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料】微生物学名人堂

高尚荫（Shangmeng Gao 1909-1989）

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教育家。中国病毒学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病毒学研究机构和我国第一个微生物专业、第一个病毒学专业。

    １９５８年完成的“培养家蚕脓病病毒的组织培养方法研究”是无脊椎动物组织培养和昆虫病毒研究中的开创性工作，所著《昆虫病毒理论及应用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９０９年３月３日，高尚荫出生在浙江省嘉善县陶庄镇的一个书香世家。高尚荫７岁那年，进入他父亲办的一所乡间小学接受启蒙教育。１９２６年中学毕业后考取了苏州东吴大学。主修课是生物学，选修课是化学。他学习努力刻苦，对任何问题都喜欢追根溯源。他博览群书，在图书馆中如饥似渴地读书，对于生物学科的书籍更是如获至宝。这为他尔后献身于生命科学，成为著名的病毒学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石。１９３０年完成了大学学业，获得理学士学位。同年，２１岁的高尚荫由一位旅美亲戚的介绍，获得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劳林斯大学的奖学金赴美国学习。在劳林斯大学，他各科成绩优秀，免修了很多课程，１年后就获得了文学士学位。１９３１年秋，高尚荫转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头两年通过在实验室协助教授们工作以获得维持生活的费用。１９３３年，在美国著名原生动物学家Ｌ．Ｌ．Ｗｏｏｄｒｕｆｆ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３５年初，他的毕业论文“草履虫伸缩泡的生理研究”提前完成，在答辩过程中受到导师和专家们的好评，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高尚荫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的几位美国朋友希望他留在美国工作，可是他想得更多的是贫穷落后的祖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的儿女。１９３５年２月，高尚荫等不及５月底举行的毕业典礼，就提前离开耶鲁大学来到了欧洲，为的是利用回国前的宝贵时间学习和接触更多的先进技术，更全面地考察了解发达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现状，以便回国后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事短期科学研究。　　１９３５年８月，年仅２６岁的高尚荫回到了祖国，受聘任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成为该校当时最年轻的教授。１９３７年武汉大学因抗日战争迁至四川乐山，１９４５年迁回武汉。从１９３５年—１９４５年，他先后讲授过普通生物学、原生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微生物学、土壤微生物学等课程，其中普通生物学由他连续讲授了１０年。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助手几乎每天都要在实验室工作，中午总是在实验室吃点自备的干粮。在教学、科研经费极度困难和工作环境很差的条件下，不知疲倦地工作，先后在《中国生理学杂志》、《武汉大学学报》、《新农业科学》等国内刊物及《德国原生动物杂志》、《科学》等国外刊物上发表了有关原生动物生理学和微生物固氮菌方面的研究论文２０余篇。１９３７年，高尚荫与本校女教师刘年翠结婚。这一结合不仅使高尚荫在生活上得到了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而且在科学事业上也得到了一位得力助手。　　１９４５年，高尚荫获得校方同意，利用两年学术休假的时间，作为洛氏医学研究所访问研究员第二次去美国。在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Ｗ．Ｍ．斯坦利（Ｓｔａｎｌｅｙ）的实验室从事病毒学研究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病毒学研究领域中的近半个世纪的奋斗。１９４７年回国后在武汉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病毒学研究室，这是我国最早开展病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之一。

　　１９４９年５月，武汉市解放，军管会接管了武汉大学。此后不久，高尚荫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会后，中央组织科学家们到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他们跑遍了东北三省，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高尚荫亲眼看到了工厂努力恢复生产，农村搞土地改革，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热气腾腾的景象。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决心跟共产党走，把毕生的精力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这次北上，使高尚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他除了担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外，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每当谈起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情景时，他总是格外地感慨：“党是如此重视知识分子，如此重视我们为之献身的科学、教育事业，我感到自己就是学校的主人，我们是在为祖国、为人民办大学，因此有使不完的劲”。由于工作成绩斐然，１９５１年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和模范教工，１９５２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５６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孜孜追求的理想。从此，他就把自己的工作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以后，高尚荫一直致力于微生物学和病毒学教学，亲自为本科生主讲基础课，积极招收、培养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层次的专门人才。组织和主持了“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肿瘤病毒病因及其转化机制”等重大科研项目，先后在中、美、英、德、捷等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１１０多篇，出版了《电子显微镜下的病毒》等专著四部和《伊万诺夫斯基生平及其科学活动》译著一部，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高尚荫先后担任过武汉大学生物学系主任、病毒学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和病毒学研究所所长。１９８０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曾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微生物研究室主任、武汉微生物研究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武汉分院副院长。他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物学科评议组副组长、教育部学位委员会生物学科评议组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病毒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尚荫还是《病毒学杂志》、教育部《自然科学学报》、《生物学报》以及《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和《病毒学报》顾问，并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病毒学报》编委。长期以来，他还担任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职务。包括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湖北省对外友协副会长。在国际上，他是美国西格马自然科学学会荣誉会员，国际无脊椎动物病理学学会终身会员。１９８１年，美国劳林斯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他先后９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国访问和考察，与美国、瑞典、日本、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１０几个国家的学术界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为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发展国际间的科技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魏 曦





魏 曦(1903.12.25－1989.5.20) 医学微生物学家。湖南巴陵（今岳阳）人。



1921－1925年先后在雅礼、金陵大学和湘雅医学院学习。1933年上海医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入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3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1939年回国。历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大连医学院教授兼系主任，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副所长、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人畜共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民盟第二至四届中央委员、顾问。长期致力于回归热螺旋体、支原体的研究，为中国人兽共患病和微生态学学科奠基人。30年代培养出斑疹伤寒立克次疫苗，获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奖励；对“二战”期间滇缅英军中流行的“不时热”经确



证为恙虫病，获哈佛大学考察团授予的战时学术性功绩勋章；抗美援朝期间从美军投掷细菌武器中分离出鼠疫和霍乱菌，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和中国国务院奖状；50年代提出了抗生素引起菌群失调的概念并率先开发了生态制剂，促进了“微生态学”学科的发展；从事诸多动物源病──人兽共患病调查研究，在中国首次判定弯曲菌。主编有《钩端螺旋体病学》、《医用立克次体学》等；撰有《“促菌生”在菌群调整疗法中的作用》等论文100余篇。

                                                                 

巴斯德（Pasteur,Louis）于1822年12月27日生于法国汝拉省的多尔，他的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一名退伍军人，是个以制革为业的硝皮匠。1847年，巴斯德毕业于巴黎师范学院，毕业后，他从事化学研究，研究酒石酸盐的晶体，发现这些晶体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有隐蔽的不对称性，一些结晶是另一些结晶的镜像，正如左手和右手那样的关系。他在晶体研究方面的成就，对立体化学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后来，人们发现，巴斯德在采取制备结晶的方法时是很幸运的，要得到分离的两种结晶，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而巴斯德完全出于偶然，而采用了这种特殊方法，在他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制出大的不对称结晶来。这正如巴斯德所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一举成名，他接到许多教授聘任书，并成为荣誉勋位团的成员。他虽然在化学方面成名，但使他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巨大成就。

　　1854年9月，法国教育部委任巴斯德为里尔工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在那里，他对酒精工业发生了兴趣，而制作酒精的一道重要工序就是发酵。当时里尔一家酒精制造工厂遇到技术问题，请求巴斯德帮助研究发酵过程，巴斯德深入工厂考察，把各种甜菜根汁和发酵中的液体带回实验室观察。经过多次实验，他发现，发酵液里有一种比酵母菌小得多的球状小体，它长大后就是酵母菌。

　　过了不久，在菌体上长出芽体，芽体长大后脱落，又成为新的球状小体，在这循环不断的过程中，甜菜根汁就“发酵”了。巴斯德继续研究，弄清发酵时所产生的酒精和二氧化碳气体都是酵母使糖分解得来的。这个过程即使在没有氧的条件下也能发生，他认为发酵就是酵母的无氧呼吸并控制它们的生活条件，这是酿酒的关键环节。

　　巴斯德弄清了发酵的奥秘，从此开始，巴斯德终于成为一位伟大的微生物学家，成了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当时，法国的啤酒业在欧洲是很有名的，但啤酒常常会变酸，整桶的芳香可口啤酒，变成了酸得让人咧嘴的粘液，只得倒掉，这使酒商叫苦不迭，有的甚至因此而破产。1865年，里尔一家酿酒厂厂主请求巴斯德帮助治治啤酒的病，看看能否加进一种化学药品来阻止啤酒变酸。

　　巴斯德答应研究这个问题，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未变质的陈年葡萄酒和啤酒，其液体中有一种圆球状的酵母细胞，当葡萄酒和啤酒变酸后，酒液里有一根根细棍似的乳酸杆菌，就是这种“坏蛋”在营养丰富的啤酒里繁殖，使啤酒“生病”。他把封闭的酒瓶放在铁丝篮子里，泡在水里加热到不同的温度，试图即杀死了乳酸杆菌，而又不把啤酒煮坏，经过反复多次的试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只要把酒放在摄氏五六十度的环境里，保持半小时，就可杀死酒里的乳酸杆菌，这就是著名的“巴氏消毒法”，这个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市场上出售的消毒牛奶就是用这种办法消毒的。

　　 当时，啤酒厂厂主不相信巴斯德的这种办法，巴斯德不急不恼，他对一些样品加热，另一些不加热，告诉厂主耐心地待上几个月，结果呢，经过加热的样品打开后酒味纯正，而没有加热的已经酸了。

　　巴斯德成了法国传奇般的人物时，法国南部的养蚕业正面临一场危机，一种病疫造成蚕的大量死亡，使南方的丝调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人们又向巴斯德求援，巴斯德的老师杜马也鼓励他挑起这副担子。

　　“但是我从来没有和蚕打过交道啊！”巴斯德没有把握地说。

　　“这岂不是更妙吗？”老师杜马鼓励他说。

　　巴斯德想到法国每年因蚕病要损失1亿法郎时，他不再犹豫了，作为一名科学家，有责任拯救濒于毁灭的法国的蚕业。巴斯德接受了农业部长的委派，于1865年只身前往法国南部的蚕业灾区阿莱。

　　蚕得的是一种神秘的怪病，让人看了心里非常不舒服，一只只病蚕常常抬着头，伸出有脚像猫爪似的要抓人；蚕身上长满棕黑的斑点，就像粘了一身胡椒粉。多数人称这种病为“胡椒病”，得了病的蚕，有的孵化出来不久就死了，有的挣扎着活到第3龄、4龄后也挺不住了，最终难逃一死。极少数的蚕结成茧子，可钻出来的蚕蛾却残缺不全，它们的后代也是病蚕。当地的养蚕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治不好蚕病。

　　巴斯德用显微镜观察，发现一种很小的、椭圆形的棕色微粒，是它感染一丝蚕以及饲养丝蚕的桑叶，巴斯德强调所有被感染的蚕及污染了的食物必须毁掉，必须用键康的丝蚕从头做起。为了证明“胡椒病”的传染性，他把桑叶刷上这种致病的微粒，健康的蚕吃了，立刻染上病。他还指出，放在蚕架上面格子里的蚕的病原体，可通过落下的蚕粪传染给下面格子里的蚕。

　　巴斯德还发现蚕的另一种疾病——肠管病。造成这种蚕病的细菌，寄生在蚕的肠管里，它使整条蚕发黑而死，尸体像气囊一样软，很容易腐烂。

　　巴斯德告诉人们消灭蚕病的方法很简单，通过检查淘汰病蛾，遏止病害的蔓延，不用病蛾的卵来孵蚕。这个办法挽救了法国的养蚕业。

　　巴斯德一生发明很多，对生物科学和医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次偶然的机遇，使他找到了片服鸡霍的灵丹妙药。

　　鸡霍乱是一种传播迅速的瘟疫，来势异常凶猛，家庭饲养的鸡一旦染上鸡霍乱就会成批死亡。有时，人们看到有的鸡刚才还在四处觅食，过一会儿却忽然两腿发抖，随后便倒了下去，挣扎几下便一命呜呼了。有的农妇晚上在关鸡窝时，还在庆幸地看到鸡都死光了，横七竖八地躺在窝里。1880年，法国农村流行着可怕的鸡霍乱，巴斯德决心片服这种瘟疫。

　　为了弄清鸡霍乱的病因，巴斯德从培养纯粹的鸡霍乱细菌作为突破口，他试用了好多种培养液，他断定鸡肠是鸡霍乱病菌最适合的繁殖环境，传染的媒介则是鸡的粪便。他经过多次实验，但都失败了。茫然无序中，他只得放松一下，停下研究工作，休息了一段时间。

　　休息几天以后，巴斯德又开始了研究实验，这时，他们发现“新大陆”了。他用陈旧培养液给鸡接种，鸡却未受感染，好像这种霍乱菌对鸡失去了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呢？巴斯德顺藤摸瓜，终于发现，因空气中氧气的作用，霍乱菌的毒性便日渐减弱。于是，他把几天的、1个月的、2个月和3个月的菌液，分别注入健康的鸡体，做一组对比实验，鸡的死亡率分别是100%、80%、50%和10%。如果用更久的菌液注射，鸡虽然也得病，便却不会死亡。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另用新鲜菌液给同一批鸡再次接种，使他惊奇的是，几乎所有接种过陈旧菌液的鸡都安然无恙，而未接种过陈旧菌液的鸡却死得净光。实践证明，凡是注射过低毒性的菌液的鸡，再给它注入毒睡足以致死的鸡霍乱菌，它也具有抵抗力，病势轻微，甚至毫无影响。

　　 预防鸡霍乱的方法找到了！巴斯德从这一偶然的发现中，导致了他对减弱病免疫法原理的确认，使他产生从事制造抗炭疽的疫苗的设想。虽然在他这前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但有意识地培养制造成功免疫疫苗，并广泛应用于预防多种疾病，巴斯德堪称第一人。

“意志、工作、成功，是人生的三大要素。意志将为你打开事业的大门；工作是入室的路径；这条路径的尽头，有个成功来庆贺你努力的结果……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努力的工作，必定有成功的那一天”，这是巴斯德关于成功的一段至理名言。

特沃特是英国微生物学家，他发现了噬菌体。

　在19世纪L.巴斯德、R.科赫奠定的基础上，20世纪不断发现新的病原微生物而且研制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治疗药物。工业微生物学也从制酒、做面包发展到利用细菌来产生维生素、氨基酸、甚至还可以利用细菌冶金；但20世纪对生物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是病毒和噬菌体的研究。噬菌体是一种以细菌为宿主的、比正常病毒还要小的病毒。从1915年第一篇关于噬菌体的文章出现至今的70多年历史中噬菌体已在分子生物学的舞台上起了重要的作用。1915年，英国微生物学家F.W.特沃特发表了一篇不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为“超显微病毒本质的研究”;文章描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通过具有细小孔径的陶瓷过滤板的稀滤液，只要有一滴落到试管内的琼脂上，就可以使琼脂上的球菌菌落变为透明。F.W.特沃特后来在讨论这一现象时认为有3种可能：①球菌生活史中，有一个阶段不能在正常培养条件下生长；②球菌分泌一种酶，导致它自身的毁灭；③有一种超显微病毒，能使球菌发生急性“传染病”。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研究未能继续进行。1917年，法国医官F.H.de埃雷尔提出有一种看不见的微生物能与痢疾杆菌发生拮抗作用。他认为这是一种捕食杆菌的微生物，并命名为噬菌体。

这种细菌溶菌现象的本质，从20年代到30年代始终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包括著名的比利时免疫学家J.博尔代在内的许多微生物学家认为这是由于细菌突变引起的一种酶的过量生产，使细菌发生传染性自溶现象。他们未认清噬菌体的两个不同生活阶段，即在细菌外的完整形态结构阶段和在细菌内的增殖阶段。他们也不承认噬菌体是一种有遗传性的物质实体。这实际上是对于是否存在着介于生命体和无生命体之间的物质这一老问题的新争论。恰恰是噬菌体这样一种生物的地位和性质，成为分子遗传学研究的极好材料，著名的果蝇遗传学家H.J.马勒曾在1921年底预言：“F.H.德埃雷尔的实体如果是基因,则将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去解决遗传问题,它们可以过滤,能在一定程度上分离，能在试管中操作,由它们对细菌的作用而表现出的性质可以研究。但如果把它看作是基因可能是太急了……。”1922年，荷兰的M.W.拜耶林克根据当时计算出的噬菌体数量级，认为“噬菌体和蛋白质分子的大小相当”。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E.沃尔曼夫妇起初同意J.博尔代的看法，后来看到T.H.摩尔根和H.J.马勒对遗传学的新贡献，也接受了新思想。1925年，他们提出噬菌体最活跃的要素是含有一种有稳定遗传性的物质，1935年更明确地定了基因论完全适用于病毒。到40年

    DNA为核心的化学本质。这一切都成为噬菌体进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领域的基础　

病毒学是20世纪中叶才独立的一个微生物学的分支学科。1892年伊万诺夫斯基发现过滤性烟草花叶病的致病因素后，过滤性病毒名称遂被广泛采用。1898年荷兰微生物学家M.W.拜耶林克根据多年对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指出：既然烟草花叶病的致病因素极易过滤，而且能在被感染的植物组织中增殖，因此可以肯定这种物质不可能是毒素，很可能是一种具有复制能力的，较低分子量的分子。因为病毒只能在活组织中生长繁殖，所以寻找适用的活组织培养方法成为20世纪病毒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1931年，美国病毒学家E.W.古德帕斯丘和A.M.伍德罗夫提出用鸡胚作活组织来培养病毒，大大促进了病毒的研究。50年代以后，陆续建立起研究病毒的定量技术。

1935年美国生物化学家W.M.斯坦利第一个取得病毒的结晶──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晶。纯病毒的取得促进了对病毒结构的研究。40年代，借助电子显微镜的观察和化学分析，才认识到病毒是由核酸和构成外壳的蛋白质组成。50年代,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一些病毒的分子结构才得到了阐明。20世纪对如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肝炎病毒，特别是乙型肝炎病毒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别于50和80年代取得了防疫疫苗。对肿瘤病毒的研究也取得明显效果。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对病毒的认识得以大为深化。

利斯特(Lister，Joseph)生于英国埃塞克斯。早在念小学时，他就立下了一个伟大的志向——当一名外科医生。后来，他考入伦敦大学医学院学习。他曾先后担任过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和伦敦皇家学院的外科教授。1860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担任过该会会长。

还是在伦敦大学医学院学习的时候，当利斯特亲眼看到英国第一次使用麻醉剂给病人动手术时，激动无比。但令他失望的是做手术的目的本来是为人解除病痛，而有时却会带来相反的后果，即病人的病非但没有治好，反而因为伤口化脓而烂死。有统计资料表明，当时，仅因“医院坏疽”引起的复合骨折所进行的截肢手术，在英国多数医院中死亡率达40％，欧洲其他国家有些医院的死亡率高达60％。利斯特得知这些情况后，内心一阵阵绞痛。从此，他暗暗下定决心，要解决伤口化脓的问题。利斯特仔细研读了巴斯德的有关著作，懂得了物质之所以腐败，是细菌在作怪；导致

伤口化脓的罪魁祸首也是细菌。这使利斯特喜出望外。

随后，利斯特到几家医院当医生，并着手做了一些手术。从那时起，他正式着手研究伤口化脓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后，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既然伤口化脓是细菌引起的，可这些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小东西，是怎样钻进伤口里的呢？显然，弄清了这个问题，也就找到了防止伤口化脓的办法。利斯特的目光渐渐盯住了要害所在。这期间，他多次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虽然骨折了，既充血，又肿胀，痛不堪言，但因皮肤完好无损，几乎没有一个人死亡，当然也不会化脓。反之，尽管骨折不算严重，但如果皮肤破了，伤口则几乎都会化脓，丧命者也甚多。

这并非是什么偶然现象，利斯特已相当清楚。据此，利斯特认为，细菌是体外来客，并不是伤口本身产生的。细菌是怎样进入伤口的呢？这个问题折磨着利斯特。他百思不得其解，但在他的脑海里，这个问题一天也没有消逝过。1865年的一天，天气分外晴朗。早晨，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照到病床上，病人感到很舒适。利斯特迎面进来，看到这一情景，心情也格外好。但他马上被一种现象吸引住了：只见射进来的一束束阳光中，无数灰尘在飞舞，但光束的周围却仿佛什么也没有，确切他说，并不是没有灰尘，而是光不强，肉眼看不见。这说明，空气中随时都有无数的灰尘在

传播的方式及媒介找到了，下一步就是寻找杀菌的方法。经过实验，他找到了碳酸这种有效的杀菌剂，因为碳酸能防止腐烂，当然也就能杀菌。1865年8月12日，他进行了第一次试验，在整个手术室里、手术台上、手术器械以及整个手术过程中，都喷洒了稀释的碳酸溶液，结果获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后来，他每次做手术前，都将碳酸喷洒在室内以及手术器械、纱布等物上，并用碳酸溶液洗手、洗病人的伤口。由于采用这种消毒法，伤口化脓明显减少，手术死亡率也大幅度下降。此后，世界许多医学科学家研究出用于手术器械、衣物、敷料、手术室、手术医护人员洗手、病人皮肤消毒的多种灭菌方法。如加热、化学消毒剂、紫外线照射、伽码射线照射、超声波灭菌法等等。

    灭菌法诞生以后，外科手术的范围变得十分广阔，从摘除白内障到心脏移植，不仅挽救了许多生命，病人的痛苦也大为减轻。1867年，他公布了自己的这一重要研究成果。成果公布后，英、德、法等国的医院纷纷采用。

    外科消毒法的发明，是利斯特对人类的一大贡献。这一发明挽救了亿万人的生命。

埃弗里，O.T.

Oswald Theodore Avery (1877～1955)

           

　　美国细菌学家。1877年10月21日生于加拿大新斯科 舍哈利法克斯,1955年2月20日卒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1887年随做牧师的父亲迁入美国纽约市。1904年毕  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后到布鲁克林的霍格兰实验 室研究并讲授细菌学和免疫学。1913年转到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附属医院工作，直到1948年退休。

　　他和C.麦克劳德、M.麦卡锡于1944年共同发现不同型的肺炎双球菌(Diplococcus pneumoniae)的转化因子是 DNA。英国微生物学家F.格里菲思于1928  年就发现：将已经死亡的Ⅲ型肺炎双球菌和活的Ⅱ型菌 分别注射入小白鼠体内小白鼠表现正常；若将两者混合注入，则小白鼠死亡，并从其尸体中可分离出活的可 致病的Ⅲ型肺炎双球菌。

　　格里菲思由此推测，在Ⅲ型的死菌体中必有一种转化因子能使Ⅱ型转化为Ⅲ型，而且这种转化可以遗传给后代。埃弗里和他的同事则进一步从被高温杀死的Ⅲ型菌中分离出蛋白质、荚膜的成分（粘多糖）和DNA，将这几种成分分别同活的Ⅱ型菌混  合培养，发现只有DNA能使活的Ⅱ型转化为Ⅲ型，即使无荚膜、不致病的可转化为有荚膜、能致病的肺炎双球菌。证明了格里菲思所说的转化因子就是脱氧核糖核酸 (DNA)。

　　这项实验第一次证明了遗传物质是DNA而不是蛋白质。虽然这一发现，曾引起争论和怀疑，但的确推动了DNA的研究，直至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他早年就熟悉肺炎双球菌，研究过肺炎双球菌的免 疫性。提出肺炎双球菌可根据其免疫的专一性来进行分 类，而这种免疫专一性是由于不同菌型的荚膜中所含的多糖引起的。由此他建立起对不同型肺炎双球菌的灵敏  检验法。

戴森霍尔

戴森霍尔博士1937年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
1974年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取得学位。1987年以前任该所第二结构研究部研究员。他对结晶体结构学具有丰富的经验，也是计算及科学方面强有力的学者。他善于认真的研究任何疑难问题，并冷静的予以解决。自1988年起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院研究员。

戴森霍尔博士和胡贝尔教授、米歇尔博士于1982－1985年在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学研究所利用X-射线晶体分析法决定了光合成中能量转换反应的反应中心复合物的立体结构。这一结构曾发表在1985年伦敦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上。他们完全阐明了H.M.L和细菌色素等4个蛋白质亚单元以及纳入其中的许多光合成功能的细菌。此种反应中心是取自所谓光合细菌的光合成功能的细菌。这种细菌酒向绿色植物和藻类一样，利用太阳光能制造有机物。此种光化反应与植物相比，虽然比较单纯，但其反应机理，具有很多相同点。尤其，若研究合成色素构型，可了解到由最初受到光能而发生电荷分离的菌叶绿素（光合成细菌叶绿素）的二聚物向菌脱镁叶绿素、醌等许多电子传递成分变化的过程，从而证实了以微微秒高效率的光合成电子传递的全部排列。

他们利用自己所获得的蛋白质晶体首次搞清楚了这些蛋白质的结构，并且第一次成功的阐明了由膜束缚的蛋白质是怎样形成的全部细节。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1）它是生物膜中存在的膜蛋白质结晶化的最初的成功例，当然，其结构一原子水平贝阐明，应该是最初的膜蛋白质；（2）他们明确阐明了以前被漠视的结构复杂的光合成化学反应。这一工作队光学反应的分子反应机理做出了杰出贡献。

格里非斯

发现DNA的遗传功能，始于1928年格里非斯（P．Grif-fith）所做的用肺炎双球菌感染小家鼠的实验。
    肺炎双球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或品系。一个是有毒的光滑类型，简称为S型。一个是无毒的粗糙类型，简称为R型。S型的细胞由相当发达的荚膜（或称为被囊）包裹着。荚膜由多糖构成，其作用是保护细菌不受被感染的动物的正常抵抗机制所杀死，从而使人或小家鼠致病（对人，它能导致肺炎；对小家鼠，则导致败血症）。但在加热到致死程度后，该类型的细菌便失去致病能力。由于荚膜多糖的血清学特性不同、化学结构各异，S型又可分成许多不同的小类型，如SⅠ、SⅡ、SⅢ等。而R型细胞没有合成荚膜的能力，所以不能使人或小家鼠致病。它不能合成荚膜的原因在于一个控制UDPG一脱氢酶的基因发生了突变，R，S两型可以相互转化。
    1928年，格里菲斯将肺炎球菌SⅡ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离体培养，从中分离出R型。当他把这种R型的少量活细菌和大量已被杀死的SⅢ混合注射到小家鼠体内以后，出乎意外，小家鼠却被致死了。剖检发现，小家鼠的心血中有SⅢ细菌。
    这一实验结果可以有三种解释。（1）SⅢ细菌可能并未完全杀死。但这种解释不能成立，因为单独注射经过处理的SⅢ时并不能致死小家鼠。（2）R型已转变为S型。这一点也不能成立，因为剖检发现的是SⅢ不是SⅡ，R型从SⅡ突变而来，理应转化为SⅡ。（3）R型从杀死的SⅢ获得某种物质，导致类型转化，从而恢复了原先因基因突变而丧失的合成荚膜的能力。格里菲斯肯定了这种解释。这就是最早发现的转化现象
。
    三年之后，研究者们发现，在有加热杀死的S型细菌存在的条件下，体外培养R型的培养物，也可以产生这种转化作用。此后不到两年，又发现S型细菌的无细胞抽提物加到生长着的R型培养物上，也能产生R向S的转休（R→S）。于是，研究者们提出，加热杀死的S型细菌培养物或其无细胞抽提物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导致细菌类型发生转化的物质。这种物质究竟是什么，人们尚不知道，为便于研究，暂时叫做“转化因子”（transforming principle）。 格里菲斯发现转化作用，为尔后认识到DNA是遗传物质奠定了基础。艾弗里和他的同事麦克劳德（C．M．Mcleod）和麦卡蒂（M．J．Mccarty）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才获得了重大的突破。1944年，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艾弗里等人为了弄清转化因子的化学本质，开始对含有R→S转化因子的SⅢ型细菌的无细胞抽提物进行分馏、纯化工作。他们根据染色体物质的绝大部分是蛋白质的事实，曾一度推断蛋白质很可能是“转化因子”。然而，当他们使用一系列的化学法和酶催化法，把各种蛋白质、类脂、多糖和核糖核酸从抽提物中去掉之后，却发现抽提物的剩余物质仍然保持把R型转化为S型的能力。于是，他们对自己的推断动摇了。最后，在对抽提物进一步纯化之后，他们发现，只消把取自SⅢ细胞抽提物的纯化DNA，以低达六亿分之一的剂量加在一个R型细胞的培养物中，仍然具有使R→SⅢ的转化能力。他们还发现，从一个本身由R型转化产生的S型细菌的培养物中提取的DNA也能使R→S。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转化因子”就是DNA。并在《实验医学杂志》第79卷第137期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

艾弗里等人的试验和结论是对脱氧核糖核酸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彻底改变了它在生物体内无足轻重的传统观念。艾弗里等人在1944年所作的试验和结论，不仅没有使科学界立即接受DNA是遗传物质的正确观念，反而引起了科学界许多人的极大惊讶和怀疑。当时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否定意见。第一种是，即使活性转化因子就是DNA，也可能只是通过对荚膜的形成有直接的化学效应而发生的作用，不是由于它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而起作用的。第二种否定意见则根本不承认DNA是遗传物质，认为不论纯化的DNA从数据上看是如何的纯净，它仍然可能藏留着一丝有沾污性的蛋白质残余，说不定这就是有活性的转化因子。

    科学界的怀疑、否定，不但没有能动摇艾弗里等人继续探索的坚定信心，反而加强了他们的信念，为进一步明确、探索而奋斗。
    为了回答第一种怀疑论，泰勒（H．Taylor）和哈赤基斯（R．D．Hotchkiss）先后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特别是他们在1949年所进行的实验，给了怀疑论者以致命一击。泰勒从粗糙型（即R突变型）品系中分离出一个新的更加粗糙、更加不规则的突变型ER，并且发现从R品系细胞中提取出来的DNA可以完成ER向R的转化。这样，就证明了在以往实验中作为受体的R品系本身还带有一种转化因子。这种转化因子能把R品系仍然还具有的一点点残余的合成荚膜的能力转授给那个荚膜缺陷更甚的ER品系。不仅如此，泰勒还发现，将从S品系（作为给体）提取的NDA加到ER品系（作为受体）中，也能实现ER向R的转化。如果把这种第一轮的R转化物抽取一些加以培养，然后再加进S给体的DNA，便会出现R向S的转化。泰勒的这些发现使得那些曾抱有“DNA仅仅是在多糖荚膜合成中作为一种外源化学介质进行干扰而导致转化作用”这种信念的人们，无言以对，只得认输。

在同一年内，哈赤基斯还证实了那些与荚膜形成毫无关系的一些细菌性状（如对药物的敏感性和抗性）也会发生转化。他从正常的S型肺炎球菌中分离出了一种抗青霉素的突变型（记为PenrS），提取出它的DNA，加到一个由对青霉素敏感的S型中突变产生的R型（记为PenrR）的培养物中。结果发现，某些个Penr—R受体细菌已被转化为Penr—S给体型。据此，他得出结论说，肺炎球菌的DNA不但带有为荚膜形成所需要的信息，而且还带有对青霉素产生抗性的细胞结构的形成所需要的信息。他还认为，荚膜的形成和对青霉素的抗性似乎是由不同的DNA分子控制着。此后不久，哈赤基斯又利用从S野生型抗链霉素突变型细胞中提取的DNA进行试验，也获得了同上述实验完全相仿的结果。当哈赤基斯将其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之后,一切认为DNA的转化作用是生理性的而不是遗传性的各种奇谈怪论便消失无踪了。

针对第二种否定意见，艾弗里和麦卡蒂于1946年用蛋白水解酶、核糖核酸酶和NDA酶分别处理肺炎球菌的细胞抽提物。结果表明，前两种酶根本不影响抽提物的生物学效能，然而只消碰一碰后者，抽提物的转化活性便立即被完全破坏掉。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DNA作为遗传信息载体的功能。哈赤基斯继续对转化因子进行化学提纯。到1949年时，他已经能把附着在活性DNA上的蛋白质含量降低到0.02％。尽管如此，在1949年，这些实验结果仍然没能使怀疑论者相信DNA是遗传变化的原因所在。甚至到1950年，米尔斯基（A．E．Mirsky）仍对艾弗里的转化因子试验结论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很可能就是DNA而不是其它的东西是对转化活性有责的，但还没有得到证实。在活性因子的纯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附着在DNA上的蛋白质被去掉了，……但很难消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可能还有微量的蛋白质附着在DNA上，虽然无法通过所采用的各种检验法把它们侦察出来，……因此对DNA本身是否就是转化介质还存在一些疑问”。

后来，随着对DNA化学本性的足够了解，特别是1952年赫尔希（A.D.Hers-hey）和蔡斯（M．Chase）证明了噬菌体DNA能携带母体病毒的遗传信息到后代中去以后，科学界才终于接受了DNA是遗传信息载体的理论。美国分子遗传学家G．S．斯坦特写道：“这项理论到1950年后好像突然出现在空中似的，到了1952年已被许多分子遗传学家奉为信条”。

科学界对艾弗里等人的理论的怀疑，也反映到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中。当艾弗里提出他们的理论以后，闸有人提议艾弗里应获这种最高奖励。但鉴于科学界对其理论还抱有怀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认为推迟发奖更为合适。可是，当对他的成就的争议平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准备授奖之时，他已经去世了。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只好惋惜地承认：“艾弗里于1944年关于DNA携带信息的发现代表了遗传学领域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就，他没能得到诺贝尔奖金是很遗憾的”。

艾弗里等人的科学发现为什么迟迟得不到科学界的承认呢？这当然不是由于他们的不术地位低下所致，因为艾弗里那时已经是细菌学界的一员老将。不是由于出版机构的压抑，因为他拉的文章在《实验医学杂志》上得到了及时发表。也不是由于他们的研究超越了时代或离开了研究的主流趋势，因为当时有许多人都在研究格里菲斯发现的新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艾弗里的发现的蒙难主要由于认识论方面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具体说来是：第一，传统观念的束缚。无庸否认，大家早就怀疑过DNA在遗传过程中是否有一定的功能，特别是自从福尔根（F.Feulgen）于1924年证明了DNA是染色体的一个主要组分之后。但是，由于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定历史进程，人们对蛋白质的研究罗为充分，对它的重要性和分子结构的认识比较深入；而对DNA的研究就非常不够，因而人
们也就很难设想DNA能够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仙，DNA不像蛋白质那样引人注意。这除了它不像蛋白质（特别是酶）那样到处都是，且到处都是活跃以外，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结构上似乎没有蛋白质那样变化多端，具有个性（同一生物
体中的异源蛋白质之间，或者不同生物体中的同源蛋白质之间，在结构的特异性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直到30年代后期，科学界还普遍坚持莱文（P．A．T．Levine）在20年代提出的“DNA结构的四核苷酸假说”，认为DNA只不过是一种含有腺苷酸、鸟苷酸、胸腺苷酸和胞苷酸四种残基各一个的四核苷酸而已。到了40年代早期，尽管已经认识到DNA分子量实际上要比四核苷酸理论所要求的大得多，但是仍然普遍地相信四核苷乃是那较大的DN聚合体的基本重复单元，其中四个嘌呤和嘧啶碱基都依次按规定的序列而被重复着。DNA被看成如同淀粉等聚合物一样的一种单调的均匀第二，错误地总结经验造成的因噎废食。

就在艾弗里等人做出上述结论的20年之间，著名生物学家、191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威尔斯塔特在实验中由于采用的酶溶液过于稀释之故，以至用通常的化学检验法显示不出它的蛋白质含量，但仍存在催化活性，于是便做出了酶不是蛋白质的错误结论，宣称已经制成了不含蛋白质的酶的制备物。由于这种结论出自权威之口，人们信以为真，结果使对酶的研究推迟达10年之久。1944年时，科学界对这种前车之鉴仍记忆犹新。所以，当艾弗里等人公布他们的结论后，害怕再受骗的科学界便不敢再盲
然唯这位权威而是从，迟迟不予认可了。播种苦果的是已故权威威尔斯塔特，而蒙受苦果之害的是在世权威艾弗里。殊途而同归。“威尔斯塔特的错误幽灵使基因的研究又拖迟10年之久”。艾弗里等人及其科学发现的不幸遭遇，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
思的问题。首先，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们应当努力克服思想上的保守性和片面性，做到不为流行观念所束缚，努力去揭示未曾为大多数人所注目的新领域；做到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因噎废食。其次，作为一个科研管理工作者，我们不仅应对那些
成果在短期内就得到证实的发现者给予奖励，而且也应对那些其成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证实的卓越发现者（特别是其中的高龄科学家），及时给予承认。

斯坦利

Stanley, Wendell Meredith(1904 年8月 16 日 - 1971 年6月 15 日),病毒学家,出生于Ridgeville ,Ind.,其父詹姆士 G. 斯坦利是当地的报纸出版商。斯坦利在当地的Earlham 学院的学生中而且很受欢迎，而且在运动方面很有才能。  他喜欢化学和数学，踢足球，而且在 1926 年获理学学士学位。

       

在毕业之前的几个月,斯坦利拜访了伊利诺大学而且遇见了罗杰亚当教授,教授对化学的狂热促使斯坦利放弃了他成为一个足球教练的职业梦想，改为叁加研究所。 他1927在伊利诺大学获理学硕士，1929 年收到有机化学的 Ph.D.

在研究所中，斯坦利出版了十三张论文,其中之一是为麻疯病进行化学的治疗--他的合作者中一位名为Marian Staples Jay的女研究生在1929 年六月 15 日，成为了他的妻子。斯坦利夫妇育有四个孩子： 他们的儿子，小Wendell Meredith ，成为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一名分子生物学家,他在帮助破解遗传密码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

斯坦利在伊利诺大学做了一年的博士后工作之后去了德国--当时世界化学药品研究的中心--为慕尼黑大学一个国家研究会议人之一参加一个学术年会。 他于1931年回到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 但是设法在纽约市的Rockefeller医学研究所找到一个位置。一年之後他转移到普林斯顿大学动物和植物病理学的实验室,在那他开始研究大量毁坏烟草农作物的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

虽然病毒已经在1898藉着荷兰的植物学家Martinus WillemBeijerinck的工作被识别，但是当斯坦利在1932年在他们身上开始了他的工作时候,没有人真的知道了他们是什麽,除了知道它们传染性极强和无法在一个显微镜之下观察到之外。斯坦利希望能获取一个答案，他搜寻了一吨生病的烟草植物用轮磨挤压成浓粥汁状。然后经一步步的过滤，他设法分离出烟草花叶病毒 (TMV) 和最后,使用被John H. Northrop 发展的结晶技术，生成了很薄的水晶棒的病毒蛋白质，并保有了它们的感染性。但这项发现在1935 受到质疑：有科学家怀疑活的生物可以以水晶的形式存在。 但是斯坦利 ,一位使人信服的演讲者,不畏艰难,在美国和英国中的几十个科学论坛中出现为自己的结论争辩。在一年内他的发现被其他科学家证实。

斯坦利所研究的病毒,是一种可自我复制却又像一种简单化学物质的生物,牢牢抓住了科学家的想像力。他的发现对于了解生命的本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促使人想知道是否病毒是否连接着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质。斯坦利推测病毒可能是生命在地球上的第一种形式。到1937，研究人员已经发现TMV并不如同斯坦利已经假设的一样由纯蛋白质构成;它也包含小数量的核酸RNA, 后来的研究证明其中的RNA是病毒活动的关键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普林斯顿实验室的研究重点。有关人和实际应用更加重要，斯坦利被要求分离流行性感冒病毒而且生产一种疫苗。 1945 之前，他和他的同事研制出一种部分有效的新离心分离类型流感疫苗。

对于他科学生涯的评价主要在于斯坦利对我们扩展病毒知识所作的贡献，但是对他其他方面工作的奖赏却相对地来的更早。1946年，斯坦利由于烟草病毒的研究与Northrop和詹姆士 B. Sumner一起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自他的起始发现以后的十年内，超过三百个病毒已经被确认, 包括引起天花，黄热病,麻疹,肺炎, 和通常的感冒病毒。 许多人会把斯坦利的成就与发现细菌的Pasteur的成就相提并论。

在收到诺贝尔奖几个月之前，斯坦利在飞机上偶然遇见了Robert G. Sproul,加州大学校长。 在他们的交谈过程中斯坦利提到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以便对病毒化学进行完全地研究。他的希望成为了现实，在 1948 年Sproul邀请他在 Berkeley 校园建立一间病毒实验室并且作为实验室的主任。在那儿斯坦利坚持到他退休，培养了一代病毒学家,指导完成了许多计划，这些计划对于比较进一步澄清了病毒的性质作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帮助发展出许多新疫苗,其中之一就是小儿麻痹症。

在 1950 年代期间，斯坦利活跃在国家级的科学事件中, 而且在很多董事会和委员会中任职,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家科学基金和国家癌症协会。 虽然他广泛四处旅行发表演讲，但是他仍然非常关心 Berkeley 校园的事务。 他坚决反对 Berkeley 和其他的大学强迫教员宣誓效忠美国的要求。虽然他自己签署了誓约，但是他保护了那些没有宣誓的人。最终他们赢得了胜利，法院判决强迫宣誓的要求是不符合宪法的。

在 1960 年代，纽约时报形容他是 "一个眼中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和蔼可亲的国家大夫"。 斯坦利投身于为促进癌症研究增加资金筹备而四处奔走。对于动物体内肿瘤病毒的研究使他感觉到病毒可能在人中也对许多形式的癌具有直接影响。基于这个理论,在人类癌症病症研究中所分离出的病毒被用来设计疫苗，并直接促进了对癌症宣战的计划——全国癌症行动。 不幸的是1971年斯坦利在西班牙Salamanca叁加一个生化会议的时候的时候去世,几个月后全国癌症行动被批准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