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很大原因在于,“十一五”规划中“减排”的规定,并不是要全面减少污染排放,而是只有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两项指标。因此,环保官员难免只把减排这两项污染物作为主要任务。从而在一些地区出现虽然环保规划指标超额完成,但是生态环境状况却不见好转的现象。
而在电力工业方面,尽管“十一五”期间二氧化硫减排指标超额完成,中国目前在火电机组的平均规模、煤耗指标以及脱硫机组的比例等方面甚至已经优于美国,但是所有这些指标的提高,却由于火电的比重增速过快,能源结构严重恶化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十一五”期间,标志二氧化碳减排的“单位GDP能耗下降20%”这一目标,完成得意外艰难。
这种个别环保指标提高、能源结构反而恶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环保立法的科学性不足。在片面政策指引下,一些环境官员只把完成规定的减排指标当成任务:要想完成中国环保规划指标中要求的二氧化硫的减排,就要加紧现有发电机组的脱硫改造。这样只重视政绩的环保官员通常都支持能够替代小机组、增加了脱硫设备的大型火电上马(压小上大)。而对于与脱硫目标无关的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他们却往往不太感兴趣。“十一五”期间,规划中的水电项目投产超额,却只有28%开工。
在中国,由于火电厂的建设增速过快,能源结构严重恶化,导致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矿难频发、煤电矛盾尖锐激化。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一阶段,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煤电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度只有鼓励遍布全国的小煤窑加紧生产,才能渡过难关。而在中国煤电矛盾最突出的时刻,煤窑的生产事故也达到了顶峰。
2008年10月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意外缓解了中国煤炭能源严重短缺的困境。然而煤炭价格快速上涨趋势改变的同时,社会用电量也急剧下降,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并不能得到缓解。用电量下降,导致大量新投产火电机组必然成为利用率极低的不良资产。恶化的能源结构让中国的电力工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恶性循环,历来都是国家利税大户的国有电力企业,最近几年已经面临全面亏损。
与此同时,中国由于排放了与自身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温室气体,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遭遇到全球的批评。
以前由于受到经济能力的局限等原因,中国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的建设一直进展缓慢,但那种由于整体经济能力不足、无能力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情况,在全世界非常普遍,在欠发达国家,社会的能源需求量有限,清洁能源开发程度低的现象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以后,如果仍然不能及时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清洁能源,那么其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就要靠燃烧更多的化石能源来解决。
这必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今的中国是全球唯一在经济腾飞时期具备条件却不优先开发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国家。在法国,核电等清洁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比例一度超过80%,发达国家尽量开发清洁能源而限制火电的意识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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