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7月,中国冲刺饮用水新国标(GB5749-2006)“大限”被宣告推迟。官方最近一次的表态是,新国标要在全国得到落实,还需要漫长的等待。其基本目标是“到2015年,新国标要求的106项检测指标,覆盖省市一级;覆盖地市级的,达到42项”。
标准高悬,业内经过数年艰苦努力却仍力不从心,“这的确是一种尴尬”,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一位要求匿名的研究员称。
饮用水水源污染、水厂处理工艺落后、输送管道二次污染……诸多因素,导致饮用水新国标还在空谈。
水源之忧 “琉璃河……极清澈,茂林环之,尤多鸳鸯,千百为群”。800多年前,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中都(今北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水墨山水。时光荏苒,昔日胜景不再。2011年夏天,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生态系的王京京同学,走在同样流经北京的肖太后河畔,脏乎乎的河水和难闻的味道,令其掩鼻。
后来,王京京取了一些水样,拿回到学校实验室。果不其然,检测结果显示,肖太后河氨氮严重超标,水体存在富营养化问题。
这让王京京灵机一动。作为2012届本科生,为完成题为《北京市地表水水质检测分析与评估》的毕业论文,其自此开始了对北京市地表水水质的系统检测和分析。
从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这一研究课题持续了一年,布点采样地为北京市境内的38条河流。
经由“单因子评价法”——这是河流水质的实验室主流基本检测方法之一的检测,这些河流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忧多于喜”;尤其是主要分布在北京主城区、属于北运河的17个检测断面中,达到V类水标准的,却仅有3个。
对北京市自来水供水线路之一的京密引水渠,王京京一年中6次对其取样检测。结果发现,京密引水渠整体水质状况良好,但在6次检测中,重金属铅的含量有2次显示偏高。
“要知道,按照当前大多数水厂的处理工艺,重金属在饮用水处理的过程中几乎不会发生改变”,王京京称。
环保部对外公布的
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与2006年相比,2010年国控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增加了13.4%,劣Ⅴ类断面比例下降了16.9%。
中国地表水质之不堪,一般人尚有心理准备;但是,地下水水质状况之差,则更加令人诧异。
“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饮用地下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赵章元研究员,就曾对中国118 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监测资料进行分析,“彼时,全国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
“和地表水不一样,地下水一旦被污染,很难治理”,赵章元说,“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并未观察到这方面好的政府
管理案例,地下水污染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控制”。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排水分会给水委员会副主任王占生教授告诉《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几十年来,中国水源已受到不同程度、各种各样的污染”。
“取水水源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饮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已经比较脆弱”,前述匿名研究员说,“自来水中最大的安全隐患来自有机物”。
国内外由水中检出的有机污染物已有2000余种,其中114种具有或被疑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但中国困于检测水平,只能从水源中检出100余种有机污染物。
比如,大部分城市自来水中的耗氧量(CODMn)逐年升高,不仅造成微生物死灰复燃,还影响口感。这些“三致物质”难以去除,是影响人体健康的最大隐患。
“在整个水环境恶化不可逆的趋势下,饮用水源的枯竭也难以遏制”,王占生认为,“中国要改变饮用水水质危机,最保守需要30年”。
今年6月底,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全体会议,听取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关于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情况的汇报。汇报会上,杜鹰称,“虽然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突出,结构性污染依然严重,水环境质量堪忧,对饮用水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