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四川办第二届气相色谱培训班
在上世纪70年中期，气相色谱虽然已经出现20多年，但是，在国内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却刚刚被多数人所接受，开始普及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由于我们第一届气相色谱培训班十分成功，气相色谱在火炸药工厂的实际应也得到推广，所以在1976年上级机关就再次让我们办第二届气相色谱培训班。但是由于第一届气相色谱培训班时间太长，不够多快好省，这次要求时间短一些（一个月），于是学校组织了一个短小精干的培训教师队伍，以讲解气相色谱和实践相结合为主，补补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知识为辅。所以就派了3名教师，由我讲气相色谱，前面提到的王凡老师讲有机化学，由王正刚老师（是我们学校资深的物理化学老师）讲授和气相色谱相关的物理化学基本知识，他们的教学在学员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很遗憾这两位老师现在都作古了。
1976年6月中，我们三个教师和两个由我指导学习73级的学生入川，到天府之国的名城泸州一个化工厂（是一个军工企业，解放时接收国民党的兵工厂，1953年以前叫“国营255厂”，1957年有了第二厂名“泸州化工厂”，两厂名同时并用。2001年12月5日，工厂改制为公司法人治理机构。）举办第二届气相色谱培训班。
我们住在工厂厂门外的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是卧室、起居室，也是办公和备课室。从这里到厂区理化室和上课的教室都很近，我们在这里日夜奋战了一个月，和第一届培训班一样，上午上课，下午到实验室实习，因为这次来的学员有很多是从事气相色谱岗位的分析员，所以实习的课题是结合现有例行分析方法的改善。
课题目的是改进用气相色谱分析单基发射药中二苯胺和樟脑（二者含量在1%左右）的方法，原有方法的主要色谱条件是SE-30做固定相（半米色谱柱），柱温在170℃,但是得到的色谱图用峰高定量法误差大，因为樟脑的色谱峰出峰时间早，峰高好测量，但是二苯胺出峰时间晚，峰高很低，测量时带来较大的误差，问题是如何改进这一方法？
解决这一问题要求老师和同学一起研究办法，当然要教师拿出方案来。其实，这一问题首先是要找到主要矛盾，这就要利用理论知识进行预判，然后进行试验。在寻求解决方案时，首先让学生在不改变色谱柱固定相的条件下，变动其他色谱条件，如改变色谱柱柱温、载气流速、载气种类、汽化室温度等等，经过多次试验，改变这些条件都达不到要求。于是认识到可能矛盾的焦点是固定相，在学习气相色谱理论时，我们特别强调气相色谱固定相是气相色谱的核心问题。
于是大家集中精力研究这两个成分在各种固定相上的保留行为，我们就潜心研究一些经典文献，如W O Mcreynolds ,J Chromatogr Sci,1970,8:685上的Mcreynolds 气相色谱固定相极性的论文，这是一篇研究了226种气相色谱固定相对十种典型化合物保留行为的实验结果，自然这十种典型化合物并没有包括樟脑和二苯胺，但我们可以找到和这两个化合物（樟脑和二苯胺）相似的化合物，因为樟脑是一个酮类化合物，二苯胺是一个氢键型化合物，前者的代表是Mcreynolds所研究的十种典型化合物中的戊酮-2，后者是丁醇-1，我们就用戊酮-2和丁醇-1考察它们在这226种固定相上的保留行为，经过计算发现QF-1可以使樟脑保留值增加，即让它晚一些时间出峰；使二苯胺早一些出峰，使其峰高值增加。
经过多次实际实验，的确达到了要求，对原有方法进行了改进，使分析精度大有改善。后来这一方法被纳入测定单基发射药中樟脑和二苯胺的国家标准。这一研究很好地鼓舞了学员们学习气相色谱理论的劲头，也深化了色谱理论指导实际工作的理解。使学员们受到理论联系实际很好的启发。也成了我讲授气相色谱理论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1976年7月在泸州一个月的生活
这次到泸州化工厂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60年春节过后到这个厂带学生实习，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坐火车，当时要攀援秦岭从陕西到四川过来，到隆昌下火车，再从隆昌坐长途汽车到泸州市，由于是傍晚到隆昌站，要在旅馆住一个晚上。
当时第一次到四川，夜里住的旅馆临近火车站，十分嘈杂难以入睡，半夜听到有什么动物啃床腿的声响，开灯一看有一个一尺多长的老鼠在“作业”，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大的老鼠。次日坐长途车约3个小时到达泸州市，从泸州市到工厂没有汽车，要坐小船到离厂区不远的罗汉场下船，再走到工厂。1976年第二次来这个厂时就有长途汽车坐了。
1960年来工厂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每人口粮只有28斤，所以每天喝三顿菜粥，经常饥肠辘辘，当时实在饿的难受时，用一两粮票买一块甜饼填充一饱受煎熬的胃，在1976年到泸州时，就可以饱食无忧了，为了增加营养我们到早市买些鸡蛋用饭盒在电炉子上煮着吃。
周末有时到当地的学员家做客，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学生（我们的毕业生到这个厂工作）家里聚会，大家很高兴，喝了四川的白酒，王凡老师喝高了，吐得一塌糊涂，几个人把它搀着回了住处。在一个星期天到泸州市里去玩，中午在一家小饭馆吃担担面，领教了四川人吃辣椒的水平，一小碗面上面全是红红的一层辣椒，吃完面嘴里长时间留下的灼烧感难以消退，多少年来难以忘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在四川几天的生活
到四川川安化工厂

在泸州化工厂办完为期一个月的色谱培训班之后，受附近江安县川安化工厂厂长张清文（是我们学校55级的毕业生）之邀，到川安化工厂（江安县井口镇，建于1965年，）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当时也是坐小船从泸州到江安县井口镇的川安化工厂。

这个厂是坐落在江边的山峦中，7月天潮湿闷热，晚上住在招待所里，虽然有蚊帐，但是这地方的蚊子太厉害，有大中小三号，蚊帐可以挡住大号和中号的蚊子，但是小号蚊子（小白灵）挡不住，它们可以通过蚊帐的孔洞钻进来，于是我这个大块头成了他们的美食，第二天浑身是包，不知道人家当地人是如何抵挡这群食人的强盗。
所以也就理解我的一个同学从太原一个工厂支援川安化工厂的建设，却难以忍受这里的环境，几年后不得不调到北京工作了。第二天上午作了 “毛细管气相色谱的发展和在火炸药分析中的应用”的报告，下午就赶紧离开这个厂，躲避那群小白灵的袭扰，坐汽车到重庆。
1976年7月末从重庆坐船过三峡
到重庆之后王凡老师和他的小女儿王铟拜访亲戚，住在亲戚家里，我和两个学生住在一个工厂的招待所，等待坐江轮南下到武汉。这时正值盛夏，一个在寒冷北方长大的人领略了中国三大火炉重庆的热度，一天要洗几次澡，洗完之后躺在床上就像睡在一个电热毯上一样，在蒸笼般的热空气中半睡半醒地消磨时光。到7月28日清晨我们一行5人（王凡老师、她女儿王铟和两个73级学生）奔赴朝天门码头，准备登江轮过三峡。
说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很有名，据记载：朝天门，位于重庆城东北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建于公元前314年，明初戴鼎重建，为重庆主要交通交易枢纽之一。1949年后，朝天门仅余城基墙垣，朝天门码头一再扩建，沿两江纵深排开。明初戴鼎扩建重庆旧城，按九宫八卦之数造城门17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城门即朝天门。门上原书四个大字:“古渝雄关”。因此门随东逝长江，面朝天子帝都南京，故名“朝天门”。
朝天门左侧嘉陵江纳细流汇小川，纵流1119千米，于此注入长江。每当初夏仲秋，碧绿的嘉陵江水与褐黄色的长江水激流撞击，漩涡滚滚，清浊分明，形成“夹马水”风景，其势如野马分鬃，十分壮观。右侧长江容嘉陵江水后，声势益发浩荡，穿三峡，通江汉，一泻千里，成为长江上的“黄金水段”。

这天早晨当我们登上江轮的甲板时，听到船上的广播：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这一消息震撼了所有登船的旅客，也把我们几个人的心脏振荡到嗓子眼儿上，这一消息染灰了我们几个人的心情，游览三峡的愉悦兴头一扫而光，猜测着北京会有多大的影响。
在船上遇到了两位同行的解放军军官，由于我们同行的5人中有3个年轻的女生，自然受到关注和照顾，也因为我们是从事国防教育的老师和学生，和这两位军官有些共同语言，一路上彼此交谈十分融洽，于是他们邀请我们5人和他们一起到武汉的军人招待所住宿，我们自然十分高兴，到了武汉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城市，有一个歇脚住宿的地方，是大好事。
一路上欢言笑语中冲淡了对唐山地震的忌惮，正好是8月1日到达武汉，我们5人随着两位解放军军官住进了武汉的一家“八一招待所”，在武汉可以听到有关唐山大地震的各种传闻，有些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是耸人听闻的谣传，比如有人说北京北货大楼的楼顶都震塌了，其实只是正面五层楼东南墙角被震塌。不过大多数消息说地震对北京的影响不是太大，只说人们都住到户外的地震棚里了。这样我们也就不太担心家人的安危了。

在武汉我们无心久留，赶紧到火车站买返回北京的火车票，结果出奇的顺利，到北京的硬卧火车票，要多少有多少，我们5人全买到了下舖。有了火车票就放心了，可以到武汉的街上看看街景和市场。但是武汉的8月正值盛夏，不动都大汗淋漓，在大街上走一段路浑身就像水洗了一样，于是走一段路就要买一杯冷饮，就这样也解不了闷热和干渴，只好回到招待所静静地呆下来等待明天坐火车回家了。在武汉的大街上在下午五六点钟时，看到一幅有趣的街景，在大街两边的人行便道上摆满睡觉的床舖，准备夜里露宿街头，这在北方是看不到的。

北京市王府井百货大楼，正面五层楼东南墙角被震塌（1976年8月2日拍摄）

次日早晨我们5人到火车站，进入卧铺车厢，十分奇怪，平日坐车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景象没有了，我们所在的车厢居然只有我们5个人，后来人家说时逢唐山大地震，南边的人这时谁还敢去北京，这样我们在寂寞无奈中向北方进发，车到石家庄车站时，看到外边一片片地震棚的景象，于是神经紧绷起来，对地震的惊恐袭上心头，默念着快到北京吧，北京怎么样啦？
我一直惦念家里三个老人（我八十多岁的母亲、70多岁的姑母和年近70岁的叔父，这三个人是抚育我成长供给我读书的亲人，我是在他们的庇荫下生活、学习一直到工作）和三个孩子全由我爱人照顾，她该有多大的压力。多年来我经常出差在外，把一个家里的事都交给她照顾。上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发生过三次大事（叔父的腿骨折，母亲突然病故，76年大地震）我都出门在外全靠她来处理。
1976年秋经历北京的抗震生活
下火车回到家，全家已经都住到简易的地震棚里了，这时我们全家一共8口人（为了照顾我住在林学院的姑姑和叔叔，也把他们接到我们家里，一起住在地震棚，），由于是临时搭起来的棚子，既漏雨又不挡风，有老人和小孩难以为继，此时又正值放暑假期间，所以左邻右舍就联合起来到处找材料搭起能够遮风避雨的地震棚（类似下面图中的样子）。白天还是要回到家里做饭、吃饭，晚上就睡到地震棚里。

过了一段紧张的防震时期，情况逐渐好转，就投入所谓“抗震救灾”时期，记得当时学校组织教职工到城里的家属宿舍加固危房，充当泥瓦匠的小工，做些和泥递瓦之类的工作，城外校区的楼房则由正式工人们进行楼房加固，用钢筋水泥把每个楼房进行五花大绑。之后在北京你可以看到到处是被这样五花大绑的楼房。
到了1976年的深秋不能再住在室外的地震棚了，人们逐渐从地震的惊魂中缓过来，都回到室内睡觉了，当然也有一些深受地震伤害还不能缓过来的人们（比如有些人的亲友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即使到了冬天仍然在地震棚中过夜。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闹腾了十年的文革结束。苦难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复兴之路。这一年也是很多人难以忘怀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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