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安徽一村因化工污染成“癌症村” 80%逝者患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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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风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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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3/03 16:42:52 楼主管理分享倒序浏览只看楼主回复私聊

1867个村民有1801人签字请愿依法抗争

安徽仇岗：一个村庄是如何向污染化工企业说不的

在61岁的安徽蚌埠仇岗村村民张功利的梦里，鲍家沟已经流淌了61年。

他能感到水花溅在脸上的清凉：童年的夏天，他一个猛子就扎下鲍家沟，洗澡、游泳，摸上来成串的鱼虾。扑面而来的死亡气息，也曾令他窒息：2004年，被化工厂污染的鲍家沟浑浊不堪，此后几年间，仇岗更成了人们谈之色变的“癌症村”……

让他欣慰的是，经过他与其他1800多个村民5年的不懈抗争，终于成功地让村里的3家化工厂迁移。

今年2月，一份由公益环保组织绘就的“中国癌症村地图”在网上流传。都市快报记者来到仇岗，重新探寻这个曾经的“癌症村”维权成功的密码。

在张功利家抬头就能看到的那根化工厂大烟囱，曾经困扰村民多年。记者陈中秋摄

村里80%的逝者是癌症患者

2004年，张功利喂猪耕地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

先是在夜里，刺鼻而怪异的空气，像无孔不入的蛇钻入梦境。被惊醒的张功利知道，离他家60米的化工厂，又开始偷偷排放废气了。

白天也好不到哪去，“眼睛被熏得睁不开，成天‘水汪汪’的”。

村里人认为，罪魁祸首，是离张功利家一墙之隔、已在仇岗存在了30多年的国营蚌埠市农药厂，这家工厂经过私人改制，成为占地120亩、每年销售收入达5亿元的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在一些专业网站上，九采罗被称为国内乃至亚洲最大、专业生产3,4-二氯苯胺(有剧毒)等有机化工中间体的龙头企业。

无奈之下，和其他村民一样，张功利在门缝里钉上黑色的橡胶条。无论白天黑夜，始终大门紧闭。

一些令人揪心的变化是：靠近化工厂的青苗被烧死了，桃树不结果了，小时候游泳摸鱼的鲍家沟，流淌着红中泛黑的废水，漂浮着大团大团的沉淀物……

更令仇岗1867个村民感到害怕的，是死亡似乎一步一步地逼近他们。

两个孩子，在放学路上捡了化工厂扔出来的纸箱。他们不知道里面盛装的是硫酸瓶，不明所以地倒出一点硫酸玩，结果手被灼烧溃烂。

癌症和其他“怪病”，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传染”开来，其中不少患者还正值盛年。

村里每去世一个人，年近90岁的村民王宗英就在家里的墙壁上，用粉笔添上一道杠。起初，这样的记录只是出于好奇，可三年间，她家斑驳的墙壁上，一共密密麻麻地划了53道杠。有村民做了统计，其中80%的逝者，都是癌症患者。

全长15.2公里的鲍家沟，沿途住着4万多个村民。有村民花了大价钱，举家迁往城里住。不能走的村民，内心则有些凄惶。他们不知道，厄运下一次是否会降临在自己身上。“我们村里很多人都说，很后悔生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没法选择。”张功利说。

没办法走，又不甘心坐以待毙，只有初中文化的张功利，开始踏上环保维权之路。

两次官司败诉

张功利买来一些法规政策的书籍，借助新华字典研读起来。

敬畏法律力量的张功利，先是找到当时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诉说村里的空气如何刺鼻，水质如何恶劣，可是，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就把他“噎死”了：“你们村里的空气，含有哪些有害物质?水源又是被什么物质污染的?”

他也开始频繁地拨打环保监察热线。呼吸着刺鼻的空气，态度好的工作人员，也只是提醒化工厂老板几句“以后注意”，就算完成任务了。

眼看着这条路走不通，2004年和2005年，张功利两次将化工厂告上法庭。

第一次出庭，张功利蒙了。他只有自己摸索着写出一纸诉状，而对方拥有专业律师、盖着大印的营业执照、名头赫赫的荣誉证书……

第二次出庭，张功利拉上3个村民给自己壮胆，他们希望法官能听听自己的现身说法，但对方的律师，要求他们出示证据、化验单、相关检测报告……“我们没有钱买设备，也不懂知识技术，怎么检测?”张功利又傻眼了。

他只能阿Q式地安慰自己：“我打一次官司，只花400元诉讼费，他们要请律师，说不定还要上下打点，起码得花上万元，这么说来，我不亏。”

让他感到些许支持的，是环保法规里的一条“硬杠杠”：危险化学品不能在距离居民住宅1000米以内的地点生产，而九采罗的选址，明显与之相悖。

有报道说，在全国其他一些“癌症村”，许多村民也踏上了艰难的自我救赎之路：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后王各庄村民孔凡国，挨家挨户调查登记，写出七八公斤重的调查材料，但《后王各庄村癌症病因调查表》仍在不断加长;河南沈丘孙营村的村民孙振雨，想通过“神”的力量让乡亲们摆脱癌症折磨。他筹了2500元钱，修复了村里的华佗庙。每逢初一、十五，华佗庙里的香火就特别旺。但令人感到讽刺而唏嘘的是，2003年，华佗庙重修后四年，孙振雨的妻子得了偏瘫，连塑华佗像的匠人，也因癌症去世了。

40多个小学生写建议书给环保局局长

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因为自学法律，率先抗争，张功利在村子里说话有了分量;可投诉无门，官司屡败，他的维权似乎陷入了死胡同。

如今回忆起来，张功利说，那些年，他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家里的农事，全都压在比他小一岁的妻子身上。

新生命不断诞生，张功利家陆续添了几口人。这成为妻子支持张功利的动力。“你要不闹(维权)了，我带女儿去闹(维权)。”这个从来没有因丈夫维权吵过架的农村妇女，指了指孙女，“我们这辈子算是无所谓了，可他们还小，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转折在不经意间到来。2007年，安徽省环保组织“绿满江淮”的成员来到仇岗调研，帮助仇岗村民收集污染证据。这群年轻人也给张功利带来了不一样的视野。他们告诉张功利和其他村民，激化矛盾于事无补。环境维权，应该在法律框架内，以温和、理性的方式进行。

张功利细细咀嚼着这些年轻人的话，也开始接受专业的法律维权知识。他花了100多元，买来一台傻瓜胶片相机，用来收集化工厂污染的证据。包括后来与化工厂“和谈”，张功利也坚持要求拍下他们的谈判过程。

2007年4月，仇岗小学五年级语文老师张连红给学生布置了一道作文题，要求他们写一篇建议书。

张老师将所有建议书收上来后，发现全班60多个孩子，有40多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把建议书写给了蚌埠市环保局，建议环保局采取措施，解决仇岗的污染问题。

孩子们也许不知道环境污染意味着什么，也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措施，可他们记得，有时遇上阴天，化工厂飘来的气味久久不散，他们只好捂着鼻子上课;2006年7月，化工污水侵入校园，污水退去后，校园内的树木相继枯朽。

志愿者们把孩子们的作文送到环保局，安徽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也很快报道了此事。此后，不断有媒体记者到来，调查当地污染情况。张功利接受了越来越多的访问，俨然成了仇岗的“新闻发言人”。

张功利后来听说，当时，有新华社的记者写了内参，呈给国家领导人。随后，国家环保总局派驻的暗访检查组来到仇岗。

村民向环保局官员下跪

2007年5月，鲍家沟下游的卫东村村干部张淑德(音)，带着村民，向国家环保总局的暗访检查组跪下了。

下跪的村民说，他们奔走呼号多年，但根本解决不了当地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治污!

检查组更发现，蚌埠市5个排污通道中，水质全部超标。

2007年7月3日，时任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官的谭莉娟，向媒体讲述了村民下跪一事。此后，舆论哗然。

有评论说，下跪是中国环保最真实的困境，不堪忍受的村民起来“反抗”了，可他们维权无门，下跪成了唯一的筹码;还有评论直指，该下跪的，是那些失职官员。

当天，被媒体称为“潘旋风”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痛陈环保治理困局，并向媒体公布环保总局的“杀手锏”：即日起，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曾被称为“淮河明珠”的蚌埠市位列其中。

流域限批的意思，是停止审批这些地方境内或所属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

环保总局的“杀手锏”，果然震动了整个蚌埠。时至今日，蚌埠市的官员，更习惯于将“流域限批”称为“环保风暴”。现任长淮卫镇党委书记、时任长淮卫镇镇长的李含琨说，除了市里的主管官员被免职，龙子湖区一个刚刚分管环保仅10多天的副区长，本来被提拔为蚌埠团市委书记已是“板上钉钉”，结果因为这场“风暴”，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此后，蚌埠市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市环保局、监察局对蚌埠18家存在环境违法的企业联合挂牌督办，蚌埠市司法部门对鲍家沟上游的4家违法排污企业进行司法调查。九采罗和仇岗另一家化工企业的企业法人，因“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

1867个村民有1801个按了手印

几年来的漫漫维权路，让张功利担心，像九采罗这样“有背景”的企业，可能在“风暴”过后重新上马。于是，他字斟句酌，给蚌埠市市长写了一封信。

2007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灯光昏暗的村委会会议室，仇岗前任村主任拿着一份文稿，向在场村民大声宣读：“尊敬的市长和各级领导，为了社会和谐及几万人民的安全，我们强烈呼吁化工厂转产!我们宁愿捐钱帮助它转产!”

接着，村民们一一在文稿后，按上鲜红的手印，包括当时村委会的一些干部。

“仇岗当时有1867个村民，有1801个人签了名!”说起当年的这一幕，张功利说，广泛的“公众参与”，是他们维权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他也记得，那天晚上，他高举着《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到，将对污染环境者严惩不贷，张功利像握住了坚定不移的真理一样，慷慨激昂地告诉村民：“这是国家领导的话!”

在给市长的一封信上联名签字的那天晚上，张功利与家人一夜无眠。

砖头像雨点一样，越过他家的围墙和小院，重重砸向玻璃窗。

更令人揪心的是，其中还夹杂着此起彼伏的枪声……

“你可别把我们逼急了”

谁是幕后的主使者，似乎不言而喻。有人问张功利，你害怕吗?张功利笑笑，摇摇头：“我就一条不值钱的命，他们(主使者)的命，可比我值钱多了。”

2007年，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片奖的杨紫烨来到村中。她没有说明来意，只是默默记录下村民们环保维权的过程，其中特别把镜头对准“带头人”张功利。

化工厂的老板，开始来张功利家里拜访。张功利说，有一年过年，对方带着礼品来到家里，还恭敬地喊他“张叔”，但他把对方劝退了。

“我对他说，钱挣多少算是多呢，差不多就行了。再说，要是昧着良心、损害老百姓的健康来挣钱，你们能心安理得吗?”

张功利也见过，原本与他同一个阵线的村民，中途退出了。有的是因为受了恐吓，有的则是因为金钱收买。有人问张功利：“你是带头人，人家肯定会给你更多的钱吧?”

张功利摆摆手，瞪大眼睛：“是钱重要呢，还是命重要呢?这可关系到全村老老少少的命呢。”

还有一次，张功利骑着电瓶车去城里买猪饲料，化工厂的人一直跟着他，还放出狠话：“你可别把我们逼急了，狗急了还跳墙呢!”

张功利昂起头：“我们早就被你们逼得跳墙了!”

小作坊放狗追咬治污官员

2007年，和张功利一样，刚调任长淮卫镇镇长、“临危受命”治理环保的李含琨，也开始了和化工厂的抗争。

说起2007年的“环保风暴”，他记忆犹新。不过，“环保风暴”刮到蚌埠，李含琨多少觉得有些“倒霉”：“2004年，蚌埠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已经开始在仇岗征地，2007年正准备投入使用，没想被逮住了，就赶得这么巧。”

安徽蚌埠，流经仇岗村的鲍家沟沿线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已有村民在河边洗菜。记者陈中秋摄

两家大型化工厂之外，仇岗还存在着30多家“十五小”(小电镀厂、冶炼厂等的统称)家庭作坊式排污企业。李含琨说，清理这些小作坊，和他们采取“非常手段”不无关系。

李含琨说，当时一位镇党委副书记，带队强制取缔仇岗村一家小滤清器作坊时，被对方放出自家大狼狗追咬。他得知后，亲自上阵，抡起木棍打跑了狼狗。为了保险起见，此后，常有佩枪的民警跟着，一起强制关停排污小作坊。

还有一次，为了关闭一家小电镀厂，李含琨亲自去做工作。本来这家厂答应得好好的，说第二天就关门。不料，第二天，李含琨去现场一看，电镀厂还干得热火朝天。“还有一只大狼狗对着我叫，气得我一脚把磅秤跺断了，”李含琨说，“那可是实打实的铁家伙”。

当时，狼狗被吓得一声不叫地躲进窝里，李含琨的左脚也因此受了伤。

张功利承认，他们维权能最终取得成功，国家政策的改变、政府的态度也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只有政府的决策好了，环保治污才能像螺丝一样，越拧越紧，越拧越紧。”

村民在区政府门前拉起横幅

2007年底，化工厂停工了，还赔偿了村民损失。张功利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并且，因为在环保维权方面的突出表现，他被评为“CCTV2007年三农热门人物”。捧着大红证书，张功利惊喜不已，这也让还在维权的他信心大增。

可是，2008年2月的一天清晨，刚起床的张功利发现，化工厂的烟囱，又开始往外喷出浓浓的黑烟了。化工厂还贴出告示，经政府同意，化工厂正式恢复生产。

因为愤怒，也因为害怕化工厂卷土重来，张功利组织了上百人，“全是劳动力”，到区政府门前拉起横幅，要求化工厂尽快停工。

对于这件事，李含琨和张功利有着不一样的说法。

李含琨说，当时是2007年年底，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事件的起因，只是因为镇政府和村里人沟通不到位。“当时已经通知企业限期搬迁，也通报给了村里，但村里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后来我们拿出通知给村民一看，他们看到上面写明，化工厂将限期搬迁，就各自回家了，啥事都没有。”

张功利则说，那一天，看到他拿着相机拍摄，长淮卫镇一个主要领导去抢他的相机。其他村民不干了，打了这位领导。

回忆起来，张功利承认，他们当时的行为有些过激了。他认为，冲突不是最有效的环保维权方式。

“化工厂不搬我辞职回家”

2008年11月，眼看着化工厂仍像铁板一块，张功利开始筹措起经费。“每户不许给多，一块、三块、五块都可以，关键是要人人参与，争取大家的支持。”他一点一点地筹集了三千多元。

“这笔钱有两个用途，要是化工厂还不关，我就去北京上访，拿这笔钱作路费;要是化工厂关了，就拿这笔钱做面匾额，送给咱们蚌埠市的环保局长。”

匾额上写些什么，张功利想了好久。“要写感谢政府，总觉得有些别扭，因为，关停化工厂，本来就是我们应得的权益。”最后，张功利还是把“感谢政府”写在了匾额上。

环保局局长劝张功利，匾额也不必送了：“老张，很惭愧让你们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这是我们亏欠大家的，我们还是低调一点吧。”

他还对张功利拍了胸脯：“你放心，到期了化工厂一定会搬，他们不搬，我这个环保局长就辞职回家。”

2008年12月20日，怀揣着矛盾心情的张功利起了个大早，他看见，化工厂的烟囱仍在冒着黑烟。“我就站在家门口看着，看着，生怕那一天化工厂停不了工。”

好在，那一天上午7点，张功利看着区里来了6部车，强行对化工厂拉闸停电。滚滚的黑烟、污浊的废水，终于偃旗息鼓。一家化工厂的老板转行去养猪，九采罗则迁入了十几公里以外的化学工业园区。

张功利说，那一天，没有欢呼、没有庆功，毕竟这一天，他们已等了太久。

有媒体评价说，在村民与工厂长达近5年的对峙中，他们以传统的智慧和现代的理性，引入了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乃至政府的力量，学会了用法律、请愿以及施压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环保权益。张功利和村民的胜利，是一个中国农村成功公共参与环境维权的故事。

上奥斯卡影响国家形象了

2011年，杨紫烨以仇岗村民环保维权为主题的《仇岗卫士》，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片奖提名。已恢复平静的仇岗，再次被推往风口浪尖。仇岗因此成了许多蚌埠官员眼里“特殊”的地方。

“仇岗村、鲍家沟都上奥斯卡，影响到国家形象了，还不够特殊吗?国家、省里很重视。国家环保部、省环保厅给了专项资金，定期来验收。”已任职长淮卫镇党委书记的李含琨说。

仇岗也再次成为媒体焦点。李含琨说，从来到长淮卫镇至今，他至少接待过国内外几百家媒体。“瑞士、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国内的媒体就更不用说了，有时一天就来十几家。”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其中两次喝凉水的经历。

一次，一个跟踪采访的记者问李含琨：“你是镇长?鲍家沟的水真的达标了吗?”

李含琨回答：“环保部门说是达标了。”

那个记者立即掏出一个瓷碗来，对李含琨说：“你喝一碗试试。”

李含琨当即从鲍家沟里盛上来一碗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还有一次，是在村民家里。一位记者想知道，受到污染的地下水是否得到根本改善，请李含琨喝一杯井水。李含琨二话没说，又喝了一杯。“因为我有自信，化工企业关停及水源整治之后，水质确实达标了。”

“仇岗发生这么多事，是我们蚌埠市在环保问题上的一个耻辱。至今还是个伤疤，伤口刚愈合再揭开，很疼啊!原则上，我们不会揭开这个伤疤，但并不代表我们会忘了它。”李含琨说。

水泥路比城区厚4厘米

2013年2月28日，行走在仇岗村，许多人惊讶地发现，这里早已“鸟枪换炮”。过去坑坑洼洼的土路，如今已被宽敞的水泥路面代替;鲍家沟如今又有了水鸟栖息，鱼虾游弋。

“看见没，井盖下面就是窨井，各家各户的生活废水直接通过地下窨井，排到旁边的蚌埠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城市里也不过这样。”李含琨跺跺脚下的窨井盖说，他们把坏事变成好事，仇岗算是“因祸得福”了。

“为了他们村，可是花了大价钱了。”一个仇岗村的包村干部说。

“其他村也有村村通工程，但没有哪个像仇岗这样，村里9条主路支路全部是水泥路，通到每户家门口，仅这一项就花了400多万元。”另一位包村干部说，上面对仇岗村很重视，“水泥路比市区修得都好，城区路面厚度才20厘米，仇岗的是24到25厘米。”

最近，让仇岗村人为之一振的，还有村里即将投入使用的两座水冲式厕所。这在以旱厕为主的皖北农村，是难得一见的新鲜玩意儿。

两座公厕，一座建在村委会门口，一座建在村口。“都是水冲式，跟以前那些旱厕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只要轻轻一按，东西都冲得干干净净。”站在还未投入使用的新厕所前，包村干部比划着说，仅为这两座厕所，就花了40多万元。

如果一切顺利，鲍家沟综合整治二期工程，将在今年3月通过国家环保部验收。漫长的鲍家沟综合整治项目，中央、省市政府等已为此花费数千万元。

最有效的环保维权方式

如今，关闭闲置了4年多的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门锁上早已生出斑斑锈迹。

行走在比城里标准更高的水泥路上，被龙子湖区区委书记称为“环保功臣”的张功利，过回了从前的平静生活。只是，现在他多了一个身份，担任蚌埠市的义务环保监督员，可以直接和环保局局长对话。“现在，在蚌埠市内，一些化工污染企业，提起我张功利的名字，他们都害怕。”

张功利封存了从前拍摄的照片与请愿书，不愿意再多谈过去的事情。这个月就要满61岁的他，有时会觉得自己曾经的“闹事”亏欠了国家：“蚌埠市关闭了一大批企业，大年三十，村干部带着村民清理鲍家沟，大家都没过好年。”

但从传统保守的村民，到最后成为理性平和的带头人，关于环保维权，张功利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案。“过去，环保部门问我们要数据，现在，我们可以向环保部门要数据：‘你说这个企业没有排污，你们有没有数据?’给不出，我们可以告你不作为;要是造假，你们就是‘罪加一等’。”他认为，这也是最有效的环保维权方式。

2013年2月，在由公益环保组织绘就的“中国癌症村地图”上，仇岗村仍位列其中。不过，从张功利、李含琨的说法，到卫生部门数据的支撑，历经5年不懈抗争的仇岗，早已摘掉了“癌症村”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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