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十谢第一个工作（1963-1990）单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五所，“（湿法冶金）工艺过程中有分析化学问题找周锦帆”在全所已成共识，这确实对提高我的解决实际分析化学问题的能力十分有益。针对各种具体情况，我用不同的测定方法：发射光谱、原子吸收、自制的离子电极、分光光度法、络合滴定等，但分离基本上都用离子交换分离。设计分析方法的标准：创新性、准确性、实用性、可推广性。我一直以为，分析化学工作者最大的快乐是别的分析实验室在采用你的方法，尤其是放下原来十分熟悉的方法而改用我的新方法。

我一直认为欲提高分析化学学术水平，必须有以下条件：

（1）有较多的真实（！）的分析化学课题；

（2）有真正（！）水平高的导师带你；

（3）有先进的各种分析仪器（包括各种离子交换树脂）；

（4）有较多的国外分析化学杂志，能方便查阅外国文献（我一直认为，不了解国外同行研究现状，是不可能作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5）有充足的经费与领导的支持。

  我将“有真实分析化学课题”放在第一位，是防止分析化学研究成为“空对空”而使课题缺少生命力，从而必然使研究人员缺少研究动力。



2、感谢北京五所有那么多仪器。

北京五所分析室仪器设备在1960-1990年，可能是北京分析化学研究室中仪器条件最好的实验室之一，特别是有放射性示踪检测仪，以及各种示踪原子。在分离稀土元素时，样品中加^152+154Eu示踪，可立即且非常直观地观察到样品中的稀土元素在整个离子交换分离过程中的行踪，从而对分离的准确性、可靠性一目了然。例如，测定铝及铝合金中钆、钐、铕、镝就是用这种方法证实了方法的可靠性（见后）。

我在五所分析室，不是仅使用熟悉的光谱仪，在建立各种分析方法时，哪种仪器最适用，最便于在铀工厂的分析室推广就用哪种仪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离子选择电极法，甚至络合滴定，我都做过。选择测定方法的唯一标准是方法的“准确性与可推广性”。当然，只需要分离，我都采用离子交换分离，因为事实证明，离子交换是解决复杂物质分析的首选分离方法。仪器是“武器”，没有武器是打不了仗的。当时，北京五所哪种仪器没有？国外商品化的离子交换树脂（包括最新型的商品化螯合树脂和大孔吸附树脂）哪种没有？

3、感谢北京五所有那么好的图书馆。

  北京五所的图书馆中外文藏书相当多，特别之一是俄文原版书多且价格低廉。应该说，1960-1980年，苏联的分析化学水平在世界上是高的，特别是在光谱分析和分光光度分析，有诸如萨文等数位世界知名学者。俄文“分析化学杂志”及“工厂实验室”学术水平属当时世界一流。这对我中学学了6年俄文，大学1—4年级又学了4年俄文的人来说很有利。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自动滴定仪器的基本结构与部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发表于“理化检验—化学分册”，全文约1万2千字，编译的主要内容就是取自俄文的“自动滴定”一书。

  图书馆的特点之二是外文期刊特别多，与分析化学有关的外文杂志几乎都有，其中不少是原版，甚至有《乌克兰科学院院报（俄文）》。仅《CA》、《AA》和《原子能文摘（英）》就收藏一个大房间。

  图书馆特点之三是图书馆代你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借书。我们这个保密单位在北京通县南部，距北京市20公里，当时交通不便。北京五所有2张北京图书馆《集体借书证》，有2人负责，你要借什么书，只要写上书的名字或作者的名字，他就会在3天内送到你手里，还书时只要交到本所图书馆即可。当然个人也可办北图个人借书证。

  图书馆特点之四是每星期3有“看书班车”，即每星期三早上7：00从车库开车，凭所里发给每个研究室的看书证上车（大客车），约8：00到市内北海公园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下午5：00从北图开回。中午通常在附近的朝鲜冷面馆或到西单南路口吃“庆丰包子”。看书班车的目的是让你及时看到原版的CA（CA是空运到北京）及原版英文期刊。因为当时影印杂志有约4个月的迟后。所以，到北图只有一个目的——可更早（约4个月）看到最新的外文期刊。那时，不是外文杂志躺在图书馆等着我们去看它，而是想早一天看到最新的外文杂志，目的是想知道国外同行的最新研究进展，尤其是与我相关的研究进展。

  图书馆特点之五是每星期六下午允许借2本外文新杂志回家，但星期一上午必须归还，目的是让你星期六晚及星期日可在自己宿舍阅读/翻译。我是长年坚持这种周末形式的借外文杂志，收获甚丰。

  4、感谢杨承宗先生，极难得的导师。

  杨承宗先生仍健在，现已100岁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现代化学系系主任，同时任我们二机部北京五所技术副所长。杨承宗留学法国，是居里夫人的女儿小居里夫人的学生，他是我国核化学唯一泰斗，是钱三强好友。他是第一个将离子交换树脂（用于分离提取铀的重要材料）从国外带到中国的海外科学家。他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中央电视台“大家”等电视台都播放过他的节目。

  杨承宗先生强项是放射化学分析，工作重点在我们分析室我（常熟人）应该是他（苏州人）半个老乡，很是谈得来。文革时下放在我们光谱组，每天早8点拿着红宝书面向东方早请示时，我有意地紧跟在他身后。杨承宗先生的特点之一是“开明”与“爱才”。对敢于向老师/老同志在学术上提出异议的，不但予以容忍，甚至达到了鼓励的程度。当然，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国外先进的科研方法指导我们这些20多岁的年青人从事分析化学研究，即让我们有较强的学术创新意识及掌握了建立分析方法的正规程序。另外上述图书馆应订阅大量外文书刊和“看书班车”等就是他的主意。在生活上，他下令取消了食堂原来星期日只去吃两顿饭（不供应早餐）的北方人坏习惯，得到五所南方人（在科技人员中占绝大多数）的齐声欢呼！

5、感谢五所有“我喜欢有点骄傲的干部”、“荷叶包钉子个个要冒尖”这样的的领导干部，让我完成了核工业1号分析化学难题。

    我1963年分配到二机部北京五所，进入实验室要经过大门及实验大楼两道解放军岗，所里最多曾驻有解放军一个营部，政治气氛可想而知。当时，每个研究室都配有一名党支部书记，他们都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营级干部。我们分析化学研究室的支部书记是陕西人李广胜。每天8：00上班，全室约100人集合，由李书记教导我们。出其不意的是他说“荷叶包钉子，个个要冒尖”。更令我意外的是，1964年春节是我们1963年毕业生工作后第一个春节，因还未转正没有探亲假，李广胜书记请了3位63年毕业的新大学生到他家作客。室里来了17名新大学生，我这个“根正苗壮度”稍不足的竟属3/17，没想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在常熟老家过年，能到书记家过春节，这位书记是不是搞错了？！在李书记家这顿饺子（1964年尚属较困难时期），给我装了个马力大的发动机——我要当大钉子！以后，我解决了世界核工业一号难题——（6克）铀中微量（0.n微克）钆、钐、铕、镝的阳离子交换超负载分离-光谱法测定、铀矿石硫酸浸出液中游离酸的测定（关系到铀矿湿法冶金硫酸的酸耗，即铀的主要成本）、首创了“阳离子交换分离淋洗剂浓度速查表”。北京五所党委书记吉志发，山西人，老革命干部，在我分配到五所不久，有人问他：“你喜欢什么样的干部？”他竟说：“我喜欢有点骄傲的干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一位党委书记说这样的话，不可思议！这无形中给被认为有“重专轻红”倾向者减少了精神压力。

  你说，李广胜这样的领导，我们能不感谢吗？更有意思的是，去年春节，很早就在陕西退休的这位老领导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要和两个从未到过北京的大姨子四月上旬要到北京来玩，希望住在我家。我心想，当年你部下100多人，如今怎么仍对我“百里挑一”看得起我，要住到我家来？我家当今的物质条件也仅属“一般”，想了好久，可能他认为我这个南京大学毕业的常熟人当年事业心强、工作不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6、感谢1964年转正报告时把我放在17人中的第一，感谢1988年孟宪厚同志的一句话。

  1964年9月，1963年参加工作的新大学生一年后转正，分析室17名新大学生每个人都要写转正“学术论文”。17人的“转正分析化学报告会”从领导到全室的同志都十分重视。我的论文“阿克维奇光谱公式的推导（电弧激发温度与光谱灵敏度的关系）”放在第一篇并获一致好评。从此，将我排在1963年17名同事中学术水平第一的地位，也增强了我进一步钻研分析化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和信心。

  1988年，文革后首次评高级工程师。我们这个1956年建所的研究所，人才济济。1956年—1966年这些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都已工作了22—32年，梦里都想评上高工呀！1963年北大毕业的孟宪厚同志是我们分析室质谱组的学术一把手，一向以骄傲、犀利闻名！下班时，与课题组同事一起向外走，他总是走在中间且突出半个身位。某些老资格技术人员只要在学术上稍差在他眼中一钱不值！即使我们分析室里有诸如留苏、留乌克兰敖德萨大学、留捷克的1960年左右海归同事亦并如此。在名额有限、论资排辈严重、竞争十分激烈，你上就减少了我上的概率……每个专业均邀请有两名外单位专家参评的情况下，他在我们的图书馆大楼前对我说：“周锦帆，我在我们室里只佩服你一人！”事后，虽然是1963年才毕业，但我与他都十分幸运的评上了，成为全所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我没想到这话会从他嘴里说出来，难得！也让我一直十分感谢这位山东东阿人、患白血病去世多年的1963年北大高材生同事，感谢这位当时已是国内知名的质谱专家（全国质谱分析协会副会长）对我的抬举。真的，对他的一句话，我真的十二分感谢，因为成为对我鞭策——我要真正“名副其实”！

7、感谢陆显尧博士，你让我完成了“分离钴与镍的心愿”。
    1985年，由于核工业科学研究已多年，当时北京五所的科研任务已明显减少。在上次的“十谢母校南京大学”中提到的“感谢戴安邦先生”中，我想此时时间已允许我攻克戴先生当年提到的难题——钴与镍的分离。这想法与第七研究室——有机合成研究室陆显尧同志（留苏博士）讨论此事。当时国外已有Bio—Rad公司商品化的Chelex-100树脂，这是ETDA型树脂，能同时螯合钴和镍，但不能使两者分离。我们认为，要使Co和Ni分离，还得从氨羧型螯合基团着手，若在树脂的不同支架上再引入不同氨羧基团，有可能使Co和Ni在其上吸附能力稍有不同从而实现钴镍分离。陆显尧立即合成了十多种树脂，我则每种树脂进行精心、仔细筛选，即在不同PH溶液时观察两者吸附能力（分配系数Kd）的差异，幸运，真的幸运！果然一种LZ85树脂（取陆与周的拼音第一个字母及1985年），能在PH1.5时使Co与Ni分离，样品实际反复证明：甚至可从1.0g分析级钴盐中可靠地分离1.0微克镍。论文在《理化检验—化学分册》发表后，引起较强反响。这是我分析化学论文的代表作之一。这种方法与至今的文献相比，仍属领先。钴中微量镍的分离，是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公认难题，陆显尧与我合作完成了新的树脂的合成与筛选，找到了钴与镍的最佳分离条件，从而在1985年解决了这一难题。显然，没有陆显尧同志的十多种不同结构的氨羧型螯合树脂合成，其他都无从谈起。所以，谢谢这位半个老乡（上海人）他对我心愿的配合与付出。

8、感谢将铀矿石硫酸浸出液中游离酸的测定这个任务交给我，让我首次实验H+的离子交换分离。
从铀矿石中提取铀，首先用硫酸将已粉碎的铀矿石用硫酸浸出，即使铀溶解出来。消耗的硫酸是铀水冶工艺的主要成本领导再三讲，节省一吨硫酸可以多生产三吨化肥。如何使硫酸的消耗尽可能低，同时铀的浸出率又尽可能高成为我国铀水冶工艺的重要技术关键。此时就必须准确测定铀矿石硫酸浸出液中的游离硫酸。但简单的氢离子测定——酸碱滴定，一旦同时存在铁、锰、铝、铀、铜等多种高浓度可水解金属离子，则其准确测定变得极为困难，此致从1958年建所（当时尚有苏联专家）直到1973年整个核工业部有关单位都始终未解决。后来我接受这项研究任务，首次采用EDET-Ca法终于解了这难题，即先将EDTA溶液中加Ca2+，然后用NaOH中和从EDTA二钠盐中被Ca2+置换出来中2个H+，再将调节为pH5.5的EDTA-Ca2+溶液加入到铀矿石硫酸浸出液样品中，以络合样品中的铁、锰、铀、铜等可水解金属离子，最后用NaOH滴定。已用15年的六偏磷酸钠法比我的EDTA-Ca法的分析结果偏高得多，原因是六偏磷酸钠络合可水解金属离子的种类少且能力差，造成在滴定过程中仍有部分金属离子水解，从而结果偏高。为了证明EDTA-Ca法的准确性，我又建立了滴定终点为pH3.5的硫氰酸铵-标准曲线法，最后又用小型阳离子交换柱分离出样品中的H+的离子交换法。数据表明，我新建立的这三种新方法完全吻合，即证明EDTA-Ca法是准确的！我们知道化学分离的种类及分离对象很多，但如何将H+从可水解金属离子溶液中实实在在地分离出来？这在文献报道中至今还是首次。用阳离子交换法分离存在多种可水解金属离子时的H+，然后再用碱滴定，这是该课题最可靠的“金方法”，至今文献仅有我的报道。

9、感谢室友让我当羽毛球队队长，然后平生第一次上电视。

  我1963年分配到北京五所分析室时，当时全所夫妻分居两地的技术人员很多。我业余时间就是看英、俄文分析化学杂志以及打羽毛球。我们分析室的羽毛球队是全所唯一一支羽毛球队，这支自己集资（工资仅56元）的业余球队自学成才，每天晚饭后在自己划线的羽毛球场上打着球，并成为晚饭后五所一景（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没有电视）。观众（研究所同事）众多，这又激发大家比赛的热情及提高打球水平的动力。后来，我是冠军而被室友推荐为队长，在假日一帮人骑了自行车打遍通县天下（例如，北京光学仪器厂、北京水泵厂、北京机械厂等）无敌手。却逢1972年北京市召开第四届人民运动会，我被县体委任为通县男女羽毛球队教练。接着是第三届全运会（当时庄则栋是体委主任），又叫我任全运会羽毛球裁判。在主裁女子团体赛，山西队对某队时，一局结束，按规定交换场地，中间不休息。此时，男教练过来非常客气地说：“裁判，我们这位运动员来了例假，请求休息五分钟”。我当即“同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从我口中说出“同意”。时年32岁，颇为得意。接着因为“表现”好，裁判长（上海造船厂工会主席）竟要我（因为是裁判中极少的大学生）当双打决赛副裁并强调中央电视台要转播，一定要认真负责。副裁的主要任务是一个人负责半个场地的边线，即判定是否出界，当时没有现在可立即观看的录像以判断球是界内还是界外。男子双打时球速真是闪电一般，决赛双方又是福建队的汤仙虎（现国家队教练）和广东队的侯加昌。可也不敢说不干，硬着头皮在北京体育馆身穿本色粗布的确良翻领裁判服，随着“运动员进行曲”，我及后面的羽毛球顶级大腕汤仙虎（福建）和侯加昌（广东）一起进场。中央电视台当晚转播着，我们五所同事在篮球场一台9吋的电视前观看现场直播。一场双打比赛下来，我看似风光，但神经太累了，幸好圆满交差。这裁判经历，要感谢五所领导“同意”去当裁判并第一次上了电视。

    我历时5天的裁判的待遇是比赛结果后，将我从裁判员驻地——新街口宾馆用新的上海牌小轿车（平生第一次坐轿车）送我到北京站。然后我花二毛钱乘火车从北京站到通县火车站，再步行20分钟回所。

10、感谢五所领导关注我的“思想汇报”，让我们分居十年的夫妻团聚。

 

周锦帆   

2010年5月11日

我们要用感恩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谢谢楼主分享！

老师，给张五所的照片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