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料】震灾防病 饮水卫生及传染病控制

第二节 痢 疾

一、概述

    细菌性痢疾（菌痢）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该病是我国流行最广泛、发病最高的传染病之一。人是菌痢的宿主，所有年龄组都可感染，但以学龄前儿童及青壮年发病率最高，国内终年均可发生，夏秋季7～9三个月为流行高峰。菌痢的传播主要是患者（或带菌者）的粪便直接或间接地污染手、水、食物、饮料后经口传播，也可以由苍蝇、蟑螂等媒介昆虫带菌污染食物后经口传播。日常生活接触感染后主要呈散发流行过程，而暴发流行多见于集体伙食单位，由水源污染或食物污染导致的水型或食物型暴发流行，波及范围较大，且不受当地流行季节的限制。痢疾杆菌在外环境中的抵抗力较强，在各种食物，水、土壤中能存活一定时间，甚至在水中可存活90天以上；但它对各种理化消毒的耐受性很弱。目前尚无有效的菌苗可用于推广预防接种。

    痢疾的流行范围广，发病率高，我国从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每年报告的病例数为100～200万。十年浩劫期间，病例数猛增至300～600万，其中尤以1975年最为严重，高达900多万例。80年代初期，每年报告的病例数仍在500～600万。虽然自1983年以来，其发病率在缓慢下降，但病例数仍为244万之多。90年代以1993年8月全国疾病监测点调查痢疾的报告为例，其发病率为23．38/10万，较预期值下降28．7％。仅安徽一监测点痢疾发病数为111例，发病率为200/10万。由此可见控制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流行就成为我国卫生部门必须重视的工作。

二、自然灾害后痢疾流行的发病趋势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几千年来灾害不断发生。据记载3000年来我国“几乎无年无灾，无处无灾”，其中以水、旱、地震灾害为主。国内外疾病监测结果都说明，自然灾害发生后，（特别是水灾和地震），所出现的传染病中主要是平时发病率就比较高的腹泻病和呼吸道传染病，腹泻病中尤以痢疾为最。

    由于水、旱、地震等灾害的影响，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造成严重破坏，导致灾民生活水平下降，人群机体抵抗力降低，以及生态平衡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痢疾的流行过程和传播途径，使发病呈上升趋势。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发生大水灾后8～12月传染病发病率高达57％，痢疾发病率上升9．7倍。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从7月28日到8月23日调查了11个居委会和生产队的居民，痢疾发病率高达4．26～18．6％。1991年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由于救援及时，措施得力，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大部分灾区不仅没有发生大的流行，而且与1990年同期相比，甲乙类传染病（痢疾属法定报告的甲类传染病之一）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都下降了。

三、自然灾害后影响痢疾流行的因素

（一）水源污染自然灾害后供水、排水系统、城市卫生设施。皆受到严重破坏，供水中断。由于暴雨成灾，淹没地面，使粪便、垃圾等污物冲流至河道等水源，致使水源受到污染，导致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水型暴发流行。

    据记载1976年湖北白芒营公社暴雨成灾，引起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粪便污物污染河流，造成痢疾的流行，有两个大队的发病率高达34．85％和35．44％。又如，1990年山东省东营市在一次暴雨之后，因饮用水源被污染，暴发一起以痢疾为主的大范围腹泻病流行。在被调查的5个县内10个村庄中，在两周内户罹患率为53．45％，患病率15．01％。1991年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时，重点灾区江苏省苏州和盐城，安徽省阜南县、肥西县对饮用水水质进行检测结果，水的混浊度，细菌总数，大肠菌数都高于往年同期水平，水被污染得如此严重，造成痢疾的水型暴发流行。如1991年安徽铜陵县在特大洪涝灾害后，该县宋村乡永冲村的灾民，因饮用污染的并水而引起痢疾的暴发流行，全村186人中有52人患病。以上事实说明，灾害后，尤其是水灾，痢疾流行的主要形式为水型暴发流行，

（二）食传型痢疾流行灾后食品生产、加工、保存、运输、等皆因受到当时条件限制，无法保证食品质量，甚至往往因污染而变质，灾民食用后引起食物中毒及腹泻病等流行。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天津地区，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收治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人比往年同期增加1一8倍，其中痢疾发病人数占首位。

研究证明，痢疾杆菌可在食物中大量繁殖、保存下来，因而在一段时期内供应这种被污染食品，可引起小型暴发或出现散在病例。

（三）苍蝇成为痢疾传播的重要因素

1．居住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后，房屋倒塌，灾民被迫离家出走，迁居外地，造成人口大量流动。在外地形成许多临时居民点，房舍简陋，居住密集，人口密度大，卫生条件差，粪便垃圾污染严重，蚊蝇孳生，成为发生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2．灾后有机物质腐败污染环境自然灾害使大量灾民伤亡，特别是地震发生后，伤亡的灾民会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造成尸横遍野，或掩埋时也报马虎，埋于废墟下的尸体及食物等有机物质不能及时清理出来，就会很快腐烂而成为大量苍蝇掌生地。据记载唐山大地震后，由于埋于废墟下的尸体，及冷库被埋于地下时有上万吨鱼、肉、蛋等迅速腐败，短期内孳生出大量苍蝇，其密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如在一个顶篷上，苍蝇的数量可多达1154只之多，成为传播痢疾流行的重要因素。

（四）季节性流行的变化痢疾在我国终年均可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高峰期，但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相差较大，痢疾流行高峰也有差别。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区，流行季节高峰的可提前或拖后。安徽省1991年对灾区与非灾区监测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安徽省腹泻病历年的高峰期均在7～9月；在1991年6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高峰期提前为6月份，在腹泻病中痢疾为首位高发病种（表8-l）。

表8-1 1991年安徽省灾区与非灾区监测点各月腹泻发病率*

监测点人口数
各月发病率（1/10万）

4
5
6
7
8
9
10

灾区 146196
86.19
253.08
501.38
452.13
422.04
266.08
288.00

非灾区 131571
83.91
159.61
300.22
494.80
424.87
358.00
269.82



* 引自：张亚民主编（1992）：《洪涝灾害预防医学》，56页，安徽科技出版社

四、防治措施

    痢疾在灾区流行，临床上的表现与通常情况相似，并易与肠炎、消化不良等肠道病相混淆，在灾区难以区别诊断并采取相应措施，在防治工作中，要加以重视。

（一）灾害发生前，首先要有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拟订防治痢疾流行的预案，组织技术力量加强对痢疾疫情的监测和预报，并贮备足够的物质和抗菌药物，以应付灾害突袭时所用。

（二）灾害发生后，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采取救援行动，派驻医疗和防疫人员，健全疫情报告网络，及时报告疫情，掌握疫情动态，以识别痢疾流行趋势。

1．针对传染源方面：

（1）由于痢疾杆菌在外界抵抗力强，它不仅存活时间久，还可以在食物中繁殖增长，这对灾区大范围的防治工作上带来一定困难，但若及时进行消毒，灭蝇等处理，对现患痢疾病人尽量隔离治疗，仍然可以控制传染源扩展。

（2）因痢疾杆菌型别不同，出现病情有差异，要注意对症下药；又因痢疾菌对多种抗菌药物易产生耐药性，治疗时加以重视。

2．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痢疾流行的蔓延。搞好环境卫生，进行饮水消毒，保证食品卫生供应，灭蝇等措施，痢疾患者粪便排菌大，在灾区尤多是急性病人，因而对于粪便无害化处理要抓紧及时，发现尸体必须深埋以防后患。

3．对人群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灾民对痢疾的预防知识，搞好个人卫生和防病能力。

（三）自然灾害发生以后，防治痢疾的工作仍不能松懈，要经常作好预测预报工作，加强对痢疾的监测。对灾民和家畜进行检测，一旦发现有痢疾患者，特别是对急性期病人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同时对于急性病人转为慢性或带菌者而成为该病传染源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节 病毒性肝炎

一、概述

    病毒性肝炎是世界性传染病，按病事的生物特性、临床和流行病学特征，本病可分为五种。甲型肝炎病原体主要侵犯肝脏，发病季节多在秋未冬初，发病年龄多为儿童，预后良好。乙型肝炎也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长期以来与甲型肝炎难以区分，曾被称为血清型肝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人体试验证明为两种不同的病毒引起的肝炎，将粪--口途径传播的、潜伏期短的肝炎称为甲型肝炎；将输血传播的、潜伏期长的肝炎称为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又称为肠道外传播的非甲非乙型肝炎，相当一部分为输血引起的。本病的病原体有两种以上的因子，一种是不耐氯仿的，另一种是耐氯仿。丁型肝炎由原来称为δ因子引起的肝炎， 1984年经意大利学者Rizzetto等建议，将δ因子引起的肝炎命名为丁型肝炎。戊型肝炎又称为肠道传播的非甲非乙型型肝炎或流行性非甲非乙型肝炎。1980年对印度流行的肝炎病例用排除诊断法，排除了甲型肝炎和乙型肝炎后而确定该病为戊型肝炎。

二、自然灾害时期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情况

    近10年来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两次肝炎的大流行：一次发生于上海的甲肝流行，另一次是在新疆南部由戊型肝炎病毒引起的大流行。

（一）甲型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甲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该病历史悠久，流行于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英、法、苏、德军队中流行，以后发病稍见下降。50年代以后，欧、美、亚洲和一些国家发病率不断上升。

    我国不少地区不断发生甲肝的局部流行，当前仍为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感染率和发病率都为各型肝炎之首。据报道，我国1l亿人中有7亿人感染过甲型肝炎。

    1983年和1988年在我国上海地区发生两次甲型肝炎大流行，对流行期间的传染源已查清，都是由于食用了被粪便污染的毛蚶引起的。由于当时毛蚶丰产，在上海地区大量推销，而当地群众又有喜食毛蚶的习惯，加工时温度未能达到消杀甲肝病毒的目的。另外据调查上海地区人群对甲型肝炎免疫力水平逐年降低，以致引起大量病例发生， 1988年的大流行中，罹患率高达4000/10万，患病人数34万之多。在病人中，儿童和青壮年较多。有很多为阴性感染。

（二）戊型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戊型肝炎也属世界性流行病之一，在过去10年中，全球有13个国家发生了30余次流行，波及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原苏联的亚洲部分、中国、北非、中非、约旦和墨西哥等地区，其中有许多次是由水源污染引起的暴发流行。

    实际上在我国每年全国各地都有该病的散在病例发生，只是在大多数地区因不做病原学方面的检查而误诊为甲肝而已。新疆、吉林、福建等地有过报道。特别是新疆在80年代就有过两次大的暴发流行，罹患率为2．65％（495/17261），病死率为0．22％（1／459）。发病年龄15～40岁组最高。94．8％的病例有黄疽。

    1986年9月至1988年4月，新疆南部地区暴发国内外罕见的戊型肝炎大流行。流行时间持续20个月之久，波及面较广，曾蔓延到和田、喀什及克孜勒三个地区23个县市。1986年和1987年从8月份开始出现过两个发病高峰。大流行期间累计发病人数为12．2万例，死亡717例，总罹患率为5．24～11．76％。其中14岁以下组罹患率为0．87％，40岁以上组为0．54％，说明发病多为青壮年。引起大流行的原因，皆因大雨成灾，肝炎病毒污染了水源，而当地居民又有喝生水习惯，因而造成暴发流行。

（三）其他各型肝炎流行根据我国监测点报告的传染病发病数推算，1990年全国肝炎发病数约269万例，其中乙型肝炎占～29．1％，约78万例。在自然灾害期间，未能发现有此型肝炎流行，因该病多以散发为主。主要危害青壮年，在15～40岁年龄组中占总发病人数的60％左右。

    丙型肝炎在流行病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通过输血途径传播。由于输血是该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引发大流行机会较少。在国外报道约90％的输血后肝炎和25％的散发型肝炎为丙型肝炎。

    我国目前对丁型肝炎的调查研究尚不够广泛和深入。各地均有此病存在，发病率不同，如对京、沪、豫及东北三省调查，肝炎病人中有20％左右为丁型肝炎患者。而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中为6％左右，但据重庆市的调查，在四川省汉族男性患者中有34.3％为丁型肝炎所感染。总之本病的感染低，而据现有资料仅在我国浙江省报道过5例的慢性病例为戊型肝炎患者。

三、病毒性肝炎的预测

（一）掌握灾情及时调查灾害发生的情况，如：灾害发生严重程度，持续时间长短，灾民集中点的饮水消毒和环境卫生等状况。如果灾害（特别是水灾时）严重、持续时间长，饮水及环境卫生条件差，就容易造成病毒性肝炎的传播和流行。

（二）人群免疫力情况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甲型及戊型肝炎患者的抗体水平，可以较精确的预测肝炎流行的可能性及其最大的流行范围。例如该地区调查，用型肝炎抗体水平，在儿童中达到50～70％的阳性率，即使发生了流行也不过是中等流行或散发而不会有大流行发生。如果有戊型肝炎患者出现，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人群中80％的人没有产生戊型肝炎抗体，一旦有病原传播，就会造成大流行。

（三）及时报告疫情动态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区，应加强疫情报告工作，达到两日即能上报到省一级，特殊疫情随时报告。病情性肝炎的潜伏期比细菌性疾病长。可以参考痢疾、肠炎等肠道传染病的疫情报告情况。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大量肠炎等腹泻病人出现，也是病毒性肝炎流行的先兆。

（四）饮水消毒措施的落实与肝炎传染源管理的情况等，也是预测肝炎是否流行的指征。

如将上述几项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得出预测结果、其结果不外乎有以下几种：

1．有可能发生大流行或潜在的肝炎大流行，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

2．不可能发生流行，因当地人群免疫水平高，如人群体内对甲型肝炎都有免疫力。

3．虽有大流行的可能性，但因经常强调控制流行的各种因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致使肝炎不可能发生流行。

四、防治措施

    防止病毒性肝炎的流行，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领导，深入宣传教育，采取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甲型肝炎的防治要抓住粪--口传播及易感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两大特点。控制乙型肝炎的传播与其它传染病一样，主要从流行的三个环节着手、即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丙型肝炎的治疗和预防与乙型肝炎基本相似。预防主要是加强对献血员的筛检。丁型肝炎病情一般较重，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方法，在防泊上可采取预防乙型肝炎的方法。

现从以下几方面分述（以甲型和戊型肝炎为主）：

（一）流行前的准备工作

1．制备出对甲型、戊型肝炎的诊断试剂，如IgM和IgG诊断试剂盒，以备早期、及时检测出肝炎病毒。

2．贮备胎盘球蛋白，用以预防密切接触肝炎患者的人们，必要时注射甲型肝炎疫苗。

（二）管理传染源首先对肝炎病人要分别进行登记、上报，设临时病床，就地隔离治疗，由发病日起至少隔离30天。对急性期患者的粪便应严格消毒，衣物等用具可用漂白粉处理或在阳光下爆晒。

（三）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水源，加强饮食、饮用水、环境卫生管理，进行粪便无害化处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开展“病从口入”为中心的宣传教育。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以及不喝生水的良好卫生习惯。

（四）易感人群的保护

1．胎盘球蛋白对甲型肝炎接触者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主要适用于接触甲肝患者的易感儿童。注射剂量为0．02～0．05m1／kg体重。

甲肝疫苗包括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也有很好的免疫效果。

2．乙型肝炎疫苗主要用于阻断母婴传播和新生儿预防。其他高危人群经检测证明为易感者也应注射此疫苗。

3．丙型肝炎的最终控制仍将取决于特异性疫苗预防，我国丙型肝炎病毒分子克隆的成功，为丙型肝炎疫苗的研制提供了可能性。据报道目前用免疫球蛋白（0．06m1／kg），可能有预防效果。

4．预防丁型肝炎可注射乙型肝炎疫苗，这是保护易感人群最有效的方法。

5．目前尚无戊型肝炎疫苗，丙种球蛋白预防戊型肝炎也无效，因此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该病还必须进行特异性疫苗的研究。

第四节 钩端螺旋体病

一、概述

    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是一种人兽共患病。世界各大洲均有发生和流行。我国钩体病广泛分布和流行，从1934年发现钩端螺旋体（钩体）以来，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自1955年本病作为法定传染病报告以来，195B年四川省温江等县发生钩体病大流行，才引起全国各地广泛重视。从50年代未至90年代初期，我国南北方有数一次规模较大的流行，全国共发病230多万例，死亡2万多例，对人民健康及工农业生产危害极大。

    全世界已从200多种动物分离出钩体，并能长期带菌。我国已从病人、家畜、家禽及野生动物等60多种动物分离出钩体。啮齿目鼠类是钩体许多菌型的主要储存宿主，其中三种鼠（黑线姬鼠、黄毛鼠、黄胸鼠）为主要传染源。家畜以猪和犬为钩体病的主要传染源。

二、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

    各种带菌动物由尿、乳、唾液和精液向外排出钩体，其中以尿的排菌量大、排菌时间长而污染外环境。钩体在外环境水体或潮湿土壤中，可以较长期地存活，甚至可以繁殖。人可以直接或间接接触而感染钩体病，水田劳动、开垦荒塘、荒田、积肥、收集猪饲料（水浮莲等）都要接触水和潮湿土壤，这些场所常被鼠类和家畜尿所污染，因而人感染和患病的机会特别多。洪水泛滥时，家畜的尿排泄物、家畜饲养场的积水和泥土、鼠类栖息地及其排泄物等被洪水淹没和冲刷扩大了污染范围，灾区群众为抗洪排涝、抢救庄稼与洪水接触、有时还饮用污水或洪水侵入过的井水或河水，因而造成大流行。

三、流行形式

我国有三种的疫源地即自然疫源地，经济疫源地，混合疫源地，决定了各地钩体病的流行形式。主要三种流行形式，稻田型、洪水型和雨水型。

（一）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各省区，其流行形式主要为洪水型和雨水型，以猪为主要传染源。个别地区出现雨水型，以犬、猪为主要传染源。

（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区主要流行形式为稻田型，洪水型和雨水型也时有发生，以鼠和猪为主要传染源。

（三）根据现有资料，陕西省只报告过稻田型钩体病的流行。在北方干旱少雨地区如青海、宁夏，猪带菌，但很少发生洪水型或雨水型钩体病。

四、洪水型及雨水型钩体病暴发流行实例

    我国自然灾害以水灾发生次数最多。根据我国钩体病流行40年资料记载，在有自然灾害发生，洪水泛滥，或是低洼平原地区大雨后地面积水增加造成内涝，引起钩体病流行，病人少则几百人多则数万人。现就我国钩体病的主要传染源在洪涝灾害期间引起的钩体病暴发流行分述如下。

（一）以鼠为传染源全世界已发现数一种鼠为钩端螺旋体的储存宿主，我国有20多种鼠带菌。鼠类特别是野鼠的带菌率一般都较高，带菌时间长，不断从尿排菌，有的可长达3年。

    洪水促使鼠群迁徙，可引起洪水型钩体病的暴发流行，如黄胸鼠、黑线姬鼠迁徙引起暴发流行早有报告。

    洞庭湖70～90年代曾三次发生大洪水引起钩体病暴发流行。东洞庭湖南部的武岗洲芦苇茂密有东方田鼠栖息、繁殖。1979年和1980年6月间湖水上涨，大批东方田鼠泅渡到相邻的岳阳县和沉江县的堤岸往烷内迁徙，有的堤段鼠多如蚁，遍地皆是，有的垸内鼠密度高达41．8％，其中东方田鼠占88．2～93．9％，黑线姬鼠占3～11．4％。7月中旬～8月下旬陆续发生3600多病例，有的乡发病率为1070l10万，从病人早期血和东方田鼠肾分离出钩体，全为七日热群钩体，与病人恢复期血清抗体也相符。1991年5月下旬到7月中旬，洞庭湖区岳阳县广兴洲区连降暴雨，降雨量为669．5毫米，洞庭湖水猛涨，湖满沟溢，受淹面积为4100多亩。该区此前从未发生过钧体病流行，但从是年7月19日首例报告到8月底，发病1607人，发病率为1945．06/10万，死亡10人。鼠种仍以东方田鼠和黑线姬鼠为主。

（二）以猪为主要传染源猪的感染率高，排菌量大，猪圈内潮湿、积水和泥泞，钩体污染严重，一旦猪圈的污染水被雨水和洪水冲刷，即扩大污染范围，造成钩体病流行。

    60～70年代在北方的一些省份猪群以放养为主，促使猪间的相互传播，猪的感染很普遍，携带钩体菌群达14群之多，以波摩那群为主，犬群次之，个别地区以犬群为主，波摩那群次之，亦有单一菌群的流行地区。

    1963年8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邯郸、邢台等地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由于抗洪抢险，人接触疫水发生洪水型钩体病暴发流行，病例多达14万多人，平均发病率高达3188．69/10万，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病例报告或局部流行。调查证实，河北省以猪为主要传染源的钩体病，传染源分布广泛，一旦构成传播条件，就有钩体病发生流行的可能性。

    1965年7月，吉林省东辽河、伊通河、钦马河上游，下了一场数十年从未见过的大暴雨（降雨量为216．0毫米），下游河水泛滥成灾，引起钩体病暴发流行，数千人发病。

    安徽省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未每年都有病例发生，多数呈散发，但在1971～1973年，局部地区亦呈暴发流行，主要分布在准河流域和江淮丘陵地区，前者以洪水型为主，后者以雨水型为主。三年中发生三次较大的流行，最高发病率（以具为单位）达267．10/10万，主要由于暴雨之后内涝成灾，淮河水位上涨外溢成洪，引起疫水扩散，当地群众参加抗洪抢险，抢收庄稼，接触疫水后发生流行。一般水灾之后，3～4天出现病人，8～14天达高峰，20～30天流行终止。

    70年代河南、辽宁、山东和广东等省也因洪水发生了钩体病大流行。

    1971年6月安徽省江淮之间雨季持续25天之久，总降雨量在300毫米左右，低洼地普遍积水，疫水扩散，因接触疫水的人群增加而发生了以猪为主要传染源雨水型钩体病的特大流行，多为点状散在发生，局部地区亦有暴发流行，但仅限于地势低洼雨后积水的地方，疫情持续达2～3个月。

（三）以犬为传染源犬的活动范围大，并随处便溺，污染土壤和水源，易引起雨后流行。犬可携带11个血清群钩体，但以犬群为主。国内多次发现以犬为主要传染源的钩体病暴发流行。

    70年代江西。广西山区和半山区等也有过雨水型钩体病暴发，犬的带菌率高，局部暴发点可高达45％。

    1991年贵州部分地区大雨成灾，由于地形特殊造成“插花式，水淹。贵阳市郊偏坡乡布依族山寨在大雨后，居住在半山腰的农民到山下农田排水而发病。当地几乎家家户户养犬，经作犬肾培养，在5条犬中，从3条犬的肾脏分离出钩体，病人血清学检查也证实为一次雨水型钩体病暴发流行。

五、影响洪水型或雨水型钩体病流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钩体病的发生和流行与其它传染病一样，取决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洪水型和雨水型钩体病流行也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一）宿主动物数量、带菌状况与发病的关系宿主动物数量、带菌率的高低与钩体病的发生和流行有直接关系。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省份猪是主要传染源。 70年代山东、河南和安徽省的猪以放养为主，带菌猪之间可以相互传染，当带菌动物增加到一定数量时，遇到雨水冲刷而使疫源地扩散，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需要接触疫水而感染本病。

（二）温度、降雨量与发病的关系每年6～8月气温7般在28～30℃之间，降雨量与钩体病的发生有直接关系，降雨集中、雨量大特别是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省区的洪水型或雨水型都会发生流行或暴发流行；但在1991年，安徽水情严重来势猛，水深达2米左右，因气温偏低（23～24℃），未发生钩体病暴发流行。雨量过少，土壤干旱时则仅有少数散在病例。

（三）养猪方式与发病的关系安徽省卫生防疫站报道，猪是淮河流域与江淮丘陵地区的主要传染源，养猪方式不同直接影响猪的带菌率高低，放养猪的地方带菌率高，发病率为64．8／10万（82l1266）；圈养猪的地方人的发病率为3．4/10万（15/4376），放养生产队比圈养生产队发病率高19倍（P＜0．01）。山东日照县55个村通过多年实行圈养彻底清除圈肥等措施、控制了本病的流行。福建省也证实圈养猪可以降低猪带菌率和人的发病率。

六、防治对策

    自然灾害预防医学的主要任务是达到“灾后无大疫”，把传染病的流行控制到最低限度。洪涝灾害发生后钩体病的流行与灾情发生的季节，大小，传染源的情况，人群免疫水平以及抗灾防病的干预措施有密切的关系。

（一）加强疫情监测洪涝灾害发生后，加强疫情监测，建立信息反馈网络。在重点灾区或历史上钩体病多发地区，设立疫情监测点，严密监视疫情动态及时反馈信息。对疑似患者应用快速诊断方法进行确诊，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二）消灭和控制传染源灭鼠是改造疫源地的根本性措施，但由于鼠类分布广泛，不易全面消灭。根据鼠的生态学，结合钩体病的流行规律，发动群众，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方法（器械法、毒饵法、熏蒸法、生物法、生态法）进行灭鼠，将鼠密度降低到5％以下。对洪涝灾害地区的家畜进行管理，猪进行圈养，猪粪尿肥料进行堆放和发酵，猪圈换填新上，石灰乳消毒猪圈。教育群众不要养狗，并要消灭带菌狗。

（三）个人预防洪涝灾害发生后，对灾区人民进行钩体病防治宣传教育，增强自我防病能力，自觉减少接触疫水的机会。

    在已发生钩体病病例的洪涝灾害地区，对参加抗洪救灾的重点人群，下田劳动的青壮年进行钩体菌苗的预防接种，提高人群的免疫水平。

    对参加抗洪救灾的主要劳动力及时进行药物预防，以防发病或发病时减轻症状。曾有一起某校师生参加秋收川稻，短时间发生数十例病人并有4例死亡，经青霉素注射后疫情迅速控制。但需注意青霉素的过敏反应。

    1991年我国发生特大洪灾，在湖南、安徽省钩体病流行地区，对青壮年劳动人群口服强力霉素200毫克／天，连服3天或2天，使疫值得到控制。

（四）及时应用抗生素治疗钩体病人，降低病死率。

（五）结合农田水利建设改造疫源地在经常有洪水、内涝成灾的流行地区，修筑防洪堤提高蓄洪能力是防止洪水型钩体病发生的根本性措施。低洼地带雨后常发生内涝，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开沟排涝，以减少人们接触疫水的机会。

第五节 流行性出血热

一、概况

    流行性出血热又称肾综合征出血热，典型病例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

    该病属于鼠传人类自然疫源性急性病毒性传染病。本病疫源地分布于世界各大洲，在我国的分布更为广泛，疫情相当严重，是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一种人兽共患病。

    本病的发生、流行和消除均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制约。在通常情况下，该病的分布区与传染源鼠类的分布区相一致。由于传染源具有空间、时间和数量分布的不均衡性、相对稳定性和变动性等特点，人间疫情分布区的流行强度亦颇不一致。因此，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发生改变时，往往导致传染源分布区和数量的变化，并常常发生流行特征和流行强度的改变，其改变的原因主要是受水灾（洪水、内涝）、旱灾（河流干涸、土地干裂、农作物欠收）等的影响。

二、主要灾害

（一）洪涝灾害洪涝灾害对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强度和流行特征的影响，国外报道甚少，国内有过一些记载。

1．雨量及水位对发病的影响根据吴系科等在1961年8月至1964年4月三个流行年度的观察结果，可以看出当地雨量多少，淮河水位高低与安徽省颖上县的垂岗区发病例数多少恰成相反关系，即雨量小和水位低的年份，发病数升高；雨量大和水位高的年份则发病数降低（表8-2）。可以认为雨量少及水位低的年份，湖洼地外露面积增大，秋季作物播种面积及实收面积扩大，当地农民在湖洼地劳动的人数增多，劳动时间加长，从而导致接触机会增加，受感染的机会也多。

表8-2 垂岗区1961一1963年雨量及水位与流行性出血热发病关系

年份
降雨量（毫米）
水位（米）
年发病率

全年
7～9月
最高
最低
水位差

1961
791.6
297.4
19.31
16.44
2.80
150.59

1962
846.5
452.5
22.43
17.04
5.39
25.11

1963
1197.3
864.9
25.76
16.46
9.00
1.61


2．湖洼地受淹面积与发病的关系上述淮河水位及当地降雨量对垂岗区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强度的影响，实际是具体地反应在唐垛湖受淹面积与发病的关系上。资料表明，从1950至1960，唐垛湖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淹。当时有无本病病例未见记载；1958至1960年也是部分受淹或全湖受淹，这三年均有病例发生，但例数不详，1961年当地遭受特大干旱，当年唐垛湖水位大部分处于18．5米上下，绝大部分湖地成为肥沃土地，秋季作物播种面积及秋收面积空前扩大，全湖丰收。该年垂岗区本病病例数空前增多，发病率为150．59／万，个别公社高达370／万以上；1962年，当地雨量较大且有淮河水位上涨，湖洼地区因内涝及淮河水内溢致使海拔22米以内的湖地受淹，该年度发病数即有明显下降，发病率为25．ll／万；1963年从5月份起淮河水位即开始升高，加之7～9月又遭受特大暴雨，准河行洪，当年不仅湖洼地全部被淹，而且在海拔25米之内的部分岗地也因破堤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水泛，该年发病急剧下降，垂岗区发病仅8例，发病率为1．6l／万（表8-3）。即使上述1961年发病率高达370／万以上的公社，本年也无一人发病。因为雨量大，水位高，湖洼地受淹，鼠类传染源栖息场所遭到破坏，使传染源数量减少，流行强度减弱；反之，其最适生境扩大、农作物丰收，鼠类繁殖力增强，传染源数量增多，流行强度增强。看来，上述情况是引起流行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

表8-3 历年淮河最高水位及唐垛湖受淹情况

与垂岗区流行性出血热发病的关系

年份
最高水位月份
最高水位（米）
秋季作物受淹情况
发病率（/万）

1950
7
24.77
受淹
未发现

1951
7
21.39
部分受淹
未发现

1952
9
23.09
受淹
未发现

1953
8
21.54
部分受淹
未发现

1954
7
26.55
全湖受淹
未发现

1955
8
23.73
受淹
未发现

1956
7
25.44
全湖受淹
未发现

1957
7
23.21
受淹
未发现

1958
8
19.77
部分受淹
例数不详

1959
5
20.62
部分受淹
例数不详

1960
7
25.05
全湖受淹
例数不详

1961
7
19.31
全湖受淹
150.59

1962
7
22.43
部分受淹
25.11

1963
8
25.67
全湖受淹
1.61

俄国学者ЦЫгановГ．M.曾指出，俄国远东地区由于河水泛滥，鼠类被迫窜往附近高地而引起离地居民发病。在垂岗区也发现，在湖地受淹的情况下，个别地势较高的村庄未被淹没时，其发病数比往年有相对增高的趋势，但从全区发病数看，受淹地区发病率是降低的。

3．洪涝灾害对流行特征的影响1991年6月中旬安徽省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沿淮流域流行性出血热的流行特征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1．空间分布特点自6月下旬以来疫情急骤上升，重疫区具有明显的聚集性与局限性特点，沿淮流域的颖上、阜南、阜阳、利辛、凤台、蒙城等，占全省病例总数80％以上；出现了3个新发病县（无长、灵壁，霍山）；以往病例较少的淮北平原的北部（淮北市、滩汐、泅县、宿县等），1991年内涝区疫情明显上升，如淮北市及滩汐县，自1985年发生首例病人以来至1990年，累计发病49例，而1991年灾后从7月下旬开始至11月10日已发生35例。

（2）时间分布特征安徽省1991年处于第4个流行高峰期间，从灾前的1月发病就高于1990年，1991年1～5月与1990年同期相比，疫情上升25．34％；洪涝灾害后6～9月疫情与1990年同期相比上升161．6％，并形成灾后6～9月的流行高峰，9月下旬疫情有所下降，10月发病再次上升，并形成冬季流行高峰；1992年未出现洪涝灾害，疫情时间分布情况又趋于正常（表8-4）。

表8-4 安徽省1990～1992年流行性出血热逐月分布情况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1990
635
248
216
162
203
201
227
176
109
382
1186
1142
4887

1991
934
246
198
192
265
230
555
712
368
716
2198
1751
8365

1992
610
314
194
203
294
313
277
227
125
182
1040
1264
5043


（3）人群分布特征由于自然因柴油和社会因素的改变，人群分布特征也发生了变化，以行洪区暴发调查为例，6～9月发病147例，男女之比为1．7：1（非洪涝年为2．5～3．5：1），21～50岁的青壮年占59.2％（非洪涝年占77．7％），61岁以上的占ll．6％（非洪涝年仅占1．3％）。

4．灾害条件下暴发流行原因的分析 安徽省阜南县曹集区是沿淮河地势极低的湖洼地带，为确定的行洪区，全区共有133677人，28823户，8个乡，72个行政村，全区面积183平方公里，可耕地18．6万亩，人群居住在堤坝、高台或湖地，是该县本病的流行区，年年均有病例发生，1991年6月5日王家坝开阐行洪之后疫情急骤上升，6～9月发病147例，出现局部暴发流行。通过对本次暴发流行因素调查发现，由于汛情来得早，来势猛，准备不足，行洪后大量人群集中在堤坝、高台，人口密度加大，卫生条件极差。7月中旬对该区两个乡的两个自然村庄的室内，放捕鼠夹350个，捕鼠88只，鼠密度为25．14％，其中褐家鼠48只占54．55％，小家鼠37只占42．05％，黑线姬鼠3只占3．4％；7月下旬在野外选择一边靠水的高台空地，在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放鼠夹164个，捕鼠88只，密度53．66％，其中黑线姬鼠79只占89．77％，褐家鼠、小家鼠各4只，各占4．55％，大仓鼠1只占1．13％。对当地鼠类共检测45只，其中黑线姬鼠39只、大仓鼠2只，褐家鼠1只、黄胸鼠3只。抗体阳性率28．89％(13/45），肺抗原阳性率35．56％（16／45），抗原抗体同时阳性6只，抗体阳性7只，抗原阳性10只，总感染率51．11％。黑线姬鼠，褐家鼠、黄胸鼠、大仓鼠均发现阳性。调查结果表明灾后人和鼠均向高处迁移，人与鼠接触密切，尤其主要传染源在鼠类中构成比高、密度大和带病毒率高，这是局部暴发流行的主要因素。本省其它重点灾区灾后鼠密度也相当高（表8－5）。野外鼠密度在14．17～53.66％之间，平均鼠密度27．82％，除个别点外绝大部分调查点的黑线姬鼠占70％以上；室内鼠密度在8．04～38．60％之间，平均鼠密度为16．4l％，而且在室内能捕到黑线姬鼠，该鼠类是当地流行性出血热的主要传染源。

表8-5 安徽省1991年洪涝灾害后重点灾区鼠密度调查结果

县
(市)
野外
室内

捕鼠数/夹数
鼠密度（%）
黑线姬鼠（%）
捕鼠数/夹数
鼠密度（%）
黑线姬鼠（%）

颖上
183/635
28.82
72.1
180/1055
17.06
+

六安
17/120
14.17
35.3
139/869
16.06
+

凤台
74/390
18.97
　
50/390
12.82
　

利辛
　
　
　
90/574
15.68
+

蒙城
153/985
14.33
86.3
80/995
8.04
　

灵壁
369/884
41.74
90.8
108/595
18.14
+

阜南
88/164
53.66
89.7
88/350
25.14
+

濉汐
　
37.90
70.0
　
38.60
　

洪涝灾害可使体小力弱的鼠类死亡，体大力强的鼠类迁移。灾害期间鼠类的死活，取决于水灾到来的速度和大水包围区内的地理景观。据孙成斋等观察证实，突然袭来的大水区内，高坡、平地、房舍、畜圈旋即被洪水淹没时，鼠类无论体大、体小者皆被淹死。此种情形往往发生在淮河决堤、炸坝行洪时，在洪水中飘浮的麦草、柴垛上除趴附大量蛇、蟾蜍外，还有大量被淹死的鼠类，亦可见少量生存的褐家鼠和黄胸鼠，有的被蛇缠着。飘浮物上未发现体小力弱的小家鼠和黑线姬鼠。

    在水面浩瀚、波涛起伏的内涝或行洪区水面，未淹没的树杈、残垣断壁上，可见数量不等的蟾蜍体压体地趴在一起，多则上百只，但却未发现鼠类存在，可见鼠类对大水的躲避能力、存活时间都是有限的，幸存于飘浮物上的少量鼠类，也会很快被蛇、鸟吃掉或饿毙。

    在暴雨滂沱，数小时乃至一数小时内形成内涝积水，把村庄包围的灾区，鼠类有强生弱汰的现象。为了躲避水淹，野栖鼠类向庄台迁移。

    在洪涝水势逐渐上涨，鼠类有较充分迁移时间的地区，各种鼠类均可以逃生到未被水淹没的高坡、坟地。在这些高地有大量新挖鼠洞，洞穴简单，洞内藏粮很少，在黑线姬鼠洞中发现有鱼虾。甲壳虫、螺类以至同类残骸。

    在灾民离开洪水围困的老庄台后，迁进大坝、高坡和公路上新没的居民点，鼠类也同时迁入，数量最多的是褐家鼠，其次是小家鼠和野外原有的仓鼠和黑线姬鼠。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鼠类数量多，鼠的食物贫乏，鼠的警觉性降低，对人类依赖性增强。灾民点上，只要人类、可食性垃圾一暴露，在白天即见成群鼠类抢食，甚至抢人饭吃。在一灾民点水围最困难的时候，曾用西瓜皮切成块配制的毒饵灭鼠，在一个坟丘上即毒死195只鼠。

    洪涝灾害期间，鼠带病毒率明显增高，是因为鼠类生态条件变化，鼠间接触机会增加，兽疫流行过程增强，人鼠接触密切，有利于本病的流行。

    上述事实说明，水灾可使本病流行强度减弱，也可致本病流行强度增强和引起流行特征的改变。从总体看，水灾不会致使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强度的普遍增强，但往往引起局部的暴发流行。至于安徽省1991年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强度显著增强的原因，是因为进入了第4个自然流行高峰期的缘故。江苏省1991年也同样遭受了水灾，全省疫情也有回升，主要是由于非灾区疫情上升造成的。

（二）旱灾正如前述，在湖洼地区，大旱之年可使水面缩小，耕地面积扩大，鼠类可有良好的栖息繁衍条件，动物流行过程增强，有利于人间疫情发生和流行，这一般见于姬鼠型流行性出血热疫区，例如，安徽省没淮的唐垛湖、城西湖和姜家湖等疫区。

    另外，198l年6月，在河南省新安县和登封县现场考察家鼠型流行性出血热疫情过程中发现，当地正值干旱季节，土地干裂，河流少水，野外新鲜鼠洞罕见，但居民住宅内鼠洞很多，大量褐家鼠栖居于室内，气候干燥，尘土飞扬，室内有蚤和草螨游离于地面，当地居民普遍被叮咬，新安县××村李维群一家7口人有6人患病；登封县有一户17口人中9人患病。分析此次家鼠型出血热的流行，可能与天气干旱，野外鼠粮缺乏，开春后褐家鼠仍聚集在室内，与人接触密切，致使该病暴发流行。

三、灾害条件下防治对策

    从我国目前和今后的灾害种类看，影响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因素和流行强度主要是水灾和旱灾，尤其是水灾具有较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从历史我国流行性出血热高发病地区受水淹的情况分析，水退前病情可在局部地区（人、鼠聚集的地区）出现小的暴发，若事先监测，防治工作及时跟上，可以防止暴发流行；若监测和防治工作跟不上，水退乓要传染源（黑线姬鼠和褐家鼠）又由集中变为分散，尤其是通过秋季繁殖，在冬季流行高峰中仍会造成危害。故开展无水地面的鼠情监测和防制工作尤其重要。

    受灾人群居住和活动场所及时开展监测和防制工作的方法：

（一）监测内容 包括疫源地水淹没前后及水退后的人间疫情，主要宿主动物和传染源的生态（种类构成、密度）变化，动物流行病学（带病毒鼠空间时间分布和带病毒率）基本情况等。监测结果要及时性报给地方和中央卫生行政和业务部门，为了解疫源地活动情况和制订防治对策参考。

（二）及时发现隐患积极进行防治 在上述监测的基础上，一旦发现疫情（人及动物）立即进行科学灭鼠及环境的综合治理，作好食品管理和个人防护，减少发病，严防暴发流行。灭鼠前后应进行鼠密度调查。

由于本病传播途径尚不够完全清楚，故对可疑的媒介节肢动物亦应采预防措施，为近年来国内研究证明，革螨和恙螨等保存和传播病毒，因此防螨灭螨也应加以重视。

第六节 流行性乙型脑炎

一、概述

    流行性乙型脑炎（又称日本乙型脑炎，简称乙脑）是一种由嗜神经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由携带乙脑病毒的蚊子叮咬人后感染所致。乙脑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为6～16天。被叮咬的人大多数不发病，呈隐性感染，只有极少数人发病，发病率一般在2～10/10万，病死率较高（5%～50%），约有1/3的幸存者愈后留下终生的神经精神障碍。由于疫苗的大量接种和人群的隐性感染，使得儿童成为该病的主要侵害对象。

    我国是世界上乙脑发病人数最多的国家，至今全国每年乙脑发病人效占全世界当年总发病人数的肌％以上。1950年以来，我国先后暴发3次大的乙脑流行（l957、1966和1971年），每次流行均持续3～4年。自1971年以来，全国除部分地区发生暴发流行外，大部分省区的乙脑发病率一直处在较低水平（＜5/10万）。

    乙脑在我国的流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①严格的季节性，主要限于夏秋季（6～10月），流行高峰在8～9月，南方和北方地区可相差10天左右。②病例呈高度散发。③分布范围广，除西藏、青海、新疆三省区为非流行区外，其它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近十几年来，由于气温、降雨量及南部沿海地区登革热的流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乙脑疫区有明显的北移趋势。

    经多年研究证实，三带喙库蚊为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猪为主要扩散宿主，人、马等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可作为宿主。乙型脑炎病毒感染马和猪后可引起马脑炎和猪流产。

    做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乙脑的流行强度取决于主要传播媒介的密度、主要扩散宿主的数量和人群的易感性。这些因素均因自然界诸多环境因素的改变而变化。因此，在乙脑流行期和流行期前一个月内自然界环境因素的变化，特别是自然灾害（旱灾、洪涝灾害、地震等）的发生对乙脑的流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灾后发病趋势

    自然灾害的发生必然导致环境因素的改变。这种改变如果发生在乙脑流行期，势必影响其流行环节，从而导致其发病率的变化。灾害的种类不同，影响的环节亦不同，乙脑的发病率亦有不同。

    旱灾时，田野中积水减少，导致野外三带喙库蚊密度大大降低，因此，乙脑的发病率明显降低，虽然偶尔出现小范围内的发病数增加，但不会造成大的暴发流行。

    洪涝灾害发生之后，三带喙库蚊密度剧增，人的感染率增大，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发生之后，人口高度密集，居住条件简陋，防蚊设施匮缺，因此，乙脑的发病率明显上升，极易造成数年内大范围的乙脑暴发流行。

地震灾害之后，媒介蚊虫的密度变化不大，但人们的居住条件的改变，导致露宿增多，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大大增加，乙脑的发病率会略有上升，可能在局部地区发生暴发流行，但较难造成大的暴发流行。

三、灾害对流行的影响

    在我国，乙脑主要是在7～9月流行，6、10两个月仅有少量病人。每隔若干年发生一次较大的流行。经多年研究证实，乙脑病毒在人群中的感染过程为：流行季节前一个月左右，由携带乙脑病毒的蚊子吸食猪血后，感染了去冬今春出生的易感猪，使其产生病毒血症，其它三带喙库蚊吸食此时的猪血而感染此病毒，并在其体内繁殖，然后在叮吸人血时，通过唾液腺将此病毒感染了人。因此，影响乙脑流行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三带喙库蚊的密度和季节消长。三带喙库蚊是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它的数量是影响乙脑流行的一个基本因素。分析以往的资料发现，流行年三带喙库蚊出现早、密度高峰形成早，蚊季节高峰和发病高峰的间距短；散发年则相反，该蚊种出现晚，密度高峰出现晚，与发病高峰的间距长。②自然界蚊群带毒率、带毒蚊虫出现时间的早晚和带毒时间的长短亦是影响乙脑流行的主要因素之一。蚊群带毒率的高低和带毒蚊出现时间的早晚及带毒时间的长短与乙脑流行强度的大小成正比。③猪自然感染时间和感染率。猪是乙脑的重要传染源、主要的扩散宿主，它感染乙脑病毒时间的早晚和感染率的高低与人群中乙脑的流行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我国北方一些省、区猪自然感染时间逐年后移，感染率逐年下降，人群乙脑发病率也随之逐年下降。④气象因素。乙脑流行期间及流行期前一个月内的降雨、日照和气温对三带喙库蚊的繁殖和活动有直接影响。三带喙库蚊出现的早晚及数量的多少都会影响猪的感染和病毒的扩散。

    旱灾对乙脑流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孳生场所减少，蚊虫密度下降，猪自然感染率下降，蚊虫的带毒率下降，因而乙脑的发病串也降低。偶尔会有个别地区发病率略有上升。

    洪涝灾害对乙脑流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①灾害发生在乙脑流行期前一个月内，由于孳生场所的增多，蚊虫的数量大大增加，猪的自然感染率增大，蚊虫的带毒率大幅度升高，人的居住环境差，可致乙脑发病人数剧增，发病高峰前移。极有可能引起大的暴发流行。②灾害发生在流行期间，因孳生场所的增多，蚊虫密度增大，居住环境及居住条件的改变使得人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增多，蚊虫吸食急性期病人血而带毒的机率增大，蚊虫的带毒率增加，人的感染机率增大，从而导致乙脑发病人数明显上升。特别是在特大洪涝灾害之后，由于人口高度密集，居住环境差，病人防蚊设施差，蚊虫密度很大，极易导致大范围内的乙胞暴发流行。③灾害发生在流行后期，虽然草生场所增多，蚊虫密度增大，居住环境差而使蚊虫叮咬人的机会增多，但此时猪的毒血症时期已过。蚊虫的带毒率降低，带毒时间短，因此不会对乙脑的流行产生很大影响。局部地区可能暂时出现乙脑发病人数的增加或流行时间后移，但难以造成大的暴发流行。

地震对乙脑流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的户外活动增多，居住环境改变，被蚊虫叮咬的机率增大，蚊虫的带毒率增加，因而可引起乙脑发病人数的增加，但由于受媒介密度、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乙脑可能在局部发生流行，难以形成大的暴发流行。

四、灾害后媒介分布和密度的变化

    三带喙库蚊在东南亚地区分布的范围很广，在印度以东，印度尼西亚爪哇以北和日本北海道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发现，且数量很大，其分布的范围与乙脑疫区的范围基本一致。在我国，除新疆、青海和西藏三省区外，其它地区均有分布。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不同，三带喙库蚊活动的期限、蚊虫的密度和季节消长也不同，南部沿海及西南地区，3～12月份都有三带喙库蚊活动；江淮流域，三带喙库蚊在石～10月价活动；华北和西北地区，三带喙库蚊活动限于6～9月；东北及内蒙地区，三带喙库蚊的活动期限更短，为7～9月。各地蚊虫密度和季节消长随当地气象因素的变化而不同。

    三带喙库蚊主要在野外孳生和栖息。其孳生地主要是地面浅的清水和半清水，如稻田、池搪、荒田、沟渠、浅潭、粪坑内的污水，石穴内的残留水、沼泽及生有杂草的其它地面积水，其孳生地的pH值多为6．5～7．8。人、畜居所附近的适宜积水是其主要的孳生地。三带喙库蚊嗜吸牛、马、猪和人的血。一般情况下，它都是就近吸血和产卵，但它活动的范围远较淡色库蚊广，有时可飞数公里。

    旱灾之后，野外三带喙库蚊的孳生场所大量减少，使其数量大大减少，同时将栖息和孳生场所迁移到人居室周围的半清水及少量积水中，一般情况下，密度大大下降。

    洪涝灾害对三带喙库蚊的分布和密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一过性洪涝灾害（暂时性的洪涝灾害，如山洪暴发、特大暴风雨等），此类灾害发生后，破坏了三带喙库蚊正常的孳生场所和栖息地，使其成虫大量死亡，幼虫及卵大多被洪水冲人江河和大的湖泊，难以存活。因此，灾害之后三带喙库蚊主要分布在人畜居处附近，但密度大大降低。洪水过后，孳生场所增多，使其又大量繁殖。因此，虽然灾后三带喙库蚊的密度会出现一过性的锐减，但数周以后其密度又会骤增，甚至超过灾前密度。②滞留性洪涝灾害，此类灾害发生之后，三带喙库蚊幼虫和成虫受到的影响较小，但灾后为三带喙库蚊提供了大量适宜的孳生场所，因此灾后三带喙库蚊的分布变化甚微，蚊虫密度大大增加。

    地震灾害发生之后，三带喙库蚊的密度变化甚微，其分布也与灾前变化不大，只是由于人们户外活动的增加，居住条件恶化，增加了被蚊虫叮咬的机会，而受带毒蚊虫感染的机会比灾前大大增加。

五、对策

    一般情况下，加强乙脑疫苗在儿童中的免疫接种，是防止乙脑流行的最有效的手段；改变其主要传播媒介三带喙库蚊生长、发育、繁殖和生存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防治方法。其他方法虽可使蚊虫种群密度一时降低，甚或效果较第，但仅是一种临时性辅助手段。

    旱灾之后，媒介蚊虫的密度大大下降，因此乙脑的发病人数应大大减少。一旦局部地区出现乙脑发病人数增多，则应在该地区及邻近地区开展针对成蚊活动，降低带毒蚊虫的数量。

    一过性洪涝灾害之后，虽然蚊虫密度大大降低，但灾后造成大量的蚊虫孳生地，会使其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因此，灾后迅速消灭蚊虫孳生场所是防止乙脑流行的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排除居住环境周围的各种积水，清除杂草，减少其孳生地，可以大大降低蚊虫的密度，有效的防止和控制灾后乙脑的流行。

    滞留性洪涝灾害之后，人们的居住环境恶化，蚊虫密度骤然增大，人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大大增加。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之后，人群高度密集，人畜混杂，居住条件十分简陋，极易导致乙脑的暴发流行。因此，加强防蚊设施的建设，落实防蚊措施，降低蚊虫的密度成为灾后防治乙脑的重要手段。要发动群众，充分利用蚊帐、居室内喷洒滞留型灭蚊药或驱避剂，居室周围喷洒高效低毒杀虫剂加强人畜隔离手段改善居住环境，同时加强居住环境的治理和其它辅助措施的实施，降低居室周围的蚊虫密度，减少被蚊虫叮咬的机会。

    近年来，超低容量喷洒被认为是一种大面积灭蚊的有效方法，分为地面人工和空中喷洒两种。优点是快速高效，节省人力物力。缺点是滞效短，极易受气象因素的干扰。因此，如果在乙脑流行期和前一个月内发生洪涝灾害，可乙脑高危发病区有限面积内采用地面人工法超低容量喷洒高效低毒杀虫剂，以控制三带喙库蚊成蚊的数量，降低其密度。由于它滞留时间短，应每隔4～7天处理一次。该方法曾在东南亚、越南、朝鲜等地使用，对乙脑的预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1年在美国经大面积使用，有效地控制了圣路易脑炎和西方马脑炎两种蚊虫传播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鉴于此方法易对水源和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因此，除非紧急情况下，一般不宜用飞机进行大范围的喷洒，即使地面人工法也应有限度的进行，以免导致人为的环境恶化。

    地震灾害之后，人们的居住环境改变，户外活动时间增多，防蚊设施相对较差，人被蚊虫叮咬的机率大大增加。因此，加强防蚊设施，注意人畜隔离，在居住环境内喷洒滞留型高效低毒杀虫剂和驱避剂；必要时可在居住环境及周围进行一次高效、低毒、短滞效杀虫剂的超低容量喷洒（地面人工法），以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人被叮咬的机会，是灾后控制乙脑流行的有效手段。

第七节 疟 疾

一、概述

    疟疾是由按蚊传播的寄生虫病。人疟病原体有间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当按蚊叮吸带有疟原虫配子体的患者血时，雌雄配子体就在蚊体内进行有性生殖，约经十天发育成子孢子。当按蚊再吸健康人血时，这些有传染性的子孢子随其涎腺注入备循环，经30分钟，子孢子先在肝实质细胞内发育繁殖，约经8天分裂出成千上万的潜隐子从破裂的肝细胞内再进入血循环，重新开始红细胞内的裂体增殖。裂体增殖周期除三日疟为每72小时外，其余3种原虫均为48小时。经过裂体增殖的裂殖子达玛定数量时才可能引起发冷发热等临床症状。多次裂体增殖过程中，部分裂殖子发育成为雌雄配子体，当按蚊再来吸血时，配子体又是被传播出去。这样帖患者体内的配子体至另一患者体内产生配子体算是完成一个传播周期，此称潜伏间隙，它随虫和和气温而异，在间日疟约为20天，恶性疟约35天。由于间日疟传播得快，在这二种原虫混合感染地区，间日疟季节发病率高峰总在恶性疟之前出现。

    疟疾在世界上分布很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1亿病人和1百万以上死于疟疾。我国间日疟全国都曾发现，恶性疟流行于长江流域以南。近20年来发病率呈逐渐下降趋势，以最高的1973年1509万，降到1991年的11.16万。虽然疫情报告可能还有遗漏，但随着抗疟措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已摆脱了疟疾的危害。现在较严重的主要分布在南方边境地区。

    自然灾害之后诱发疟疾流行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种在短期内病例呈数倍乃至数十倍剧增的流行，称暴发性流行。相对应的情况，疟疾经常存在于一定地区，无论是低度、中度或高度历年虽有季节性波动但各自相对稳定。这称地方性流行。发生暴发性流行地区可能原没有疟疾的或是中低疟区，高度地方性流行区由于群体免疫水平高一般不发生暴发，除非是疟疾消灭之后的暴发流行。这二种流行形式可以互相转换，亦可以分别单独出现，视各地的传染源（病人）、传播媒介（按蚊）和易感人群等基本条件的变化而定。总之，疟疾流行是涉及多种自然的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生态系统，自然灾害常是疟疾暴发流行显而易见的诱发剂。

二、自然灾害导致的疟疾流行

    由灾害诱致疟疾暴发流行最典型事情，首推1908年在印度旁遮普发生的地区性暴发流行。据Christophers（1911）分析，这是该地区周期性疟疾暴发流行中最严重的一次，其直接诱因是暴雨后水灾所致即因印度河每8年在这块冲积平原发生一次泛滥。这次流行涉及50万平方公里3千万人口，其中30万人死于疟疾；各地死亡率比往常高出5～20倍不等，中心地带最高死亡率达49.3%。随着疟疾暴发流行，破坏了正常生活秩序，发生饥荒和田园荒芜。Perry（1914）在此暴发流行后5年调查儿童脾肿率，已降到无免疫力水平的5%，Covell（1932）报告在最后一次暴发流行（1917）之前几年都是干旱少雨，故认为根据当地气象资料结合脾肿率调查结果，有可能性预测暴发流行的发生潜势。

    阿根廷亦有因暴雨而致的周期性暴发流行。1931年以前发生7次疟疾暴发流行中，头3次每隔11～12年，后4次每隔5～6年。

    锡兰（斯里兰卡）1934～1935年发生的疟疾大暴发流行则是由于旱灾所诱发，死亡率亦比往常高2～4倍。

    我国由洪涝灾害而引发的疟疾流行事例，比其他灾害都多。由于种种原因，详细记录的材料很少。以下罗列的十多次因暴雨和洪水引发的疟疾流行：1815年河南、山东疟疾大流行（何斌，1988）；1871年北京、天津疟疾发病率20～30％（Faust，1926）；1906年湖北、湖南疟疾病人大增（Logan，1907）；1923年广东河源50％发病，一万人中死亡700人（Boeckh，1925）；1931年南京小学生或重点调查，病人分别占47％和71％（Khavv 1934，Chiang 1933）；1931年山东河南大流行（何斌，1988）；1938年郑州疫情严重，因花园口决堤（Yao，1943）。

    解放后各省防疫站或重点调查的记录，如1954年襄阳发病率38％，死亡0．ll％。1955年常德专区病人增多；1956年汤阴县暴发流行疟疾病人增加17倍；1959至1961年江苏滨海发病率31．6～33．9％；196O年濮阳发病率35．7％；1962年平湖、安吉（因台风后）发病率38．9％；1962年衡阳、衡南疫情增几倍，1963年河南中东部33县20～64．5％发病。三年自然灾害（1958一1960）引发黄淮平原的疟疾暴发流行。据苏、鲁、豫、皖4省统计，1960年发生疟疾病例1345万，发病率高的地方达60％以上。在如此广大平原地区急剧发生暴发流行不大可能是由单一的因素所致，但暴雨成灾则在有些地区是明显的诱因。如苏北沭阳1959年雨量增加300mm，1960年（1～10月）增加100mm，且集中在7～9月；滨海县最高降雨月份1958年和1959（7或8月份）分别为233．5和359．9mm，这就使低洼地带积水成灾。在南通、江都、沭阳三地调查，有疟疾病人的农户分别占总户数的67％，72％和91％，半数以上乃至全家病例的农户均在50％左右。1959年发病率高的公社已出现稻子熟在地里无人收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