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料】震灾防病 饮水卫生及传染病控制

三、灾害对疟疾流行机制的影响

    水灾是60年代初黄淮平原疟疾暴发大流行的诱因之一，据河南省调查，这不单是暴雨促成，还与地下水位升高有关。50年代中期地下水位埋深3～4米，连续3天降雨128mm，3～5天即可排干地面积水，而60年代初地下水位仅埋深1米，同等降雨量使地面滞水15～30天，受涝面积增加70％，有利于中华按蚊大量孳生繁殖。旱灾时总的说来少雨缺少，但在局部地区仍不乏可供按蚊孳生繁殖的环境。如1934～1935年锡兰天旱，大河断流，却留下大量的河床积水坑，为库态按蚊提供更大量的孳生地。我国南方山区50～60年代亦曾有旱灾而使局部地区加剧疟疾流行，这是因为细而缓流的山溪为流水孳生型媒介微小按蚊提供有利孳生条件。1963年苍梧县师寨的疟疾暴发即为其例。地震使住房破坏，改变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既可因增加人蚊接触，亦可因增加流动人口而输入传染源促使疟疾加速传播。 1988年ll月云南耿马地震，1989年上半年病例数比震前同期上升27倍。所有灾害条件下都使生活水平下降，营养较差，抵抗力降低，且缺医少药，这些亦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情的发展。

    灾害条件下各种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疟疾流行过程的影响，一直是中外学者努力探求的课题，已进行许多定性的和定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规律性认识。已知全球可能作为传疟媒介的蚊种仅占按蚊种的20％左右（约80种按蚊）。在我国与灾害有关的主要媒介是中华按蚊，其次是嗜人按蚊和微小按蚊。作为媒介蚊种必须具备一定的种群数量，经常吸人血并要具备足够长的寿命（超过孢子增殖期）。为了进行定量研究，现已提出统一的量化指标：如叮人率（每晚每人受到的叮咬数）、叮人习性（每晚每蚊叮人吸血的机率，若100％吸人血，每2天吸血1次，叮人习性为0．5）和预期有传染性寿命[由按蚊每天存活率（P），结合孢子增殖期（n），按公式Pn／一lnP算出经过孢子增殖期仍起传播作用的比率]。人体内配子体有传染性时间，从观察材料的推算约为80天。但人体免疫状态只有定性概念。免疫力随临床发作和重复感染次数增多而加强；兔疫力有种株特异性，引人新虫株可以引发该地区的疟疾暴发。诸多影响暴发流行的因素中，最基本的仍然是：①少量配子体的携带者（传染源）；②一定数量的按蚊（传播媒介）；③大量的无免疫力人群（易感者）。

    传播过程中各因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现象，集中反映在配子体率和子孢子率的消长关系。每当按蚊把具有传染性子孢子接种给人的频率增高，那么人的感染率亦越来越高，配子体率亦将随之升高，这又进一步使子孢子率再增高。但是当接种率增高时，人逐渐产生免疫力。它将抑制配子体的形成。所以子孢子率高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会抑制配子体率的上升。在印度曾连续8个月观察到子孢子率最高时亦正是配子体率达到最高水平。这两个率增长幅度随各地人群免疫力等因素而异。推算印度马德拉斯暴发流行区，若配子体率由1％升到100％水平，其子孢子率可从原水平上升25倍；而在非洲高度地方性疟区仅比原水平升6倍。

    现在已有可能按Macdonald数学模型直接推算暴发流行时发病率可以升高到何等的水平。Macdonald模型的主要概念就是基本繁殖率，即由一个原发的无免疫力病例，在其病程中能传播为多少新病例。如果基本繁殖率大于1，则越传越多，形成流行；如基本繁殖率小于1，则越传越少，传播趋向终止。基本繁殖率如按前述量化指标综合起来表述就是：假定一个无免疫力恶性疟患者具有传染性时间为80天，每晚有10只按蚊叮咬（叮人率＝10），即可使800只按蚊感染；又假设按蚊每天存活率为90％（0．9），孢子增殖期为12天，完成孢子增殖期后带有成熟子孢子按蚊的比率即为28％（0．912＝0．28）；再假定按蚊还能存活10天，全部吸人血，每2天吸血一次，即可发生5次传染性叮咬。这样由一个原发病例所能传播的新病例等于800×0．28×5=1120人，亦即基本繁殖率为1120。这种理论推算已被普遍接受，它加深了人们对传播过程量化关系的认识。

    暴发流行时，可根据各因素调查所得的数值估算基本繁殖率。如对1958年印度孟买和1967年斯里兰卡等地的暴发流行，求得间日疟和恶性疟的基本繁殖率为30至200不等。据此进而推算理论发病率均与实际的比较接近。 Macdonald的另一数学模型可以模拟由个别病例上升到发病率高峰的病例上升过程。假定人群中只有千分之一配子体携带者，当间日疟基本繁殖率为50时，在适宜条件下经过80天（即4个潜伏间隔）可使发病率上升到55％。这就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发病率短期内急速上升至高峰的进展过程。在自然灾害条件下，几个月（或一个传播季节）疟疾发病率上升十多倍或几十倍是很常见的，一、二年就有可能使人群的半数患病。总之，暴发流行时发病率异乎寻常快速地发展纵然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灾害条件下大大增加了的媒介种群数量常常起决定性的影响。

四、防治对策

    灾害后发生疟疾暴发流行，首先要采取应急措施，尽快把发病率降低，抢救危重病例。在疫情平稳后转入常规的防治。

    在实施应急措施的同时，尽可能组织人力查清流行范围，严重程度（查发病率及原虫率），确定原虫种类及媒介蚊种，分析暴发流行的成因，为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媒介防制视需要而定，家栖蚊种且对杀虫剂敏感的媒介，如嗜人按蚊或微小按蚊，为了加快压低疫情，室内杀虫剂喷洒是必要的。但对野栖或多半不栖息在人牛房的蚊种，可不必喷洒，应加强防蚊，减少人蚊接触。以中华按蚊为媒介地区，宜采取防治病人为主的措施，辅以发动群众治理中华按蚊孳生地的各种措施。

    治疗及预防用药均应按疟疾防治技术方案要求，减少不正规治疗，防止滥用药。对间日疟地区应在次年春季（3～4月）进行抗复发治疗。

    根据各地的经验，最好在易发生暴发流行地区进行流行病学监测及预测分析，灾害一旦出现立即作出快速反应，可避免暴发或大大减少损失。如1991年安徽、江苏等省大面积洪涝灾害，出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即是很好的说明。

第八节 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流行与社会。经济、自然因素有密切的关系，水灾、旱灾、饥荒等自然灾害及战乱，均可加剧血吸虫病的流行，其中水灾与血吸虫病关系更为密切。

一、历史的回顾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有很久的历史，湖南长沙县挖掘出的古尸中查见日本血吸虫虫卵表明血吸虫病在中国至少已存在2000余年。解放初期调查，全国有1000多万病人，有一亿多人口受血吸虫病威胁。解放前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贫困、天灾人祸，加剧了血吸虫病的流行，许多流行区呈现“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据鄱阳湖区沿湖8县的不完全统计， 30年中，有344个村庄、15027户因血吸虫病的猖狂流行而被毁灭。安徽省23个流行县（市）回顾性调查资料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共毁掉363个村、荒芜6979亩田地。绝户1909家。1927～1931年，贵池因血吸虫病而死亡九千余人、荒芜万亩田地。东至县建国前三十年间，死亡1万多人、毁灭120个村庄、荒芜3万多亩田地。

    湖南省汉寿县菱角湖，解放前是一个废烷，民谣曰：“涨水淹屋场。退水一片荒，瘟水逐人走，下水就遭殃”。张家昏村1929年有170多户、70O多人居住，由于洪水助虫为虐，共死绝了99户，到1949年只剩下33户共93人，这33户中有3个寡妇、13个孤儿，野坟累累、满目凄凉。

    上海青浦县原为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早在清代当地中医即挂牌专治膨胀病（即血吸虫病）。清光绪版《青浦县志》记载：“吴上源病肢，膨发不胜痛因自溢’’。并记载在明、清年间，春、夏曾多次发生大疫，死者无数。在国民党统治期间，青浦县的外地灾、难民数以万计，群众纷纷要求治疗血吸虫病。1948年在《青浦新报》上署名西虹的《吸血虫》诗曰：“劫后河山惨淡中，阎阎搜索已俱穷，万民瘦削都贫血，莫骇河中吸血虫”。这是连年战乱、灾害致使血吸虫病猖撅流行、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据调查，金泽区任屯村， 1930年原有275户、 960人，到1951年时，仅剩154户、461人，有121户全家人死绝， 2800多亩良田荒芜近半， 50多座房屋倒坍，未倒坍的房屋不少人去房空，蛛丝网梁椽，野藤壁上生。

    解放后，鉴于血吸虫病的严重流行，党和政府积极组织技术力量开展防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建立了各级血吸虫病防治专业机构。1986年以后，卫生部专门成立了地方病防治司，负责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国务院从1989年起，每年召开一次全国血防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经过广大疫区人民和专业人员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已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全国12省、市、区中，广东、上海、福建、广西等已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浙江、江苏已达到基本消灭血吸在病的标准。全国原有380个流行县、市，至1992年已有158个达到消灭标准，有101个达到基本消灭标准，目前尚有121个县、订未能控制流行。剩下的121个县、市主要分布在防治工作难度很大的江湖洲滩地区和大山区。

二、水灾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影响

（一）造成钉螺扩散 水灾不但造成破坏圩堤、冲毁房屋、淹没农田、严重污染水体，同时也造成钉螺扩散，使钉螺面积和阳性螺数增加。1988年洞庭湖区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华容县小渡口村有螺面积增加了80．76％（62160m2）。鄂县七星湖农场1979年底达到了基本消灭钉螺的标准， 1980和1983年两次溃垸，可螺面积回升到877万m2。

    钉螺扩散方式主要为附着于漂浮物、借助水流或其它力量进行的扩散。实验证明：当流速在0．97～2．2m/s、1～3级浪的情况下，钉螺附载体扩散范围82．68％在50km内，17．32％在50km以外；无载体扩散时，2～6旋钉螺在O级浪，流速为0．24m/s的情况下，漂流率为16．86％；流速为0．34m/s漂流率为16.86％；然而在流速达0．8m/s，1级浪以上时无钉螺漂流。不同螺龄的钉螺均有较强浮游力，尤以当年繁殖螺为最。新螺扩散距离可达1500m以上。在洪峰过后，仍能发现有大量钉螺附着的漂浮物存在。1980年3月石首县发生罕见洪涝，钉螺扩散严重，使有螺面积恢复到1978年水平。1991年夏，长江特大洪水期间，在丹徒县江堤调查，洪水前有螺面积为31569m2，洪水后为91392m2，阳性钉螺面积由4500m2增加到11200m2，钉螺密度增加了一倍。

    长江中、下游的有螺江湖洲滩呈冬陆夏水状态，平均淹没时间为5～6个月；有螺洲滩涨坍不定，水位难以控制；长江流域泥沙大量沉积，新长洲滩逐年增加，在2～3年后即适宜于钉螺的孳生。据调查，湖南省每年因泥沙冲积，新增加的钉螺面积约6万亩。如发生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对钉螺生长、繁殖及血吸虫病流行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江西省新建县昌邑地区，1976年夏秋季节出现罕见的干旱气候，8月份钉螺自然死亡率为55．12％，9月到次年3月的钉螺自然死亡率为72．02％～92．26％；而非干旱对照区的钉螺自然死亡率均在20％以下。南昌县九联堤位于郡阳湖西南岸，1957～1960年来取围堤后，避免了洪水的危害，钉螺分布面积、密度大大降低，从1957年的4907．5亩降为1960年的的600亩，说明洪水影响消除后，环境的改变对钉螺的生态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洪水造成钉螺扩散，使湖北省钉螺面积不断增加。1980年江滩钉螺面积为5．7万亩；1984年增加到8.46万亩；1990年达到47．5万亩，9年增加7．33倍，沿江大、中城市的有螺面积皆有回升。周家山位于南京东北郊，从1980年以来，该地江滩有螺面积增长迅速，钉螺扩散严重， 1981年为70万m2，1989年增加到802万m2，钉螺密度增高至2．79只／0．11m2，钉螺自然感染率高达8．84％。尤其是1991年特大洪水，造成钉螺迅速扩散，使有螺面积近年来有很大回升。湖北省44个疫区县（市）中36个受灾，495个乡镇有螺围烷破溃289处，淹没钉螺面积7．35亿m2。安徽省的有螺面积比1990年增加了16．6％。水灾不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引发血吸虫病流行，使非疫区或已消灭地区再度发生流行。铜陵县1991年7月份遭受特大洪涝灾害，10月份在非流行区永平乡黄兴村调查发现钉螺面积有20万m2，并导致急性血吸虫病流行。1986年上旬，云南省弥渡县发生特大洪水，冲毁了10万亩良田，66个村庄进水，17000人被迫转移，在寅街区和新街区30个有螺环境中有71～92％的环境被山洪冲刷而无钉螺孳生，洪水后调查发现的有螺面积仅占原总面积的10％。山区洪水冲刷，泥石具下，彻底改变钉螺孳生地。

（二）粪便污染加重 洞庭湖与鄱阳湖地区研究结果证明：湖沼地区血吸虫病最主要的传染源为耕牛，其次为牲猪和外来水上流动人口，不同类型疫区，传染源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洲岛型疫区以本地人畜为主；洲滩型疫区以本地与外来耕牛为主，其次为外来流动人口；在洲垸型疫区中，枯水季节以耕牛为主，而涨水季节以水上流动人口为主。对曾明村人畜行为调查表明：敞放家畜的污染量占总污染量的93．37％。安徽省东至县江心洲，居民居住在高圩内的道路两侧，生活用水处无螺。1983年特大洪水，圩堤于7月中旬破溃后，居民迁至堤上居住，堤内水体被粪便和农药污染，居民都使用堤外江水。调查发现，堤外小白鼠感染率为48．8％，堤内为6．5％；洪水后调查：居民粪检阳性率及低年龄人群感染率明显上升；新感染率为27.2％。外来人员的排野粪率为24．42％，明显高于本地人。居民居住在距大堤200m以内野粪率为12．7％；200米到500米内为8．25％；500到1000米以内为3.4％；1000米以外为3．34％。排野粪频率以4、5、6月为最高。现场调查野粪构成为：人粪占2．05％；猪粪占13．89％；牛粪占84．05％。野粪率最高的是捕鱼和放牧人群；其次为打草、砍柴与捞物人员。在枯水季节，主要传染源为敞放家畜，在洪水季节主要为水上流动人口，外来流动人口与放牧的家畜是防治的难点。枯水季节，湖州上放牧的牲畜剧增，家畜野粪污染严重；因开发湖州、从事芦苇管理和渔业生产而沿堤居住的人口剧增及防洪抢险、生产自救的流动人口增加；污染十分严重，加剧了血吸虫病的流行。

（三）感染机会增加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春夏之际、长江汛期到来时，湖水上涨淹没滩面，因抢割滩上麦子、油菜，打湖草、打棕叶及捕鱼捞虾等活动，造成大批急性感染。1950年江苏省高邮县新民乡自然灾荒严重，居民生活困难。在洪水漫滩之际，群众上滩生产自救，全乡6257人，急性感染4019人，感染率高达76．45％，在短短几个月中死亡1335人，陈尸十八华里，惨不忍睹。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5．39％，病死率为33．12％。

    60年代初期，由于自然灾害，经济困难，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被迫中断，在“向荒滩进军”、“向三滩要粮”的活动中，农业上采取大兵团作战，造成大批血吸虫病感染。安徽省安庆地区1958年3月，组建国营华阳河污池三分场，有150名知青和650名干部下放开发湖区，4、5两月发生急感574人，发病率高达71．75％。1962年5月因长江洪水淹没三滩，参加抢收作物而发生急性血吸虫病共4096人，死亡100人；1964年4月，长江水位陡增，淹没三滩，沿湖农民抢捞湖草，发生急性血吸虫病5947人，死亡36人。江西省赛城湖垦植场，本已控制了急性血吸虫病发生，但在1962年7月5日大堤决口，人们在抗洪护堤和生产活动中，发生大批急性血吸虫病感染。在5个单位共调查的2074人中，下水有1508人，发病65人，发病率4．33％，因防洪而发病人数占总发病人数的81．55％。防洪后居民粪检阳性率为17．13％，是防洪前的3倍。

    自然灾害年份均出现一个血吸虫病的发病高峰。一些社会因素也导致血吸虫病流行。江西省波阳县长山村， 70年代初向有螺草坪移居84户、459人，带入了传染源并形成流行，使血吸虫病疫情急剧回升，1980年粪检阳性率高达68．1％；而非移民组阳性率为40．8％。1980年湖北省荆州地区遭到罕见的水灾，外洪内涝，疫水泛滥，前后将近5个月。到疫区防洪救灾、捕鱼摸虾的人群大量增加，以致发生大批血吸虫病急性感染，全年共发生1576例。对1550例急感者分析表明：接触地点多在江湖外州的水位未控制地带。从事副业者亦发生大批急性感染，垸外感染占54．90％，垸内感染占45.1％。感染方式为：游泳玩水48．97％；捕鱼捞虾18．71％；防汛抢险16．65％。湖北省1983年雨多水大，仅次于1954年，感染钉螺面积高达22934亩；接触疫水人数200多万；44个流县、市中24个县、市697个村发生急性血吸虫病感染2984例，最多者1个县达583例。在江湖洲滩地区，每年一度的夏秋季洪水高峰的提早与推迟，也可引起急性血吸虫病发病高峰的变化。1991年湖北省特大洪水，全省因抢险救灾而接触疫水人数达411万。安徽省受灾范围40县（市），人口276万，新查出的病人比1990年增加52．4％。

三、水灾期间血吸虫病流行特点

（一）发病人群集中在水灾期间，血吸虫感染和急性感染的易感人群主要是非疫区人群和没有血吸虫病史的当地人群，青少年是高危人群。1983年特大洪水期间，湖北省的急性感染病例中，本地感染占86．3％，外地感染占13．7％，成批感染占总人数的34．6％。7～29年龄组最多占82．4％；尤以10～14岁为多占36．5％；职业中以小学生为最多占55．6％。近几年农村体制改革，非疫区人群到疫区搞副业的生产劳动中，屡次发生急性感染的暴发流行。如1980年监利市组织1275人到洞庭湖区搞副业，发生急感180人。在洞庭湖区的外来流动人口每年约有10方人次，其大多数为非疫区人群。因非疫区居民和未感染过血吸虫病者对血吸虫病缺乏免疫力，这部分人群为血吸虫病易感人群，其急性感染发病率显著高于当地居民；轻疫区人群发病率远高于重疫区居民。1962～1963年在岳阳县六个单位下湖人群中调查，有既往病史者中怠感发病率5．13％、无病史人群中急性发病率为17．81％；既往有接触疫水史者急性感染率为7．71％，而无疫水接触史者发病率为25．58％。江西省波阳县长山村，70年代初因生活贫困，向有螺草坪移居的84户、459人中，1980年粪检阳性率高达68．1％，而非移民组阳性率为40．8％。1987年九江市发生急感暴发流行，调查表明非疫区人群与疫区居民急感率有显著差异。在防洪救灾中，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和解放军战士均为急性血吸虫病的高发人群。1961年，解放军某部队在岳阳县因防洪救灾，发生急性血吸虫病273人；省畜牧学校师生308人到黄盖湖农场边劳边教，发生急感132人，死亡3人。

（二）感染场所集中水灾期间血吸虫病发病场所相对比较集中，主要地点在居民点附近的一些钉螺密度较高、人畜活动频繁及污染较重的湖滩与草洲地区，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地带。阳性螺点大多分布在距堤脚或居民点500m范围内，愈近感染率愈高。当洪水淹没易感地带后，人群因防洪救灾、抢收农作物、捕捞鱼虾及游泳戏水等活动进入易感地带而集体感染。1989年8下旬至9月中旬，武汉市杨园街道暴发大规模急性血吸虫病，原因是夏季酷热，洪水淹浸有螺江滩，成为天然游泳场，导致2万余人下水消暑、数千人发生血吸虫病急性感染。

（三）感染季节血吸虫病感染季节主要在每年长江汛期期间，集中在4～10月份，尤以5～8月份为最高，8～9月是发病的高峰期。汛期的变化和地区的不同，感染季节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都阳湖区感染季节集中在6～11月份，而洞庭湖区主要在7～10月份。1983年特大洪水期间，湖北省的急性感染时间主要在6～10月，占总发病数的90．5％，8～9月占总发病数的51．4％。

（四）感染方式在1980年农村体制改革以前，以生产性接触疫水是主要的感染方式。洪水期间，防洪救灾、抢收农作物，其次是植棉、浸泡黄麻等集体劳动是生产性接触疫水的主要形式。而农村体制改革以后，以4卜生产性接触疫水导致感染为主要感染方式。洞庭湖水域是全国重要鱼业基地，在洪水期间正是捕鱼、捞虾的季节，是主要接触疫水的方式，居民又居住在圩堤上，被洪水所包围，生活用水及游泳消暑等接触疫水方式感染血吸虫病也非常严重。

（五）水位与感染的关系长江水位与血吸虫病感染密切相关，当洪水淹没江滩易感地带0．5～lm水深时，钉螺久旱逢水活动频繁，大量释放尾锄，水体感染性最高，人畜此时下水被感染的机会极高。水位未淹没易感地带或水位远远高于易感地带的高程时，则感染机会相对较少。对贵池1989～1990年急性血吸虫病的发病趋势分析，有螺洲滩平均高程为10～llm，长江水位在1lm以上时正好淹没江滩，年平均淹没洲滩的时间与年发病人数用等级相关分析，有显著差别。历史上洪水高峰年间均出现一个发病高峰，说明水位与血吸虫病感染有密切的关系。1987年江西省波阳县8月份水位正好淹没密螺带，许多村民下水捕鱼、虾和捞螺丝而引起血吸虫病暴发流行。

四、防治对策

（一）组织领导发生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期间，应加强组织领导，把预防血吸虫病工作，作为防洪救灾的一项主要内容同时进行，这样既能保障群众和防洪救灾人员的身体健康，又能保证防洪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1991年夏季，安徽、江苏、湖北及湖南省等血吸虫病重流行区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卫生部、农业部针对水灾导致血吸虫病流行的特点，向各流行区发出了控制急性血吸虫病暴发流行的紧急通知，把预防急性感染作为防洪救灾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实施卫生宣教、预防眼药及高危地带灭螺等措施，并及时调拨药品与防护用品，保证了水灾期间血防工作的顺利开展，控制了急性感染的暴发流行。安徽省政府和疫区各级部门。从抗洪救灾开始即把血防工作纳入救灾防病的总体规划，全省处理有螺面积6322万m2，消灭575万m2，查病197．5万人，共查出病人140997例，治疗137781例，晚期2135例。全年共发生急性血吸虫病人995例，比1990年下降了42．3％。

    湖北省44个疫区县（市）中36个受灾，救灾接触疫水人数411万；湖南21个流行县全部遭水灾，溃垸15个，钉螺扩散9．8万亩，接触疫水73． 58万人，但因及时进行血防知识宣教，大力开展个人防护和预防服药，控制了暴发流行，打破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历史规律。

（二）加强技术指导，做好领导参谋为保证防洪救灾中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要组织血吸虫病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防洪第一线进行技术指导，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一是做好领导的参谋，制订防洪救灾中血吸虫病防治计划和方案，对各类易感环境要制订相应的技术方案；二是指导群众开展各项防治措施；三是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尽可能地减少感染；四是及时把疫情向领导汇报，提供领导决策时参考。在1989年和1991年的特大洪水期间，卫生部和各省均派出了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防洪救灾前线进行现场指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88年岳阳市遭到特大秋汛，5万多劳力投入防汛救灾。因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广泛开展血防知识宣传，提高了群众自我保健能力；对下水人员采取防护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急性病人数。1988年共发生急性感染252人，比1987年下降了24．8％；因很抓了易感地带灭螺， 1988年有螺面积比1987年下降了63．1％；根据人群接触疫水的情况，及时进行预防眼药，防止了成批急感发生。湖南省鄂县，有10个垸子溃决，洪水淹没了13个村庄，3626个农户，70．8万亩农田，有21万军民参加了防洪救灾，为控制血吸虫病流行，全县开展防治血吸虫病宣传教育、印发宣传资料、免费发放防护药皂和药膏、在村民会上讲授血防课、对可疑接触疫水的村民进行追踪调查及预防服药等措施。在洪水退后，对高危易感地带进行紧急药物灭蝴、灭螺处理。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病情得到控制，创下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可喜成绩。而铜陵县永平乡黄兴村5队，距疫区仅50m，由于是非流行区，血防部门忽视了预防与监测工作，发生急性血吸虫病5例，调查发现钉螺面积有20万m2，说明在灾害期间对非疫区和已消灭地区的监测和巩固工作亦不可忽视。

（三）防治措施

1．健康教育这是一项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对非疫区来的防洪救灾人员尤为重要。

2．个人防护对必须在易感地带下水的人群，应加强个人防护，以减少感染。主要的防护方法是涂擦防护药膏（如苯二甲酸二丁脂乳剂、油膏等）及穿防护衣裤（用氯硝柳胺浸渍过的衣物等）。

3．重要环境杀螺杀锄在洪水到来之前，对有感染性螺分布的环境以药物浸杀或喷洒，以降低环境的危险因素。在洪水到来时，可以氯硝柳胺杀锄，以减少感染。洪水退后，对污染较重的有螺水域和环境应以药物处理，以减少群众在生产自救中感染血吸虫病。

4．早期治疗在防洪救灾中，人群接触疫水后3周左右，以吡喹酮40mg/kg体重进行治疗，或对有皮疹者进行治疗。在接触疫水3周前治疗效果较差，而3周后少数人则已发病，此时治疗则太晚。湖南洞庭湖区在1991年有25万人参加防洪救灾，调查点资料表明：预防眼药组与未预防服药组急性血吸虫病发病有非常显著差异。

5．粪水管理在防洪救灾中，人群高度集中在有螺洲滩附近，应搭建简易厕所，以减少野粪污染。水灾期间群众房屋被淹，临时居住在大堤高处，四处皆为有螺水域，也应加强粪便管理，否则到秋季又将形成新的易感环境。

水灾期间，水质污染严重，生活用水感染机会增加，也易发生其它各种肠道传染病。凡有可能的地方应开挖简易饮、用水池，并定期消毒。不能开挖饮、用水他的地方，可采取湖心深处吸水和沙缸滤水供居民饮用等方法，以减少生活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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