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本好书之——中国企业风云人物群像素描：性格企业家

第9节：兰世立能飞多高？(2)


　　当然，兰世立不会“坐以待食”，使出了自己的狠招。第一招是“虎口夺食”。为配合首航，东星推出了“五箭齐发”的旅游产品，其中包括“999元港澳双飞5日游”：只要花999元，就可以得到东星航空公司从武汉往返深圳的机票，还能获得免费的港澳双飞5日游。这比一般的市场价整整低了800元左右。这个产品一面世，便招来武汉市民的“哄抢”，第一天报名便上千人。第二招是“拾遗补缺”。东星将陆续开拓别人没有做过的市场，比如武汉到周边长沙、合肥、南昌、郑州等省会城市，目前没有航班，如果东星航空开通武汉周边航线，将真正做实武汉“枢纽机场”的地位，把武汉航空市场的蛋糕做大。又比如武汉到西安航线，目前商务旅行的客源很少，但两地的旅游资源颇为丰富，是一个值得挖掘的“金矿”。


　　对于国有航空公司的垄断与打压，兰世立目前只能“忍辱偷生”，悄悄地积蓄自己的力量。“等到民营航空有力量和他们抗衡的那一天，垄断就可以打破了。”兰世立说。


　　做航空公司“五好分子”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仔细研究过国有航空公司和其他民营航空公司后，兰世立对服务细节上的重视近乎偏执。


　　兰世立认为，像春秋航空公司的定位有一定问题：“他们希望用廉价取得市场，但中国人既需要低的价格，又需要好的服务。国外做廉价航空，既不提供食物、也不提供饮用水，但中国不一样，价格便宜也一样需要你提供食品。因为顾客的意见太大，春秋航空现在开始提供饮用水了。在中国坐飞机的人非富既贵，尤其是商务舱，对价格的敏感度并不是很高，更看重你的增值、衍生服务。”让兰世立津津乐道的，是他全新的空客A320飞机，因为性能好，营运一个星期了也没有任何问题，而春秋航空之所以有麻烦，是因为他们是旧飞机，性能不好，所以取消了几个航班，引起顾客的强烈不满。


　　兰世立的目标是做中国航空公司里面的“五好分子”：飞机性能比别人好、飞机外观比别人好、机内配置比别人好、服务比别人好、餐饮比别人好。


　　在武汉天河机场，东星航空已经到位的两架紫色飞机煞是扎眼。兰世立对自己的特立独行很是得意：“飞机凭什么非得统一是白色？在上面画一条红线就是东方航空，画一条蓝杠就是南方航空，画一只鸽子就是中国国际航空。但我们的飞机是紫色的，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让人看了有一种想上去的欲望；传统的空姐服装，无非是一件衬衣套一件马甲，头上再戴一顶帽子，而我们的空姐每个人有五套服装，有宫廷服装、欧式服装、旗袍，旗袍可以根据空姐自己的喜好挑选颜色。空姐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美丽的代名词，不能搞得太呆板。她们需要向乘客展示一种美，乘客则在兴奋当中很快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另外，春秋航空是在正常的座位上又加了几十个座位，而我们是拆掉几十个座位，而且我们全部用的是真皮坐椅，大家一坐上去，就会感觉特宽敞、豪华。”


　　兰世立介绍，自己这些怪招曾招致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连空中客车都很奇怪，觉得我们太大胆，说你把飞机弄成这种颜色，大家会接受吗？其他同行也说，他们是外行，根本就不懂，飞机只能涂成白色，涂成其他颜色会反光不好，会增加重量，会增加耗油量大。难道紫颜色的油漆就不是漆？后来经过测量，紫颜色漆重量更轻。还有无数个专家跳出来说，真皮椅不好清理，而且增加了费用，增加了重量。真是好笑。”


　　首航飞深圳时，兰世立便急不可耐地坐了几回自己的飞机，他介绍：“我参加了几个航班的飞行，大家反应非常好。有人说，这是最豪华的飞机、最轻松的旅程，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但他也承认，毕竟经验不足，空乘人员在遇到有关问题时处理得还不是很完美。


　　对外界关于东星航空搞低价竞争的质疑，兰世立一口否定：“其实我们的机票比他们还高一点，高约5%。”对于价格高的理由，兰世立认为“好东西不可以贱卖”、“五星级的不能当三星级的卖”。“我每年坐200多次飞机，但从来没有哪个航空公司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竞争不能只搞降价，而没有高层次的竞争手段。你看百事可乐、可口可乐，他们竞争那么激烈，但从来不打价格战，大家在竞争中一起成长和提升；你看我们国家的电视、冰箱，都在低价竞争中互相打趴下了。”


　　“学习力”第一


　　在接受完采访，和记者共进午餐时，兰世立叫上了一位第一天到集团总部来上班的新员工。兰世立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位“海归”：“我把她从家乐福挖过来的……”对国际性人才的渴望溢于言表。面对自己旗下日益庞大的产业群，兰世立觉得自己最大的软肋是管理人才的缺乏。


　　兰世立的人才观很特别：“我不太注重他的经验，也不要多高的学历，最重要的是看他的观念和思想，要善于学习新东西。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学；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干。”兰世立介绍，原来他刚开始做旅行社时，曾经请了很多有经验的人来做，却一直做不起来。“你给他灌输新东西，他老是拒绝。当时我要在车上喷上颜色和公司名字，他们全反对，说这样没人租你车了。后来我没办法，让他们靠边站。”后来再招聘时，凡是有旅游经验的兰世立一概不要。这在当时引发了大讨论，都说兰世立疯了。但兰世立坚持己见：“他们这些人学旅游时，都是一些老夫子、老学究教的，他们怎么会懂市场？原来的导游开口三句话：大家好，我姓刘，大家叫我小刘好了……全中国导游都是这三句话，气得让人没有办法。比如介绍武当山，他们会说：在封建的旧社会怎么怎么样，现在旧貌换新颜……真让人气得吐血。武当山其实是历史的精华所在，如果没有道教，会有武当山的名气吗？后来的导游词都由我来写，不去搞那些陈词滥调。”

第10节：兰世立能飞多高？(3)


　　兰世立掏出自己的名片向记者介绍：“尽管企业百分之百是我的，但我从来没有以老板自居。这是一种境界。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总裁，不是董事长。我是以一个企业的经营者身份出现的，企业的所有权先放在一边。”他喜欢为自己干事的员工：“企业几千名员工，他干吗非要为我来做事？他神经病啊！别人为你打工？你以为你是谁？他首先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发展、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能不能得到实现！一个员工付出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回报，那就是管理人员的失职。我们不要你讲奉献，只有你的收入高了，才有可能提高生活质量、才有可能养活妻儿老小。我们强调个人的需求。”


　　为了寻求“猛士”，兰世立的奖励方法让人血脉卉张，“有一年发年终奖时，我拿了几百万现金摆在几位优秀员工面前。谁成绩如何？该拿多少钱？我都会给他一袋子现金”。他认为这样做对激励员工会更直观、更有效、更刺激。


　　听东星集团一位员工介绍，兰世立有一个很大的嗜好——常常喜欢召集成百上千名员工进行长时间的演讲和对话。这样会不会太辛苦？兰世立却坚持认为这种方法是和员工最有效的沟通方法：“我要把我的观念讲给每一个员工听，因为传播渠道再通畅，传到下面也会面目全非了，不如我直接和他们沟通。我们一遇到什么大的问题，我就会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到武汉大礼堂去讲。讲话不光出成书，而且全部放在网上，让所有的人来看。我认为，只有坦诚的人才可能成长。我觉得，有些问题提出来并且解决了，就没问题了，如果让他们在下面传，可能会影响大局。”


　　求才似渴的兰世立，却很喜欢“独裁”的感觉，认为用简单的民主办法啥事都做不成。“有些人觉得我很独裁，其实我很民主——一个重大的决策出来时，往往征寻很多人的意见。开一个小时的会，往往前面50分钟我都在听别人在讲，我一声不吭。但最后如果决定了，就得执行。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我最反对投票表决的办法。那是最愚昧的做法。大家都有眼光，大家都当总裁好了。民营企业要把股权分给管理层，那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从做车队、做房地产、做航空公司，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认为风险太大。如果这些人都有股份，他们不同意，我就做不了。像CBD光谷、钟祥风景区、东星航空公司，这是我的三个杰作，如果实行民主都不可能办成。比如这次我推出旅游套餐时，我决定旅行社这方面不挣钱，利润全给航空公司。如果有其他股东，他们肯定不会同意。股东多，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像英国最好的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在上市后，创始人布兰森提出的所有意见，股东都不同意，结果公司业绩一直下滑。一怒之下，布兰森又把公司股份买回来，维珍航空又成了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


　　显然，兰世立对人才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甚至矛盾的。他认为一个企业应该由企业领袖来主导，需要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漫长过程，才可能出现一个精英管理团队。他甚至觉得“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是很可笑的”：“改革开放才20多年，企业的创始人才做了十几年，我们能指望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我们自己都经验不足。真是荒谬！”


　　如何尽快找到自己喜欢的、能用的、又能信任的人才，是兰世立目前竭尽心智考虑的问题之一。


　　解决“帽子”问题


　　在湖北，兰世立显然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记者在武汉采访期间，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言，比如：前不久在湖南被抓，他把当地银行的钱都贷光了等等。虽然后来证实并不是事实，但也一定程度反应出兰世立在当地的“不得人缘”。


　　兰世立一位多年的部下为他鸣不平：“湖北人在湖北出不了名，湖北人不认可湖北人。像兰总做得这么大，但去年的湖北十大企业家都没评上！大家在排斥他。”


　　关于兰世立和政府的关系，记者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特别好；一种是说很不好。兰世立回答：“两种说法都正确。我做航空公司，省、市政府都很认同，但有些部门也存在着关、卡、压的现象，有时一个小办事员就能卡死你。我不停地去和省领导、市领导阐述，一个航空公司对这个地方的经济推动有多大。我说你们每天招商引资，为了几个亿都得出面请人家吃饭，多辛苦？我一架飞机就几个亿，20架飞机就上百亿，而且这都是全优的资产，每年可以带动五六十亿的GDP增长，光税收一年就交几千万。什么企业有这么好的效益？南航在湖北50年，才10架飞机，并且有8架是旧的；东航在湖北20年，也才10架飞机。但我只需要3年，就能带回20架飞机。这相当于他们的30架，因为我全是320全新的大飞机。”


　　相比前几年的“孤傲”，这两年兰世立去政府部门跑得勤快多了。“我不讲他们不知道啊。他们都觉得不可理解，就凭你兰世立，就能让世界那么多五百强都到湖北来吗？虽然你是湖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虽然你是福布斯富翁排行榜的人物。后来，包括空客等世界航空巨头的人来了后，他们才相信了。”


　　兰世立对当地政府和银行的某些做法似乎有点伤心：“中国的银行永远是‘晴天送雨伞、热天送炭火’，他们不知道和企业一起成长。和我们直接合作的，有8家世界500强，包括世界最大的民用空机制造商、世界最大的客机租赁商、世界最大的航材供应商、世界最大的飞机维修公司。这次，美国花旗银行会对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考查，但国有银行却害怕风险太大。真可笑！人家把一百多亿都放到我这里了，你贷一两个亿还有风险？国家外汇储备那么大，但我这次租买飞机却没用上，这是我感到特别遗憾的事情。我们只能用外国人的钱，这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应该值得反思。”兰世立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在政策上给一个公平的环境。首先要解决帽子的问题，他们带红帽子，我们带黄帽子，肯定会出问题。



　　但兰世立的“大胆”与“冒进”也颇让人吃惊。在他没花一分钱从国外拿下120亿人民币的巨额合同时，各级政府的很多官员还根本不知晓，甚至有些人听到这个信息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空手套白狼。此前，中国向国外订购飞机通常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飞机订单是中国外交平衡的一张牌，而东星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租赁或订购如此多的飞机，国家有关部门竟然不知情。据悉，后来兰世立还专门去国家发改委补了一纸批文，“履行了一个必要的程序”。


　　做大事，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兰世立想飞得更高更远，当地的舆论环境、和政府的关系，恐怕是他得花费不少精力去改善的。


　　个人小档案


　　姓名：兰世立


　　职务：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


　　出生：1966年


　　籍贯：湖北省武汉市


　　学历：武汉大学经济系


　　主要产业：旅游、房地产、航空等


　　主要经历：1991年创建东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东星集团前身），1993年创建东星国际旅行社，2005年6月筹建东星航空公司获民航总局批准。他先后涉足酒店、房地产、交通、旅游等数十个行业。旗下拥有中国最大的民营国际旅行社，机构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香港、澳门、新加坡，并拥有中国最大的豪华旅游大巴车队。兰世立本人持有东星集团95%的股份，官方数字称其家产达20亿元人民币，2005年《福布斯》名列为中国富豪榜第70名。

第11节：“富翁失语者”周建和(1)


　　“富翁失语者”周建和


　　43岁38亿身家神龙不见尾


　　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现在形形色色的财富排行榜让中国部分富翁“无所遁形”。其中，有些在上榜之前已经名声在外，如希望集团的刘氏兄弟；有些原来极少曝光，但上榜后却借机发力，搞得“天下无人不识君”，如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太平洋建设集团的严介和；有些即使上了榜，也一样深藏不露、神龙见尾不见首，如新恒基集团的黄俊钦。比黄俊钦更神秘的富翁，非香港庄胜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建和莫属。


　　在2003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名单上，周建和以35亿人民币名列第12名；在2005胡润中国百富榜上，他又以38亿人民币名列第29位。但提出这个名字，知道的人甚少，见过他面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互联网上，他是典型的“三无人员”：没有任何一张他个人的照片；没有任何他发表的言论；没有任何一个记者采访过他。


　　他为什么这么神秘？


　　提起周建和名下的产业，在业界却几乎无人不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其投资并经营的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此商场引进日本SOGO百货集团管理模式，是北京市目前单店面积最大的百货商场；其在香港铜锣湾的崇光百货商场，位于香港岛所谓“金箭咀”的黄金购物地段，是香港业绩最佳的百货公司；在武汉，周建和除了开设有崇光百货外，还通过收购香港德信控股51.05%的股份，从而获得当地最著名的百货商场——武汉广场购物中心49%的股权……


　　根据庄胜提供的资料显示，香港庄胜集团历经15年探索，逐渐形成了以房地产、大型零售百货、酒店三大产业板块为核心，集国际贸易、信息科技、物业管理、地产中介、餐饮娱乐、建筑规划与文化传媒网络等各项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国际企业集团。现在，庄胜集团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38家，遍及美国、日本、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又以中国大陆为投资核心。


　　自1992年进军北京以来，该集团在北京地区的总资产逾50亿元，净资产30亿元，未来总投资超过百亿。该集团在北京地区拥有的知名企业或资产有：北京庄胜广场、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北京隆博广场、紫金宫饭店、潇湘会所和北京庄胜丽晶酒店。


　　企业迅猛的发展势头和周建和本人极其低调的作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为什么潜伏得如此之深？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


　　发家之秘


　　第一桶金累积得短暂而快速


　　资料称，周建和1963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镇一个农民家庭。但据他的一位老乡介绍，周建和其实是城市户口，不过他母亲曾在乡下的某所学校教书。周建和高中毕业后，便进入了当地的供销社工作。


　　周建和的父亲是双峰县农贸公司会计股股长，曾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大约在1985年左右，周的父亲退休，公司领导答应让他三个孩子中的一个顶职。于是，周建和来到了县里的农贸公司。该公司主要做再生资源回收以及一些农副产品的采销。


　　在他的一位同事眼里，周建和是一个特别会和人打交道的人，年轻时就很大度、有气量。和朋友出去吃饭时，只要他在场，几乎不用别人付钱，即使身上没有钱他也得借钱去买单。


　　大约在1986年左右，周建和不再安于现状，从公司里停薪留职“跳下了海”。他先用公司给的一万块钱“安抚金”开了一家做服装的小门面。在赚了一点小钱后，他又开始做兔毛生意。后来，他在原单位的什么关系都不要了，跑到广州去做纺织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生意最后做到了香港、秘鲁等地，他也于1989年加入了秘鲁国籍。


　　而据庄胜公司网站的资料称：周建和于1990年1月回香港成立庄胜有限公司，组织国内生产物资出口至东南亚与欧美市场，他本人也取得了香港身份证；1992年11月，周建和应北京市赴港招商团的邀请，来北京成立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宣武门地段的旧城改造项目，负责开发宣武门外大街东侧占地25公顷的地段。

第12节：“富翁失语者”周建和(2)


　　可以看到，周建和从1986左右下海，到1990年以外商的身份再回来，他第一桶金的累积是如此短暂而快速。关于第一桶金来源，记者听到的有三种版本：一个庄胜公司的正式说法，当时做的是对外贸易；在他家乡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周建和当时在股市赚了一大笔钱，集团取名“庄胜”，便有浓烈的股市味道；最后还有一种比较尖锐的说法，认为庄胜集团还有其他不想为外人知道的业务。


　　这其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外界不得所知。


　　经营之秘


　　他从一个个“陷阱”中跳出来


　　北京庄胜是香港庄胜集团在内地机构的中心，是北京市第一家大型中外合资房地产公司。庄胜最为人熟知的旗舰项目，是于1998年建成的北京崇光百货，“崇光”这个日本品牌已有170年历史，而庄胜拥有其在中国的唯一使用权，并在北京创造了“庄胜崇光商业新时代”。有人评价，“周建和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开了一家错误的店，结果却赌赢了”。


　　庄胜的发展已经成为宣武区政府城市改造最重要的业绩。而周建和鲜有的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在宣武区的一次城市发展的活动中，周在有关领导的授意下，代表香港投资者做了一次肯定投资环境的发言。


　　但据知情人介绍，周建和在内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北京、武汉、上海、湖南等地的投资，都曾遭受过种种磨难和非议。


　　在北京，总投资100亿元的庄胜城，2004年底因拖延交房而被业主集体诉讼，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交房纠纷案；而庄胜集团在2005年底热销的“庄胜南馆”商业地产项目，因为“售后反租”这种方式而受到质疑。2005年12月开始在网上流传的一篇帖子《庄胜投资合算吗》中，作者称：“据从北京有关部门了解到，现在的南馆以及后面的土地，已经被他们抵押出去，据说抵押了10个亿，已经三年了，而且到本月的16号就到了还账的时间。”


　　关于庄胜集团资金链紧张的传闻，在采访中得到了侧面的证实。据著名房地产行销专家邓智仁介绍，1994年非典时，他所拥有的北京信达行房地产顾问公司“连续六个月一毛钱都收不到”，周建和于是找上来门来，并且答应注资信达行帮他度过难关。后来，邓智仁改变了想法，放弃了强弩之末的信达行，只身前往上海帮周建和做一个超大型地产项目。


　　上海的项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下来。2005年7月，周建和又把邓智仁请了回来，因为当时的庄胜二期麻烦不断，经历了很多风雨挫折，周急需邓这样的行销高手“救场”。周建和开出的条件十分优越：除了正常的待遇外，还在完成任务后给予1200万到4000万的巨额奖金。但周建和要求完成的任务极其艰巨：单价要高（均价高达3万多元/平方米）、总价要高（16-18个亿）、速度要快（2006年7月要开业，只有一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周建和当时对资金的需求是颇为强烈的。


　　由于当年从北京“败走”，又有周建和的“知遇之恩”，加之巨额的奖金刺激，邓智仁决定北上，“为荣誉、为友谊、为金钱”而战。经过两个月的策划和准备，庄胜南馆从2005年9月1日开始销售，短短3个月时间就完成6个多亿的销售，并且90%都是一次性付款。


　　但随后，邓智仁在销售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向周建和提出辞职，说了7次周才真正相信。按邓的说法，他在巨额奖金即将到手时离开，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在回报周建和的情义。当然，这5个多亿的销售资金，的确是对周的最好回报，一下子大大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周建和的资金紧张，与他在其他地方投资受挫是密切相关的。在上海，庄胜集团从2003年初开始启动了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区。该项目包括一座城市铁路交通枢纽、一座总面积47万平方米的华南地区最大Shopping Mall、一个占地面积38公顷的住宅小区，总投资约为150亿。周建和当时力邀邓智仁来参与的即是这个项目。但因为股东之间的意见不一致，作为最大股东的周建和，和另外一个股东、也是他一个在上海的好朋友吵翻了，再加上其他原因，项目最后停了下来，一直没有起色。据称，周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


　　在武汉，庄胜集团与游子乡集团于1999年合资成立了易盈公司，购买了游子乡大厦B座商厦，随后由庄胜集团单方出资1.2亿元筹建武汉庄胜SOGO百货商场，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全国扩张计划。但事与愿违，2000年底武汉庄胜SOGO开业当日，竟然出现了数千群众围堵商场的场面。原来合作方——游子乡集团借开发建设游子乡大厦的名义，于1994年至1998年间从事了长达4年的非法集资行为，非法集资达1.7亿元，致使商场开业后终日被追讨集资款的集资户围困，无法正常营业。到了2002年4月，庄胜公司占45%股份的易盈公司所合法拥有的物业被武汉市公安局作为游子乡案件的证据予以扣押。


　　数年中，庄胜和武汉市政府一直处于胶着状态。2003年9月，周建和通过庄胜集团全资子公司盛世投资收购了香港德信控股51.05%的股份，从而获得武汉广场购物中心49%的股权。据知情人透露，在收购后审计时突然发现了一笔高达１亿多元人民币的隐匿债务。为此事，记者曾向庄胜集团一位高层求证，这位高层称：“武汉的损失已经弥补回来了。”至于周建和到底是如何从这一个个“陷阱”中跳出来的，外界仍然不得而知。

第13节：“富翁失语者”周建和(3)


　　湖南的另外一位资本大佬刘虹出事之后，湘西州政府曾找到金六福的吴向东、新华联的傅军，还有庄胜集团的周建和等几个湖南出生的大老板，想让他们出面收购酒鬼酒。在亲近周建和的人眼里，周的商业感觉特别敏锐，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认定对方诚意不够，观念相对滞后，管理成本会很高，于是放弃了收购。


　　2005年6月和12月，周建和又分别以602万美元和7088万人民币收购了娄底市工程公司和大建煤矿。其中，大建煤矿挂牌起投价为6188万元，周建和多付出将近一千万，但仍被人指责为“侵夺国有资产”。一位接近周建和的人士透露，周为此很为恼火，将了另外一位娄底市老板一军：现在把它转让给你，你要吗？周对身边的人称，自己回家乡来投资，根本就没想着要赚多少钱。


　　为人之秘


　　创业初期曾犯下过“原罪”？


　　周建和低调，却不小气。和周建和很亲近的朋友透露，他这几年悄悄地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但从不愿意声张，更不愿意留名。


　　经过记者查证，在去年的一份《娄底日报》上，有如此一段记载：“富有爱心和赤子情怀的周建和，致富始终不忘报效祖国，始终不忘回报社会和家乡：他倾情为北京申奥成功、为七运会和湖南灾区捐款500万元；为娄底市、双峰县发展教育和文艺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他主动为政府分忧、为企业解难，先后收购了市内两家企业……”双峰县一所他捐助修建的体育馆，本来要命名为“周建和体育馆”，也被他制止了。


　　周建和的家乡双峰县是全国有名的书画之乡，涌出了闻名国内外的大家，但一些书画家在成名之前往往缺少资金举办展览。闻名海内外的已故花鸟画家王憨山，到北京中央美术馆来办画展，曾求助过周建和。周对他说：我不要你的画，也不用挂我的名，你还差多少钱？我来出。后来周赞助了4万元。而娄底市双峰县一个叫曾彩初的老校长，周建和为他捐助了150万办画展，并帮助出版《曾彩初艺文集》。


　　在娄底市广播电视报上，曾有一位自称是他老师的人，写了一篇叫《商界骄子的文化情结》的文章夸奖周建和，但他对这种赞誉表现得很淡然。


　　也曾有传言，周建和为北大法学院一次性捐助1000万元，当时他周围好多人劝他宣扬一下，同样被他拒绝了。记者费尽力气，才在北京大学新闻网上，查到发于2004年10月29日的一则消息。消息称：“今年恰逢法学院百年院庆之际，在新法学楼建设的过程中，庄胜集团慷慨解囊，捐资1000万元，体现了其对教育事业的热心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向周建和颁赠了“北京大学捐资证书”，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向周建和颁赠了“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铜牌。


　　对于周建和的这种超常低调，也流传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周建和的朋友认为，这是他性格如此，信奉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从来不喜欢张扬。据说，周之所以收购家乡的煤矿，是因为那里的生产技术含量太低、安全系数太低，他看了心痛，甚至花重金专门为此请来了中科院的两位院士，以及一位全国煤炭权威专家前去考查论证，证明瓦斯事故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是可以控制的。他说，如果为了利，我完全不用来家乡投资。


　　而周建和这位亿万富翁的朴素，也是出了名的。他住在宣武区一个很平常的居民小区里，开的车也很一般。夏天，他经常一个人穿着背心到街上的小店里去吃面，因为反正没有人认识他。邓智仁有次“取笑”自己的老板：我住的房子比你强多了，你开的车也是我不会要的。


　　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周建和的这种不张扬，可能是因为创业初期曾犯下过“原罪”，并且现有的地产和商场并不是庄胜集团最主要的收益，他在许多领域的发展情况其实不被外人了解。


　　不管是因为性格原因，还是因为避讳“原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周建和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典型的“富翁失语者”。并且，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缩影——他们出身低微，行事低调神秘，但又坚忍不拔、敢于闯荡拼搏。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到处暗藏着陷阱，他们稍有不慎便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地步，但凭借着一些正常的、超常的、甚至是非正常的手段，他们避开风险走到了今天。


　　当然，随着自己企业一天天社会化，他们的“失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们个人拒绝进步的表现。不管这是源于心虚或是个性的缺隙。


　　个人小档案


　　姓名：周建和


　　职务：庄胜集团董事局主席


　　出生：1963年8月


　　籍贯：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镇


　　学历：高中毕业


　　主要产业：房地产、大型零售百货、酒店


　　主要经历：2004年9月，为人低调的周建和因为公告全面收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0758-德信控股)而进入公众的视线。周氏旗下的庄胜集团，是北京最早的房产开发商之一，已于2003年完成了庄胜城的一期工程。庄胜城总投资100亿元，成为北京最大的住宅与商业中心，其规模已打破了先前李嘉诚在北京的投资纪录。周建和曾是其家乡一家供销社的职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事纺织品贸易，并于1989年成为秘鲁公民。1990年，他在香港注册了公司，不久开始进军北京房地产。迄今为止，庄胜为人熟知的旗舰项目，是于1998年建成的北京崇光百货。“崇光”这个日本品牌已有170年历史，而庄胜拥有其在中国的唯一使用权。

第14节：吴瑞林的“四心”人生(1)


　　第二部


　　沙场老兵


　　他们的产业多限于传统的制造业；他们的事业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们的财富也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抠出来的。


　　这决定了他们矛盾的性格——自信而多疑，极度老练却又有点固执。于是吴瑞林坚信“请人来哭，没有眼泪”，张继升和张文中总在学者与企业家两种身份之间摇摆，徐立华则一直努力地收敛个性的锋芒、学会平衡的艺术……


　　对于他们来说，生命中有一份永远摆不掉的责任感，以及因此带来的沉重。


　　吴瑞林的“四心”人生


　　“侨兴系”崩紧家族链


　　听说过侨兴的人不少，但知道吴瑞林的人不多。


　　要不是侨兴花3.2亿入主中电通信，惊曝人事大地震，而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那么此前不少人眼里，侨兴不过是一个老牌稳健的电话机制造商而已。然而侨兴发展的超前，让中国最先锋的IT精英们咋舌，因为它是最早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


　　但侨兴管理手法的原始，让所有管理专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至今侨兴的最高决策者依然采用“打小报告”的方式掌控员工动态，并自认为“很管用”。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民营企业之所以做不大，不信任职业经理人，权力近亲繁殖是根本。而坚信“血统论”的吴瑞林在几次引进职业经理人，又几次失败后，最终得出当今民营企业家们的普遍心结：用职业经理人不现实。


　　中国人平衡的智慧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用“自己人”做“里子”，还是用“外人”做“面子”，“针”在企业家的手里，“缝合之道”全在自己。?


　　信与不信原本是一线之间。


　　“老爸，你那套不行了，看看人家海尔模式多棒啊！”门外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手举着几张光碟兴冲冲地跑进屋内，向电视机前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嚷道。


　　这位中年人接过光碟看了看，就不屑地把它们扔到一边：“海尔模式很好，华为模式也很好，可侨兴却只能靠侨兴模式……”


　　这位固执的中年人便是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而那位激动的年轻人则是他的三公子吴志坚。


　　52岁的吴瑞林，2004年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开疆扩土”的顺利进行。除了已建成的12万多平方米的第一工业园，同样面积的第二工业园也初见规模，另外占地分别为66万平方米和200多万平方米的第三工业园和第四工业园也正在开山平地。而原来一直困扰吴瑞林的发展资金问题，这一段时间也终于被他妙手化解。据了解，美国两家基金公司一笔2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这几天已经基本敲定。这像一场“及时雨”，浇灭了吴瑞林紧锁眉头的焦灼。


　　在饭店的包厢里，吴瑞林手捏“小熊猫”牌香烟，气定神闲地和记者应对着，看不出连日奔波的劳累。话刚开了个头，他便拍着记者的肩膀，谈起正在大踏步推进的“新能源、新材料”战略。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吴瑞林充满着自信，所以对记者关于侨兴管理模式的质疑，尤其对用职业经理人的否定态度固执己见，认为在侨兴发展的特定时期和背景下有十二分的必要。“为什么‘海归派’变成了‘海待派’？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抵制！我们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家产哪经得起他们折腾？”


　　吴瑞林把自己的笑分为“真笑”和“假笑”两种。他毫不避讳地指着旁边一位中层管理人员说：“我对他笑的时候并不一定很真诚，他们工作不认真时我就笑得假一些；但我对公司里那些扫地、栽花的工人笑得最真诚、最纯洁，因为他们不会犯大的错误。”


　　晚餐开始后，吴瑞林的话语开始变得稀落起来，有点心不在焉。象征性地吃了点东西后，他起身礼貌地告辞，因为隔壁包厢还有一帮“尊贵的客人”等着他。据说这些客人就是来侨兴考察“新能源、新材料”投资项目情况的。


　　此后几天再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但通过几天的参观、访谈，我们对吴瑞林及他的侨兴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信心——关于个人


　　“他们最终都败在我手下！”


　　吴瑞林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海镇。当地最有名的地方是一座叫“安平”的古石桥，全长为2255米，为全国最长的石桥。石桥的中亭有清代石刻槛联：“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小地方、大傲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个全国著名的侨乡，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出位意识。为什么要出人头地？吴瑞林答道:“别人对我不好我才这样，当地人对没钱的人有歧视的习惯。”


　　他曾讲过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乡下每到农忙时节，总有人挑着各种小物品在田间垄头穿行叫卖。威风八面的公社干部到他们队里，唯一客客气气地叫到身边一起喝茶聊天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货郎。这给十几岁的吴瑞林很大的刺激，立志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做一个叫人瞧得起眼的货郎。


　　而最让吴瑞林刻苦铭心的，也许是17年前的那次举家“出逃”：1985年，他辛辛苦苦创办的服装厂因为被骗跨掉了，并且背负了巨额的债务。笑脸相迎的左亲右邻一夜之间形同陌路，就连孩子们在学校的座位也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去了。“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狗熊、儿子滚蛋”……这种压力迫使吴瑞林不得不在大年三十的夜晚“出逃”。

第15节：吴瑞林的“四心”人生(2)


　　问及那晚的心情，吴瑞林不愿再深谈：“不说那些小人了！他们最终都败在了我手下！”他面露讥讽之色，“他们最厉害，我们是笨蛋！现在怎么样？有的在香港还开着一个士多店，在偏僻的角落，三米宽、五米深的一个店面，而我在香港有整栋的写字楼、整座的工厂！怎么还去和这些人比？”


　　泉州人多为渔民，自古过着“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渔猎生活。所以有人评价，这地方出来的人好赌——打渔的时候你一网撒下去，也不知道到海底下到底有多少鱼虾，完全凭经验和手气。吴瑞林对这种观点十分赞同：“你能不赌吗？我们都是这样赌出来的！”


　　既然赌就有输有赢，38岁之前的吴瑞林遭受了数不清的挫败。在二儿子吴志忠眼里，成功的父亲也因为想法太超前，有过多次“荒唐”之举：比如十多年前中国物价不稳定，他马上囤积了好多车大米，结果粮食并没有紧张起来，米却霉掉了；比如今年SARS恐慌期间，他高价从外地购回一车醋，结果车还没到家，大恐慌已经过去了……


　　在员工眼里，吴瑞林有时很容易冲动。前不久广东省人大代表选举，惠州总共有6个候选人，但只有5个名额。吴瑞林自以为“稳操胜券”，因为在惠州他是6个人当中唯一全票当选的，也是唯一的民营企业家。但结果让吴瑞林很不满：他成了唯一落选的人！一气之下，他下令侨兴公司从此以后“闭关自守”——拒绝所有人的来访、采访和考察，准备关起门来搞建设。最后在手下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放弃了这个“不太明智的决定”。


　　侨兴的产业是否应该多元化？这恐怕是最为外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实吴瑞林有他长远的念头：他把现在留给儿子们，自己放手去赌明天，即使“牺牲”了也在所不惜。所以吴瑞林大力推进建设的四个工业园，更像四部恢宏壮丽的交响乐，在他的指挥下愈发激越和惊人。


　　在第二天参观时，我们看到了让人激动的一幕：位于惠州横沥镇的侨兴第四工业园，占地达七千亩，一眼望去见不着边际。很多山都被整座地削平，这些地方将建起集团的行政总部大楼、繁华的商业街和成片的厂房和居住区。前不久的一次职工大会上，吴瑞林激动地说，希望大家在2004年底就能去第四工业园工作和居住，“当你工作累了的时候，就打开后窗拿出鱼杆，往楼下的水塘抛下长线，坐在办公室里钓鱼玩……”


　　但在这激越的进行曲中，会有什么不和谐的音符跳出来吗？在“老骥伏枥”式的激越表情后面，冷静的旁观者更多看到的或许是日益紧绷的资金链和愈显传统的管理手段。


　　而吴瑞林最让外人不解的，就是诸如管理员工时收集“小报告”之类的作法：他选了很多文化程度不高但绝对忠心的人充当“间谍”，派到企业的各个地方监督工作，随时汇报“谁偷东西了，谁贪污了”等问题。


　　这样是否会在企业内部造成相互防范、彼此中伤的不信任气氛呢？吴瑞林不以为然，认为这一招到现在仍很管用，他相信自己的鉴别能力。但吴瑞林并不讳言有“冤假错案”存在，他甚至举例：“我们车间有个管理人员，有人反应他收回扣，我把他弄了出去。他现在自己在外面做贸易公司，每年还提着几瓶酒来给我来拜年……我们不一定是全对，也有错的，只要调整过来就好了嘛！”


　　忧心——关于家族


　　“儿子的接班问题是心头之痛。”


　　在侨兴第一工业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在花园似的园区内，排列着一座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和厂房。但在园区的一角，却有一座豪华的两层楼别墅。院落里有三五只鸭在戏水、有十数只鸡在争食。大门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耶稣像。进门右走是客厅，墙上挂着吴瑞林和全家人的合影。而在别墅和几乎所有的办公楼门口，都挂着诸如“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利得大时”之类的大红对联。


　　也许一家人最惬意的事情，是在每个清晨或黄昏，坐在自家二楼的阳台上，看着侨兴集团如何在日转星移中一步步发展壮大……于是有人激赏：这是以厂为家；也有人担忧：这不是始终把侨兴当作自家的菜园子吗？


　　在吴瑞林眼里，自己的夫人是一位质朴的妇女，从不干涉公司里的事。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则“逸闻”：有天深夜10点多钟，车间里仍然灯火通明，吴夫人跑进去一看，有好多工人正在工作。她特别激动，叫来管事的人，让他把所有加班工人的姓名记下来，每人发100元奖金。她不知道这是夜班，要开工到11点多钟……


　　当然，吴瑞林担心的并不是夫人的“闲情逸致”，三个儿子的接班问题才是他真正的心头之痛。


　　大儿子吴志阳从小就跟着他打天下，自然也最为他倚重，所以他派吴志阳“坐镇”北京，主攻集团最为看好的手机业务。但入主中电通信后，吴志阳一直是麻烦不断，其中最让人费神的是公司高层的人事震荡。据说，在当初让薛晨做中电通信总经理的时候，父子两人便持截然不同的意见。薛晨“被董事会秘密罢免”后，紧接着包括财务副总、大客户销售经理、市场部、品牌部、计划部等要害职能部门的高层主管纷纷离去，个别部门的人几乎走了一多半。


　　在公关方面，中电通信也留下了不少“败笔”。2003年2月，南京的个别消费者发现自己购买的中电通信CECT928手机屏幕上竟出现一句问候语“Hello Chow”，翻译意思是“你好，中国种的狗”。此事经媒体曝光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对民族尊严的伤害，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第16节：吴瑞林的“四心”人生(3)


　　屋漏偏遭连夜雨。2003年8月22日，上海浦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对中电通信价值三百多万美元的手机成套散件未经检验就擅自加工装配使用，处以罚款人民币150.46万元。中电通信不服处罚，在多次沟通无效后，已于2004年2月18日依法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诉讼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中电通信无论如何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刚收购CECT时，吴志阳仅带来一名财务和一名助手。但短短的半年之后，吴瑞林便带着集团公司号称“八大金刚”的调研小组，来到CECT总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重组。这次强硬楔入，被外界理解为吴瑞林对吴志阳前一段工作某种程度上的不满意。


　　而同时被吴瑞林寄以厚望的，是三儿子吴志坚一手掌控的加利利公司。这个公司的命名颇有一番讲究：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叫加利利的海，海里有丰富的鱼类，加利利人以捕鱼为生。据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福音营销创始人”耶稣便在那里开始了福音的传扬……吴瑞林希望这个公司能把自己的产品也同样传遍每个角落。


　　但老三却是他最为操心的一个。自小就不爱读书的吴志坚，因为爱看李连杰、成龙的录像，甚至跑到少林寺去学了几年武术。后来迷上了网络，吵着父亲拿出100万来搞了一个网站，并用中南海警卫的番号命名为“8341”。一年后，吴瑞林又追加了100万，风险投资进来1000万，结果全赔了。


　　后来吴志坚想读书了，于是去报了个EMBA，进去后觉得“那是骗人钱的，学校根本没有好好开课”，从此断了学习的念头。


　　这位老三还曾闹过“办公室”事件。集团公司曾请来一位副总裁，主抓集团的大小事务。那时吴瑞林的办公室在总部三楼左手边第一间，第二间是吴志阳和这位副总裁在里面办公。但吴志坚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应该紧挨着父亲和大哥一起办公，所以把这位副总裁的办公桌丢到了门外大厅的办公区内，并且连电话都不给安一台，气得这位副总裁一走了之，跑到下面的子公司去了……


　　在父亲的眼里小儿子最聪明，所以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头金不换”。吴志坚在筹备加利利上市的这段时间内，据说的确是废寝忘食、分外卖力。但在2003年年底，在筹备上市工作告一段落后，又出现了“挪用公款”的事件，关于“公子哥”的批评也开始见诸报端。吴瑞林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决定把吴志坚加利利总经理的职务拿掉。后来在两个哥哥的全力劝说下，吴瑞林最终收回成命。


　　据知情人透露，此次动用的钱款达千万元之巨。在询问这笔钱的去向时，他的答案既模糊又清晰：“你想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什么事情能够挥霍掉一千万元？”吴家兄弟三人感情深厚，最后每人都赔了几百万元。


　　据说，前一段时间曾一度在媒体爆光频繁的吴志坚，近来因为此事低调收敛了很多。我们去加利利公司参观，几分钟后吴志坚正好从外面进来，他对主动打招呼的我们反应冷淡，仅握了握手，一句话都没讲便抬步走开，对“搬弄是非”的记者似乎不愿再多理睬。


　　在谈及这些问题时，吴瑞林叹息：“家族成员出的问题，就应该由我们家族的人来承担。但血统是改变不了的，这个产业最终是他们的！”


　　在请吴瑞林给三个儿子打分的时候，他给了老大吴志阳80分，老二吴志忠也是80分，老三吴志坚是60分。有趣的是，吴志坚也曾给他父亲打过分，认为只能打80分，他希望自己将来是98分，能有一天超过父亲。


　　疑心——关于职业经理人


　　“请人来哭，没有眼泪！”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也许是吴瑞林最为矛盾的心结所在。一方面，他一直坚信“请人来哭，没有眼泪”这句俗语，认为职业经理人绝对不会为自己企业的生死存亡牵肠挂肚；一方面，儿子们又难挑大梁，让他不得不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使用外人。


　　吴瑞林为此付过不少“学费”。第一次借用“外脑”是在1999年，聘请了曾司职于加拿大和美国的两家电讯公司的朱刚担任集团执行总裁，为此还专门让任副董事长和总裁的大儿子吴志阳卸任，去北大企业家特训班学习。但最后吴瑞林认为朱刚管理不善，导致公司亏了2000万元；第二次请的是一位曾在韩国工作了10年的MBA，但最后吴瑞林发现他的那套麦肯锡式的管理方法，根本无法渗透到侨兴内部，甚至引起了管理混乱，最后也只好让他走路……


　　几次借用“外脑”失败的经验，让吴瑞林对使用职业经理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面对是否会以偏概全的质疑，吴瑞林的回答很坚绝：“不是我天生对外人不信任，试想一下，在巨大的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有多少人能够不乱呢？我想即使是我自己也可能不行，因为这就是人性。”对那些一来就“要权要钱、要车要房”的职业经理人，吴瑞林十分反感，“我们的产业是一步一个脚印做起来的，而不是讲故事讲出来的！中国民营资本量本来就非常少，经不起他们折腾！”


　　但在采访过程中，吴瑞林又指着从门口进来的一位叫吴谊增的副总裁说：“你们知道侨兴权力最大的人是谁吗？是他！”这让刚刚听完他“请人来哭，没有眼泪”理论的我们面面相觑。


　　对于“第一重视忠心、第二重视能力”的吴瑞林来讲，这位副总裁也许比较符合他的用人标准。吴瑞林曾有一位有16年关系的老朋友，后来到公司负责绿化工程。凭着和老板深厚的交情，他显得肆无忌惮，购买东西根本不通过主管的副总裁。后来吴谊增亲自去调查，发现他购进的某种树木报给公司的价格是500元/棵，而吴谊增自己去市场买只要130元/棵，差价大得吓人。吴谊增于是坚持要求退货并换人。吴瑞林过意不去，怕这位老朋友的老婆来找他，于是亲自向吴谊增求情，让他以每棵280元买进得了。但这个人最终还是被吴谊增炒掉了。

第17节：吴瑞林的“四心”人生(4)


　　吴瑞林有一个侄儿，常常开着公司的小车出去玩，有一次把一辆宝马轿车的底盘撞烂了。主管此事的行政部长是吴瑞林的外甥女婿，根本不敢处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吴谊增坚持，要肇事者赔了一万多元的修理费……


　　对亲朋故旧狠不下心肠的吴瑞林，倒乐得有这样一位“黑脸”来帮他维持公司的秩序和制度。尤其是在工业园建设、安全生产、预防SARS等重大事情上，吴瑞林更是“抛开”三个儿子，让吴谊增一手操持。


　　但在询问这样一位得力助手的“价码”时，这位副总的回答有点“高姿态”：“我从不计较待遇问题，能够在帮助自己佩服的这位民营企业家实现理想的同时，我能赚一点小钱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老板有信心，当侨兴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是不会亏待我的。”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究：“你手下有没有比你工资高的人？”吴谊增答道：“比我职务低却工资高的人有的是，一万五、一万四、一万三的都有。”


　　但即使是这样一位“价廉物美”的副总，也曾受到过吴瑞林的猜疑。吴谊增一直担任着工业园建设的总指挥，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不捞一把谁信？于是有人传言，说他贪污了500万，吴瑞林也曾一度信以为真。这位副总一气之下提出辞职，吴瑞林又极力挽留，有次晚上给他打电话：“明天一早你到我家来，不要吃早餐，到我家来吃。”……吴瑞林的恳切最后又留住了他。


　　“你对老板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这位副总的回答耐人寻味：“没有最不满意的，只有一点点不满意的，就是家族性质的管理问题。”为了避免再出现诸如家族成员挪用“公款”之类的事情，吴谊增正帮着建立起一个内部结算中心，以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利用。


　　恨心——关于一个神秘人物


　　错信复杂的家族，发生多少说不清的纠葛……


　　从深圳市区前往机场的高速路上，有一个叫福永的收费站。过了收费站便是一个大拐弯，迎面立着数块巨大的广告牌。中间一块是侨兴集团CECT手机蓝底白字的广告，往右跳过两块则是天时达手机稍显花俏的广告牌。


　　“你知道侨兴和天时达的关系吗？”从深圳回北京时，有人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天时达虽然比不上侨兴的名气大，但它和侨兴、步步高、TCL、德赛等号称电话机的“五大霸主”。该公司网站显示，天时达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电讯终端设备为主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82年，是亚洲少数几个最早生产电话机等通信终端设备的厂家之一，也是全国首批获得国家计委正式批文允许生产、销售移动电话的厂家之一。公司总部位于深圳，董事长叫蔡清楚。


　　“你相信它们的老板是亲兄弟吗？”当那人向我们透露这个“内幕”信息时，我们很是惊讶：怎么可能呢？一个姓吴、一个姓蔡，而且都是信息产业的知名巨头！


　　为了调查信息的真伪，我们开始了查证。在网上搜索，吴瑞林的条目达千条之多，而蔡清楚的条目仅廖廖三五条，而且根本没有关于他个人出身、创业的详细报道。在所有对吴瑞林的采访中，从来都没有提及过他有这么一位同样了不起的亲兄弟；打电话采访侨兴公司有关人员，也都是颇为警惕，说不清楚或不太了解。


　　后来经过各种尝试，我们终于在《福建侨报》上查到这样一条仅百来字的短讯：“晋江市安海镇曾林村吴氏昆仲捐资行善，创办‘曾林吴清楚、吴瑞林慈善福利基金会’，兴建的灵水中学‘吴瑞林教学楼’日前落成。在慈善福利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蔡清楚（随母性）、吴瑞林昆仲为曾林村共93位老人颁发了‘领银证’……”


　　那么为什么呢？作为亲生兄弟的蔡清楚、吴瑞林两人，一个是这样的张扬，一个是这样的缄默？在刘永好、刘永行之类亲兄弟创业致富故事“甚嚣尘上”的今天，作为同样值得标榜的吴氏兄弟，为什么都选择了绝口不提对方？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守口如瓶，剩下的只能是根据蛛丝马迹去猜测。我们对比了两个人的简历：


　　吴瑞林，1952年出生；1972年创办福建安海镇五金厂；1980年创办福建安海镇服装工业总公司；1991年创办香港瑞创国际有限公司；1992年创办惠州侨兴电讯工业有限公司；1994年12月创办侨兴环球电话有限公司（美国上市公司）；1995年8月创办惠州侨兴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收购中电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嘉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宝雅制品有限公司，同年成立惠州加利利通信有限公司；2003年收购大连宇田海洋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侨兴永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侨兴罗氏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蔡清楚，1946年2月5日生；1982年在香港投资建厂生产按键电话机，是亚洲最早生产按键电话机的厂家之一；1984年投资在中国深圳兴建多个电话机生产厂；1994年取得电话机在中国国内的内销销售权；1997年天时达无绳电话在市场销售中位居同行第一名；1998年注册成立天时达移动公司；1999年研制生产出第一台手机，并在其后取得手机牌照；2000年天时达手机被评为“深圳市重大建设项目”；2001年生产出国内最早的闹钟、MP3、复读机等功能为一体的数码录音笔；2002年推出多款彩屏手机；2003年推出集拍摄、录音、MP3等功能于一体的数码相机……



　　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吴瑞林屡遭重创的1985年前后，正是蔡清楚作为一个成功商人在香港大展拳脚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哥哥的照顾不周，让打击中的吴瑞林一直铭记在心？两人都是以电话机一前一后发家，吴瑞林是不是受到哥哥的启发但最终形成竞争态势，从而分道扬镳？蔡清楚是国内最早一批拿到手机牌照的人，但吴瑞林却对此物梦寐以求，并最终花了3.2亿的真金白银，他会为哥哥没有借他手机牌照一用而耿耿于怀吗？吴瑞林有12个兄弟姐妹，会不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家族发生了很多说不清的纠葛……另外，天时达公司年轻的总经理叫吴裕伟，他和吴氏家族有血缘关系吗？


　　一切猜测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确认。吴瑞林喜欢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你看别人隔着一根横梁，是因为你自己眼里有一根刺。”中国也有一句古话：“相逢一笑泯恩怨。”不知54岁的侨兴集团董事长和58岁的天时达公司董事长能否有这么一天这么一刻？


　　即使两兄弟的恩怨真像想象中的那样深重，也最终会在若干年后简化成“蔡清楚、吴瑞林”两个名字，并肩排列在吴氏家谱中某一页的角落里，直至纸张发黄、变脆，最后飘散在风中……


　　个人小档案


　　姓名：吴瑞林


　　职务：侨兴集团董事长


　　出生：1952年2月17日


　　籍贯：福建省晋江市


　　学历：小学毕业


　　主要产业：通讯设备


　　主要经历：吴瑞林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晋江，12岁小学毕业便辍学，从17岁开始想办法挣钱。1982年他承包了当地一家濒临破产的服装公司，并在一段时间内把它搞得红红火火。20世纪80年代末吴瑞林开始投资电话机生产。经过十几年的拼搏，成为仅次于TCL电话公司的第二大电话机生产公司。1999年，侨兴公司成为中国内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

第18节：徐立华的“平衡术”(1)


　　徐立华的“平衡术”


　　平衡是一种力量


　　印象中，波导在浙江企业中多少有些另类。


　　其一，浙江大多数企业热衷于制造能力，即所谓做工厂。虽然他们对市场有很好的嗅觉，并且把这种嗅觉体现到产品上，但最终市场的成功给人更多的感觉是产品能力的一种成功。而波导之另类表现在：它在市场中乍一亮相给人带来的感觉，至少是很前卫的。


　　其二，在波导上市之前，有许多人一直以为它是一家民营企业。因为波导在市场层面的很多东西，你无法把它和国有企业联系起来——尽管事实上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对市场经济已经理解深刻、执行有力了。但更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通信领域的国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依旧是完全不同于波导的目前风格。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认识波导企业，或者说徐立华这位创业领导人的另类。徐立华显然一直在谋求建立一种良好的体制结构。他的这种努力从他和另外三位创业者一起与宁波奉化政府的合作就已开始，一直到此刻。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努力是有效的。


　　这个结构说透彻一些，就是通过股东的相互制约使企业重大决策能够客观，从而推动波导能够持续发展。


　　当徐立华和几个同学一起创业时，公司取名“Bird（鸟）”，梦想有飞鸟的速度。


　　1999年决定进军手机行业时，徐立华强调波导的策略：“必须要有速度，不能像烧开水那样，10度、20度……没有人给你时间。”


　　“波导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波导开放的股权结构。”徐立华开解。


　　1992年，走出校门仅一年的穷书生徐立华，怀揣一份研制中文寻呼机的可行性报告游说宁波奉化市政府，终于在1992年10月成立了奉化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等4个创业者以技术作价490万元入股，只占49%的股权，别的投资方占大股。


　　当时波导的实际投资只有510万元，为了创业，徐立华把珠海的家当全部卖了，在奉化市租了东门口的几间民房，进行中文寻呼机的研发。新年钟声敲响的一刹那，寻呼机终于有了动静，随着“嘀嘀嘀”的声响，屏幕上显示出“新年快乐”四个字。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年5月，中文寻呼机批量生产，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在只有几台样机的情况下，竟然收到800万元预付款。1993年的后半年，在仅200平方米的厂房内，工人三班倒应付着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的订单，连机器都没有时间歇口气。当年波导产销量即达1万台，利税154万元。


　　但是，由于扩张太猛，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市场上陆续退回来六七千台中文机，压死了全部流动资金。徐立华“垂死挣扎”，到处寻找合作伙伴。最终一家香港公司决定投资，双方合资成立了吉通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果断让出部分股权，创业团队的股份只占合资公司的14.7%。


　　“通过出让股权来吸引更优秀的合作伙伴，将我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徐立华总结。


　　2000年之前，波导股权结构是合伙制，出资最高的是总经理徐立华(36%)，其余有3位各占18%，另一位占10%。


　　为了上手机项目，并争取上市，徐立华再一次决定通过出让股权吸引实力雄厚的企业。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们“傍上”了有国资背景的宁波电子信息集团。通过收购它下属的电容器总厂和太阳能电源厂，波导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组成合资公司，当时对方占股45%，奉化波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从80%降到44%，成为第二大股东。波导于2000年6月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徐立华长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