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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某三甲医院小生一枚,看到这篇文章,就是我身边大多数人的生活写照,有时候也曾怀疑自己做的这些和将来为患者服务时有多少的联系。。。

链接: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在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全称为《科学引文索引》。它收录的刊物覆盖了国际上大多有重要影响的刊物;被收录的刊物每年都会进行评价并排序,其中最为重要的参数为IF值,“影响因子”,即是该期刊的论文的平均被引率,可以用来评估在同一研究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医学生通常将刊载于SCI刊物上的论文简称为SCI。

  医学博士生周宇“又要进实验室了……”

  这条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人人网状态,却引发了医学圈朋友们对实验一致的宣泄。

  他说,这种痛苦不仅仅是因为实验“无聊”、“难做”,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懂的,没有意义”。

  未来选择成为外科医生的他,不知道做实验的真正意义在哪。无论是选择课题的方向,还是做实验的过程,又或发给几分的杂志(SCI的IF值),这一系列的过程似乎都偏离了科研原本的意义。

  今年2月,上海长海医院袁恒锋、徐卫东、胡海燕三位医生在《柳叶刀》上发表看法,提出目前中国的年轻医生大都面临着巨大的论文发表压力,而发表大量没有用的基础研究论文,对提高临床技能和医患交流能力并没有什么实际帮助,建议应把发表SCI论文评价标准,从目前的医生评价体系中剔除,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事实上,上海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卫生行业医务人员高级职称评审平台,努力构建以临床实践能力为导向的评价标准。

  科研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应该由谁来做?是否应该强求?这是始终萦绕在大多数一线医生及即将走上临床岗位的医学生脑中的疑问。

  谁的SCI

  “如果说做课题,从申请经费,到做出实验、写出论文,再到发表是一条利益链的话,研究生就是利益链最底层的劳工。”

  两年里,周宇已经与师兄合作完成了两个课题。发了两篇1分左右的SCI论文,但周宇都只拿了第二作者。

  按道理,他可以和师兄做并列第一作者。那么两篇加起来,算是一人一篇。有一篇署名第一作者的SCI,理论上周宇就已满足拿博士学位的“要求”了。而第二作者到第N作者对于学生来说,除了锦上添花,没有他用。结果,两篇的并列第一作者分别“让”给了同科室另两位需要论文晋升的医生。

  现在,周宇又将被分派一个新课题,这个课题原本是另外一位师兄提出的。“老板”(当下许多研究生通用的对导师的别称)觉得这个课题能做大,“必须要朝着3分以上SCI的目标努力”。因为一篇3分以上的SCI能够让两个学生毕业。

  目前,在大多数的高校网站上,学校在介绍学术水平时,通常强调该校目前已发的SCI论文数,以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

  一位曾经的三甲医院副院长透露,每年,医院都会被所属的大学分派学术指标。医院只好把这些文章的指标再分摊至各科室。“但是到头来,都是研究生在做实验,”周宇说,“如果说从申请经费,到做出实验、写出论文,再到发表是一条利益链的话,研究生就是利益链最底层的劳工。”

  周宇的师弟向导师提出想上临床,导师丢下一句:“最后一年让你上,前面几年好好做科研。”有学生写出的论文不止一篇,多出的论文会被导师以各种理由压住不发,最后“想给谁就给谁”;也有些人毕业没有文章,“老板”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送他一篇”。

  著名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是每年的2月至3月申请。从前一年的10月,一直到过年后,科室里的研究生几乎都在奋战标书。

  但最终,这些课题不会出现周宇这些研究生的名字,申请到的经费也不会有周宇的份。

  “这是谁的\"国自然\"?反正不是我的。”周宇说。

  实验,导师只给个思路

  “临床学生做实验多半是放养,师兄带师弟,师兄略懂一点点,师弟跟在后面玩玩,然后也带师弟了……导师是医生,通常只提供一个思路,自己对科研懂得也不多。”

  办公室里,“老板”给周宇大概讲了新课题的思路,然后同前两次一样拍拍他的肩:“小周,你关心一下吧。”

  周宇一听就头大,此课题不仅与他上一个课题毫无关联,而且“远远不是我这种水平的人能做的课题”。

  按理说,医学博士生的科研水平还不够吗?

  事实是,医学分基础和临床。基础医学的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后,通常可以接受系统的科研训练,基本以做科研为奋斗目标;而像周宇这样读临床医学的学生,游走于医院与学校之间,“做实验多半是放养状态,师兄带师弟,师兄略懂一点点,师弟跟在后面玩玩。导师通常都是临床医生,自己对科研懂得也不多。”

  没有人指导,摸索成为做实验最痛苦的阶段。“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去找文献,一个人在研究,一个人看结果,结果不对,自己再想为什么。”与之相伴的是导师的催促,每周一汇报,如果当周没做出什么结果,急得睡觉都睡不好。

  上个实验,周宇需要把老鼠制作成患“关节炎”的模型,再向这些老鼠的关节腔打药,再提取出细胞,看药效如何。第一批,什么效果都没有;第二批,只有几只老鼠效果比较好,但是“好的就像没有患过病一样”。

  是不是要再重做?但是完全不知道哪个步骤出问题。

  按文献上来?“全部当真你就惨了!”

  周宇学弟的实验涉及基因层面,他照一篇文献里的引物序列去验证,却发现个别碱基有错,经提醒才知“有些是作者故意写错的”;培养细胞要加一种细胞因子,文献上都写10毫克,实际一问,很多都是加了50毫克才养出的。

  周宇师兄的实验需要用到仪器,然而国外这样一台机器就是300万元。没几个导师会买,往往只有动手制。“山寨”机器不可避免的是常常**。“咔-咔-咔”的声响一起,两人就要冲过去解决问题。

  对于心地柔软的女医学生来说,有时还有心理关。

  在上海刚刚由硕士转博的金玲,第一次的实验做得有点腿软。有一天她摘了N只老鼠的眼睛后,晚上做了恶梦梦见被老鼠群起而攻之。

  摘眼球取血,是取小鼠外周血的一种常规方法。但初次接触时,金玲还是觉得“挺对不住小鼠的”:“抓住小鼠尾巴旋转,使其头部充血,然后快速抓住小鼠并使其眼球突出,用镊子迅速摘下眼球,要快要狠,干净利索……”这是前辈写的取血要点。

  金玲说:“那些小鼠的生命,好像只是因为一个研究生、因为毕业要文章,必须做点课题。为了做而做的实验,真的有意义么……”

  在数据上作文章

  “直接篡改数据这样的事比较少,但是在统计学上玩猫腻是常有的。”

  数据统计,有“大文章”可做。

  周宇说:“直接篡改数据这样的事比较少,但是在统计学上玩猫腻是常有的。”

  比如,一个药,检验它在各个浓度级对细胞的作用。做了10次实验,结果乱七八糟,几乎没有重复。笼统地判断,效果是有一点的,但是又无法判断出到底哪一个浓度是最好的。

  综合10次结果,有4次1000浓度级的没有100好,但有6次是1000比100好,那么只好认为药在1000浓度时比100好,“就当那4次实验没做过”。

  同时,实验强调可重复性,按理说,自己的实验应该自己去重复。

  但更多时候没有时间重复。有师兄的实验是用猪做实验,制作患有关节炎的猪的模型,光是把模型做出来就是4个月。有些时候,猪养着养着就死了;师弟养的转基因老鼠,常会被同类吃掉,结果好不容易做好的模型,要重新再来。

  没有重复,实际上就是不科学的,这都是作假。

  “这之中涉及多少步骤,最后的结果可能什么也说明不了。现在的科研环境,不忍直视。我身边做科研的,几乎没有不作假。不稍微做点假,你根本没法毕业。”周宇说。

  梁辉是中国多个权威杂志的编委,这些年各种水平的文章也看多了。“有些文章一看数据就有问题”,编辑部在退稿时的修改意见里会“含蓄地对个别数据提出异议”。结果修改后的文章再次投来,“只是针对性地修改我们提出来的数据,应付了事,真让人哭笑不得!”

  数据造假的情况并非中国才有。2010年6月,梅奥医学中心一免疫实验室的人员篡改他人实验,导致10篇论文被撤回。

  刚读完心脏内科博士生的刘嘉不太能认同“玩猫腻”是中国科研环境的全貌。

  博士的最后一年,他被导师安排去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基础实验室。等回到自己所在的医院时,他甚至有了强烈的落差感。相比于临床医学的学生的急功近利,那里的基础医学学生没有作假的风气,因为“他们是打算做一辈子科研的”。

  基础医学研究生每周都要汇报阅读文献的心得,有专门的指导老师,每天按时进实验室,即使当天没有活儿做,也必须坐在实验室里读文献。

  刘嘉亲眼见到一位读了5年博士的学姐,因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课题,而被导师劝退。该学姐也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因为若申请国外的大学,“学历比学位相对更重要”。在这个实验室,被劝退的比例并不低,大约10个当中就有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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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评价体系

  “每个人(同科室的医生)都讨厌做科研,但每个人都需要科研。从导师到学生,每个人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论文发表后,对学生意味着毕业“达标”,对医生来说,是晋升的筹码。

  大多数三甲医院对医生的晋升评价涉及到“医”、“教”、“研”,外加 “政治思想”、“英文”等。“医”(看病救人)、“教”(为医学生上课)、“研”(科研工作),是一个医生工作的三个主要方面。

  据一位医院副院长介绍,该医院评价时已经把临床加大了比重,占比达到50%。但实际上“临床工作”的差异还是比较难体现。一个外科医生手术好坏,病人很难给出评价,需要多年后才能判断;即使是同行之间,也很难给出客观的评价,“那么大家的打分很可能只是38分和40分的区别”。

  而“科研工作”,“有科研基金、有奖项”和“没有科研基金、没有奖项”的医生就能相差8分,“一下子就拉开了差距”。

  所以有时“主任医师”未必就比“副主任医师”医术更高。

  一位主任医师,其手术水平在同行中的评价不高,但是因为头衔多,还不断被病人请求来做手术。而研究生私下里都说,但凡该主任医师做手术,当天晚上值夜班的研究生便会大呼“不好”,原因是,会出现伤口出血等需要值班医生处理的情况,很难睡个整觉。

  金玲所在的医院有一位临床医生,课上得循循善诱,手术也做得不错,但因为没有论文,晋升之路磕磕绊绊。他曾公开表示对科研评价体系的不屑,坚持只做好“医”和“教”。但在有一次闲聊中,他竟也向学生发出肺腑之言:“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走科研这条路!”

  金玲说,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科研的压力绝不止于研究生阶段。

  科研对临床的意义

  “我对我的学生只有一句话,你可以自己选择!95%人成为普通的全科医生,5%的人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如果你想做那个5%,科研就是必经之路!”

  从实验起步到完成论文的整个过程中,周宇及大部分医学生纠结的根源在于做这些的意义。“我为什么做科研?这和我以后开刀做手术有什么关系。”

  周宇所看到的,只是一篇SCI发表,继而再转向下一篇……很少有学生或医生真的关心研究出的结果是否会用于实际。2010年,中国的SCI论文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低于世界平均值。有35%以上的论文从未被引用过1次;英国的零被引论文不到25%。

  而且,这些成果很少可以应用于临床。资料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取得约3万项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仅为20%,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而医药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更是不足8%。

  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周宇又纠正自己的话:“我觉得科研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实验是否可以由真正想做科研的人来做?”

  目前国内也有越来越多医院引进专门的科研人才。刘明就是这样一位。他在美国呆了近20年,是美国一所医学院的实验室博导,前两年回到国内,在一所三甲医院做与临床相关的科研工作。

  他没事了就去找学生聊聊天,谈谈人生,跟他们辩一辩科研的意义到底何在、引导他们走科研这条路,结果“目前没有成功有效的例子”。往往一句“多发文章为了找好工作”就把他呛得无话可说。

  “或许和心态有关,这不仅仅是科研工作里的问题。”他说,“现在是不是不再说奉献精神了?好像人们总是想着应付过关,而不是想着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现在有些产品的质量不佳,有些食品做得也很粗糙……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在美国带教研究生时,他能明显感觉到美国学生比较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做科研,也对科研工作所需要付出的艰苦有所准备。他认为这和美国医学教育处于研究生阶段有关。

  而且,成为主治医师后,医生没有科研任务。喜欢面对病人的医生会自己去社区开诊所,而想研究某个领域的疾病的医生,可能会选择作研究,或是再读博士,去医学院做教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

  黄远也是一位上海的博导。他坚持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的科研培养很有意义,而对于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医生,“科研可以不必强求”。对于学生的懈怠和纠结,他说:“我对学生只有一句话,你可以自己选择!95%人成为普通的全科医生,5%的人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如果你想做那个5%,科研就是必经之路!”

  周宇自己其实也是矛盾的。“其实就这么四五年的训练也蛮好的。我敢说,现在科里没有人比我会看小鼠关节的片子!但当了医生以后,我还是没有兴趣去做这件事!”

  如果工作中遇到需要去研究的医学难题呢?

  “那我愿意做这样的科研,但不是为了一篇SCI而做。”周宇说。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bairui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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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作中遇到需要去研究的难题, 不是为了发SCI而发, 愿意做这样的科研.

加上科研环境好,这才真的能使人喜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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