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城市规划师
董光器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
刘维新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宜居城市蓝皮书: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北京)》指出,无论是自然环境舒适度,还是人文环境舒适度,目前北京与宜居城市的距离均相差甚远。您认为北京是宜居城市吗?宜居的标准是什么?
杨保军:北京现在离宜居城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差距有很多方面,最主要的差距是三部分:一是生态环境。这些年北京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感觉北京的大
气质量比过去好转了,但生态灾害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到了春天沙尘暴还来侵袭。
二是交通问题。北京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却过多地依赖于私家车解决交通问题,而一般来说,大城市的出行尤其是上下班是要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尤其是要以大运量的轨道交通比如地铁、轻轨等。
三是住房问题。尽管北京建了很多住房,但是对于中低收入的人群还是供房不足。
董光器:北京现在还不是宜居城市。我理解的宜居城市,简单来说就是安居乐业。安居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人人有房住。但是对北京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住房问题没有解决。安居的第二个条件是社会结构要完善。要有良好的社会服务环境,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向弱势人群倾斜。
所谓社会结构完善是指看病方便,买东西方便,上学方便,安全有保障,各项服务及时到位。北京存在的问题是:重住宅建设轻服务设施的建设,很多地方建了住宅,上学没地方,买东西没地方,停车没地方,很多服务问题没有解决。
第三,从生态环境来说,北京高层住宅建得太多,比例太多,也不宜居。
所谓乐业就是要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让大多数人都能就业。从现在看,北京的就业岗位比例还是比较低的,还不到48%。北京1500万人,其中就业岗位合理的应该超过50%,至少有75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安居和乐业这两条解决了,目前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宜居了。
宜居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是无止境的。但根据我们的国情,我们现在的设想是:每个人有30平米到35平米的住宅,每个人有15平方米的公共绿地,再加上公共服务设施比较完善,社区每5个人就有一个服务人口(现在是6、7个人有一个服务人口),这样就算达到了宜居的标准。
刘维新:北京现在还不能称为是宜居城市。因为北京市周边虽然建了很多诸如回龙观、望京、通州等很多居住小区,但这些人都在城里工作,导致了城市的交通拥挤,效率下降,这点和宜居差距太远了。
宜居有两条关键标准:一是生态环境比较好;二是居住地和工作地路程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如果北京这样上班来回路上4个小时,谈不上宜居。如果环境污染很严重,堵车很厉害,也不能算宜居。北京下一步设想是根据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思路提出来建设宜居城市,规划建设11个城区要达到50万到100万人口的规模,但是这个设想很难实现:一是现在土地大量被占用,调整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比如在顺义规划要建设成为工业化发展城市,以物流和加工为中心的城市,而这个地区现在却盖了大片的别墅区,把土地占了很多,加工区应该是以工人居住为主的,现在这些工人居住的地方没有。第二是分散管理。各区搞各区的,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来完成这个两轴两带多中心的设想。
宜居城市理念应和科学发展观吻合
《中国经济周刊》:北京提出宜居城市的目标是基于什么考虑?
杨保军:北京提出宜居城市的目标,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要回归到城市的本源。我们从农村等其他城市聚集到城市来,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让我们过得更好,为此我们需要多方努力,其中经济发展是一个手段。
我们要创造更多的财富,赚更多的钱,但这不是目标本身,而是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步。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恒久的价值还是应该是适合人群居住的地方。宜居的内涵要有所延展,不仅是住的问题,住离不开外部的环境、交往、工作、休息等,涉及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用宜居来衡量一个城市,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大小。
第二,宜居的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人居环境虽然已经重视了,但是还是没有放到首位考虑。当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往往用牺牲环境的代价来取得经济增长,所以,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我们强调以人为本,要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第三,北京提出宜居城市理念对全国是有着一定的示范和表率作用的。如果北京宜居城市的理念能够得到其他城市的重视,对于改善我国的人居环境有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在北京打造“宜居城市”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有哪些可供借鉴?
董光器:在建设“宜居城市”方面,经验最好的是新加坡。首先,买组屋的人收入有规定。在新加坡,经济适用房叫组屋,而买组屋的人收入不能超过多少,否则就不具买房资格。新加坡的主体结构是经济适用房,政府设有一个租屋发展局,专门解决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问题。至于商品房,开发商愿意怎么盖就怎么盖,政府只根据政策批租土地。
其次,新加坡的住宅公积金建设得比较好,给低收入家庭居住提供了很得力的保障。如果我们能够把新加坡的经验学到手,就很不错了。
杨保军:首先,国外的大都市都有一个口经验。人口不能无限增长,到一定阶段要实行分散战略;二是大城市的空间不能是单中心的。到一定阶段,要由单中心走向多中心,如果是单中心都给包死了,一圈圈给捆住了,那最后这个城市的中心也要窒息;第三,这种大都市地区,一定要实现公共交通优先的策略,要依靠公共交通。
刘维新:国外建设“宜居城市”主要靠杠杆来指导,比如,国外想发展哪个城市,发展哪个产业,就利用税收杠杆,采取减税、免税的方法。如果要限制哪个行业,就提高税率。而我国多是采用行政手段、规划手段来实现的,跟市场经济运作,就不是完全吻合了。
但目前北京的情况,完全用杠杆限制也限制不住,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办法。从目前看,行政手段限制人口增长只是一种口号,实际上政策又在实行购房入住政策,这与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是相违背的。
下一步北京的工业发展,应该和天津联手,重点扶持天津,把北京和天津培育成为华盛顿和纽约这样的关系,才能真正发挥北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