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是过去最主要的关于近视成因的说法。因为据西方人调查,没有接受系统教育的人群中近视的发病率仅有2%,而在城镇中长大,接受了系统教育的人中有大约三分之一带上了近视镜。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约翰·安吉(John F Angle)博士在197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年龄、阅读与近视》(Age Reading and Myopia)的文章中指出,经过他对若干12-17岁的美国青少年做的研究,平均每多学习一年,近视度数提高22度。基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关系和普遍的文化认同(联想一下5、60年代的影视作品,知识分子跟眼睛是从不分离的),英国的罗琳女士让小哈利波特戴上了近视镜,虽然这会让他在骑扫把飞来飞去的时候稍感不便。
1969年,以F A·杨(F A Young)教授为首的科研小组对因纽特人的视力状况作了调查,11-40岁的因纽特人284个人中有149个近视眼;而在41岁以上的因纽特人中,131个人中,只有两个。由于年老的因纽特人过去散居,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而年轻人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接受了标准的美式教育,杨教授和他的同伴自然也成了近视教育决定论者。不过,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人类学家V·斯特凡森(V Stefansson)在1919年出版的《我与爱斯基摩人的生活》(My life with the Eskimo)一书描述了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的旧称)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漫漫极夜的暗淡光线中制作工具、缝补衣物。这些工作与在学校中埋头读书比起来,眼睛似乎也轻松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