个词语描述任何特定概念的方法。一些词语能代表动作，其他的词语代表人或者涉及到这个动作的事物，而另外一些词语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Nowak把句型赋予了这些个体。句型让一个人能用几百个词语描述数以百万种不同的意思，这取决于词语如何排列。但是如果说话者不小心，句型本身也能造成一种混淆。即使报纸标题使用了同样的词：“Dewey defeats Truman”（杜威打败杜鲁门）和“Truman defeats Dwewy”（杜鲁门打败杜威），它们的意思却截然不同。

　　当Nowak和他的同事让句型和简单词语概念沟通方式相互竞争的时候，他们发现句型并非总是最好的。当仅仅需要描述少数几个事件的时候，一个没有句型的语言打败了句型语言。但是超过一个特定的复杂度极限的时候，句型就变得更成功。当有很多事正在发生，并且有很多人和动物牵扯到其中的时候，用句子说话的方式胜利了。

　　尽管Nowak的模型是简单的，它们抓住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特征，即语言是如何逐渐从简单的一套信号进化来的。发明尼加拉瓜手语的儿童可能已经重演了从手势到词语再到句型的进化。Nowak的结果表明，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跳出沟通的陷阱的，而大多数其他动物都陷在了这个陷阱中。我们祖先的生活变得复杂，并且对用复杂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提出了需求。

　　正如Dunbar和其他人所展示的，一个非常有可能的复杂性，是人科动物社会生活的演化。但是即使1百万年前的人科动物有什么要说的，他们也没有能说的解剖结构。我们现代人类使用一种非常特殊的解剖结构说话——一种与现存的任何哺乳动物都不相同的解剖结构。其他哺乳动物，包括黑猩猩，有一个高高跨过喉咙的喉。这种安排让它们在喝或者吃的的时候能够呼吸，因为空气的通路和食管是分开的。但是它也造成了喉和嘴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发声管道。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舌头的运动不能制造足够复杂的声音。

　　在人科成员的进化的某个时刻，喉一定下降到了一个低的位置，正如在今天人类的喉咙中的位置。这种解剖结构也带来了危险，因为与其它哺乳动物相比，食物或者水能更容易地滑进我们的气管，让我们窒息。但是它也产生了足够的空间供我们的舌头轻快地移动，产生一个口语所需的声音指令集。

　　那并不是说在喉就位之前，语言不能开始出现。人科动物可能已经会用他们的手打手势——从他们在250万年前制造的工具判断，他们的手已经具有了精细移动的能力。他们或许已经把这些手势和简单的声音和动作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原始母语。随着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就位，进化可能会青睐一个更大的大脑和一个更加类似人类的喉咙，让运用更复杂的符号处理过程和发出更复杂的语音成为可能。

　　没有人知道这种进化的精确编年史，因为语言在人类骨骼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喉是一种脆弱的软骨组织，会烂掉。它挂在一个叫做舌骨的细C字型的骨头上，但是岁月通常也会把舌骨毁掉。作为替代，许多研究者转向研究人科动物骨骼留下的更间接的线索。他们从头骨的底下的角度观察，希望能计算发声管道的长度。他们测量了控制舌头的神经进入头骨的洞的宽度。他们观察了大脑在它的外壳留下的痕迹，寻找与语言相关的区域。在每一个案例中，研究者都声称发现了语音最初迹象的线索。但是怀疑者展示说，没有一条线索是语音出现的可靠标志。

　　围绕着很少一部分坚实证据进行辩论，专家们在语言何时到达了它的现代形式这个问题上分裂成了不同派系，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例如，伦敦大学学院的Leslie Aiello主张，开始于50万年前的大脑尺寸加速膨胀，一定也带来了语音。在另一方面，Robin Dunbar认为语言在15万年前才开始出现。他认为只有在那时候，我们的祖先的群体太大了，让梳理毛发不能再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人们不得不用语言代替梳理毛发和其他灵长类沟通的方法，以此把人科动物社会结合在一起。

　　例如，借助语言，你可以密切注意其他人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正在说你什么。你能用词语驱使其他人，并保持你在一个大的社会中的地位。即使是在今天，语言仍然主要是一种闲谈的工具。Dunbar在火车和自助餐厅上偷听了其他人，他总是发现他们2/3的谈话是关于其他人的。Dunbar认为，语言是另外的梳理毛发的手段。

　　然而其他研究者认为即便是Dunbar的15万年的数字，对于语言的起源仍然太古老了。他们相信成熟的语言仅仅在5万年前才出现。只是在那时，人类化石记录才记下了一个壮观的精神发展——人们用他们的祖先从未想象过的方法，去理解自己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只是到了那时候，现代心智才诞生，而语言很可能是现代心智诞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原文由 maddog 发表:
万物皆平衡，有利就有弊，我们作为万物之灵就是要扬其利而抑其弊。

既然是平衡的 那来的利弊之分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维持这个平衡
而不是去打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