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诸葛
后见之明在CREs的故事里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2000年,CDC研究人员分析了一个名为“重症监护细菌耐药性流行病学”(ICARE)的监测项目所得到的数据。该项目历时6年,旨在监控重症监护室中不同寻常的抗药因子。从ICARE项目储备的大量生物样品中,科学家检测出一种特别的样本——克雷伯氏杆菌。
1996年,这种细菌取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患者。当时,它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几乎没有抵抗力。这种抗生素发明自上世纪80年代,是一种强有力的广谱抗菌素。医生认为,谨慎使用能够确保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等最后的药物,在未来十几年内有效。
但是这种克雷伯氏杆菌菌株打破了这一想法。这种细菌能够产生一种名为“肺炎克雷伯氏杆菌碳青霉烯酶”(KPC)的酶,从而击溃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攻击。更重要的是,编码这种酶的基因存在于质粒内,能容易地从一个细菌转移到另一个细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抗性出现了。
不过微生物学家起初认为CRE是一个孤立的案例。CDC耐药性办公室副主任、微生物学家Jean Patel表示,4年前收集的样本,以及其余样本的测试结果,未揭示更进一步的耐药性,这消除了CDC科学家的疑虑。Patel表示:“并非科学家缺乏兴趣来探索这些。”而是当时的态度是,“我们有一个体系能够鉴别耐药性,它很有效,并且如果更多的耐药性发生,我们将会得知”。
但是CDC的监察计划是有限的:它只跟踪了约6000家医院中的41家,其分析也远远落后于样本采集。于是当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性再次出现后,几年时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