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们对道德底线失去敬畏
“瘦肉精”阴魂不散,今年3月再一次“发威”,这次涉事的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双汇公司。至此,人们才从养殖业专家那里知道,在国内使用“瘦肉精”是行业潜规则,其踪迹绝不止于双汇,产销链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利益驱动是农户给猪打“药”的根本原因。沈阳“心连心”养猪合作社秘书长郭勐告诉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品种、饲料的蛋白水平和良好的喂养方法是提高猪瘦肉率的正道,但很多养殖户不舍得花钱买好的猪种,只饲养当地的土猪,靠出栏前“吃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让其“健美”——这样的猪屠宰后脂肪层极薄,瘦肉丰满,肉色鲜红,能达到屠宰场标准,卖上好价钱。
而“瘦肉精”还不是猪吃进去的唯一的“料”。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一些养猪从业者、饲料供应商和专家那里了解到,重金属和抗生素也是猪粮中不能缺少的“配料”。
吉林省商务部门一位干部告诉本报记者,他去农村调研时看见,农民屋后养两只猪、种一畦菜,自家吃,猪栏里的几十头猪“是用来卖的,自己不吃”。
为何农民心知不该,还昧着良心给猪喂“药”?
在一位熟悉中国农村的北大法学学者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与城市化带来的人的“陌生化”有关。在物资匮乏,物流不畅的年代,猪的宰杀、售卖最多辐射一村一镇,真要出了问题,很快会受到惩罚。在不正当的利益与严重的社交后果面前,农民自然不会,也不敢昧着良心挣钱。
然而,迅速扩大的产业链和相关产业政策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被拉远了。目前我国实行“定点屠宰”政策,只有部分获得市场准入的屠宰场可以宰猪。一位养猪人士告诉记者,屠宰企业由此控制了市场话语权。他们通过加工、分装、热链等程序获取利润并迅速扩张,这类企业跨市、跨省甚至跨国销售,在扩张市场的过程中“跑马圈地”,仅通过猪贩子搜罗猪源。在这个过程中,全链条可追溯体系没有跟上,养殖者和消费者也几乎不可能见面。
上述法学人士表示,当责任无法追溯、生产者也难以与消费者对接的“陌生化”情境中,实实在在的利益驱动力显然大于虚无缥缈的“良心”,“农民会想,家家都这么挣的钱,我干吗闲操心?”
喂“药”的农民只是食品安全问题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在诸如“瘦肉精”等高科技含量的非法添加物链条上,如果没有研究者、制造者、销售者等一系列专业人员,使用者“想挣钱也没机会”。但相应的监管和惩罚机制长期没有跟上市场阔步前行,导致这一系列“昧着良心”的行为没有责任,没有底线,没有敬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者薛兆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卸责、偷工减料、做手脚或者敲竹杠等行为,不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所有人类交易中都难以回避的。
在经济学最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中,人们为让交易行为避免此类障碍,设置了多种约束、监督和惩罚机制,称为交易成本。一项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就表明,由于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美国经济整体交易成本在一个世纪之中上升了一倍,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46.66%。
“瘦肉精”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和分工化遍地开花之时,社会为食品安全付出交易成本还显得微薄:当初双汇号称“十八道检验”可以让消费者“十八个放心”,结果这些检验中根本无法检测单一品种的“瘦肉精”;有的地方“生猪尿检”就是“走过场”,有的“尿检”甚至用人尿冒充,每头猪花两元就能买到三大证明;一位基层官员表示,多次食品安全“专项行动”轰轰烈烈,下面也会相应地落实并写成详细汇报,“其实下去转一圈,小贩们在里面放了什么,根本没法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