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中科院院士--黄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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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黄本立

中科院院士、厦大教授黄本立原本预计自己只能活50岁,因为他自幼体弱,所以,他25岁参加工作时,黄本立认为,自己揭开了后半辈子的序幕。

幸好,这一预计并未像他的科研猜想那样总能得到验证——昨日,黄本立在厦大度过了自己80周岁和从事科研教育工作55年庆典。他不仅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目标,而且,他的后半辈子过得如同他毕生所爱的原子光谱那样绚烂多彩——在术上,他确立了自己在新中国原子光谱奠基人之一的地位,成为第一位以原子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院士;在人才培养上,中国一大批光谱分析的骨干出自于他手下;然而,对于像我们这类的平常人来说,他充满魅力的一点是:这位通常表情严肃的院士对生活的热忱。

他想当摄影师,命运的安排使他成为化学家

黄本立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师,虽然他最终成了化学家。从现在看,他对成为摄影家的理想,仍然矢志不移。

证据是显而易见的,昨日出版的图片集里,照片上的黄本立,胸前总是挂着照相机。

他和本报摄影记者姚凡的友谊,也是一个证明。在一次对他的采访中,他结识姚凡。姚凡说,很快的,他的电子信箱就塞进了黄本立寄来的摄影作品。这位院士谦虚地称呼姚凡为“师傅”,向他讨教光圈、快门等问题。

他对摄影的热爱可以追溯到他在1945年上大学时,当时,他还组织了摄影小组。1949年从广州岭南大学毕业后,黄本立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出国留学,他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一直拿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国际学生奖学金,被国外大学录取的几率很大,第二条路是在新中国工作,当时称“参加革命”。

黄本立最终决定选择北上“革命”,多年以后,他直言不讳地说,当时,他是冲着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而去的。

但是,命运为他做了另外的安排,他被安排在东北科学研究所,也就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前身,即使是这样,黄本立的摄影家之梦还没有醒——他幻想报到之后再调入东影。

然而,黄本立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专业搞摄影的想法,而投入到原子光谱分析研究中去。黄本立在解释自己“移情别恋”的理由时说,当时,东北是国民经济恢复的重要基地,急需采用快速、准确的原子光谱技术,而在国内从事原子光谱分析的人屈指可数,而且几乎都已转行。

他通过修理废旧仪器,创立了“最完善的双电弧光源”

光谱分析是一种技术,它可测出任何物质的组成,黄本立是从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废旧小型摄谱仪,开始自己成为新中国原子光谱泰斗之路的,他在大学所学的物理、光学这时开始发挥作用。

他的成名之举是清理修复、调整了这台破旧的仪器,使用过期很久的感光板,居然完成了一些样品的分析。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位“魔术师”对一台原用于加工塑料皮的机器进行改装,将其用于当时国际上刚刚出现一种新型光源的研究。

昨天,黄本立的“老东家”——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曾宪津说,黄本立当初研制的一些机器,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要知道,当时新中国没有途径进口机器。

他说,黄本立并不是“魔术师”,他具有的是奋斗开拓的精神。

行家们说,黄本立对原子光谱的一大贡献是他建立一些分析方法。例如,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发展并改善国外常见的一种矿石矿物的分析方法。

最终确定黄本立学术地位的是他在1957年创立了一种可测定包括卤素在内的微量易挥发元素的双电弧光谱分析光源,被国外著名光谱分析家誉为“最完善的双电弧光源”。

他在动乱年代被打成“九国特务”,挨批斗之余仍在琢磨光谱

然而,成功到来时,一场个人灾难也开始了。在“文革”期间,在香港出生的黄本立被怀疑为“九国特务”,被隔离审查。

黄本立让自己的苦闷在工作中升华。在写“交代”的间隙,他想家和光谱分析。黄本立得意地说,每当“群专”透过门上小洞往里看他时而冥思苦想,时而挥笔疾书,还以为我是在想问题写交代呢,事实上我是在琢磨光栅公式,考虑“光量计”用的双金属温度补偿的设计。

没有三角函数表,黄本立就在隔离室的旮旯里找到一片有机玻璃薄片、一枚大头针,再加上他写交代用的上下带有等距墨点的日式稿纸和一块塑料板,研制出一块带有曲线伴的0度至90度的量角器,用它算出一个有三位数的三角函数表。利用这个表,黄本立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计算出来了。

他61岁来到厦大,利用向企业借来的机器打开光谱研究局面

黄本立在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了33年后调入厦门大学。当时,他已经61岁了,他在厦大参加的第一个会,是作为离退休对象,听取有关离退休政策。

当然,对于科学家来说,没有仪器和经费才是最致命的。黄本立在厦大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他要从零开始建设实验室。

他当时的学生说,我们一无所有,但是,黄本立“整”出了不少仪器和人才。他从熟悉的仪器厂商要了一台别人退货的仪器,修好了让学生用。在1988年和1989年期间,厦大接收了第一批以原子谱学为研究方向的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后——王小如,杨芃原和袁东星,引起轰动。

那段时间,黄本立和他的学生还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向国内和国外公司“借”机器,条件是负责对仪器进行推广和改造。利用这些仪器,他们采用创新的技术,增加物质瞬时的发射强度,后来,这一技术被国际上许多科学家采用。厦大光谱分析研究,从此打开局面。

他在论文发表五年之后,仍然不忘作出一个更正

昨天在庆典上发言的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学生说,先生不仅是在学术上和培养人才上的贡献,他严谨的学风也令我们受益匪浅。

黄本立在长春的学生说,黄本立最著名的一点是:他要求实验的每个重要步骤要经得起重复,换句话说,在相同的条件下,再次重复实验,要得出相同的结果。

现在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杨芃原说,当时他们写文章初稿时,经常会用些夸张的形容词,但是,黄先生总是把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词全部删掉,“毫不客气”。

黄本立昨天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曾经在论文发表了五年之后,请求学术刊物再发表一份更正,虽然错误是无伤大雅的。黄本立说,文章千古事,白纸黑字,马虎不得。

他挚爱的名言之一是那位刺杀了凯撒大帝的罗马人说的话,大意是:我不是爱凯撒爱得少,而是我爱罗马爱得深。

这种追求真理的态度影响了黄本立的一生。黄本立一直这样教导他的学生:不管你在哪里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都要想方设法去验证,包括我讲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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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本立透露年轻“秘诀”:家庭和睦 享受生活

昨天,中科院院士、厦大教授郑兰荪形容身形瘦削的黄本立是“健壮”的,他说,虽然他比黄先生小了近30岁,但是,这位邻居上楼梯就明显比他利索许多。


这话可能是玩笑话。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黄本立都不像是80岁的人,他的学生说,80岁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依然这么年轻。


黄本立显然以此为傲,他说,他66岁去前苏联开学术会议,入境时,边检的“苏联大嫂”看了他“六次”,还是无法确认他是否就是护照上那位66岁的老头。


面对蜂拥而至的打听青春“秘诀”的人们,黄本立昨天揭开谜底,他用英语说“My wife feeds me well.”,翻译成中文是“我的妻子把我‘饲养’得很好”,他说这话时,他那秀丽端庄的妻子张佩环在台下笑眯眯地看着他。这段美满婚姻的“红娘”是原子光谱——1954年,黄本立等举办光谱学习会,为各地培养光谱分析人才,学生之一就是张佩环。


幸福和谐的家庭是黄本立跨越时光隧道的秘诀之一。人们说,对生活的热爱使人们看到院士“多姿多彩”的一面。


黄本立对摄影的爱好,现在基本上已经和他在原子光谱的贡献一样人尽皆知了。他还鼓捣集邮,不仅如此,袁东星说,过年时,他还会自己做贺年片。


但是,鲜为人知的一点是:黄本立至今仍保持年幼时对神话故事的热爱,他一闭上眼睛,脑瓜里闪现的不仅是化学反应方程式,还有“一大堆神话中精灵”。


这些精灵曾经给黄本立孤独的童年许多慰藉——那时,黄本立父母早逝,他的身边只有老祖母。黄本立说,当我沉浸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的时候,我就不至于太孤独。


然而,他不仅看神话,还看了一大堆“杂书”,他家客厅的茶几下面,放着一大叠杂志。这些使得他对除了光谱化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也是处于“前沿”位置。


他是如此热爱歌剧《奥德赛》,以至于后来还去买了VCD。“哦,”他忍不住叫起来,仿佛心弦已被挑起,“那迷人的歌声!”


他说这话的时候,陶醉的神情宛如一位音乐系教授。这位科学家充满浪漫主义的另一个佐证是:他至少看了两遍《简·爱》,对里面的忠贞的爱情赞不绝口。


黄本立说,青春其实没有什么秘诀,你想自己多年轻,你就有多年轻!


厦大党委书记王豪杰昨日为黄本立题写了“本色人生,七彩光谱绚丽”,人们评价说,这真的是黄本立最贴切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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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之忧——黄本立院士谈学术腐败- -
                         

时下,由"王铭铭剽窃事件"在我市引发的关于学术腐败的讨论正在深入。其实,在此之前,国内就不断有学者揭露、抨击学术腐败的声音。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本立就多次做报告揭批学术腐败这一令人痛心疾首的学术恶瘤。
"如果让我就事论事,那么我认为剽窃就是错误,没有什么好争辩的。有些人还在找各种理由替王铭铭辩解,实在是大可不必。不能把他过去的优秀和现在的错误混为一谈。如果让我谈谈对于学术腐败问题的看法,我想说:事情已经到了非整不可的地步。"当记者日前就学术腐败问题采访黄老时,他如是说。

记者发现,虽然黄老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和教学工作,但他对于学术界的腐败问题了若指掌,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和案例,制作成幻灯资料片。黄老打开笔记本电脑,将近年来发生在学术界的腐败现象一一道来:

早些年发生的"水变油"闹剧,明显违背科学原理,但一所高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却推波助澜,甚至写信要求国家领导人观看表演;华东理工大学34岁的博导胡黎明同时身兼三个重要研究机构负责人的职务,一度被树为学术带头人,结果发现他许多学术论文是剽窃来的;某校一名青年教师用不能重复的实验结果申请"国家青年科学基金",发现后被中止资助项目;有这样的人,他的单位明明没有某种实验设备,但却要发表在这种实验设备上作出数据的科学论文,原来该论文是他在国外进修时导师指导他做的科研项目,却不署导师的名,被他据为己有;有的研究生自称在在学期间完成40篇论文,算一算一年要写10多篇,不用问论文质量,光查资料做实验都不可能......黄老还将这些年国内的各种学术腐败现象总结成"作恶"、"剽窃、抄袭"、"造假"、"隐瞒"、"浮夸、吹牛"、"无中生有"、"沾光"、"学术行贿受贿"等"十戒",供学术界借鉴。

黄老说,其实学术腐败问题由来以久,只是近年来有关方面实行大力整治,并通过媒体加以宣传,这一问题才走出了原来狭小的学术圈子,成为大众的关注的话题。可以说学术界早已不再是圣洁的象牙塔,甚至代表中国学术界最高荣誉的院士中也出现了个别院士因为学术道德的问题被除名的事件。早在1997年,中科院学部就成立了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来规范院士的道德行为,2001年12月更通过新闻界向社会各界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

在采访中,黄老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前年著名的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刊登了一位学者有关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并且组织了相关的专家对其学术"成就"进行评论。但这位学者后来却主动要求将其文章撤回,原来,该文的第一作者、他的一名助手承认自己改动了凝胶记录和部分实验数据,也就是说,造了假。据说欧洲也有这类情况,这已经是个国际问题。上述这位学者能勇敢地、诚实地揭露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的丑事,也就是维护了科学的尊严,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黄老说,学者的良知和道德是维系学术公正的基石,但是由于文革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学术界老一辈风烛残年,中青年青黄不接,以及随之而来的大环境使得原来的学术规范和优良学风受到极大破坏。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貌似公正,实际上也会间接地助长学术腐败。比如评职称规定要发表多少篇论文出多少本书,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结果使一些人想方设法发表论文出书,自然剽窃抄袭、学术行贿受贿之类的学术腐败问题就应运而生。另外一个方面,在商品经济时代,学术变成了商品,职务变成了追求之的,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出现有些人铤而走险,当学界道德完全沦丧的时候,铤而走险就变成习以为常。

在揭露学术腐败同时,现在更多的人在思考应该如何扼制学术腐败的蔓延,有人认为应该靠学者的道德自律,有人认为应该完善学术评价机制。但黄老认为,现在有些学术腐败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围,光靠道德来约束腐败问题根本不够,现在是到了该实行科研立法的时候了。德法并治,才能治病救人。对于违反科学道德但尚未触犯法律的,也应予以揭露、批评,乃至处分,以儆效尤。

采访结束时,记者看到黄老办公室的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这是齐白石老人对学生治印作品的批语:"凡不正之石绝无佳作"。也许,这正是他不畏世俗压力站出来抨击学术腐败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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