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洽:我现在还是个学生
——记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
黄祖洽,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生于湖南长沙。先后从事原子分子理论、原子核理论、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以及输运理论的基础研究。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对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作了理论计算并纠正了苏联专家设计的临界大小数据的错误。近年来开展了氢分子激发态的相互作用及浸润相变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作为主要作者之一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作为第一作者的《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程》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黄祖洽不大的办公室里,满满的书柜,简单的桌椅,戴着黑框眼镜、穿一件素净衬衫的老人,一切都平淡素雅,让人无法与曾经发生过的惊天伟业联系起来。他,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氢弹理论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有着辉煌的历史,却给人从容淡泊的感觉。
“核武”专家当上了大学教授
1980年,黄祖洽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从此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此前,他一直从事原子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1958年领导并参与了核潜艇用反应堆的初步理论设计;1960年开始领导“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理论进行预研,次年开始参与原子弹设计中所需状态方程、中子运输、中子爆炸装置等的理论研究及加强型弹的理论设计工作;1965年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参与氢弹的理论突破,并领导一些型号氢弹的理论设计。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黄祖洽为什么选择了教书育人作为最终的事业?“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使得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有所弥补。”黄先生这样告诉记者。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他在1970年到干校劳动学习时对核武器研究所工作的反思。
黄先生回忆,在九院理论部的研究工作是分工明细的。按照专业,理论部下设研究室,室下设研究组,每个组里都有一些大学生。每个部门都担任着不同的工作,他当时任理论部副主任,同主任邓稼先、副主任于敏等人担负着最基础、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各室主任就负责编写大型的计算程序,用数值方法解方程;而大学生的工作主要是昼夜轮流地在计算机上演算求解。
之所以要这样明确分工,黄先生解释说:“当时的核武器理论研究不可能借鉴国外,所以他们这些经过理论物理研究训练的人就承担了基础的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分析物理现象,推导方程,提出方案。光有方程不行,还要解方程,这些非常复杂的方程都要靠数值方法来解,这样就要先编出计算程序,然后再计算。那时的计算机还比较落后,计算程序编出来以后还要用纸带穿孔昼夜计算,所以那些大学生就轮流值班上机。
在干校劳动的时候,黄祖洽意识到这种分工明确的做法对于培养下一代科学家而言是极其有限的。“不让他们从头做起,在理论上、基础问题上,他们就不完全了解,这样对培养年轻人不利。”文革时期,学校秩序被打乱了,黄先生觉得“中国人才的断层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后来他回到研究所,一方面做研究,一方面开始考虑怎样培养年轻人。1980年,“两弹一星”的研究工作基本已获突破,又赶上北京师范大学新建低能核物理研究所,需要人来承担教学工作,黄先生有意到大学里做培养年轻人的工作,于是,核武器专家就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