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推动标准降低
生乳“新国标”关于蛋白质及微生物含量两项核心指标趋低,引起业内激烈反弹。
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乳品加工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全国乳与乳制品定标组”副组长曾寿瀛对《财经》记者表示,“没有好面蒸不出好馒头。原料奶蛋白质含量降低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问题,会带来乳品加工行业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
曾寿瀛回忆,早在2009年6月19日召开的全国乳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会议前,关于蛋白质含量标准的讨论已有十余次,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沿用原来的2.95%标准。两大乳业巨头蒙牛和伊利则属于“降低派”.会议主持人动员曾寿瀛宣讲维持2.95%的必要性。
“一直到8月底,所有专家委员会成员都再也没有对蛋白质的标准提出异议。”曾寿瀛说。
但其后进展却颇多变数。作为生乳“新国标”后期的参与审稿者,曾寿瀛回忆,直至2009年8月底,在送交农业部与卫生部的审稿中,蛋白质含量都是2.95%.10月20日,卫生部网站上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的标准已经修改为:每年5月至9月标准为2.8%,其余时间为2.95%.
到2010年4月22日“新国标”正式网上公布时,标准已悄然变为2.8%.
“短短几个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问了其他参与审稿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作为制订参与者,我们没有裁决权,甚至连一点知情权都没有。”曾寿瀛说。 这一重大更改事前没有通知,事后也没有任何解释,变更原因至今未明。
就生乳标准与卫生部有过密切配合的一位农业部官员表示,卫生部将2.8%确定为“新国标”这一决策的不透明性,他也不理解。
《财经》记者获悉,将蛋白质最低值标准降至2.8%的最大推动力,来自农业部。
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巡视员、奶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俊勋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抛开现在的论争,”新国标“会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他认为,标准的高和低只是看法问题,标准低并不代表不正视问题。
王俊勋透露,2008年10月,卫生部首次与农业部讨论的就是原奶收购标准。在标准起草之初,卫生部曾希望提高原奶收购标准,但农业部认为在现有时机提高原奶收购标准并不合适。
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成立于2008年10月24日。此前农业部对全国原奶整体指标也缺乏了解。为了配合完成生乳标准制订,王俊勋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是收集原奶收购方的各类数据。
在其努力下,农业部一年之内收集到十余万个原奶收购数据,这些来自国内规模较大的乳品企业、第三方渠道以及奶站的基础数据,对于标准最终确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部调查数据显示,国内最大的一些乳品加工企业,夏天时蛋白质含量基本都达不到2.95%,个别情况下甚至低至2.26%,达标的企业寥寥无几。“没有哪个企业敢说它没有收过2.95%以下的牛奶,与其桌面下偷偷摸摸做,不如把事情拿到桌面上解决。2.8%就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王俊勋称。
中国奶协数据显示,国内奶牛养殖仍以小规模散养为主,1头-5头奶牛农户比例达78%,6头-20头所占比例约13%,其散养规模占全国奶牛总存栏量的80%-90%,王俊勋称,“短时间内扭转这种局面是不切合实际的。”
另一项中国奶协调研数据显示,2009年3月,全国奶牛养殖户亏损面超过50%,黑龙江省一度达到75%,时至今日,亏损面尚有35%.“奶业需要的是休养生息,长此下去整个产业基础就全没了。”王俊勋表示。
他认为,蛋白质含量标准设置太高会危及奶农生存。在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中,对奶农而言,尚无一个合理退出机制,不甘被动退出的人会以造假形式蒙混过关,从而引发质量隐患。
达能营养中心(中国)总代表张国雄也主张,相对宽松的标准,可以避免奶农作假。以微生物含量为例,他认为,在既有饲养水平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过高的标准会刺激更多危险行为,一些奶牛饲养者可能会采用臭氧消毒灭菌的办法,在此过程中会产生致癌溴化物。
王俊勋甚至认为,2.8%的标准其实亦显多余。之所以还要规定蛋白质最低值,是由于《乳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要制定乳品的“质量安全标准”.“不仅是安全标准,也有质量标准。”
“不管蛋白质高低,牛奶都是可以饮用的。不同的原奶可以生产不同的产品。不应该将一部分奶农排除在市场以外。这里面也有维稳的因素。”王俊勋表示。 对于农业部降低标准的主张,全球最大乳制品包装企业利乐公司中国副总裁杨斌认为,监管部门把民生问题与产业发展问题相混淆了。“保护弱势群体是否必须以牺牲整个产业安全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内蒙古奶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兆林认为,标准的降低使收奶范围放宽,变相地为养殖水平低的农民散户养牛开绿灯,短期内有利于农民增收,长远来看与国家推行规模化饲养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