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中的“划一”
1928年4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成立,并奉令承办度量衡划一工作,吴承洛即入职工商部,迅速筹办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向社会征集划一度量衡方案。
1928年7月18日,《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发布,接着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了《度量衡法》,规定民国度量衡采用米突制为标准制,同时暂设过渡性的市制,作为标准制的辅制。
标准制和市制的关系如下:
1公升=1市升;1公斤=2市斤;1公尺=3市尺。
这个被称为“123”制的方案,吴承洛是倡行者和执行者。在确定这个方案之前,他曾详细地给时人分析过这个方案的一个突出优势,那就是通过“一二三”的简单换算关系,把标准制和市制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既照顾了民众的传统心理,也有利于标准制的推广。
《度量衡法》的施行日期为1930年1月1日,依照计划,全国应在6年内完成度量衡划一。其中又做特别规定,国家公务机关要先行在1930年底前完成度量衡划一。
全国度量衡局在1930年10月成立,设总务、检定、制造三科,以吴承洛为局长。当年秋天,首批度量衡检定人员毕业,分赴各地推广新制度量衡。
四川省度量衡检定所成立较晚,时在1935年,地址在成都实业街,第一任所长是马相文。一名来自荣县,叫江锡权的检定员回忆,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所长吕相文讲话中,曾引用一个例子说明统一度量衡的重要。他说,日本在“九·一八”进攻东北时,张学良发现自已武器库中所存子弹与部队使用枪支不合。原来这些子弹都是东北兵工厂的日本籍技师按照其特务头子土肥原策划的计谋,故意按日本尺寸制造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不能使用这种子弹,枪成废物。吕相文讲此例虚实难考,但意在强调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
依照度量衡划一计划的日程安排,到1930年底,各公务机关都完成了划一,使用了“公尺”、“吨”等米突制计量单位来核算资产和资源,唯独海关和盐务是例外。
海关仍在使用“美加仑”、“英加仑”,于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财政部、外交部及全国度量衡局多次与英、美等国协商,告之以“我国现已实行采用万国公制,海关所用度量衡亟应改正,实有充分之理”,如是一再磋商,在1934年2月1日,各海关的度量衡终于一律改用新制。
盐务部门改用米突制度量衡则遇到另一个麻烦,那就是与传统习惯的对抗,中国民众不习惯使用“公斤”、“公升”等新名称,于是盐务机关采用了作为新制度量衡辅制的市制,“乃能通行全国于各县市。”
就全国各区域来看,度量衡划一的情况正与全国度量衡局的预期相仿。现代经济活跃的大都市最容易推广新制度量衡。比如上海市在1930年3月即派员到南京受训,5月即制订出全市度量衡划一计划,8月正式成立度量衡检定所,开始依程序规定渐次开展各项工作。1931年7月,上海市提前宣布完成划一,“推为全国先河”。
到1935年,倍感振奋的吴承洛觉得划一度量衡“已由城市而达于乡村,除少数县份外,只待坚持到底,不难于训政完成之日达到全国初步完成。”
事实上,度量衡新制在偏远乡村的推广一直不容乐观。江锡权回忆,他所在的四川荣县推行新制总的说来是比较顺利的。而有些县就不一样了。例如隆昌县改用新秤后,麻纱贩子耍奸使滑的“摇钱秤”不能再要了(隆昌出产麻布,绩麻纱卖者颇多),乃借1936年天旱的机会,编造谣言,说“老秤十六两为一斤,是按别天下太平的笔画数制作的,象征“天下太平”。而今新秤十四两为一斤,象征“天下太干”,现在果然天干了。”并鼓动妇女们烧香拜佛求雨,殴打检定员,哄闹县政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保护南京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的一批精密仪器,吴承洛等待仪器装箱西迁后,才乘火车辗转到长沙。
而他所毕力推行的度量衡统一,也为战争所打断。到1935年7月,湖北汉口市召开大会,宣告全市完成划一,当场焚毁旧制度量衡器2万余件。许多县也较有组织地推行,使新制(主要是市用制)推行到全省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 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全省大部沦陷,省政府西迁恩施,度量衡机构全部撤销,人员星散,各地旧杂制又自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